汤芳全4232艺术照大:凄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凄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旧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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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4日17:56 《人物》杂志

　　上海篇

　　冬日的雨，总是不大不小地淅沥着，而且，没完没了。

　　江南的冬，其实比北方还难过，它没有诗意的雪，却有俗气的雨，一天到晚没个停，淋得人浑身上下湿漉漉也潮乎乎的，心也发冷。

　　没有火炉或暖气的南方，往往让人无法躲避寒冷。

　　没完没了的雨。而且，数这一次最惨，2000年1月7日这天，我从上海的新亚之星酒店一出门，就被霏霏冬雨追上了，没走多远，就头脸如洗，鞋袜湿透，照相机沾露，笔记本洇墨。走在著名的淮海中路上，越走越冷，越走越狼狈，心中的本来挺旺的希望之火，竟也随着霪雨的浸润而幽幽欲熄。我忽然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感到有些后悔了，因为我想看的这个人总是躲在历史的阴雨隔膜之后，让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却看不到其真实的面孔。

　　你，段祺瑞，北洋时代的强人，风雨中，我找你干嘛？

　　所有的教科书上都将他认定是历史的罪人：反动的皖系军阀首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残酷镇压了“三•一八”爱国运动的刽子手。而且，他的长相也名副其实，从照片上看，这个干瘦的老头儿，穿上一身民国初年的上将军装，难免让人想起“沐猴而冠”这个成语。这样一副天生坏人相不拍成电影真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疏忽！在我经历过的那段比较漫长的“战斗的岁月”里，电影编导怎么说，百姓就怎么信。比如说《列宁在十月》里的布哈林，整个一个坏蛋，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影片中就是这样称列宁的)明明往这边走了，他却偏偏给保卫人员错指了方向，结果，列宁同志被女特务暗算了。尽管现在我知道那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电影工作者在诬陷一位好人，但一说到布哈林，我就总是先想起那个猥琐在大门边不怀好意地说“在那边”的阴险的内奸。

　　在只能听到一种高分贝吼声的时代，人们失去了正常的辨听声音的能力。

　　当那些瞎编历史的电影终于没人看的时候，我成了驻军家属院的一名女婿。江山是军人打下来的，所以，驻军机关和家属院往往占据了每座城市最好的位置。我所在的大院就在青岛有名的风景、疗养区东端。门前一条土路，从市区惟一的佛寺——湛山寺蜿蜒下来。

　　这条路叫芝泉路。

　　芝泉路是青岛仅有的几条不以地名命名的路。它曾让许多对青岛历史有兴趣的人感到困惑，因为岛城的路名几乎全是用国内的地名命名的，而中国却并无“芝泉”一县。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悟出这定然与段祺瑞有关时，积惑才释然冰化——段祺瑞，字芝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似乎成了下野后北洋要人们不约而同走上的一条黄昏路。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凛凛屠夫，到终日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失意了的将军们极为难得地静下心来，让袅袅香火填充因屠戮太多而产生的内心空虚。青岛的湛山寺，就是北洋时代的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发起募款兴建的(现在崂山名景“潮音瀑”那三个大字即这位下野的总长来青时所题)，而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又正是北洋时代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因而，晚年的老段便曾应叶、沈等北洋故交之邀来青为新刹捐款进香。为纪念他的这次施善，市政当局便把湛山寺前的一条新路命名为“芝泉路”。

　　嵌着反动军阀的字的路名竟然一直保留下来了，显然，改天换地的人们从来没意识到岛城的数千条路名里竟然隐藏着这么险恶的“阶级斗争”！毁坏者的无知往往也能让历史真相幸存。

　　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曾暗藏“阶级斗争”。这条位于旧时法租界内的十里长街，曾以“霞飞路”扬名四方。“霞飞”不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象，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法国将军的名字，地皮都让法国人强租去了，所以起什么名儿是他们的事。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后改此路叫泰山路，抗战胜利后又改称林森中路——林森乃“党国”元老、国民政府主席，和段祺瑞一样，都是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所以到了1949年，淮海战役的指挥者之一陈毅将军率部大踏步走进上海滩后，就将此路改成了淮海中路。

　　上海这两年变化很大，市政建设很有国际化都市的气象了，不似我们青岛，没多大点儿地方也没多大点儿变化却老说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小地方的人因见世面少而特爱家乡，所以，说着说着话就大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不过，生长于小地方的人并不一定就没有“人精”问世。在黎民匍匐的平川上，偶尔也会突现出个超凡脱俗的山头来，他们似乎把本土的前后多少代的运气都独占了，一旦风云际会，天儿到他们头顶晴了一刻，他们立时就会附缘而绿，招风揽雨，成为影响半壁江山气候的巨峰。

　　北洋时代，这样的山头还真有几个——曹锟曹大总统，早年是津门的布贩子；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原先是辽宁海城县的乡间兽医，后来给土匪钉马掌钉上了瘾，干脆也落草成了“胡子”；山东蓬莱秀才吴佩孚，从军前曾是沦落街头的算命先生；当过国务总理的另位山东籍军阀靳云鹏，小时候曾跟随母亲沿街叫卖煎饼……

　　还有一座比他们更高一些的山头，即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

　　清时的合肥，是个县，还不是省会，安徽的首邑是安庆。所以，段祺瑞算是小地方出身。他比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家境要好，出身也光荣一些——他生于军人世家，十六岁随堂叔出外当兵，由前清兵勇做起，直至官拜民国总理、最高执政(元首)。

　　数数这几座北洋山头即可窥知，那个时代似乎只看重个人实力而不太讲究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

　　只是，段祺瑞乃合肥人氏，而一生最为威风的舞台在北京，晚年何以转至与他并无关系的上海滩来等死？隔着濛濛雨帘搜寻着想象中的段宅，我忽然感到：对这位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大人物来说，我知道得太少！

　　马路上，车来车往，阴雨天让大上海的泥点子满城飞甩。躲着飞溅的污水，同行侍茹女士陪我从西向东找了过来。她所在的报社就在这条淮海路上，大院里那栋另致的别墅，据称是民国上将何应钦的旧居。

　　淮海中路上，这种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护得不错。它们悄然而立，各据一方，正在栉雨梳理着各自的大家气度。只是，从何应钦旧家出来，与宋庆龄、蒋经国等人的故居擦肩而过时，会使人有一种走进“党国”时代的错觉。当侍茹把她的花伞向上一擎，说声“到了”时，马路对面一座黑黢黢的大门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不是俄罗斯莫依谢耶夫民间舞蹈团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而是民国时代的名人故居，这其中，当然包括袁世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北洋元老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1517号。

　　查到这处地址，得感谢在上海结识的年轻朋友华健雷。朋友知我心，特意为我买来一本介绍当地名人旧居的书。该书称：淮海中路上的现日本总领事馆，即当年的段祺瑞住宅，人称段公府。

　　知道了具体地址后，我便很想亲眼看看，性情刚烈的老段的最后的时光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打发的？他怎样把自己的火性在每个晨昏的诵经声中一点一点销蚀没了的？

　　几年的业余爱好，使我走了不少留有时代钜子足迹的地方，所以，我太知道吃闭门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里的现主人可不管你来看什么历史遗痕，只要素不相识前来打扰，他就不高兴，就不由分说地往外轰人。居民如是，单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当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过的宅子里，没准儿也这德性。

　　所以，当马路对面那两扇紧闭的大门肃然出现在眼前时，我已经预知了自己的下场。

　　长长的灰墙高得像狱墙，墙上有一排橱窗，趋前近瞅，窗里面全是日本领事馆的各种通告，关于如何办理去日留学、探亲等的，关于新领事馆的方向和电话的。原来，日本国驻沪总领事馆已经迁往虹桥新址了。

　　我犹豫片刻，按下门铃。

　　小铁门开了，一个保安员探出，还没听懂我的话，便连说不行。

　　紧接着又闪出一个“眼镜”，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样。他一脸威风，连我的话都不屑于听完就峻拒：不行，这里已经是总领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说完就要关门。

　　我退而求其次，问能否站在门内拍几张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眼镜”毫无表情，“啪！”的一声关死了小门。

　　我的面前一片漆黑。

　　我本来还要告诉他：其实，即便总领事本人“在家的干活”，也“大大地没关系”，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这幢房子曾住过一位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而且，这人至今还顶着“亲日”的“桂冠”呢！知道门外有位对历史有心的中国人想入内看一眼，总领事先生也未必会不同意吧？

　　然而，尽职的现代门丁不屑于听我唠叨了，倒是我们听他在里边与保安讥笑起来：嘁！蛮可笑的嘛，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称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借日本人的巨款武装自己军队的行径正是他几辈子也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后，他从北京跑到了天津，本来是为了躲避“亲日”的恶谥，但却偏偏两次都住进了日租界里，明摆着让自己往狗屎堆里钻，弄得身上“卖国贼”的恶臭越粘越牢。后来，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他应国民政府之请从天津的日租界移居上海，再也不必与日本人打交道了。但却万万想不到，在死后的这么多年里，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与他的影子同居一室。

　　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在踩着这介硬汉的阴影在踱步、跑跳，我就对冥冥中的命运颇感无奈，无奈之余，便想对着黑铁门内的守门人递进了一句话：“你们还不如段祺瑞呢！”。

　　被拒之门外的那一小会儿，我已看到，大院里绿树很多，正面的洋房是红筒瓦黄砖墙，即高又阔的两层，古罗马式的。半圆石阶、高大圆柱、雕花阳台，和满院的葳蕤草木，都在很完美地告诉你，这是当年大上海的一流洋房。

　　事后回忆，此番沪上行，名宅看了不少，但像前“段公府”这么大且一直保存得这么好的，却不多，即使孙中山、黄兴、蒋介石宋美龄的洋房，也都远远没有它气派。

　　在原段公府东面，也有一幢大洋房。侍茹说，那是现在的美国领事馆，前些日子美国人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上海的大学生们天天在这里游行示威，有个学生甚至爬上了高墙，当然被值勤的警察给拉下来了。

　　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历来可歌可泣，而上街游行是他们最能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但若超过秩序的底线呢？我突然很不合适地想起北京，想起让段祺瑞背负骂名的那个著名的事件——“三•一八”惨案。

　　近百年，中国有两位“合肥”权重一时，而且，都在身前和身后被骂为“卖国贼”：一位是清代晚期的“李合肥”李鸿章，一位是民国初期的“段合肥”段祺瑞。两位“合肥”，前仆后继，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乱世中出现的一代人雄，却都在晚年被命运之手晾了起来，直至寂寂而殁。若论治国才略，“段合肥”面对前辈乡党“李合肥”不知要自惭多少回，因为李鸿章乃清朝中兴之功臣，倾厦之支柱，大而言之，不是他苦撑危局，设计“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列强或可会吞掉中国更多的领土和利益；小而言之，不是他当年手创淮军，也不会有合肥段家的出人头地，而且，不是他当年亲自发现北洋武备学堂里的优秀炮手段祺瑞是“可用之才”，并于数年后亲派其赴德国学习军事，就根本没有他段祺瑞日后的腾达。但若比最后的结局，黄土中的“李合肥”又要暗羡“段合肥”的桑榆之景过于夕明霞蔚，因为李中堂最后以年近八十的老迈病躯被迫北上京城与洋人谈判时猝死在寄身的古庙里，而段祺瑞却悠然在如此幽静的大上海的洋房里颐养天年。

　　段祺瑞终老在日本侵略者还未到达上海之际，晚节未受污抹，生命的句号还算圆。

　　这应该感谢他在保定武备学堂时的学生蒋中正。

　　话说蒋中正率北伐军底定江山后，内忧外患却一直不曾让他安宁，尤其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总有情报说日本人正不断做着前清和北洋遗老的工作，那个糊里糊涂的逊帝溥仪已经从天津日租界里起身偷着去了东北，同样住在日租界里的段祺瑞更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他们巴不得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但是，让蒋先生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庆幸的是，尽管背负着“亲日”的骂名，但老段却从未与异国入侵者接触过，倒是他的几位老友和部下后来耐不住寂寞相继觍颜成了大汉奸。

　　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遂派秘使至天津持自己的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赜养”。那年段祺瑞虚龄六十九，马上就逾古稀之坎了。

　　段祺瑞一生戎装在身，历任晚清时的军校校长、师长、军长，所以,民国职业军人——自然包括蒋介石——多是他的学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的蒋介石，已把国民政府主席的桂冠转给林森戴，自己专心致志地当起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但中外咸知，他才是中国的NO.1。正是这位同样精瘦的北洋军校毕业生，秉政后耿耿于国事私谊，才决定将段祺瑞请到中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上，且在段一家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令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讶，他本人甚至亲自到这边的码头上恭候！

　　老段受到了国宾级的欢迎。他走下轮船时，一身戎装的蒋委员长趋前敬军礼并搀扶之，极尽学生之礼！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共和勋臣段芝泉氏莅京》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精明的蒋委员长显然想借老段南下一事来打击日本人的气焰，并欲借段的号召力召回更多留在北方的北洋人士。

　　老段毕竟是政治家，他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在首都南京呆了几天后，段祺瑞便移居上海。答记者问时，这位一直被认定是“亲日派”的退休老帅铿锵作答：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老段的强硬立场，不禁使人想起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如何应对日本人的“二十一条”的旧事。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自忖实力不济而同意袁屈尊接受这项不平等的条约，唯他一人力主“不为玉碎，宁为瓦全”——不惜举全国之力与日本决战！

　　这个北洋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入住了上海滩。

　　这所前法租界里的洋楼，是晚清大官僚和实业家盛宣怀生前置下的家产，盛大人过世后，其后人将其租与陈调元居住。陈是北洋直系将领，投降北伐军后历任军团总指挥、安徽和山东省主席、青岛特派员。不知让段祺瑞住进北洋旧部的房子里，是国民政府的意思呢？还是陈将军本人的愿望。

　　段祺瑞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个足够舒适的空间里度过的。

　　在战争与政坛的枪林弹雨中冲杀了一辈子的段合肥，至晚年才有了风平浪静的结局。

　　有回忆文章说，段祺瑞每天清晨绕房前的大草坪散步，直至身出微汗时才回屋洗濯。然后，上佛堂，面对释迦牟尼像虔诚诵经。再后，家人把藤椅搬至草坪向阳处，他静心读报、下围棋。值得一提的是，有个聪慧的孩子，常来段府与主人过招，棋技大增，日后终于成为一代围棋大师。此即吴清源。

　　无忧无虑，日复一日，倏忽三年。

　　虽然远离了他曾叱咤风云的北方，但毕竟是北洋集团里至高无上的元老，所以，前来这里探看的遗老便一直没断。他们叩门时，一定受到老辈门房的谦卑接待，肯定比我受礼遇。

　　哦，不不，我说错了。鲁贵永远是鲁贵。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老段定居此地后的某天，又一辆卧车悄然停在了这道漆黑的大铁门前。一位精干的藏青“中山装”从副驾驶座上下车，趋前叩门。旁门开启，穿长衫的门房闪出头来(这个动作我已经比较熟悉)，没等问清来客姓甚名谁即表示很不高兴：什么人来访？为何事先没预约？先在外头等着吧！“中山装”有点想发火的样子，但车后排坐得笔直的那位光头男子却微笑着示意“不必介意”。于是，这辆高档卧车就这样在段公馆外等了起来。此时，周围的店前树下堂口灶间，已经于不经意间多了些陌生而敏捷的身影。直到深宅里头的主人听到通报后一下子想到一个人，并马上让女儿搀着他亲自出门迎接时，门房才知来客之尊、之贵、之高、之威——

　　是蒋委员长登门拜访来也！

　　喏，连说一不二的蒋介石也曾在此门外遭受冷落，况且我辈乎？我立马觉得自己被拒是很正常的事了。

　　前北伐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来探看的不再是他攻打的主要革命对象——五年前，北伐军进军北京城推翻北洋政府时，下野的段执政的同僚们都成了通缉犯。然而，时过境迁，面对过去的老师，学生嘘寒问暖，国事家事，天上地下，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才去。蒋介石知道老师已无心重返政坛，而且，素有清廉之名，便留给了老段一个可以光拿钱不干事的虚衔：国府委员。不料，老段曾经沧海难为水，一直没去南京就职。

　　蒋的造访，使生平不攒钱的老段的晚年像在津门一样，继续富馀着，政府按月拨给段府生活费一万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这可是个巨大的数字。老段死后，其遗孀与家人仍享受着每月五千元的政府补贴。

　　蒋中正对他看得起的军政前辈真够意思。也是这一年，他授意国民政府以国葬的礼遇重新安葬了逝去多年的前总统黎元洪。

　　三年半后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深秋，段祺瑞也享受到了国葬的礼遇，他是因胃溃疡复发吐血不止而谢世的。在沪期间，他一直低调过活。以他征战一生的身世，又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能以七十开外的高龄离去已经很不错了。

　　不善为文的他，在自知不起之际，亲笔写下了遗嘱：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唯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

　　国虽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次“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其时，国家正动荡不已，谁还有功夫去咂摸一个声名不佳的垂暮老人的谆谆留言？

　　巧合的是，段祺瑞是与当年被自己免职的教育部佥事鲁迅同年同季同死于同一座城市的——这一年深秋，数千中国青年为失去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导师而悲伤不已时，段公府里也传出了隐隐幽泣。尽管国民政府隆重祭典了前最高执政，并致送丧葬费高达十万元，甚至也用只有皇帝才配用的黄缎子裹上了他的棺木，但其殡仪在民众中的影响却无法与鲁迅之死相比。

　　执政者失去了政权，就像夕阳丢掉了白昼；而思想家失去了公职，却会焕发出更迷人的光芒。

　　段祺瑞死后，众多亲属与门客便陆续走掉，这偌大的房子顿显空荡。国民政府给其遗属安排了另处新居，这幢收藏着一位北洋巨头謦欬与足音的老房子又归了盛家。抗战胜利后，逐年衰落的盛家把房子卖给了蒸蒸日上的著名的荣家。直到共和国时代，房产才不再为私人所有，成了某单位的办公楼。而等到我来时，此房已是日本人的家了。

　　上海人做事心细，在不少名宅前嵌有小铜牌注明某某名人曾寓居此处。但淮海中路上的这座豪华的洋房，门前却未见任何标牌。什么时候把这房子也保护起来，注明在近代中国甚是了得的盛家、段家、荣家先后寓此，让行人经过这里时能稍住片刻，则大上海可看的风景就会更有层次。至于盘踞在里头的日本人嘛，请他“开路一马斯”吧！

　　天津篇

　　段祺瑞来上海之前，住在天津的日租界里。

　　他在北京时就已开始念经，但却并未真的皈依释门。初度下野的他，人在津门，情系京华，胸中依然千军万马乱蹬踏。可能与青年时代赴德国军校学习不无关系，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的他，也像德国人一样喜欢鹰的形象。不过，退到天津的他，已经是一只折断翅膀的鹰，虽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尽他眼中的兔鼠之辈，可气力已经耗尽。上苍不让一个并不具备足够体魄的生灵在政治的天空上盘旋得太久。

　　2000年6月7日一大早，我在北京站买了最近一班经天津的特快车票，赶往津门。

　　这是我第三次到天津，只一个半小时的路，快得还没来得及计划在天津的短暂日程，就已经到站了。

　　清末民初，政客、军阀们往来京津之间，都是乘火车。虽说他们有权挂专车或包车厢，但总也比不得我的“双层空调特快”。此乃时代也，谁也没法子的事。

　　此次访津，一举两得：白天寻访民国名人故宅，晚上观赏齐秦专场演唱会——我把一件陈得发霉的事与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搅在了一天。

　　我在拥挤杂乱的天津卫只认识几个人，但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一个比一个热心。先是在异国结识的徐夔、贾珊小两口，后是《今晚报》的杜仲华和谭诚东，他们接力一般把我从一辆车子安排到另一辆车上，让我颇为顺利地找到若干处民国豪宅。

　　我刚才已经说了，每次找段祺瑞的遗址时，老天总是设法给我阴下脸来。真是奇了，这次小谭驾着那辆切诺基刚一上路，车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层水点儿。他用带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告诉我：今年的天儿热得早多了，昨天还摄氏三十四五度呢！今天你来了，好嘛，带来雨了，天儿凉快多了。

　　我们的车从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过来，一入鞍山道，即可见两边的各式的已经狼狈不堪的旧朝洋房。

　　我已经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宫岛街38号。

　　民国的宫岛街，就是现在的鞍山道。

　　车经过一处紧闭着的大红门时，我忽然有预感：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车，稍倒，再看门侧标牌，果然是38号。凹进去的墙上挂着一条“天津市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长牌。嘿！当年的段公府，现如已是让小学老师们当学生的地方了！

　　老段在天津住过多年，最后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眼前这座洋楼。

　　大红木门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里面建筑的顶部。大门旁，仅开一道小门容人出入。

　　我们走了进去。

　　那一天下午，我和年轻的同伴们还在雨中转过徐世昌、孙传芳、孙殿英、小德张等几处名人的旧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这般顺利。

　　院内，该校总务科的一位杨先生面对我们这群冒雨而来的不速之客并未怫然作色，反而当起了向导。毕竟学府，斯文在此也。

　　相对于其他一些沦落民居的名人旧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在依佛门后，自号“正道居士”、“正道老人”，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却不是缘于他修得正道，而是因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赫然在目的是一幢气派的米色欧式建筑，在近百年前的天津卫，这应算是一座很雄伟的大楼，在整个日租界里，也应该是不可小觑的一座建筑。楼正门朝东，多级石阶上矗着高大的罗马柱，其后是高大的雕花木门；二层是圆柱与矮栏构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图案完整如初；三层为阁楼。古典的西方建筑风格使人记起曾在德国学习军事的主人的履历。

　　进入楼内大厅。当年的护墙板、天花板等竟一样未毁，只是两壁多了张衡、黄道婆、蔡伦和牛顿、居里夫人的五幅画像；厅内多了一张乒乓球台。正面楼梯口处，一方紫绒标牌上有“敬业求索，谨严奉献”八个金字，梯口另面角上，则是一方“保持安静，讲究卫生”的木牌。一楼确也安宁，一边是会议室，一边是接待室，加一间厕所，均空空荡荡。

　　当年可不是这样安谧，早已冷透了的壁炉可以作证，依然生动着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证：下野的段祺瑞使这座洋房一下子热闹起来，高朋满座，盛景空前。有亲历者回忆过：当时南来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断出入其门，讨计问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联络各路势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客满为患，为的都是让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在“正道老人”完成自己武力统一中国的宏愿之余，客们也捎带着完成自己的各种私愿。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巨大足音很有历史感，让人恍若回到从前。

　　二楼，原先主人的起居室，现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侧两个门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党总支”(里面有人语，我们未便打扰)，左侧是两间大教室，空无一人。正面是临街的房间，门口已嵌“演播室”标牌，无疑是该校为电气化教学所新建。

　　今天无人上课。即使有，还要学模仿苏联人口气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吗？

　　段祺瑞注定是个末路英雄。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要统一中国的计划为什么总也实现不了，反倒因此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兵戎相见。

　　在北洋时代的三大势力中，先是段的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问鼎中原，后是奉系占据京城。

　　皖系曾势力最大，但垮得也最早，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亲自指挥的皖系军队只几天就被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绝没想到，自己乃正统的北洋领袖，民国后第一批被封为最高军衔且是领衔者的“建威上将军”，居然打不过犯上作乱的部下，而且，败得这么惨——他本人差一点做了擅打闪电战的吴佩孚的俘虏！硝烟散尽，直系当政，他只能辞职回到天津，就在这间屋子里他曾恨恨地嘟哝道：“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不可一世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你想，像段祺瑞这样个性倔直的人，哪能忍气吞声地当什么寓公？他领军与为政时间均长，旧属、学生甚多，哪能闲得下来？于是，来客频繁问计，主人运筹帷幄。一旦时机成熟，他只消对亲随一挥手，说声“走！”，一行人就为重新出山的段大人忙碌起来。待那两扇厚重的大红门开启后，几辆小卧车便鸣着笛一溜烟消失在拐角处——对了，车两侧的踏板上，一定站着几个威风凛凛的佩短枪的卫士，那可是北洋时代大军阀出门时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于是，乱纷纷闹哄哄的北京政坛因这个人的复出而暂时沉寂了一会儿，不过，未久，便更加混乱起来——事实一再证明，老段出山总不逢时，总也赶不命运的步点儿。

　　离开这座米色的大楼时，我又发现了挂在墙上的一块不出眼的方铜牌：

　　天津市

　　和平区离退休教师协会

　　七十多年前住在这里的那位退休的段校长可没有这个清福喽！人都是能上不能下，从碌碌于国家大事并万众敬仰的至高位子上一下跌落成游手好闲的津门寓公，这心情能好吗？所以，他就天天拜佛，以求精神解脱。

　　段祺瑞和北洋军人们喜欢天津，除了因这里有连片的外国租界可以保障他们人身安全外，还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进可退――进可当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还有更深一层，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们这伙人都是从天津起家的。当年，是袁世凯在津郊的一个叫小站的地方练兵，才带起了日后的北洋军阀集团，所以，北洋系的军人们对海河畔的这座充满洋味儿的城市便有着割舍不尽的情愫。

　　但老段本人并不愿来天津。他三次回到津门，都那么地不情愿，要么是被让他惹恼了的总统黎元洪轰出京城，要么是因皖系兵败京畿他不得不回来避难，最后一次他干脆被淘汰出局，和昔日的对头黎元洪一样，成了津门租界里的寓公。

　　那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的故事。

　　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有声望的。

　　十三年前，亦即中华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少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的那一年，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后人并没看好的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好动的北大学子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惟一入选的军阀。对一向乐与现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正在走的当权派。

　　显然，最后一次复出之前，他的口碑还不是很差。

　　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他的声望降至冰点——若不是那次悍然弹压，段氏的政治生命还不至于提前终止。

　　“三•一八”血案发生后仅二十二天，亦即4月9日，背叛了吴佩孚并把段祺瑞迎进北京的冯玉祥部突然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要“讨段迎吴”了——先前，冯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要迎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但仅过了一年多，国民军的将领们又通电“唯玉帅(吴佩孚)马首是瞻”，要彻底推翻反动军阀段祺瑞了。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委实令人看得头晕恶心。

　　是日深夜，冯玉祥的部将、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突然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五千余人分守九城门和交通机关，并由东单牌楼起断绝了行人。另有一队士兵直扑最高执政的住宅图谋不轨！倔强的老段，不屈于威胁，派自己的庞大卫队布防街头。双方军队对峙良久，经人斡旋后才各自撤兵。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恐地看到了鹿司令签署的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杀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

　　然而，令冯玉祥大失所望的是，段祺瑞不肯就范，而被“迎”的吴佩孚又偏偏不买他们的账，反倒挥师北上驱冯。冯玉祥无奈，只好宣称下野出国(其实没去苏联，就躲在大西北的沙漠里)，国民军撤离京城。

　　吴佩孚正以“爱国将军”名噪一时，便借机给占领京城的直军部将打来电报：

　　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

　　是年，老段已六十又一，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是高龄；四面楚歌，独困垓下，经年操劳，心力交瘁，他自知其政治生命到了完结的时候，只好于4月20日通电全国：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

　　这一天下午1点半，他携眷属偕十几位亲信专车离京赴津，晚间，住进了我看过的这幢日租界里的洋楼。

　　我想，他抵达这座大红门的时刻，天一定刚好下起了雨，让这位末路英雄站在这道厚重的大门前，任风栉雨沐，喟叹自己的一言难尽的争斗生涯。

　　从少年出外当兵，一步步成为了军中骁将。在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关键时刻，他以北洋军主力统制(师长)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乱”，领衔通电清廷，逼其退位，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咬牙切齿的威逼终于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驾崩。虽说有人考证此举乃得了上司袁世凯的授意，但这份孤胆却不是每个北洋领军人士所敢为的，此即段氏“一电定共和”的美誉之由来。在袁世凯死心称帝的关键时候，段祺瑞不顾半生被提携之恩，当面反对之，见反对无效，便决然退回家中以沉默相抗议，这种大义灭亲之举(他是袁氏的干女婿)，也并非每个北洋高级将领所能做的。袁氏死后，黎元洪当家，他因性格使然，与新总统交恶，被逐出京城。谁料张勋借调处之机趁虚率兵入京搞起“复辟”闹剧，寓身津门的他，虽为光杆司令，却敢凭一己声望挺身组织起“讨逆军”杀进京城，迅速完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剧。由此，他博得了“手创共和”和“再造共和”两项极为尊崇的桂冠，也赢得了在北洋集团里无人可取代的地位。即使在第二次下野后，这位意志坚强的军人也没对统一中国的巨擘心灰意冷，相反，他发起并组织与广东的孙中山和奉系的张作霖结为新的“段、孙、张联盟”，意欲共同推翻实力强大的直系，只因阴差阳错，他的最后一搏才随海河之波悄然流逝。他的足迹明明白白镌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触摸到民国初期的那几片汗青，就会明显地拭到覆着陈泥的有关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却不是明君。打仗与治国是两码事。因骨子里文化的贫乏，加之刚愎的个性和平庸的才干，终使段祺瑞与其他军阀巨头们一样，像基座过浅的山峦，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毁，终于轰然倒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之源流，成了阻碍这源泉奔流的废墟。而正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废墟堵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历史当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速度才异常迟缓并时有淤湾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剧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么一场雨在不急不慢地下着，淋着他，也淋着后世所有记得起他的人的头顶。

　　说到我造访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写一个时下报刊上常用的词：廉洁。容我据实志之。

　　自古以来，为官必贪。只说房产吧，就能看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霸道与腐败。历来当官儿的大都是“反动房产主”(恕我借用了“文革”语言)，往往官儿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儿，从咸阳的阿房宫到北京的紫禁城，两千多年来，他们的殿堂重峦叠嶂，却只为“朕”一人所住。现代亦然，虽说大人们的住房面积比封建时代同级官员的小多了，但总也超凡脱俗，院深楼高，让人一望便知是豪门在斯，休得造次。

　　不过，也有极少例外。四任内阁总理、一任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即为其一。段祺瑞一直是无房户，也就是说，我所看到的天津“段公府”并非他的家产，而是他借居人家的房子。

　　后来也来天津当寓公的另位前国务总理颜惠庆晚年回忆过，当时，津门名流们的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但与逊位的溥仪皇帝、下野的徐世昌和曹锟两位前总统相比：

　　段执政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

　　我怀疑老段以佛教理论解释纷乱的政局是装痴卖傻，但他借居别人家栖身则是事实。单从这一点看，老段还是挺对得起后人的。

　　民国初年的天津租界里，豪宅栉比鳞次。有心人统计过，从袁世凯始，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五位大总统、六位国务总理、一位众议院议长、十九位内阁总长、十六位督军，以及一时数不清的前清遗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门各有寓所，有的还不止一处。达官贵人们的洋房各呈其姿，各显其势，房子成了主人显赫身份的物证。

　　老段寓居的鞍山道38号豪宅，是其妻弟、一直与他同进退的前陆军部总长吴光新的房子。老段一直住在小舅子家里。

　　北京府学胡同里的段府，也不是他购置的家产，而是老上司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逐出京城时转送给他的礼物——除了这套大房子，袁还在段的元配夫人过世后送给他一位新妇，那是袁的干女儿。

　　段祺瑞早已臭名昭著，但他的不贪财不求奢的生活作风却并不广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体现在他虽从军从政数十载，历任各级高官，却从不克扣军饷(有的北洋军人就是靠这一窍门发了横财，以致下野后立马有钱投资实业并速成富翁，“辫帅”张勋即比较典型的一例)。做官几十载，手中却无钱，这在普遍腐败的官场上，这种清廉自然异常扎眼。比之他的军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乡，他这个穷人下野后，既无钱投资实业，更无力重建军备。

　　不过，尽管钱不多，但还是有扶贫助学的佳话——美国人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上说，段祺瑞在天津时，“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安贫乐道，仗义疏财，老段活得很本色。

　　不过，坏名声是穷山，即使原先山麓上有片疏林有坡绿草，也不会被远处的人所看见，更何况原本就不希望看见。

　　心灰意冷的段祺瑞住在小舅子的房子里，每天与清客下棋、打牌、上佛堂，甚至，他还学会了打台球！他不再问国事，逢农历初一、十五就去庙里进香，并时捐善款以修俗心。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清静澹泊，直至“九•一八”的消息传来，他在津门的宁谧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于是，深思熟虑之后，他起身掸了掸襟前的香烬，接待了南京政府的密使、银行家钱信之，展阅了蒋中正的亲笔来信……

　　离开昔日的段公府时，我请同伴为我留了张影。面对这座没有任何文字标志的天津名宅，我让自己的背景是那两扇偌大的百年红门。

　　拍完后，一时兴起，我想拉开大门让这座封闭着的老房子直面闹市透透气。但想不到这门竟如此沉重！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拉开一半。

　　开启历史的大门，真的需要气力——喘着粗气，推着粗大的铁骨与厚重的门板，我一直在咂着这样一个道理。

　　北京篇

　　北洋时期，有个巧合的数字，即皖、直、奉系三大军阀集团，各领风骚整四年，而皖系虽说垮台最早(民国五年6月至民国九年7月)，但其首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的人。

　　他的军队最早成了旁系的军火库，而他的治国术也未见得高明，但因他是惟一有资望贯穿整个北洋时代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当政，当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靠反叛直军而成为北京新主人的冯玉祥就不情愿地把老段请回了北京，邀他主持大局。段祺瑞是凭一己的资望与能力被拥戴出山的。这一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多少有些条理。

　　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职称，是他请来的名士章士钊为他想出的这个名份。在天津的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古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此番返京，并非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于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总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待把参与贿选曹锟的那些“猪猡议员”们抓获归案后，再举行国民大会，到那时再名正言顺地当大总统。

　　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到京后立即主持草拟新宪法，召集各路诸侯参与善后会议，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

　　美国的中国问题头号专家费正清评论这一段的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段祺瑞从此作别了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不仅我如此，连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惟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杂乱密挤的皇城根儿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返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这道影壁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这才使得这宏大的古代建筑奇观被越来越多的违章建筑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结识这位文物官员纯属意外。本来我去东城区交道口一带打听府学胡同，是因为书上说，袁世凯送给段祺瑞的那座大宅院，就在府学胡同里。当然，不光段的府邸，府学胡同里的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都是我想看的地方。于是，找了一天下午没事，我从什刹海岸边的一家小修车铺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元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后十几分钟后就找到了这条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的。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部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共和国时代的标准砖楼，没见清时宅院的影儿；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是顺天府学和文天祥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府，但门外的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不姓段。

　　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罢。

　　不过，进去后找到文物处时，才知它的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除送我有关文史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我感兴趣的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儿，这座府学胡同36号院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部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里头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早在多年前就拆了，原址上建了大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红或灰砖楼。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个血写的事实：执政府卫兵悍然开枪镇压请愿者那天，不少人仆倒在它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这次游行的李大钊那天也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位，他在疾呼大家赶快撤离的同时，自己也被杀红了眼的大兵们所殴伤，他是丢了眼镜赤着足从死难者堆里爬出来亡命的。那一天，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余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尽管他的原委是怕学潮越闹越大，以致最终使局势无法控制；也尽管有人向他报告是“过激党要暴动”，但事实却是爱国的青年被他下令打死。鲁迅恨恨地说过：“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了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武装，是中国工农红军横空出世前国内的最革命的队伍，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用枪杆子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大沽口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惧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就人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加乱七八糟。

　　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不过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而已。发生在中国天津口外的战事，算是日俄战争的一次小小的延续，国民军成了俄国人的试探工具。

　　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们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军事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四散，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

　　“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我想知道，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当然，我还想知道，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难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从此激起民愤并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领导和支持群众运动的李大钊、鲁迅，还是成为千夫指的段祺瑞、章士钊，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最权威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看完大影壁，我再回过头来，盯着对面的那座金瓦灿烂的清式衙门看上一眼。

　　最早知道这座建筑是当年的铁狮子胡同里的中华民国执政府，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那一年。但一直到去年腊月某天，我才第一次走进这座华丽而又破落了的大门里。

　　与那些典型的明清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阔门后面，竟是一座完全西洋化的灰砖建筑！正中是三层的塔楼，最高处嵌着圆钟，两翼是联拱柱廊，房间都缩在廊后。只是正门雨搭上方的一矩型大红牌有些恶作剧：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硕大的新潮装饰把原先的历史意蕴糟践得不伦不类。

　　资料上说，现在此地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不知何时研究清史的学者们把它倒给了对外赚钱的同事来用了。不对，学者们说了不算，现在的大学不是蔡元培、陈独秀他们那个时代了。周作人写过，北洋时代，大学的事儿是教授们说了算。

　　尽管目光避不开这道遮了不少风光的大牌子，但我们还是能从整座大楼上观赏到极为壮丽的砖雕艺术！

　　我是看了不少老房子的旅人，但从来没想到清末的建筑上会有这般连绵不断且精镂如凿的细致姿色！

　　我们绕楼一周，细细观赏。从楼门，到翼楼；从天花，到门窗，同伴小军一个劲儿叹：“太棒了！”他是我的同事，第一次走进旧王朝的名宅。

　　时正晌午，有人抬了几大桶大锅菜从北门进了大楼内。我和小军随之而入。

　　高大的门厅直贯三层，有点像进了教堂里的感觉。磨花水泥地的中央，已经被时代蹭得有些凹陷了。从中央的楼梯拾级而上，宽大的走廊里寂静无人。正犹豫，正中的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手持饭盆出门，一见到我们，立马绷起了脸，照例又是一番审问：

　　看看？有什么看的？就那几间破房子了。走走！

　　莫非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不会好好说话的历史传统？

　　段祺瑞就不会好好说话，这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是很大的缺陷。当初，明明是他同意黎元洪接袁世凯的班，黎才顺利继任了大总统一职，但段去黎副总统家请其继位时，居然长时间一言不发，闹得黎元洪一直弄不懂他段祺瑞到底什么意思！

　　不独对领导，即使对贵宾，老段也是一样的德性，他曾对前来劝他“有话好好说”的梁启超如是抱怨：

　　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不过，老段冷面待人尚可原谅，因为终究是特立独行的大人物嘛！但现在此房的主人们不会好好说话则有些好笑了：你们哪有当年主人的资格呀！罢了，居于旧时王谢堂，不肯屈就百姓访，这大概也是不少住在从前豪门大宅里的今人的“多年生性”吧？

　　被逐出主楼后，我们无拘无束地在后花园里遛达了好一会儿，以报复那位恪尽职守的不知名的老师或职员。

　　整座主楼真也到了年久失修的模样了，外廊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细看看，木梯皆朽，廊栏也腐，廊角的蜘蛛网上也挂满风尘。但整个大楼的砖结构一如既往地坚实如铁、瑰丽如雕。

　　这座大楼与东边的那幢小一点儿的楼，都是晚清时兴建的。最早这儿是和亲王府，和亲王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后来，这儿改为皇家的贵胄学堂，到了列强纷至沓来的时候，又破旧立新，用办海军的经费建造了这所庞大的西式建筑群。众所周知，当年那一大笔兴办海军的款主要挪给了整修颐和园用，那是为慈禧老太太祝寿的献礼工程，余下的才专款专用，而且，不买军舰也得先盖办公大楼啊！于是，就有了这座海军部。由此可知，老段不是这楼的第一个主人，大门口的文物保护标牌“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

　　我俩不觉走到东楼。

　　好家伙！这多么牌子挂满东楼院门两侧，真像西方参加过世界大战的老兵出席纪念典仪，前襟坠满各色勋章在展示自己的不凡。当然这地方确也不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国研究所的所在地：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东欧研究所、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所……，大小牌子竟有十几个，真是琳琅满目！

　　东楼是个独立的院落，无论其占地面积还是雕砌水平，都不及主楼，但传达室的师傅比那边的老师宽容，允我进院随意浏览、拍照。只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这里的人们也就比较忙碌而实惠，满院子小汽车即可佐证。让一大堆有学问的人在当年的政府大楼里琢磨外国的事儿，挺好玩儿。

　　历史上，东院一直相对独立于主楼。那边是清末的海军部时，这边是陆军部——因为此院是用人家海军的钱建的，所以，虽说那时中国的陆军不知比海军人多势众多少倍，也只能打入“偏房”。后来，到了中华民国，两楼合二为一，相继成了总统府和国务院驻地。再后来，总统去了中南海，此地惟余国务院。但合久必分，至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东楼又与主楼分开，成了日本人的“支那兴亚院”大本营。两楼分裂局面，延至今日。不知下一步此院能否辟为“北洋政府纪念馆”，把占据东、西两楼的单位统统迁往他处，则分久必合的统一大业也就势在必然了。

　　辟为纪念馆的设想有关方面现在还没考虑，但王鸿年告诉我，他们将把正门外墙上的那块文物保护牌换一换，因为只说它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

　　的确，这座显赫于近现代史的大院，不光曾是早年的清代王府，而且还是民国元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在这里上班。段祺瑞虽说早在袁大总统时代就是第一任陆军总长(后升任国务总理)，但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才进入此地当家作主。后来，冯玉祥的兵变部队把段执政和一班政府领导人赶跑后，将这里作了国民军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抗战前，驻军北平的最高长官宋哲元将军把他的二十九军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搬进这里；日占时期，这里成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的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国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他的众多部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这所庞大的清末西式建筑群才结束了显赫数朝的历史，成了文人扎堆的研究机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如此底蕴丰富的一座名宅，哪是段祺瑞一人所能涵盖的？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黩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过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果然，我从一本《北洋人士话沧桑》的小书中觅到了依据，只是，当得知这位国家领导人“亲日”的真实动机后，我惊得半晌无语！原来，他用的是罕见的“赖账法”！

　　有文字为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瞧，那会儿政府当家人多么有趣儿！)。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冯巩他老爷爷真够实在的，哥们儿之间，不讲任何客套，也可见其性情之直率)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老段性急，一听就火，而且上纲上线，不会好好说话的毛病又犯了)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言之有理！总统被他说得动心了，不过，一国之君自有他的忧虑，于是，)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

　　这一段文字实在太精彩！我不忍删除一字，整个把它搬上了我的文章中。这段史料，是北洋朝代的亲历者恽宝惠本人在“文革”前所讲，一位叫王毓超的老先生把它记了下来，并于1990年10月写进此书中。该书印数虽仅寥寥1500册，但其史料的含金量已使我如获至宝！

　　你看，北洋政府的治国方略竟是在麻将桌上搓出来的，这国家能昌盛吗？直系与皖系两位首领的关系除了称兄道弟外，还得靠输点赢点来弥补感情，这友谊能持久吗？当然，此一段追记中最主要的，还不是真实披露了最高层的内幕，而是赤条条表明了段祺瑞甘愿负骂名的动机——

　　要统一，就要开战；要开战，就得有钱；中国穷，只能外借；国强后，借了不还！

　　从国际信誉上讲，借款不还，是有点赖了，但对从来就没对我们仁义过的恶邻，这样的做法也委实不算过分！从明朝起，倭寇就没停止骚扰我中华，到清朝晚期，他们竟通过一场甲午战争拿走了我们太多的东西，包括台湾岛，包括辽东半岛，包括各口岸重镇的租界，包括几亿两白银，包括千金难赎的民族尊严。以牙还牙，圣人就是这样教导的。据此来看，老段没错。

　　事实证明，老段的确没错，他的赖账法成功了！蒋介石先生统一中国后，尽管国家还没来得及强大，但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统统不予承认！啊哈！日本人活该倒霉！

　　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老实说，我感觉自己距这位面目可憎的故人越来越近。

　　但刚刚要靠近他，却又被他旧宅的守卫挡出很远。尽管有文物官员持证交涉，但门口腰佩手枪的军人还是正告：请勿入内——里边没通知。

　　这是在北京朝阳门北小街内的仓南胡同里，我面对一座深远莫测的大院。

　　打听到这个地方，真是费了些时日。是一位离休老干部为我揭开的谜底。那天我去看他，说起去府学胡同没找到段公馆时，老人笑了：刚解放的时候，我就在“老段府”里工作嘛！可能段祺瑞住过府学胡同，但仓南胡同里也有他的住宅。

　　因为知道老人做过机密工作，所以当下心里就硌了一下。果然，老人又说：那儿从日本人那会儿就成了禁地，一般人休想入内；五十年代苏联那个安德罗波夫也在那里面工作过。我听得耳熟，连忙问：“是不是后来当过苏联一把手的那个安德罗波夫？”老人点头称是。原来，老安也曾是克格勃专家啊！这样一来，加上现任的普京，老毛子至少是三任特务头子当家了，只是少壮的普京样子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令人讨厌的克格勃，尽管老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瞅着大门处的“军警民共建单位”的标牌，瞅着三三两两出入的军人和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们，我知道此地尽管性质保密，但也如许许多多京城的重要单位一样：既是机关重地又是家属大院。

　　满院里只有火柴盒样的方楼，清末民初时的建筑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但从几本相关的书上，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有关此院的“情报”(我是不是越来越像当年的安德罗波夫同志的编外学生了？)。

　　前几年，一位叫谭伊孝的女士曾进去查看过，详细记录了该建筑的变迁：

　　该宅占地面积为22642平方米，四周环以围墙，围墙皆用大城砖砌成。宅坐北朝南，原大门已不可考，段祺瑞寓此时，对原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门为铁门，门内有一巨大的地球仪，一只雄鹰傲居于地球仪上，表现了段的野心。原建中轴线上的屋宇仅存一大殿，为两卷勾连式，上覆灰筒瓦，面阔九间，殿前有民国式走廊，廊前有一环绕院子中心的水池，池上前(南)部有三座小石桥，后有二座石桥。池底下铺设电缆。殿后有一四合式大方院落。院内东、西、北三面有民国时建的“洋房”，北为二层，东、西各一层，均带走廊。廊柱为瓜棱水泥柱。该院东、西两侧各带一四合院。大殿东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据说是段祺瑞的母亲住的。大殿西侧有一座两层窗户、实为一层的大厦，面阔十三间，进深九间，平顶。……现在，该宅内除上述大殿、方型院、洋楼等建筑还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余建筑都已改建。

　　现在我所能看到的有关北京“老段府”的文字材料，这位英年早逝的谭女士的记载最为周详。

　　从另些资料上我知道，这儿是老段从天津回到北京当上执政后的住所，他曾在此召集过国务会议，无事时则到后花园内的小楼上去诵他的佛经。然而，在其位就得受其乱，阿弥佗佛也不能保佑老段免遭侵害。他终于被国民军赶走，并于数日后彻底离开此宅去了天津。

　　离去时，我难免淡淡地遗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没能走进这位军阀时代末路英雄的私宅与内心。

　　终于，在没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他跟前。

　　不过，是在京西的万安公墓。

　　话说当年，因为自信悟得了“正道”，所以，老段没想到待他灵魂往西天飞的路上，会猝然在京城上空彻底折断翅膀。

　　当年，段祺瑞病逝于沪上后，蒋介石拨款二十万元之巨在山青水秀的黄山为其购置墓地。黄山虽不是合肥，但也算是安徽故里。可是，死者的长子段宏业却犯了犟，执意要送父亲的遗骸回北京。出殡之日，仪式隆重；军警肃立，大员恭送；棺用黄缎，人挽长拂；一路上僧道诵经鸣法器。灵柩由专列送抵旧日帝都后，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准备择吉地而葬之。不料，没等人们选定合适的墓地，“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命段家人把棺材取走，人们无奈，只好将其草草掩埋。

　　这一埋，就是几个时代！

　　我是无意在万安公墓里碰上他的。

　　本来是去看望本党第一烈士李大钊先生，捎带看看这座民国名陵里的其他名流，却没想到，从万安公墓销售部的墙上，看到了标有“段祺瑞墓”的字样！却原来，大钊烈士的死敌竟也在同一方黄土下长眠！

　　万安公墓里，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陵园外，其余的数千墓皆无指南。在以“金、木、水、火、土”排序的坟海中，我是在几乎绝望了的时候才看到段祺瑞墓的。

　　老段在“金”区的“舜”组里最西北角处呆着，而且，与众不同，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的架式。所以，无论怎么看，谁都不会识得这就是堂堂民国元首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他的跟前拔脚掠过。

　　矮矮的方型汉白玉碑上，只镌着这样几个字：

　　段公芝泉

　　母张佩衡之墓

　　男宏业

　　宏范及诸孙敬立

　　若是不知死者字“芝泉”，谁能注意到这就是生前八面威风的段祺瑞的长憩地？

　　堂堂竖碑前面是水泥墓圹，一本翻开的书的造型，但书页无字。

　　段墓为何背向大多数？为何是本打开的无字书？

　　后来，我才知道，老段竟然迟至1964年才由其故友章士钊老先生出面请中共准其下葬在此的，碑文也是章氏所题。

　　站在蓬蒿丛生的段墓前，才知他的孙辈还在，甚至清明节还来过，墓上枯萎了的花儿即是证明。威风凛凛的段祺瑞，死后如此凄惶，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想想也真是，他“亲日”，日本人没心思葬他；他是“党国”贵客，“党国”没顾上管他；最终，还是共产党人给了他一方安魂之穴。虽说地方小点儿了，位置偏点儿了，但毕竟紧靠晨钟暮鼓的香山，他天天可以在黄泉下听山上古刹里飘下的嗡嗡诵经声，默然超度自己生前的罪孽。

　　在同一个“金”区里，我还见到了两位各名噪一时的民国军人韩复渠和马占山的墓，那边更新也更大的一座，是数年前过世的作家萧军的墓。比比别人的永久住处，老段那向隅独居的家，益发显得寂与冷。

　　回城里的时候，我让朋友老杨的“帕萨特”多跑了点儿路，从平安大街亦即早年的铁狮子胡同又走了一趟，为的是经过那座硕大的灰砖影壁和宏伟大门时，我再看上一眼。

　　还是那垛重见天日的巨大影壁，还是那座气宇轩然的旧朝衙门。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眼下这里不会有变化，门口的文物保护牌也还没来得及更换呢！

　　现在人们还顾不上建一座北洋纪念馆，更不屑于重新描摹一位

　　耿介的军人执政者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