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图片那个软件最好:人的沦丧、建筑的苦恼与批评的缺席

　　 “所谓危险思想，就是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
　　 ——芥川龙这介•《侏儒的话•危险思想》
　　 社会主体的大众的主流意识往往决定着少数人的意识，否则就是“另类”，要被“放到火上烧死的”。所以世界上的建筑艺术精品是如此之少。因为有才华的建筑师的作品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而低劣的建筑又进一步影响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导致欣赏水平越来越低。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发展，艺术的衰落，批评声音的削减；虽然社会的整体素质在缓慢提高，但相对建筑艺术这个距社会群体较远的领域而言，整体素质是在下降的。
　　 那么，如何令建筑艺术走下“神坛”，真正建立建筑与人的和谐关，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 当今建筑设计的走向：金钱导向的社会出现大批恶俗的建筑垃圾
　　 如果文化、观念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那么这个世界上会少很多的尴尬。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然而经济强国的梦并没有带给国人文化意识的进步，反而在逐渐的蜕化，滑向金钱之上的深渊。人文主义的衰落，艺术意识的丧失，导致“人”成为欲望的躯壳，而失去了起码的精神支柱。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大批恶俗的建筑垃圾的出现。
　　 近１０年是中国建筑数量发展最快的１０年，也是经济上投资最多的１０年。然而种瓜不一定得瓜，这期间生产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当下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盲目追求个性，原来建筑的问题是千篇一律，如今的弊病则是千奇百怪。整个城市就像满嘴镶金牙的小商人，虽然金光闪闪，实际上非常没有文化。
　　
　　 二、 建筑设计师的主观意识形态：观念上注重建筑的单一性而忽视群体建筑的协调性和人与建筑的相容性
　　 现今是个性的时代，人人都在讲个性，建筑师也不例外。城市建筑群体中，各建筑之间的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互不协调，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筑师过分追求自己的“个性”，而忽视了整个城市建筑群体的存在。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建筑师惟恐自己的作品雷同于其他人，或是心中刻意想对前人有一个超越，不经意间在加强自己作品特点的同时，忘记了作品所处的大环境——城市建筑群体的存在，于是造成了自己的作品与周边建筑的极不协调，从而城市整体上给人一种怪异不舒服的感觉。更有甚者，建筑师本身的作品就是一个“垃圾”，完全不顾及各种因素，一味追求新、奇、怪的风格，其结果不但是不协调，而且彻底破坏了整个城市的格调。
　　 在中国存在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新老建筑的并存。古建筑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血泪耻辱，是绝无仅有的历史见证者。在城市建设中，如何处理古建筑就成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果参照国外的惯例，那么保存古建筑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怎样规划新城。然而中国的特色就在于自己的“创新”——打破一切旧东西，创建一个新世界。中国评价一个城市的经济发达与否，往往是看它的高楼大厦有多少，它的新奇建筑怪异到什么程度。由此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在规划城市建设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古建筑的保存，而是新城市的建设。这个在欧洲本不是矛盾的“矛盾”，在中国大环境下，成了一对真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拆毁许多历史建筑的同时，我们却建了许多很“蠢”的新建筑。城市的大街上流行着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建筑，这些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学意义”，它将证明这个时代的审美意趣和文化需求：追求气派豪华、珠光宝气，创造出的却是恶俗。
　　 三、 建筑空间的不协调：缺少文化底蕴的小农意识的表现
　　 我们一直讲物质决定意识，目前城市建筑中的建筑垃圾的出现，却是由于意识的落后所决定的。意识的反作用力之大在这方面表露无疑。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国力有限，从而导致国民整体素质不高。国民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建筑的发展动向。
　　 比如北京西客站，我们一提起它往往就沉醉于“亚洲第一站”，可是北京西客站缺乏现代交通建筑的高效、便利、流畅的特点，戴着世界上最大的屋顶，活像个官衙门，徒具宏大的规模，在现实的功能和审美上是失败的建筑。
　　 再比如济南的泉城路周边建筑群，号称“齐鲁金街”，其实却是一个不土不洋、亦土亦洋的“怪胎”。虽然政府为之费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却全然没有考虑新生建筑与已有建筑的融合，只是生硬的把两者放在一起。于是，现在化的楼宇与古老的民居共存，其间还夹杂着许多所谓中西结合的恶俗建筑。更为可笑和可恨的是竟然在泉城路上建了许多“临时建筑”。如果某一路段暂时没有规划，可以先空闲起来，建一处休闲的场所，或是绿地，等有了确定的意图，再实行建设计划，这样既避免了劳民伤财，又增加了城市建设的有效性。但或许笔者的政治觉悟不够高，没有想到临时建筑的好处、用处，所以在泉城路上就多了那么多的临时建筑，当然，大连万达一来，都得让路，该拆的还得拆，完全不顾这临时建筑才刚刚建成。临时的毕竟是“临时的”。
　　 有什么样的城市居民，才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建筑。建筑忠实地反映出我们时代的总体文化水平。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确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当我们惊奇于故宫的雄伟，布达拉的庄严，拙政园的精致，赵州桥的坚固，还有埃及金字塔、中国古长城、罗马竞技场… …先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尚且建造出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今天我们有如此多的现在科技，建造出的却是一个个的垃圾。
　　 建筑的苦恼，实际上是建筑师的苦恼，也是城市居民的苦恼。法国年鉴学派曾指出城市特征不仅来源于制订城市政策的知名人物、城市管理者或学者所采取的行动，同时也来源于普通市民和他们的团体的自发行为。现在是建筑师和市民共同搞好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了。
　　 城市建筑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由建筑师来负责，未免不太公平。我们必须承认，垃圾的建造不仅仅是建筑师的责任，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Ｅｅｒｏ　Ｓａａｒｉｎｅｎ）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他还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国内城市居民的总体素质的普遍状况，决定了：第一，缺乏产生伟大建筑师的土壤，目前建筑师的思想意识有着不可突破的局限；第二，城市建设中政治处于主导地位，建筑艺术是附属；第三，居民无法接受真正有艺术水准的建筑作品。种种原因决定了今天的建筑局面是不容乐观的。
　　 四、 人在不协调中由不适应到适应，出现人的异化
　　 我们总是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自然的主人，但实际上人类总在逃避，在逃避中挣扎、破坏，发展到现在，是以牺牲众多的生物和人类的前途为代价的。人或许本来就是地球上不该有的，因为人是古猿“异化”的产物。
　　 有了人就有了建筑。起初的建筑完全按照实用的原则来建设，摒弃一切花哨的东西。那时，是人在主导着建筑的发展。然而当人想建造和已经建造出一些“奇特和美观”的建筑时，就开始了建筑对人的异化过程。最普通的例子，就是城市中的住宅，不论高层与否，一律大门紧锁，老死不往来，甚至现在那种全封闭的小区大行其道，人完全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我不否认这里面有着社会治安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建筑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使一个自然、自由的人自愿的“异化”为一个封闭、孤僻的人。这种人不但脱离了自然，也脱离了社会，也难怪研究城市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人们穿行于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之间，抬头是一片大厦玻璃幕墙光线的污染，没有明媚的阳光，没有清新的空气，简直就是没有生气的原始森林。
　　 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穿行，每天面无表情，或带着职业性的微笑，面对着这个虚假的城市。异化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方面，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那么现在，是异化久了，也就没有了感觉。
　　 北京东方广场在方案设计时，大厦东西宽约４８０米，建筑面积７０余万平方米，建筑高度７０米。此高度比经国务院批复的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定要求超高三四十米。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文物专家曾联名上书，认为该方案将改变北京旧城的传统空间格局和风貌特色，对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造成很大影响，要求东方广场方案在高度和体量上做出调整，以保护天安门的庄严景观。１９９５年初，由于各种原因，东方广场终于停工，方案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是现已基本建成的东方广场究竟作了哪些修改？与城市的关系如何？建筑设计上是否有特色？但愿不是只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答案。异化的结果是人们对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感到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管他建造的是精品还是垃圾。变相的纵容的结果，是垃圾越来越多。
　　 五、 文化的衰落导致无力的批评无力扭转颓势
　　 异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习于异化而不自知。虽然自古徂今，中外都不乏批评异化的声音，但社会越发展，声音反而越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绝圣弃智”来防止人的异化；“楚狂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楚接舆以疯癫来对抗异化，而陶渊明则以遁世来抵制。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对抗异化的方式——犬儒主义虽被后世所诟病，但其当时的勇气依然可敬；从中世纪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到近代的笛卡尔的大陆理性主义的诞生，经由莱布尼兹的经验主义发展到现在的海德格尔、萨特、克尔凯廓尔、福柯等等，都贯穿着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异化的惊悚与忧虑。
　　 可经济的发展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兴盛，使现在的人越来越漠视周围人的存在，批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件稀缺而丑陋的外衣，无人为之喝彩。少有的几个所谓的批评家也成了弱势群体，面临着难言的无奈与尴尬。对文化的关注与批评面临着难以挽回的衰落，更何论对建筑的批评。
　　 批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遗憾的缺席了。
　　 形势虽然无比严峻，但有思想、有觉悟的建筑师开始觉察，并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比如当代中国青年建筑师对“建构”话题的热衷，体现了他们对创建建筑本体文化的渴望。在长期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而近二十年来又迅速被商业主义所主宰的建筑文化状况中，“建构”作为一个理解现代建筑文化的概念框架，它有望成为一个契机，汇同建筑师们逐渐苏醒的空间意识和对建筑形式语言的自觉把握，帮助中国建筑师突破现实文化僵局、开始创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文化，从而剥离一切附着于建筑上的虚假外设，还原建筑的本体意义。
　　 芥川龙之介在《神》中说：“我羡慕神的一切属性，但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 郭沫若曾在《凤凰涅槃》写道：凤凰集香木以自焚，后从死灰中复生。
　　 神与人的区别就在与人能自破自立，人能打破一切不利于人的东西，在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筑艺术的出路就在于打破已有的束缚，为之输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在新世纪、新人、新社会面前重新树立建筑艺术的伟大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