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的图片女生的:马勇：晚清“太子党”——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2)

马勇：晚清“太子党”——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2)

　　然而到了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摄政王监国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组合所取代，不论是汉大臣还是满洲贵族还是皇族，似乎都对这个变化缺乏心理准备和调适，特别是稍后的外部危机尤其是日俄不断在东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机，使满洲贵族和皇族在对权力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错觉。换言之，如果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继续执掌政权，满洲贵族和皇族心里可能比较踏实。对于摄政王，他们好像心里并不是太踏实，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协助渡过危机。所以在摄政王接收权力之后第一步，这些满洲贵族为了防止汉大臣利用机会攫取更大权力，首先找到一个机会和借口，将袁世凯开缺。在随后的改革中，有意无意让满洲人加强了对军权对中央权力的垄断，皇族中的载涛、载洵在政治上逐渐进步，获得重用。这一方面说明摄政王在政治上的信心越来越弱，不似前朝那样重视汉臣重用汉臣了，另一方面必然使汉臣尤其是那些逐渐失去权力的汉臣在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反叛的心，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忠心耿耿了。君为臣纲，原本就是一个相对待的关系，君爱臣，才能让臣爱君。既然皇权中心不再像前朝那样信任这些庶族了，那又怎能指望这些汉臣继续效忠呢？先前早已消失的满汉官僚阶层的心结在1908年之后突然明显了，皇族、满洲贵族逐渐上位，占领一个又一个权力要冲，而汉大臣则随着袁世凯出局逐渐受到冷落。[袁世凯罢官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国际因素，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的研究太过看重摄政王的复仇，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个假问题。详细的研究和认识，参见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如果从政治忠诚度来说，满洲贵族和皇族无疑对体制更加忠诚，他们所鼓吹的变革，所期待的君主立宪，一定是改善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不是相反，取消或者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庶族汉臣对于中国未来肯定没有满洲贵族和皇族的这些忧虑，无论这些汉臣比如袁世凯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多忠诚，多么坚持君主立宪既定立场，但在他们思想深处，一定是想着国家好，只要中国好，就是大清国好；只要大清国好，就是皇上好。至于满洲贵族，大约真的不在汉臣或那些立宪党人思考范围中。

　　从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说，这些想法是对的。君主立宪的实现，就是皇室之外的皇族、贵族退出政治。于是，这就发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任何朝着君主立宪原则走去的变革，在满洲贵族和皇族看来，都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将要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的时候，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名不是来自皇族，就是来自满洲贵族，这就在预料之中了。这就是满洲贵族、皇族对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他们的概念中，对体制最忠诚的人，一定还是自己的子孙。

　　认错、妥协及退让

　　按照君主立宪的一般原则，或者说根据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和永远不出错，皇族亲贵不得出任政府要职，不得担任任何享有政治权力的行政职务。然而，此时的满洲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权至上的另一个规定，即大权统于朝廷，皇帝享有颁布法律、召集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等权力，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权任用一切官员。这显然是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误解。

　　君主立宪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只是君主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或根据政府的提名享有任命官员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显然只是礼仪性质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皇帝的任命并不是皇帝的决定，而皇帝根据议会和政府的决定加以宣布，从而使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圣性至上性。所以，君主立宪政体下黜陟百司和君主专制政体下黜陟百司具有完全不同性质。

　　至于皇族亲贵不得担任政府要职，这不仅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必然规定，因为主要是避免皇族被这些亲贵拖入某些政治的或经济的丑闻。要保持皇室的神秘、至上、榜样的功能，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皇室亲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皇室亲贵可以从事慈善事业、亲善事业，但绝不能担任任何实质性官职。政府或者说国民可以全资将皇室宗亲养起来，就是要使这个特殊的第一家庭不发生任何影响国民信仰的丑闻。通观世界各君主立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君主立宪的起码要求。

　　君宪体制的这些要求，对于皇族和贵族来说，并不是不知道。当第一届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后，皇室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摄政王提出辞职，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传统政治虚应故事的性质，只是他们多少或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摄政王当然不会对朝廷的决策朝三暮四，当然不会同意庆亲王等人辞职。但是庆亲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再次请辞，而且这次请辞的理由很直白，明确表示由于责任内阁的人员构成太偏皇族成员，这与立宪体制明显不合。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关键时期，决不应该以“皇族内阁”为发端，以辜负皇上期待和臣民厚望。皇族内阁既不利于天下，也有害于皇室。奕劻已经说得很明白。

　　庆亲王第二次请辞依然被摄政王拒绝。摄政王当然明白这些理由，但权衡利害，还是坚持原议，让庆亲王走马上任，出任责任内阁第一任总理大臣。

　　摄政王之所以坚持既定方案，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现在公布的内阁名单，只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过渡形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这是第一。

　　第二，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泯灭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人乃至满洲贵族也同样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宪政治人无分贵贱，是对所有人而言，那么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吧？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些人那么多人，可供摄政王选择的实在太少了。汉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鸿章、张之洞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实在还没有出来，北洋系自袁世凯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还不算成熟，汉族士大夫中的杨度、张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还差那么一个层次。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人才其实也是如此，自恭亲王奕去世后，中间虽然也出现过端王之类的人物，但真正为大清王朝撑起门面的，也就只有庆亲王奕劻。至于新内阁中另外几个满洲贵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养出来的，现在除了他们，也真的没有多少可用之才。

　　在立宪政体下，人人当然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力，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先，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更多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生活，成为国家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只是中国的情形太特殊了，处于过渡期的立宪政体，如果不让满洲贵族承担主要角色，那么满洲贵族怎么能够愿意逐步放弃权力呢？说到底，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威权，如果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说，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中国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确定的立宪目标已经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政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届时，新的政府必须重新组织，而新的政府就是立宪政体下与议会真正对立制衡的两极，如果此时筹建的政府是一个比较弱比较没有效率的机构，那么怎么能够保证两年筹备期诸多事务能够按时按质完成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是社会所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过程中都必须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将遇到无数压力和困难，必将遇到来自皇族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毕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当皇族成员出面反对时，谁最有力量出面反击或劝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实事求是地说，新宣布的责任内阁较之先前旧体制还是有很大进步。过去的军机处虽为全国行政中心，但在事实上对全国行政并不负有责任，而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秘书处而已，只是负责上传下达而已。现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依然是辅弼皇帝，但明确规定了内阁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国务大臣不能再像过去的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推卸，不愿不敢实际上也无法承担实际责任，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皇上，即便是军机大臣的主意，也毕竟因为变为皇帝的意志了，因而军机大臣无法继续承担责任了。现在的内阁制，内阁处于行政第一线，总揽全局，独立决策，许多政策的制定颁布，都是内阁应有的权力和责任，所以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就无法像过去那样推卸敷衍。于是倒阁的情形是立宪政体下最常见的事情，内阁再也不可能像军机处那样从来只是局部改组，遇到重大政治失误，内阁必须承担责任，这是立宪政体下内阁的基本功能。所以，内阁成员是不是皇族出身，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更高要求，从皇族自身安全说，皇族成员确实应该重回清朝早期祖制所规定的那样，不得介入现实政治，不得出任政府要员。

　　新内阁名单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感，以为这个名单确实不是一个理想名单，尤其不合宪政原则，不过是过去军机处班底换个新名字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以皇族为主的新内阁，恰恰证明了孙中山等人多年来的指责，证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决不会还政于民，决不会让汉人掌握政府主导权。凡此，对清廷尤其是摄政王政治威信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后政治演变越来越不利于清廷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满洲贵族或许真的相信自家孩子最值得信任，或许真的具有比较狭隘的心胸和种族主义立场，但是现在确实是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做实了革命党人的指责。“皇族内阁”不是一般的有碍观瞻，而且深刻影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皇族内阁立即招致各方面反对。6月10日，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折，以为皇族内阁与君宪体制不合，请求清廷务必尽快在皇族之外另行选派大臣重新组阁。[《东方杂志》宣统三年第五号《中国大事记》。]稍后，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向朝廷表达了类似意思。

　　这些反对并没有引起清廷重视，摄政王始终不愿接受这些意见裁撤这届内阁。摄政王或许担心政治的恶性互动，因而不愿让步。7月5日，都察院代奏直省咨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请另组内阁的奏折。在这个奏折具名的有四十多人，分别来自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等十几个省份，其言辞也较咨议局联合会先前更激烈，指责朝廷将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适与立宪国原则相违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朝廷是否还具有立宪诚意。

　　袁金铠等人的这次奏折引起了摄政王的注意，但是摄政王不仅没有接受这个批评，予以改正或改组内阁，哪怕只调整几个人。相反，摄政王借题发挥重申任命百官是君主的权力，这在1908年的《宪法大纲》中写的明明白白，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至此预备立宪之际，凡我君民上下，都不应该超出大纲所表达的共识和范围。至于各省议员一再呈请，几近干政，超出了职权范围，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摄政王重申，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各位臣民均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合君主立宪的本来意思。[《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79页。]

　　如果从国会请愿运动的教训说，摄政王的坚持或许有道理，毕竟他期待“有计划政治”能够落实，一切都照计划走，不能朝三暮四，也不能暮四朝三，第一届责任内阁并不是随意出台的，也是朝廷慎重考虑全盘考虑的结果，怎能说变就变？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庆亲王有点顶不住了。再加上各地抗议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风潮日趋严重，庆亲王于9月24日奏请开缺。假如摄政王当此时借坡下驴，不管庆亲王出于什么原因请辞，都利用这个机会改组内阁，重建政府，或许结局不一样。然而不知摄政王出于什么样考虑，他竟然一口拒绝了庆亲王的辞呈。

　　清廷错过了一次改组内阁的机会，紧接着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政治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改组内阁更不可能，因为哪一个大臣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显得自己不出力，显得自己想疏远朝廷。然而，武昌起义原本就是对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的抗议，清廷不愿正面回应这两大问题，只能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抗。紧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规派兵镇压，根本无法拿出能够平息事态的有用办法。

　　各省危机像传染病一样持续发酵，但只要有中央军在，各省新军在摄政王看来或许并不是心头之患。然而让摄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起兵发难，通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张绍曾等中央军将领的通电直指问题本质，要求清廷明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96页；《宣统政纪》卷62。]

　　中央军发难终于使清廷感到了恐惧。当天，资政院经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7页。]稍后，朝廷以小皇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皇族内阁多用亲贵是不对的，是违反立宪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宣布军谘大臣载涛开缺；这多少有点认错意思。

　　在随后宣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中，清廷也对未来的政府组成提出新规定，强调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宣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对的，基本上满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危机大致可以平息。

　　忍让极限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了《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的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宪法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3页。]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再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关于国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说君主享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很显然，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没有国会选举的具体办法。

　　鉴于这种实际情形，资政院于11月5日议决几件大事，一是奏请清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当然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正面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拟订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表示一俟议院选定，即行召集国会。[《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64页。] 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然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经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几个愿意从命，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南方独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还极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之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在袁世凯在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了。[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28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按照袁世凯的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的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似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南方党人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

　　根据严复的观察，此次南北冲突无论如何结束，南方革命党人大约有两点所必争的：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朝廷虽有信条誓庙，但朝廷皆不可信，须有实际的钳制措施方能使他们放心；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根据严复研判，如果继续沿用君主制，则小皇帝的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与陈宝琛书（4）》，《严复集》，503页。]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关键是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太可能。

　　唐绍仪的这通言论是否有其他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天，南北军事强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指使高级幕僚廖宇春、靳云鹏等与黄兴的特别顾问顾忠琛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优待皇室、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组织临时议会及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责任等五项共识[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8），103页。]，这基本上确定了清廷的结局。

　　段祺瑞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根据他1912年2月5日发布的通电，其主要原因还是皇族的败坏与阻挠，为清廷计，为皇室计，只有走上这一步。[段祺瑞等将领通电说：“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系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8），179页。]至此，皇族中的强硬派尽管筹组什么宗社党，但其已经很难翻盘，毕竟军队主力不在其手中，皇族从改革先锋彻底转向了反革命，但他们确实已经失去人心，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更不要说胜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