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旅游:总不至于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专访王康

抗战期间，重庆做了八年半的中国战时首都，时间是从1937年11月到1946年5月。从1940年到1949年，历时九年，重庆也曾是中国的陪都。

1994年，重庆学者王康成立了一家“赔钱干大事”的文化公司，公司的名字干脆就叫“陪都”，王康的“野心”是想让世人更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的重庆。

公司成立第二年，王康拍了九集电视纪录片《陪都重庆》。片中，他采访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一提起重庆，老作家顿时老泪纵横，说：“重庆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对我影响极深。”抗战期间，端木蕻良流亡重庆，曾在那里任教。那时，不少文人聚集这个战时首都，著名的“二流堂”就是当时重庆文人圈子之一。

此后，王康与多家电视台合作拍摄纪录片，其中涉及重庆抗战的有《卢作孚》、《重庆大轰炸》等。王康搜集了大量重庆本地和日本历史学者的研究资料，并进行了甄别、考据。制作、拍摄《重庆大轰炸》期间，他捕捉到许多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背景及鲜为人知的细节。王康发现，那些死去的平民和这段历史一起，被人们迅速遗忘了。尸骨大都被丢到荒地里，再也找不到什么遗址了，重庆人约定俗成把那片荒地叫作“万人坑”。

王康也曾计划出版中国抗战陪都丛书、陪都重庆图典，多年来他一直强调重庆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他曾建议在重庆江北做一个几十米至一百米的凯旋门式的纪念型浮雕，建立重庆大轰炸广场，纪念亡者，祈祷和平。

王康认为，迁都重庆从根本上改变了重庆的命运，让这座城市有了悲剧与浪漫的性格。王康把抗战定义为这座城市的“契约”，注定了这座山城的不平庸。

王康

大学生不知道重庆是中国抗战时的首都

南方周末：重庆抗战八年作为陪都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比较模糊，那八年中有哪些是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

王康：1995年正值抗日胜利50周年，我在北大演讲，在场的五十多名大学生不知道战时中国的首都是哪里，有人说是武汉，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战时首都重庆，那可是战时国家主权的象征。南京陷落后，武汉做临时首都一年，政府已经决定迁都重庆。整个战争的命运，历史地位、人口流动，都取决于迁都。武汉会战之后，中日18次会战，以及远征军入缅作战，指挥部都是在重庆。那是一场持久的国家战争，是卫国战争，只有首都所在地才有这种功能，当时，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重庆。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在文化界占多数，全是共产党人，擅长宣传。张大千、徐悲鸿都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大学者百分之七十在重庆，高校的百分之四十五迁到重庆，新儒家代表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崇三等哲学家重要的哲学著作都是在重庆完成的，国内外新闻机构也云集重庆。

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重庆轰炸了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开世界“无差别轰炸”罪恶先例。大轰炸炸死了一个学者，是复旦大学从外国回来的教授孙寒冰，同被炸死的还有六个学生。南开也被日本轰炸过。轰炸中死亡的有影响的人物四十多个。轰炸集中在渝中半岛人口密集区，目的是造成恐怖。

“政治民主化”是表面话题

南方周末：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的 “政治民主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你怎样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种要求？

王康：当时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和国民党达成表面的共识。1945年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最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研究，究竟是哪些原因促使重庆谈判？

王康：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谲波诡、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

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而真正促使蒋介石邀毛赴渝的力量，则来自更为遥远的华盛顿。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对战时的重庆做了影像记录。图为大轰炸期间，国军在重庆郊外安装探照灯，用以在夜间协助打击空中的敌机。

周恩来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了将近9年。

重庆谈判的教训和启示

南方周末：国共在重庆谈判前后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

王康：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与者，毛泽东、蒋介石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爱妻，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双十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这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重庆谈判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

王康：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深巨的积怨和现实的争斗，但绝非只有内战一途，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难以逾越的恩怨和鸿沟，也不至于毫无通融之处。毕竟，作为同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嘱托、个人的历史论定，极而言之，天地之间，清夜扪心之际，彼此顾念之时，总不至于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他们都指出，这一方案，“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走了”，都表示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包括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内的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决不是中国的幸事。已经跻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四强”地位、以独立、人权、自由和民主名义战斗了八年的中国，却最终没有走上现代国家的坦途，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训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宪政原则，仍然具有足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红岩村的“红岩精神”

南方周末：对中国人来说，重庆的一个符号是小说《红岩》所体现的“红岩精神”……

王康：渣滓洞与红岩村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红岩精神。真正的红岩村是中共南方局居住地“红岩嘴”，这个红岩与战时迁都有关，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团结抗战精神有关；《红岩》是小说，表现的是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尤其是在渣滓洞的抗争，宣传的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强化的是中国的内部对抗和阶级斗争。

南方周末：那什么才是你理解的真正的“红岩精神”？

王康：抗战陪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后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在重庆中共人士，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与各抗日爱国党派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真正的“红岩精神”是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