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年gdp增长数据:[新华网] 反腐败在中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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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反腐败在中国的位置 时间:2008年06月11日 08:16  作者:许博渊  新闻来源:新华网

前几天,我在《中国的头等大事是什么?》中提出,迅速崛起是中国人面临的最重

要和最紧迫的问题,许多网友不同意,说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反腐败。作为一个退休老人,我一直喜欢谈一些文化问题。中国的能人、聪明人车载斗量,反腐败这样的重大命题哪里有我置喙的空间?然而,“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既然问题摆到了自己面前,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不过最好有言在先,一介平民不可能了解全局,也只能说说一孔之见而已。

这些年,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表明腐败行为依然存在,在许多地方甚至处于半公开状态,成为所谓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成了一种可以博取巨大商业利益的资本,一种几乎有明码标价的商品,权力利益化了,商品化了,市场化了。有人因此有些绝望地说,腐败是一个已经扩散了的肿瘤。如此,说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民群众非常不满,它正在严重损害我们党的威信,阻碍着我国迅速平稳崛起的伟大进程,恐怕大致不会错。不妨以此为前提谈谈个人看法。

腐败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是体制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我的感觉是,都是,又都不完全是。它是一个综合征。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合法性以及社会的稳定,但它同时破坏生产力,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又是一个经济问题。说它是制度问题,也不错,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制度,但我们分明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而且现有的一些制度分明几十年前就写进了宪法,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执行。许多人对掌权的人抱有敌意,可自己内心里又那么渴望得到权力;众多的人痛恨贪官,可当贪官站在他面前时,他却是那样的谦卑;许多人都痛恨“一言堂”,可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又是那么自觉地与“一把手”保持一直,不敢说半个“不”字。这么看来,它仿佛又是个文化问题。有制度,有机构,有人员,就是不管事,“鸡多不捉虫,猫多不捉鼠”,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么看来它又是个管理问题。所以,说腐败是一种综合征比较接近事实。

说它是个扩散了的肿瘤有些刺激性,不怎么恰当,因为那就是不治之症了。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一点比估计不足要好,我们姑且将其当作极而言之吧,何况只是个非正式的民间说法。

如果一个肿瘤处于早期,还没有扩散,那比较简单,一刀割掉就完了。如果已经扩散,就比较棘手,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急了不行,不急也不行。所以,我认为必须自上而下地、积极地、主动地、务实地进行改革,一点一滴地改良。不可轻言“革命”。按照古人的说法,革命是革除和剥夺上天的任命,即天命,比如商汤革夏桀的命,周武王革商纣王的命。毛主席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英语中的革命是武力推翻一个制度或者彻底改变一种方法和状态。总而言之,是推倒重来。这样当然比较痛快。可是,将近100年前我们就搞了辛亥革命,将近60年前我们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能够完全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这里一定有中国特有的国情在起作用,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在起作用。这说明,革命不是万能的,不是“一革就灵”。政治领域里是这样,经济领域里也是这样。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推倒重来,是一种革命,但财富迅速向寡头手里集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通货膨胀一度达到10000%,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其实是一种改良,发展就比较平稳,避免了大起大落。这说明,有时候,改良的效果比革命好。

而且,身处全球化时代,必须考虑国际因素,必须同时掌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能顾头不顾尾,不能一根筋。我国历史上两次政治大革命都伴随着长期的社会动荡,多年的内战。由于积弱和内战,我们丢失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这件事情可以不说,但不能忘记。如今,在西南和西北都有人在搞分裂,而且得到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支持。这样的国际形势是否允许我国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大震动?震动之后的效果又如何?谁能够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诸君?

我一丝一毫都没有同情和姑息腐败的意思。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我是腐败的纯受害者,没有理由同情和姑息它。我急切地期待着全党全国人民能够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迈出关键的几步,给人民群众更加充分的监督权。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已经发挥了作用,但还不够,还没有成为腐败的克星。

我们的各级政府在管理现代社会方面很不适应,管理是我们的一块短板。例子不胜枚举。当问题严重了,或者遇到什么特殊的需要,我们会搞突击,会搞“专项整治”,有时候也能有些成果,却掩盖不住整体上“肌无力”的症状。目前,北京正在整治市容市貌,居民生活区路上乱七八糟的地摊终于不见了。个别摊主依据以往的经验,企图采取蘑菇战术和游击战术,被城管队员追得满街跑。但是,就在咫尺之遥的一家超市的门廊里,豆浆摊的家什却依然摆着,顾客必须侧身而进。我问超市里的人,他们说“我们可惹不起,人家城管里有人”。他所说的城管,当然不可能是市一级的机构,顶多是街道的,或许只是一个普通队员。可人家这么一丁点儿权就可以换取商业利益。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每一个顾客都忍耐着,日复一日,没有一个人追究。作为一个公民,对这样的事情进行干预和批评总有权利吧?可就是没人出头。因为,不会有结果,还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我自己有过多次教训。一车停在十字路口拐弯处的斑马线上,双重地违反交通规则。我上前干涉,说“师傅,这里不能停车”。他斜着眼睛说“我懂”。我说“你懂,为什么还停啊”。他说“你管得着吗?”我不是交通管理人员,拿他没有办法,只能悻悻地离开。可是,该管的人在哪里呢?在打牌还是在喝茶?又由谁来管管这些管理人员?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么复杂,腐败这样的问题就那么简单吗?恨话可以说,比如“把贪官统统杀尽”。宋朝梁山好汉杀了不少,解决问题了吗?

悲观没有必要,因为有的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此类问题了,我们可以学学人家。以前,网友针对我对某些传统文化的批评,曾有网友说我“自虐”,我却认为太多的人喜欢顾影自怜,甚至是自恋。说到什么技术,他们就说我们的祖宗早就发明了。说到某种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早就说过了。不错,祖宗不应丢掉,传统文化必须继承。问题是,我们正在向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军事、现代文化、现代社会迈进,许多问题对当代人也是新课题,祖宗更是没有遇到过。而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是过来之人,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比如,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想取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胆地,大力地改革政治,使之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还有,管理应该跟上。宪政主义学者布坎南认为,必须承认人在道德上的弱点,必须通过设计、制定和维护恰当的规则去限制人们的行为,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秩序。

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要在许多方面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是一“革”就灵的。反腐败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为了中国的迅速稳步崛起所要做的诸多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件,目标设计应该是有利于崛起,服务于崛起。这就是它在我国议事日程中应该有的位置。

“自上而下地、积极地、主动地、务实地”展开各个领域里的改革,是一种主动的改良。不要以为改良就没有紧迫性,就可以慢慢来。如果不积极,不主动,就会丢失渐进式改良的机会,引来革命。而发展势头一旦中断,就可能出现逆转。这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教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