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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孔子与《论语》4

三、教人处世存学问

4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有时指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有时指有道德修养的人，而多是指后者。全书20篇中都使用这个词，涉及80章共104字数。主要是弟子们向孔子请教什么条件下才算一个君子，一个君子如何为人处世等论述。还包括孔子夸奖的人（君子），有些句子广为流传，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等。

什么叫君子？孔子有两个定义性的论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君子把道义作为自己的本质。依礼节来行动，用谦逊的口气出言，出真诚的态度完成事业，就是君子了。“道义”、“礼节”、“诚信”、“谦逊”四个条件是衡量君子的依据。在回答子路问怎样做一个君子时，孔子又说：“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即修养自己，以使别人安乐；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望文生义，君子就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达到君子境界的途径是“修己”。“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孔子有句名言：“君子不器”（《为政篇》）。意思是告诫弟子不能学成某个器具一般的东西；“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定型的东西而用途狭窄，要成为真正的通才而成大器，这样才能做个“修已安人”、“修已以安百姓”的君子。

纵观《论语》全书，可把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归纳为如下四种内容。

（一）形象君子。强调从个人内心加强修养，培养其正气且尔雅大方的形象。一是在文化与礼节方面加强修养，如开篇就提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篇》）。君子应广泛学习新知识，用礼节约束自己，这样的人能自爱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篇》）”。“自爱者方能为人所爱”（蒙田语），“自重是约束万恶之本”（培根语）。除此之外，还要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能自重又兼有实质的文采，便成为一个君子了。二是在言谈举止方面加强修养，“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子路篇》）。意思是：一个君子对他不知道的事，是不乱说的。若用了一名词，一定能言之成理，说出的话，一定能行得通。对自己的话，要做到不随便的地步才算君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君子把说过头的话作为耻辱。因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篇》）。此外，孔子也强调一个人在穿着仪表方面加强修饰，这方面的内容在《乡党》篇有详细的论述。孔子的弟子中有人对君子形象的修养，有独到的见解。曾子就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泰伯篇》）。在曾子看来，一个君子对于道义重视的理由有三点。有所触动、就表现于容貌，就不会粗暴怠慢了；使脸色端庄，就接近诚实了，表现出言辞有气度，就不会是浅俗背礼的了。而子夏对君子的形象说得更精彩：“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篇》）。君子形象的三种变化：远看他严肃庄重，接近他温文尔雅，听他说话严厉不苟。

（二）行为君子。孔子坚持用仁义道德要求自己并约束弟子的行为，这方面的内容占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最多！一是在人生观方面加强修养：“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不论适合与否，不加以否定，都用道义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加比较和适从。二是在言行修养方面，把行动放在第一位。子贡问君子，孔子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篇》）。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君子应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孔子还要求弟子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这与“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篇》）是一个意思。强调先做后说，不要只吹牛而不见行动。三是保持谦虚，靠知识和道德安身立命。“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篇》）。君子在人生中从三个方面把住方向，我虽然无能为力：仁者没有忧虑，智者没有疑惑，勇者没有恐惧。这里，字里行间尽显孔子的谦虚与智慧。在孔子看来“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卫灵公篇》），君子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本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有能力和本事又谦虚的人，当然不忧不惑不惧啦！四是君子以诚信为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篇》）。“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篇》）。君子忠贞如一而不是有点一般信任。“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篇》）。君子庄重而没有争执，合群而没有宗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篇》）。一定要说争，那就是比射箭、互相礼让后升堂，下堂来便一起喝酒，这算争吧！是君子有礼貌而诚实之争。“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尧曰篇》）。君子无论是人多人少，无论是大人、小孩都不怠慢。“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君子不凭言论来提拔人，也不凭人等级如何去废弃人家的话。

（三）形象与行为统一的君子。做到德才兼备、思想成熟与品德健全加上某些特长，相对说来是形象和行为相一致的君子。孔子对此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内容：“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篇》）。这九条很有针对性：看要考虑看清楚了没有，听要考虑听明白了没有，脸上的神色要考虑温和，容貌态度要考虑庄重，说话要考虑忠诚，做事要考虑认真，遇到疑问要考虑求教，发怒了要考虑后患，看到有可得的要考虑道义。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前面讲的君子四个条件的具体化，都与思想和行为有关。一个人这九个方面都把握住了，就近乎是一个德才兼备、形象与行为相统一的君子。这还不够，孔子对德才兼备的君子还要求做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把提升人的道德与学问放在第一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成了著名的人生准则与格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一个君子能以不饱食、安居为人生的目标；努力于该做的事而言语谨慎；又能向有道德的人请教，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这两句话的意义在于：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

47、如何理解《论语》中 “君子”与“小人”的比较？

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对比用语达17处，小人单独用语不少于6处。“小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二是指道德品质低下的人。而多指后者，使用情况大致如下：

在择友与交往方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这是在论语中第一次把君子与小人对比用。意思是君子亲密交往，而不是勾结在一起，小人勾结在一起，却不亲密交往。

在对待道德和利益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篇》）。意思是说：君子心里装着道德，小人心里想的是田宅；君子心里装着的是刑法，小人想的是恩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必定安然倒下。

在人的心态方面。“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篇》）。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经常是忧愁悲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篇》）。君子宽厚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宽厚。在处理与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君子跟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和谐，而不是一时苟且求同，小人则苟且求同而不是协调和谐。

在处理事务的方法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篇》）。君子向上求得通达，小人向下求得通达。“上达”可理解为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视现实的、眼前的一时之利。孔子对通达还有具体的论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篇》）。意思是说：说到通达么，品质正直，观看人家的神色，用委屈自己、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考虑问题。这样，无论在诸侯国家那里，还是在卿大夫那里也必定显得事理通达。

在对待贫穷考验方面。“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篇》）。君子固然也有穷的时候，但不像小人穷了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在事业与胸怀方面。君子大器，小人小气，“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篇》）。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意思是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理解，却可以在大事业上承受；小人不可在大事业上承受，只可以从小事情上理解。歌德有句名言：“与小人为伍，只能做出小事，与大人为伍，小人也成大观”。歌德与孔子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提升学问与道德的立足点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篇》）。君子提升学问与道德就懂得去爱别人，小人懂得道理就比较容易管理。

在抑制嫉妒心方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篇》）。

在对待生活条件和使用人才方面。“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篇》）。意思是说，君子容易侍奉但难以使他满意，在用人问题上特别看重人的才能。小人难侍奉却容易使他满意，在用人时就对别人求全责备。

在对待道义方面，君子与小人是一样的底线。离开了道义这一思想基础，君子与小人都不可救药：“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

从古到今，把“君子”与“小人”作比较的有很多说法，但核心都是谈道德问题居多。如《池北偶谈》中把君子比作水，把小人比作油。因为水“为用也，可以浣不洁者而使洁”；“油则相反”，“可以污洁者而使不洁”。这可能是君子与小人的原则区别。从行为的角度看：“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相混”。就是说，君子有容，但小人不会因为混迹于君子之中便可以摇身一变成君子，二者无论怎么说都是泾渭分明的。反过来，“倘滚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溶”。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观，孔子的论述是十分准确而精深的，以上内容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处世思想与方法，所体现的精神是道德至上。而道德的修养一靠社会引导，二靠个人行为，且主要在于自身的努力。对此，孔子作出了结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即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别人。因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君子担心到死其道德名声也不受人称道。小人是不会去顾及个人的名声的。孔子把人情世故看透彻了。

48、三纲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吗？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有多种说法，通常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在《论语》中没有概括性的论说，是孔子之后的历代封建社会总结出来的道德标准。它对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及人们的关系曾发挥过作用。

《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篇》）齐景公向孔子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孔子的愿意是：处理政事要先处理好等级关系和人际关系。齐景公认为孔子说得好，如果确实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父不是父，子不是子，即使有了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这里孔子提到了君臣、父子关系，并没提到夫妻关系。可见三纲是后人提出来的。至于仁、义、礼、智（知）、信，在《论语》中反复说到这些内容，它是孔学的重要内容。

三纲五常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它对于维系当时的社会循序和人与人的关系发挥过重大作用。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说明它仍有生命力。特别在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地。一方面，人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加以借鉴；另方面，在否定它的封建思想糟粕时，推陈出新，赋予它新的内容与活力。如韩国政府把三纲五常做为对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每年的假期在乡校（孔庙）向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讲授三纲五常，培养青少年的传统伦理道德，使青少年成为知书达理、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的人。在日本，许多企业把三纲五常溶入企业管理中，一些企业家在取得宝贵经验后著书立说，对三纲五常大加宣扬，从而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日本企业管理优于欧美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三纲五常溶入了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上至总经理，下至门卫人员把三纲五常做为自己终身信条，既经营企业也经营人生，使企业管理井然有序，人与人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在香港一些大学，以及儒学研究会的知名人士，对三纲五常也持肯定态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因继承了三纲五常这一封建时代创立的道德观而影响社会进步，相反，还促进了社会管理和改善了人际关系。可见，对于历史文化及传统的东西要敢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源于中国的三纲五常，没理由在国外受推崇而在国内受冷落。过去我们对于孔子与《论语》曾全盘否定，三纲五常也被视为封建文化糟粕而清理出历史文化与传统道德之列。走极端的方法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今天，我们要鼓起勇气去肯定三纲五常所蕴含的积极影响和文化意义，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

49、如何理解“学而优则仕”？

过去我国有一段特殊时期对“学而优则仕”反复批判，说它的要害是读书为了做官。现在反思起来，其实是我们自己弄错了，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学不仅仅是指读书，还包括做实际工作，研究某项专业课题，在某领域有开拓性的研究与发现等。而当时孔子讲的“学”，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些内容是书本知识与实际操作经验相统一的实用型技能。学习中的优秀者当然可以去从事如现在讲的行政管理工作，即去做个“仕”是很称职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句大实话，反映了当时社会择人从政的客观要求。这对于今天仍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中国一直以来沿袭了这条择人从政的基本原则。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是由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合起来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意思是官做得好就去学习，学习好了就去当官。这里仕、优、学三字，在两句话十个字中重复使用各两次，但其立意出发点相同：就是要求一个成功的从政者必须坚持学习，终身学习，通过学习而实现知识更新，从而与时俱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仕”首先是一个自然人，尔后才是为人处世的“官”，“优”是判断“人”与“官”的标准（政绩、道德口碑等）。“学”是实现做人、做官“优”这一标准的途径。所以在这句话的三个字中，学是最重要的。因为“仕而优则学”是强调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仍要求他去学习，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通过学习让从政者更优秀，这就是“仕而优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与我们今天使用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是相一致的。人类社会最原始的阶段也没有离开过管理，如狩猎与采摘野果，就具有原始意义的分工与管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管理分工越来越细。如今对社会的行政管理已到了须臾不可缺少的地步，今后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有管理社会事务的人员（从政者）。把从政者培养得更优秀些，把社会事业管理得更好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而优则仕”没有错，且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想当年，在批判“学而优则仕”之时，社会事务杂乱无章。一个无政府状况下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进步与发展的。今天，客观上这一主张已大加肯定并发扬起来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社会秩序井然、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今天提出的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就在此。我们应感谢祖先们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些光辉思想，再不要羞羞答答的说这句话，更不应去大批特批这句话，而是肯定这句话的积极意义。

《论语》中，孔子提倡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是不是人才，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

孔子这话前一句是说：三年学习下来，还没有得到官职或俸禄，是难得的事。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念了三百篇诗，把政事交给他，做不通，派他去国外办事，不能单独应对，学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这说明孔子也看到学与行、才与能在一些人身上会脱节。实践证明，读书人不是人人都能从政做官的。对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洛克菲勒忠告说：“知识是 外在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智慧则是内涵的，是我们对无形事物的了解；只有二者兼备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知识与智慧实质是才学与能力的关系。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这类人才确实存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它本身就强调了知识与智慧二者兼备的条件问题。不仅在古代对择才治政方面有积极意义，今天仍有可吸取的积极意义。

50、如何理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孔子说过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篇》）。这曾成为孔子不尊重妇女的依据。对这段话要作具体的分析，孔子在代理鲁国宰相职务后，要削弱季氏家族的权力而采取了“坠三都”的行动，但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无能，仍受制于季氏并被迫免去孔子鲁国司寇和代理宰相之职，而这也正是齐国要达到的目的。齐国担心孔子执政后鲁国强盛起来而威胁到齐国。正当孔子受排挤之时，齐国趁机给鲁国国君鲁定公和季桓子送来了女子乐队及马车。“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篇》）。在当时的国与国之间，这是极厚重的一份礼物。那乐队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就是在齐国的临淄选了漂亮女子八十人。鲁定公与季桓子乐此不疲，三日不听政于朝，孔子大失所望，感到鲁国已无法拯救，于是就离开了鲁国。孔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了上述这番话。出走期间，孔子两次到卫国，与卫灵公谈过政事。卫灵公认为孔子那套治国之策是可行的，就给孔子在鲁国当代理宰相时的待遇，从而使孔子与弟子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这个卫灵公把孔子当摆设，却并没有真正使用，孔子就在卫国讲书授徒过日子。卫灵公整天围着爱妃南子转，南子还背着卫灵公在宫里与情人幽会，是卫国道德败坏，丑名远扬的人。南子知道自己声誉差，她想借孔子的名望为自己挽回败德的影响，于是策划了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并设法招孔子坐第二辆车陪游而招摇过市，这是在作弄孔子，要孔子当众出丑。一个月前已发生了子路责问孔子见南子之事，现在又一次被人利用了自己的声望。孔子在羞愧、愤慨、失望的情况下又说了一句批评卫灵公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联系这两件事，分析这两句话，表面内容是指责了女子，但实际是批评了沉溺声色的当权者。第一次是以客观条件为依据来批评鲁国的当权者；第二次是以主观条件为依据来批评卫国的当权者。在这两个条件中，客观条件（女乐与南子）是外因，主观条件（当权者）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无论是鲁定公与季桓子，还是卫灵公，都是好色之徒，孔子把这类权势之人划入与不讲道德的女人和小人之流。

《论语》中共使用17个“女”字，有的已明确指向，如：“女子”、“女乐”等，其余十多处皆当“汝”（你）使用。因古文中“女”与“汝”同用。另在《论语》中，对妇女的称呼是有区别的。如“女乐”之类的称女子，而有身份的女子称为“妇人”，如“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孔子赞扬武王的十位人才中，还有一位“妇人”。此外，又把有身份的妇女直接称为某子，如称卫灵公的爱妃为南子。

51、如何理解君子三条导向的意义？

在《子罕》篇中，孔子已讲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后来，孔子又发挥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篇》）。这话的意思是：君子的导向有三条，我在这三方面无能为力；仁者没有忧虑，智者没有疑惑，勇者没有恐惧。子贡说：这是孔夫子说自己哩。孔子谦虚表示自己的学问与修养还没达到君子的境界。

仁者不忧：不忧和无忧是两码事，不忧的前提是自己必须是个仁者。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仁者呢？这从孔子两次向樊迟说仁得到答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第二次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篇》）。“爱人”是仁者为人处世的总原则，具体表现在对日常生活恭敬，办事认真，对人忠诚，即使到毫无文化的野蛮之地，也不丢掉这些品德。做到这些便是个仁者，也就不用忧己了。

知者不感：聪明人不迷惑。问题是，在复杂社会的生活中，怎样才算聪明人。对此，孔子也作了相对的解答：“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大意是说：聪明人既不错过与人交往，也不说有失身份的话。当樊迟向孔子问知时，孔子回答：“知人”，而“知人”是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意思是说：聪明人就能辨别人的真伪，从而使用正直的人，让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门歪道的人之上，能使邪门歪道的人正直起来。可见，孔子讲的智者主要是指从政的人才及选择从政人才的原则要求。“知人”是一件极难的事，古往今来，无论从政或是经商者看准了人，用好了人才，事业就一帆风顺。所以，各个领域的成功者，大多数具备识才用人的本领，因而他们借助别人的智慧而成功，是真正的智者。

勇者不惧：孔子讲的勇者不是指某个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的人，而是讲求勇者义为先，“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在孔子看来，无论是有身份的人还是一般平民，不主持正义而倡导勇敢就会导致作乱或为盗贼。

因此，孔子还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人何忧何惧？”（《颜渊篇》）。意思是说君子不忧不愁，不恐惧，是因为内心反省、没有久愧于心的事，要愁什么，怕什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说到底是以高尚的道德作为人处世的基础。孔子讲的勇者不惧是指见义勇为、仗义相助、维护正义、追求公理的人和行动。如我国现在设立的见义勇为奖，就是奖赏那些为维护社会治安挺身而出、与犯罪分子作殊死斗争的勇士。已受到奖励的勇士既有农民、工人、干部、警察，也有学生、老人及妇女。他们并没有高强的武艺，一旦路遇歹徒作恶，他们就仗义行勇，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这是真正的无所畏惧的勇者！这些勇者所挟持的是正义感！因此，勇者不惧不是指一般的胆大妄为，而是指一股强烈的正义感。

1999年4月9日，美国东岸时间下午4时，到美国访问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会见了顾毓秀老先生。临行，顾老先生赠送十六字真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顾老先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读上海交大时的老师。在此，顾老先生作了创新和发挥，将“仁者无忧”改为“仁者无敌”，增加了“诚者有信”。在异国他乡，两位优秀的中华儿女演绎了一场现代“仁者送人以言”的传世佳话。

52、如何理解“文质彬彬”？

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实质胜过文采，那么，就显得朴野，文采胜过实质，那么，就虚有其表。一个人能兼有实际和文采，便成为一个君子了。在学习孔子这段话时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孔子在论语中的所言，都是教人修身利人的话，这段话也不例外，尤其是青年人，更应认真地品味其中的意义。

文与质是人生修养的两个类型或说两种修养的内容、方向。彬彬是形容纷繁而和谐，主要是指礼仪而言。孔子讲“文质彬彬”是要求摆正两者的关系，文与质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文”？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文也”（《公冶长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很明显，孔子关于“文”的原意就是要求即使是聪明的人，也要勤奋学习和不耻下问。学习的文化内容是古代传下来的典籍，包括文学作品类的知识，并同时在德行、忠恕、诚信方面加强修养。文化知识与道德修养达到了某种程度，如达到　孔子提倡的“仁”的标准，就“可以为‘文’矣”（《宪问篇》）。孔子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极强的针对性。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如果不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掌握为社会服务的专长，在社会上将难以安身立命。仅有专业知识，而缺乏牢固的道德根基，也可能走到反面。现在，社会上一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利用专业知识犯罪而自毁前程，难道还不足以让人警惕吗！

什么是“质”？简而言之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即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原始的人与现代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性相近，习相远”。文明人之所以与原始人有了某些区别；最根本的东西是有了文化与道德的修养内容与形式，从而有了质的变化。孔子讲的“质”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质，他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君子以道义作为自己的本质，这是超越了原始意义上的本质，因为“道义”是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的特定的文化与道德。有了这种文化与道德的人，就会理智地去选择实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和途径，才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关于“文”与“质”的关系，《颜渊》篇有这样的记载：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大意思是说：“棘子成认为一个君子只要有实质就可以了，何必要文采呢？子贡纠正他：可惜呀！棘大夫是这样说君子呀！话一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文和质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没有文的区别，君子、野人就难分别了。去了毛的虎豹皮与去了毛的犬羊皮看起来不是一样吗？

文质彬彬不是慢条斯理的做作，更不是一种病态的娇柔，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在其言谈举止、为人处世方面适度的自然表现。总之，是一种成功的君子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非一日之功，必须经过自己有意识的长久修练才能实现。

53、如何理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是社会的总和。人除了与亲属来往与接触，而更多的途径是与朋友交往与接触。无论与亲属还是朋友交往，都是间接和直接与社会发生关系，而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因素。孔子把与朋友交往看作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篇》），今天读来，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是知己、志同道合者相见是愉快的事。在古代把志同道合者称为“朋”，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因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能互相说出心里话，共同探索人生目标，当然其乐融融；其二，有交流学习的对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前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作为一件愉快的事，与朋友切磋艺术，交流学习体会就是双重愉快的事。“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把朋友当作益友良师，向他们的长处学习，是一个人善于学习且个性成熟的表现，否则，成了孤陋寡闻的人，即使有了某种地位也会得意忘形，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处境；其三，可获得外地的消息与新的知识。对于终身研究学问、处处问政的孔子来说，在当时交通、通信、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与朋友的交往是极重要的信息源，当然也就乐在其中。

朋友！比较一下，今天我们是怎样交朋友的。

54、如何理解“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篇》）。这是一句充满生活哲理的话。小与大是条件关系，不忍与则乱是因果关系。小不忍是前因，乱大谋是后果，也是一对关系。孔子把人生的大道理，复杂的为人处世关系用简单的语言挑明了。这正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高明所在。

客观地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一句中性的话，谁都可以用于指导自己做为处理复杂事务的原则和方法。过去，对这句话曾给予抨击，而抨击的重点是“大谋”，认为凡涉及到“谋”的事，是乎就不是光明正大，更不用说是“大谋”。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孔子这个“大谋”的指向。

什么是“大谋”？大谋就是策划大事业，策划大目标，策划大方向。《东方红》首句歌颂毛泽东的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谋求的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与封建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大谋。国有国的大谋，如现在中国要谋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省有省的大谋，如广东建设经济强省，率先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家有家的大谋，如安居乐业、老少平安；人有人的大谋，如学业早成、创业成功等。无论是国家事业还是个人的事情，都是一个从长计议、从短着手的谋划，以及行动与实施的过程，这些过程就可用一个“谋”字概括。“好谋而成者”（《述而篇》）。成功的谋划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学习及事业能否成功，一个重要因素看“谋”得是否成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就是一个伟大的“谋”划，正因为这个“谋”划是成功的，所以，现代化与三步走的目标正是在逐步实现。一国之事不可不谋，孔子主张忍小事成大谋的观点，于国事、人事都有现实意义。

要图大谋还须学会忍。忍什么？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由此可知主要是忍气。办事要忍耐、包容，不能用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如某市一青年把女友接到家里住的要求被父母拒绝后，因争吵而一气之下砍了父母，美好的人生、风华正茂的生命就毁在这忍不住气的心态上。女友进家住是时间与程序问题，与成家立业的人生比较，与双亲的生命比较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用毁掉父母的生命作为报复，何止是因小失大、简直是愚蠢透顶。现在青少年学生中因小不忍而酿成大祸的事屡见不鲜，也成为校园斗殴闹事的主要原因。可见，学会忍让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忍耐其实是一种意志力，它能促成人的事业成功。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看书写作，二十多年不间断，以致于他坐位下的地板都被他的双脚磨出了两道痕迹，终于完成了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这一写作过程，马克思凭着坚毅的意志，忍受着孤独与寂寞，忍受着清贫与饥饿，完成了人类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工程，这是精神上的忍耐。还有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忍耐，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英雄邱少云在一次伏击中全身燃火，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着牙关一动不动的卧着，直到牺牲没吭一声！为战友的反击创造了胜利的条件，这就是意志力所产生的忍劲。

从政者更应处理好“小忍”与“大谋”的关系。子夏做了莒父的行政长官而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图快就是急于求成，不能达到目的，只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生活中小与大的关系的转化之事太多了，劝君多思考，办事摆正其小与大的关系才利于事情的发展，而忍又是摆正其关系的重要一环。

忍，是坚强的意志力、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人品修养，而不是懦弱的表现。逞一时之强，图一瞬之快才是人格缺失的懦夫行为。忍与不忍，结果不一样！多少人仰天长叹，多少人悔恨终生……除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之一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55、如何理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篇》）。意思是：孔子站在一条大河的边上，面对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感叹说：往者就像这样一去不返吧！且昼夜不停。这是孔子触景生情，以其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家的敏锐、教育家的情怀有感而发，以物寓人、以物言事，从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有某些内在联系及其相似的特点，就是指凡事都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其发展与变化按其轨道运行，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孔子这句话包含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其哲理和对人们思想的启发与诱导。另外，也可从中看出孔子感叹岁月之流逝，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其原因是什么，孔子自己不得其解，但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此，勉励弟子不要枉费年华。时不我待，岁月似流水，不分白天黑夜的消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珍惜时间开始，而浪费时间又是青年人最易犯的毛病，等到自己醒悟时，人已力不从心。

56、如何理解君子三畏？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孔子的意思是：君子有三敬：敬天命，敬王公大人，敬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轻视王公大人，怠慢忽视圣人的话。

对孔子这段话，要站在他所处的时代，按照他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当时的处境去理解。就是说，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这段话，否则会走入歧途产生误解或全盘否定。在2500多年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个人命运，很难用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和判断。在那种低水平的生产力阶段，根本不敢想像人定胜天！因此，不仅一般的人（小人），就是上层的（君子）人士都只能信天命，信大人、圣人之言。所以，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评说孔子宣传英雄创造历史。

关于畏天命。与“天”有关的词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组成近200个词条，足见“天”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天”，“天命”，“天下”在论语中至少出现22次之多。什么是天命？归纳讲有这几层意思：其一，用天来寓意其至高至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伟大啊，尧作为一个国君！崇高啊，唯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其二，用天寓意其自然规律的力量不可违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阳货》）。孔子说：天何曾说了什么！四时运行、万物化生，天何曾说了什么！其三，相对于天的至上至大，用“天下”寓意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人的自身及其活动是在天之下，在天的监视下进行的。为此，应顺应“天命”及天的运行规律办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篇》）。孔子的经验与体会是“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到了五十岁时，人的社会阅历多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丰富了，才知道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和行为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总有跳不过去的坎！这就是“天命”，而这并不是说人就认命、服命，向命运低头了。而是人变得更聪明与成熟，把时间、精力放在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从而使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关于畏大人。前面讲了“唯天为大”，“畏天命”，这里又讲畏大人，什么样的人是大人？这只有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末期。那时，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奴隶主的牲口和工具，奴隶主死后要让奴隶去陪葬。即使是奴隶主阶层，也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地位，一般的人配不上称大人，只有诸侯国的国君及协助国君的王公大臣才配称大人。孔子说畏大人，就是要敬畏王公大臣的统治。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明显地从维护周朝的礼制出发而提出的思想道德观念。但是我们不要强求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有今天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如果这样设想和要求，中国就出不了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了！

关于畏圣人之言：这首先要说明有没有圣人，什么样的人是圣人，然后才判断圣人之言是否可畏。所谓圣人，是与凡人，俗人相对而言的神圣之人。论语中多次涉及这一话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篇》）；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篇》）；“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篇》）。这些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古人对圣人的一般看法，无非是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圣人是受命于天的，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即“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其二，只有能造福于广大民众，并能救助他们的人，才能称圣人，即“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必也圣乎”。其三，圣人既伟大又罕见，连尧舜恐怕也难荣膺此称谓，即“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尧舜其犹病诸”。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有规范施行天下、以身殉职、以劳定国及能抗击大灾大患者，皆受到后人的景仰而荣膺圣人桂冠。毛泽东有一句读书批语：“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意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为圣人。出于这些认识，历尽艰难尝百草的神农氏，辛勤为民的尧舜，长年奔波治水的大禹，以及周游列国、孜孜宣扬仁义道德的孔子等人，成了最早的一批圣人。而圣人之言，主要是指圣人对不同时代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判断，以及对人生经历的总结而作出的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孔子讲的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特别是青年人，完全凭着一腔热血行事实在难于成功。所以孔子从他自身的经历得出结论：有了信仰，尊敬长者，听从圣人之言，这些都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之，我们今天对孔子讲的三畏要审视而行。畏天命不等于向天命低头而无所作为，但要确定正确的目标，量力而行事，否则，归于徒劳。畏长者，是善于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教训，就能使自己少走弯路，从而实现创新与发展。畏圣人之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生哲理之言应记取，作为自己前进的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正确对待孔子所说三畏的意义所在。

57、孔子为什么喜欢行夏之时？

在《卫灵公》篇第十一章，颜渊向孔子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使用夏代的历法，坐殷代的大车，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舞。放弃郑国的乐曲，斥退献媚讨好的人。郑国的乐曲淫荡，献媚讨好的人危险。孔子回答的内容主要有历法、舟车、服饰、音乐方面等民族文化的问题。其中舟车服饰早已过时了，韶舞也早失传了。最引人注目的，又容易被忽略的是“行夏之时”这四个字。

“行夏之时”就是使用夏代的历法。今天，在中国使用的日历上是公历与夏历共存共用的历法。公历又称阳历，是按太阳的运行周期计算天数和月份的。夏历又称农历或阴历，是根据月亮的运行周期计算天数和月份的。夏代还是奴隶制时代，我们对于夏代的科学文化了解已经不多，可是夏代完成的历法这项科学文化成就直到今天还通行着。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真是世界文化的奇迹，尤其像天文学这种遥测的学问牵涉到计算、观察等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的祖先凭着聪明与才智早已解决了举世难题，我们现在仍为之骄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并惠及子孙后代。特别是一些民族民俗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那是我国人民最高兴最隆重的节日，还有我们的生日、婚嫁良辰，都是以夏历为记时依据。可知，如果完全按公历为计时依据而取消夏历的话，不光是传统节日得不到重视，而且我们的文学、中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历法、哲学、及军事科学，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牧业中的栽培饲养等等跟夏代历法密切地联系着。一旦少了夏历历法，将给我们的生产、科研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农谚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根据夏历的24个节气作出的科学推断，简单易懂，使得人人遵守农时而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可见夏历这一计时法在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如今不少农村的老人根据月亮的圆缺而记住了初一与十五，就可判断每月的时日，从而心中有数安排农活、迎接传统节日，或择日选择办喜事等等。这种办法虽然是传统些，但体现的是中华历史文化。难怪孔子喜欢“行夏之时”，其实我们今天仍非常珍惜与钟爱这一传统的科学文化，它将植根于现代科学文化中而发扬光大。

“行夏之时”还包括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有着广大的人口群，也有着丰富的文化与生活内容。我们要认真对待，继承与发扬其科学成就，剔除其迷信糟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服务。

58、如何理解“不为酒困”？

关于酒的内容，在《论语》中至少有五处涉及。酒，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二》）。商纣王就是因“肉林酒池”而亡国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又是最早禁止酗酒的国家，早在夏朝就有禁酒文件《酒诰》。中国又是传统酒文化沉淀最厚重的国家，传统酒文化认为酒有“六德”。一曰逸：酒可助人逸乐、逸兴、逸才思；二曰和：喝酒可以“孕和”，“和也者，天下之达德也”；三曰友：喝酒可以融洽人际关系，《礼记》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致情归性”、“通气合好”；四曰敬：喝酒要敬让讲礼仪，“事无礼则不成，要洁樽肃客”；五曰雅：文明、雅致，酒有品，人有量，饮有度；六曰节：《周礼》规定了“酒三行之礼”（每宴三杯），“不及乱”便可。孔子是熟悉古籍的人，孔子对酒这一特殊食品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道德要求：一是“有酒食，先生馔”（《为政篇》）。这是孔子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的话，即有好吃的先给年纪大的长辈享用，这体现的是一种孝顺之举。同时也说明，酒，在圣人心目中也是好东西；另外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酒还是一种奢侈品，平常人家是难于喝到酒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还强调：喝酒时有老人在场，就要照顾老人不要喝过量，喝完了酒要等老人离去了，自己才离开席位，以示对老人的尊敬！二是“不为酒困”。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这里的内容说明孔子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公干或是为别人办理丧事，都做到不喝醉酒。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做正当的事情。从“丧不敢不勉”推断，这话当是孔子青年时说的。他少时家境贫穷，就去学习礼乐与祭祀仪式，把学到的礼乐知识与祭祀仪式用于上层社会或民间的治丧活动。而治丧活动，特别是上层一些贵族的治丧活动是少不了祭酒和饮酒这些内容的。这就使得孔子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喝酒，并特别有酒量。但孔子坚持“不为酒困”的原则，反映了孔子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表现出孔子高度的自控能力，在物欲的诱惑面前不动心。三是“不及乱”。对于嗜酒者不说，酒确是好东西，但古人早就发现过量饮酒会乱性。孔子也是有酒量的人，但他主张和做到“唯酒无量，不及乱”，同时“沽酒市脯不食”（《乡党》）。这里讲的“无量”是指孔子酒量大，但以不喝醉为原则，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酒菜没经加工就不吃它。

“不为酒困”、“不及乱”语言表述不同，但要求相同：喝酒以不醉为原则，什么程度为不醉，这因人而异。按照孔子说的这些话分析，其一，不因喝酒而误事或损坏自己的形象，保持清醒的头脑，酒后能办事；其二所饮酒量不超过主食，或以菜肴为主，饮酒为辅；其三，喝酒时讲究礼节，特别要照顾好长辈。

孔子关于酒的论说言简意赅，时隔二千五百多年，所表现的思想与道德光辉仍然没有褪去！特别是“不为酒困”、“不及乱”，虽然讲的是关于喝酒的事，但他表现的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实质是一种人格修养和操行高低的表现，放弃这种修养与操行，就可能成为酒徒被酒所困扰。这些年来，不断从新闻媒体报道中传出因应酬多，喝酒过量而醉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这种代价多么沉痛，难道还不足以让人警醒吗！

“不为酒困”、“不及乱”。这些先贤的话是孔子对后人道德修养的倡导，更是对后人酒性与酒德的劝诫与忠告。

59、如何理解“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有人类以来，山与水是人类向其索取生存物质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最大的纵情地所在。这一点，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山与水不仅养育了人类而且启迪了人类的智慧。在孔子心目中，仁者智者皆如山之巍巍，水之汤汤。上古时代的舜是仁者的化身与代表，因仁德之声誉而继承了尧禅让的帝位。传说舜帝在位时巡遍了名山大川，后来死在了出巡中途的九嶷山。禹是有史记载的中华民族治水的第一大功臣，所以也称他为大禹！禹在治水实践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方法上改堵截为疏导。“疏导”之法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与智慧，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大功告成。《史记·五帝本记》说：“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史记·匈奴传》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这说明洪水平定后，万民安居乐业，深深怀念尧舜的德泽和禹的功绩。禹治水有功而得到舜帝帝位的禅让，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君主。禹在治水实践中总结的“疏导”法则，不仅对治理水灾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治理社会事务也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舜还是禹，都是孔子的偶像，因此，孔子自己也常在山水之中寻找安慰与智慧。他有感而发，既有“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感慨，又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篇》）的吟诵。

仁与智，乐与寿表现的是人的思维与具体活动。山与水是自然现象，动与静则无论是人的行为或自然现象，它都普遍存在。如自然中的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巍巍高山岿然不动，而人类活动一般地讲是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进行。这作与息就是动与静的关系。人类活动中的动与静反映的是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联系。孔子把智者、仁者与水和山扯到一起讲，当然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他的道理而已。如孔子在另一处讲了“知者不惑，仁者无忧”，联系这里讲的“知者乐，仁者寿”，就会得出结论：一个人心怀仁爱之心而无非分欲望的人，当然对生活充满乐观与自信，由此而获得欢愉与长寿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仁者之心如流水柔和清润，水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它与其它物体相接触后几乎能溶于一体。一位哲人对水的性格作过这样的描述：“水不仅自己运动，还推动其它物体一起运动，经常地不停止地寻求自己的路，遇到障碍则气更大，不仅洗净自己，还洗刷其他各种污浊，并且有容含清浊的肚量”。孔子借水的特性来喻仁者，其用意是在宣扬仁者的道德如流水亲近万物。孔子这些思想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他告诫人们：只有在健康道德下发生的智慧才是既利已又利人的智慧。因此人的一切活动必须置于道德约束之下，同时与自然规律相协调，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与仁爱，否则，会受到道德良心与自然规律的双重惩罚。

60、如何欣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孔子说：年冬腊月的寒天里，这才知道松柏最后只受了些皮伤，这也是孔子的名言，极大地鼓舞起人们的坚强品格，历来为人赞赏。关于这句话的背景，《庄子·让王篇》中有一段资料可供参考：孔子师生在陈、蔡之间断粮挨饿已经七天了，子路、子贡以为走到了绝路，颜回也无言以对，孔子说：“……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于是孔子弹起琴来，子路执干而舞，子贡说：“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这次知道了事业的艰难和人应有的品格。歌颂松柏的句子，《诗经》中就有了，但是成为名言、赋于更丰富优美的涵义，还数孔子这一章书。陈毅元帅曾作《青松》一诗咏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高度赞扬了表青松在恶劣环境下的良好精神状态，临难而不失其德。以此表明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我们可以把陈毅元帅这首诗，看作是对孔子这一章书的最好的也是最直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