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文革“拥护周恩来”真相：污蔑周搞政变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2期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一伙，干了一系列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勾当，但她在《回忆录》中却说“拥护周总理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把自己打扮成“坚决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的“英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摆一些事实来看吧。

(一)按照陈伯达、戚本禹的旨意，积极参与围困中南海等阴谋活动，把矛头对准周总理

1早在1967年3月27日，陈伯达、戚本禹就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听到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炮轰、攻击周总理时说： “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会后，聂元梓、孙蓬一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并将讲话印出来广为散发；同时连续开串连会，说“要揪大个的”， “要揪出新的黑线”。聂、孙派出许多战斗队，到国务院各部委收集情况，整理负责同志的材料。1971年5月6日聂元梓向以工、军宣队为主的校党委交代(共21页)中说，她所讲“揪大个的”，就是指周总理，事后还受到戚本禹、陈伯达、王力的表扬和赞许。

7月19日，聂元梓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开誓师大会，聂元梓在会上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会后一部分队伍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此后，聂元梓还多次到中南海西门慰问北大学生，鼓励他们“一定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还代表红代会慰问其他高校学生。

2聂元梓1971年4月21日交代：1967年7月底，我同孙蓬一、姜××、李××、王××、宋××等人经常一起讨论形势，在一次串连会上，我说：在揪刘少奇问题上反映出来，政府机关中旧的机构与中央文革的矛盾，这个矛盾看来要靠群众来解决，对旧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我还说：在揪刘火线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在这个问题上是执行中央文革的精神，就是坚持下来，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来解决。孙蓬一说：在这个形势下还是紧跟陈伯达，现在形势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要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说：我看就是听陈伯达的。

3新北大公社外联组长刘××1971年4月20日交代：1967年7月20日左右，一天晚上我到聂元梓家，对她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建工学院“八一”战斗队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我说：“这么说，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看来，对陈伯达、戚本禹发动“揪刘火线”的阴谋，聂元梓是心知肚明、心领神会的。对总理遭受压力的结果，她的预期是悲观的，而且是幸灾乐祸的。

戚本禹规定8月5日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毛主席不在北京，戚本禹认为必须给周总理加大压力，逼总理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于是他提出8月5日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要求批准揪刘，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于7月28日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传达了戚本禹的话：不要在揪刘火线闹什么天派、地派的分歧，要调整和加强指挥部，鼓励大家把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坚持下来；要求各校做好对派到指挥部的代表的工作；制订了所谓“分兵两路”计划。

聂元梓1971年4月30日交代：8月3日晚，我召集新北大公社头头开会，我对他们说：要有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决心。8月5日这天要兵分两路，一路去找总理，一路去揪刘少奇，我们北大一定要两路都参加。决定增派300人去中南海。聂元梓在同年5月6日交代说：“这就是自觉地走上了反总理的道路。”

周总理在极困难的情况下，顶住陈伯达、戚本禹煽动广大群众的压力，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陈伯达、戚本禹们的阴谋失败。7月下旬，周总理下达命令给谢富治(谢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要求围攻中南海的各校学生撤回学校。这时连戚本禹都不敢不服从总理命令，放软了口气，劝建工学院学生不能冲进中南海。而聂元梓却顽固对抗总理指示，拒不撤离“揪刘火线”。看看聂元梓1971年4月30日的检查交代：“7月二十几号，谢副总理说：总理要大家回学校去，但我完全听不进去。在我们分析能不能揪出刘少奇时，议论攻击了总理。我觉得陈伯达没有保守思想，最革命，觉得总理同陈伯达的指示不一致，而认为陈伯达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就听谁的话，不支持就不听。就这样，自己反对、抵制了总理的正确指示，也欺骗了群众和我周围的人。”原校文革副主任×××对聂元梓攻击和对抗总理指示也有具体的揭发。

聂元梓在1974年4月29日给江青的信中，检查的第四条就是：我受陈伯达的欺骗，1967年7月参加了“抗缅大会”和“揪刘火线”的群众活动。她在信中检查说：“我参加'抗缅大会’，会后还根据金××(大会主席)或戚本禹的指示，带了学生到外交部提出批评，要求对缅甸政府持强硬态度，并要求转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抗议等等。这个大会原来是陈伯达、王、关、戚反总理，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阴谋，我受了欺骗，作了他们反党的工具。”她在信中说：“'揪刘火线’也是陈伯达、王、关、戚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发动反总理、妄图篡夺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我积极动员了校内群众参加了'揪刘火线’，我还去看学生，鼓励他们坚持下来，一定能够揪斗刘少奇，为陈伯达、王、关、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效了劳，对总理、对毛主席犯了罪。”(当然，广大学生参加“揪刘火线”等活动，是受了陈伯达、戚本禹和聂元梓的欺骗，他们若知道其中包藏着反总理的阴谋，许多人可能就不会去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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