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