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印度通天绳:陈丹青：退步集 下

 
陈丹青：退步集 下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1)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研讨会“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书面发言
　　我是上海人，没资格谈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学留校，总共才三年，现在回来教书，也不过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来，拖到昨夜，胡乱写了一点，念完拉倒：
　　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1986年我与阿城在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
　　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
　　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已经有照相馆，他就特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着斗大的“勇”字。不久大清帝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着。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着胡同摸到红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高声叫道：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阿城还认得从前宫里的老太监，老太监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譬如皇帝幸临宫女，是夜里点了牌子，宫女脱光了，由太监扛进皇帝的房间。这些情节，我在李翰祥导演的清宫电影里看见过，可是据老太监亲口对阿城说，皇上行房，太监们围着伺候，到一定的时辰，太监会跪着提醒：
　　皇上注意身体！皇上该休息了！
　　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许多店铺的后院房内还雇着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
　　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文化记忆”，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
　　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刘家官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我记得1978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
　　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
　　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
　　“天棚葡萄金鱼缸，肥狗壮丁胖丫头。”
　　另一说是：
　　“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
　　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4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
　　“什么叫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
　　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京津唐一带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明节”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到处挂着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1972年。选自法国70年代摄影集。
　　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空旷，荒凉，沉闷。
　　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2)
---------------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2003年10月22日) *评议　　给不同的作者写序写评论，其实很难，因为要体贴，作品的水准，又不能不计较的。在中国，这类文字等同应酬与捧场，而我另有小小的原则，是给尚未发迹的新人写：他们在权势的门墙边绕圈圈，忽儿脸色一正，语调放软，转而请我出面说几句——若是他手上东西果然好，我会试试看，写着写着，又不免借题发挥，引出别的议论来。下面这些文字人情债，去除了我给经已著名的画家所写的若干篇幅，还请师友鉴谅。      ---------------
众生相与人物画(1)
---------------　　——读施本铭人物写生系列
　　三年来，施本铭的油画肖像写生现在画到快有一百幅了吧，他说他自己也没数过。那些画密集堆放在他位于北京红星胡同的小画室里——那画室连同他的居舍今年已经被拆除干净了——移步进门，满屋子满墙是真人大小的脸。逐一观看，随即看见画布上好多双眼睛正在瞪着你。假如你曾在中央美院混过，会从这肖像阵营里认出几张似曾相识的脸：他（她）们大多是进修班、助教班的成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看上去不太像艺术学生或职业画家，也不很像所谓士农工商。这些人物的阶层、身份，甚至性格，是模糊而次要的，可是每张脸显然画得十二分肖似，所以彼此完全不像，仅止活像他（她）们自己。
　　就画论画，这些作品的本身似乎也什么都不像:不是“肖像画”，不画出身体、手势、姿态，更未烘托人物的环境和道具，只是一张张占据画布的大脸；它们也不是人物画“创作”，没有主题、情境，每张脸除了证实那是一张脸，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倒是很像最常见的课堂头像写生，事实上那是在施本铭代课任教的研修班里完成的，由学生轮流坐着，几乎一天画成一幅。其中任何单幅，凡学过几天油画的朋友谁都画过这类“写生头像”，可是我们无法将这些并排挂开的油画看作“课堂作业”：还有比课堂作业更乏味的吗？
　　这是一批庄严的作品：庄严得就像人类的每一张脸。
　　然而施本铭画的真是人的“脸”么？我曾多次长久凝视他（她）们，发现这批肖像可以看作是“五官”的“文本”，迹近人类学意义上的“面相记录”，人物的神态、表情和“精神世界”，恐怕都不是认知这批作品的要旨。在被描绘的那几小时内，这些人物似乎中止了内心活动，介于发呆和出神之间，无意识，无保留地将面部交付给观察者与描绘者，或者说，是作者刻意抹去了面部表情的任何假象、幻象，务使人脸就是一张人脸，即便模特儿带着各自独一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面相”的“特征”，在施本铭的画面上，也未归结或体现为我们期待于人物画的“生动性”及所谓“艺术性”：他（她）们只是一张张“脸”，就像布烈松要求他的非职业演员不要“表演”，别考虑“角色”，仅在摄制过程中谨守导演的告诫：“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想。”——不论施本铭是否自知，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摹写人的“颜面”，以颜面的彻底的表象作为深度刻画的凭据，这深度，使他的画看去并不“优美”，或如本雅明所说：“一切恰当地称之为优美的事物含有的悖论是，它呈现为表象。”
　　这是摄影的美学。施本铭画中的面相让人想起警方的人口档案或护照照片；这也是20世纪严肃绘画在摆脱浪漫主义后处理人物形象的美学，是现代人试图无情而真挚地认识自己的愿望。
　　因此，自然而然地，这批作品以难以觉察的方式，向我们疲惫的、方向不明的写实绘画，尤其是人物画，提出以下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画写实的人物画？人物画还具有哪些可能性？是它的描绘功能还是认识价值？如果是前者，那是关于“绘画技巧”还是“观看方式”？如果是后者，我们所能认识的是关于“人”，还是关于“绘画”？对以上问题的每一方面，施本铭以持续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并带着含蓄的挑衅——虽然他运用的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手法：当场写生。而它的过程，由起于练习引向对人物画的认识；它的效果，则不是为了绘画的“观赏”，而是为了面相的“阅读”，当这批写生画在经由并置与排列之后，全然不同的观看方式即超越了单幅头像的“习作性”：如本雅明形容普鲁斯特的文学手段时所说：他是在展示，而不是反思。
　　由施本铭大量的面相展示，作为观者，我获得反思的机会：在中国写实油画的人物画传统中（假如可以勉强称之为“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找不到多少货真价实的人物画。
　　是的，“人物”似乎始终是中国油画的主角，但在民国期间，除了诸如徐悲鸿、蒋兆和的几幅大型创作可以称之为卓越的“人物画”，“人”，通常是以模特儿身份出现在写生小品或美丽的肖像画中。建国后，在主题油画创作中大量登场的工农或领袖人物，是主题的角色分配，犹如演员，不是人的本真面目。出色的人物形象并非没有，然而受制于意识形态，下焉者，则沦为图解的符号。近二十年来，“人物画”意识在创作中逐渐唤醒，可是人物画的正路、正品，依然渺渺：或盲从形式的所谓“探索”，失尽人物画真味；或以矫枉过正之力，画成沙龙式的精美肖像或由少数人物组合的伪风情画，成为市场的专属，其中，出色的人物形象也并非没有，然而人物画最可宝贵的真境界，即所谓“人文气息”、“人文精神”者，则放眼看去，有重量的作品还是付之阙如——画人物，并不就等于“人物画”，在这样的“传统”中我们不能苛求出现像伦勃朗、大卫、列宾那样的人物画家，仅就“人物画”这一体裁论，实在说，我们根本还欠缺着哪怕是职业性的肖像画家，遑论作品等身的大匠师。
　　人物画曾是西方艺术的主干、主脉与顶峰。画人物画很难。而我们的当代艺术，总在历史的一再错位中进退失据：近二十年，中国的艺术不断解禁突破，文学作品中“人”的刻画的层面，渐进渐深，而油画人物画境界的发掘，竟与绘画自身一起，在新艺术新思潮的裹挟搅拌之下，失衡而迹近失落了。作为“教育产业”，画石膏像与人像素描依旧是报考学院的技术筹码，作为创作主题，“人物”也似乎仍然是保留项目，但人物画的写实水准其实是在大规模失落，人物画，经已缺乏成长的理由，内在的活力，由其自身贬损了这一体裁的价值与尊严。---------------
众生相与人物画(2)
---------------　　是在这样的时候，施本铭坐下来，别无他顾，别无所想，与随时遇到的活人，面对面，一笔一笔，一幅接一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画“人”——他曾长期历经了创作的风格化与主题的徘徊，随波而不逐流，在时尚中徒然逆行，画了一批形象怪诞（包括他的自画像），观念含混而可疑的“现代主义”具象画，累积着，同时又浪费着写实技巧，终于无功无利。在这样的境遇中，艺术家或则迷途走失，或则猛醒而返顾，90年代末，他受聘代课，开始画这批纯属“示范”或“练手”的头像写生：此时，所有“创意”皆尽罢休，他的眼睛与画笔唯直接面对人的“颜面”。
　　起先，若干幅肖像的形色不免顺势带出前期作品的变形与夸张，但在“对象”由模特儿转变为“人”的写生过程中，在日渐增多的篇幅中，人的颜面遂引领他进入直观而质朴的工作，逐渐地，他在五官之间的寻索不知不觉迹近“无我”的状态，或如叔本华为艺术家天性所定义的纯粹的“外化”，如所见，如所是，朴实无华，令人暗暗震惊——这可能是我在国内所见过的人物画中，最揭示了“写生”本质的作品：不因为可供指认的“肖似”，而是对于“表象”的忠实；这也可能是以写生行为而远离写生旨趣的人物画：它们越过了“艺术性”，比一幅人物画“创作”或许更能够直指人性。这些画技巧可观，凡动手画过人物写生的画手都难以忽视它的难度；但它们的魅力不属于技巧范畴，更不是“技法”的范本。我不记得数十年来我们的人物画出现过这样简单的作品，无论是题材或描绘均未经提炼，以至简单得带有视觉的攻击性，像是一连串脱口而出的粗话；我也不记得我所见过的人物画给过我这样复杂的感受，甚至带着轻微的难堪：不因为画中人物的神情，而是他（她）们没有神情。当我与每张脸彼此逼视，不像是在看画，而是人面对人。
　　我反复审视，发现一个可喜的悖论：这批显然避开任何现代主义嫌疑的作品，以最保守的课堂写生手段，采取未经预设的并置和排列方式，穿过了，又仿佛绕开了中国人物画尚未完整跨越的阶段，获致后现代艺术整合视觉经验的展示效果，这效果，为陈旧的，我们过于熟悉的传统视觉样本（包括人物画、人物摄影）打开了再度观看并重新认知的可能性：它们比肩排列，上下重叠，以日渐增多的篇幅构成这个时代的人群的共相，无名无姓，我们从中或许能找到自己，看见自己，而其中的每张脸，像是一部自传的封面。
　　我愿意说，这批人物画是可尊敬的作品。有一天它们面世之后，将是怎样的命运？它们语意暧昧，内容又太过质直了，正如画中的面相——杜尚说，每过三四十年，人们会自动为被忽略的作品“平反”。施本铭作品的际遇或许更其晦涩：它们根本尚未获得被观看的“待遇”，就像画中的人，默默无闻——我不确定这批作品是出现得太迟还是太早，但肯定不合于当今的时宜，好在它们已经完成，潜伏着，准备随时注解并追问中国人物画莫可名状的命运。（2001年4月4日）---------------
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1)
---------------　　——读彭薇彩墨花卉初作
　　我于国画，本不该有什么意见，因为是近年摆开倪瓒沈周董其昌的画册作几件油画写生，一笔笔描摹着，这才仿佛睁眼看见了“国画”，可是当青年国画家彭薇拿她的彩墨花卉给我看，并要我写几句话，却又无从说起了。
　　感触自然是有的，譬如，作者出生70年代，该算是所谓“新新人类”，至少是国画圈的新生代、新面孔吧，而她的画路，一眼看去，却是传统的，甚或显几分“老旧”：设色的明滟，有点陈道复赵之谦的意思，画局的节约，有点吴昌硕齐白石的余绪，但真要拿去对照，便即踪迹渺然。其中有几幅相当可看的，墨色腴润，花枝圆满，局面简单到正好，虽说笔力嫌弱，却是女心盎然。在目下种类芜杂的“实验”性国画中，这批作品以其毫无“新意”而换取我的注意，念作者初出画道，何以如此？这里面，仿佛有什么消息在。
　　才刚闭幕的百年中国画展，总算给我们有机会捋了一遍早该结算的流水账。大致的印象是：清末民国，不外“因循”与“革命”两路，到了建国以来，则相率革命，几乎清一色“新国画”：从古典题材的内容转换，到传统体裁的悉数废弃，近二十年，则“新国画”一路新到仿效欧美超现实主义的重重光影与细节堆砌，新到任意扭曲形象而近于设计，形同装饰，好似放大的卡通、宣纸的涂鸦……“新”，是新中国几代国画家的集体意识形态与总纲领，得失对错，姑不论，倒是十多年前半路杀出的所谓“新文人画”，弃“新”图“旧”，止步于国画革命漫无约束的边界，追溯归宗，从古人那里翻寻图式，拼凑出一批其“旧”亦“新”的作品，虽说也不免卡通、涂鸦的精致化与格式化之嫌，但在老一代国画“新党”逐渐退出历史，早期“新国画”终于显得其“新”亦“旧”的今天，“新文人画”至少局部唤醒了传统中国画的表象记忆，而不少作者是有才气，有主见的，那是革命后的冷静与省思，是革命革到途穷之时，传统从远距离返照的一缕回光，一笔偏锋，这可是当年的国画新党料不到，古人更料不到的——传统，你说它是累赘也罢，说它是遗产也好，它还是在，还是厉害，它可以是阴影，也可以是光照，端看不同时代的作者，怎样以不同的画眼看待它。
　　国画革命的世纪争论，有益而无益。到了动手作画，实践与词语，规律与主张，毕竟两回事。笔墨等于零？笔墨等于一切？有理无理，终躲不过“笔墨”二字，而笔墨落在宣纸上，总要化开来，这是谁都无奈何的事。能试的试过了，要看的看到了，百年国画，其景观不在画，而是这百年光阴好几代人的刚愎、幼稚、摸索、挣扎……至于黄宾虹齐白石辈，按四舍五入法结算，都该归入传统大账的余篇遗页，只因其才如斗，其时未远，仿佛于本世纪“新国画”平添荣耀似的，其实不过是几位老人的高寿所致，他们，毕竟活在“国画革命”的彼岸，后来的革命家并未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国画革命，终于是走到国画的此岸——唯见“此岸”，不见“国画”了。
　　“国画革命”虽或出于历史的不得不然，也确留存几幅传世之作，其后果，则如百年中国的种种革命，开裂文化艺术的累累断层，断层的此端，头一批国画新人，便是“新文人画”群落。他们多数出生在叫嚣革命的五六十年代，而竟自然而然成为“国画革命”的“反动派”。他们偏要画旧时的才子佳人而不画工农兵，偏要画超时代的山水画而不画新中国的新天地，国画革命所唾弃者，他们捡起，国画革命所主张者，他们唾弃。他们，其实仍该属于“革命”的一代：革“国画革命”的命……但是话也就不必说下去，说下去，又入了国画争论的话语泥沼，我们还是来看年轻人的画。
　　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国画家，革命意识终告厌倦、淡漠，以至隔阂了。所谓“代沟”，虽是令人困扰，但其实有代沟还比没有好。世纪之初的国画革命亦无非起于代沟，不然国画实在要因循到生趣全无，而今国画革命恣肆百年，也还要有新的代沟来淌开这摊浑水，此即所谓文化的周期，历史的规律吧。新文人画一代刻意地要来反其道而行之，是因他们于国画革命记忆犹新，犹如同堂的“父子”；今天的年轻国画家，则进退之间不再听命于前代的是非，好比隔代的“祖孙”。国画革命的理论话语对他们均难起到依附或左右之效，他们画国画，玩水墨，不见得非要怎样，也未见得非要不怎样，一如油画新生代摆脱了“油画民族化”符咒，油画便出离意识形态而复返绘画的工具之一。今之国画新人与其他画种的新生代同行在创作观上已经了无介蒂，他们放手描绘当今时代的风流人事，但不再刻意标榜时代感；他们营造种种匪夷所思的形象与图像，也不见得出于拓展国画表现力的雄心；他们更以纸墨工具去做种种逸出国画界外的观念作品，结果要比老一代国画革命家走得不知远多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国画”的名分……此外，或也出现极端“私人化”的个例，无意于当代国画的各种流行标签或实验风格，以“无立场”为立场而入于笔墨实践，即如眼前见到的彭薇的画：她只是画几朵花，配几片叶子，落款盖章，挂起来看看，全不为“革命”情结与作风“新旧”所扰，反倒与古人——而不是“传统”——神会而交遇，仿佛平行：古人当初的画兴，也不过临花起意，欣然命笔，哪有后人那许多妄念……---------------
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2)
---------------　　革命远矣。今日年轻的国画家画国画，要之，恐怕只为好玩，即便谁要来存心地慕古仿古，这断根既久的一代也是欲师承而无师，要因循亦无因，可资照看者，恐怕是近年频频面世的古典国画精印画册，凭借这迟来的出版物，“传统”在印刷品上恢复了文化的记忆。
　　以我的猜测，彭薇的画路与画兴，其实是将古人的若干新版集册置于案头，随手作游戏的参照，参照的游戏，这游戏，今之西人倒是早有精确的说法在，即欧美后现代绘画对于印刷品——通称“现成品”——的所谓“戏仿”，其妙要，在“戏”，而不在“仿”，因后现代有一路画手也不过出于现代主义绘画革命的世纪硝烟，既经看破，便来与革命前的诸般传统图像资源妥协而对话，如美国的Doyle，挪威的Nerdrum，意大利的Arcevia和Mariani，俄国的Maslov、Kuznetsov及Tobreluts，他们每取文艺复兴到普桑的现成图像作种种“变体”的蓝本，其效，说是“因循”而毋宁定义为“抄袭”——彭薇的笔戏想必未曾与前述西洋画家有任何牵连，唯其同是绘画革命的隔代后生，则作画的动机便仿佛有暗通之处，其理，乃“因循”者被动，势必弱化为传统经典价值渐失的副本，“抄袭”者主动，而宛然转化为古典文本语意复杂的回应。我们若以“戏仿”一词移来审视中国文人画，则“抄袭”的美学自董其昌即早有端倪在，尔后诸家沿袭，公然在图式与题款中指涉来源，借着与经典文本的复合重叠而自传统渐次剥离，确认自身的主张与位置……但这都还是洋人的说法，相对于近世西方绘画汲汲于涂旧标新，兴风作浪，中国古典绘画的流变则从来波澜不兴，是一繁衍持续的超稳定状态，若说其间有风格画路的差异，也仅因人而略有小异，因时而发生微变，盖“因循”一词若非出于贬义，其实倒近于道家的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百年内兴国画革命，其实是为被动而剧烈的西化运动所裹挟，外因过于庞杂，而内因遂逐步丧失了机变的可能性，其中原委，此处理不清。实在说来，国画革命的“灾区”与“误区”多在人物与山水，传统花卉画体裁相对封闭而静态的空间，似乎天然地难有国画革命置喙的余地，虽则式微久矣，但并不存有难以衔接的断层。
　　这些大道理，彭薇自己或许全不想到，也不在乎，以我旁看并挑剔这批浅尝未止的作品，仍未脱尽新国画既有的套路，质薄而微甜，尚欠花卉画领域诸般传统“修辞”，然可贵者是在没骨与设色能够心手相应，颇具灵气。其中几幅描绘明清官窑，逸出题外，以瓷具作静物设置，局外局，画中画，无意间触及以“现成品”入画的观念。而近期的墨石与牡丹系列，尺幅大，难度增，却能局面渐开，品相端雅，与明清的画意章法初呈会合之势，显见作者已然主动解读并修习传统花卉画的“文体”与“句法”，这在同龄写意花卉画作者中似乎不多见，虽运笔的骨力逊于墨色的烘染，但居然气势酣畅，画意圆融而俊秀，至于书法题识等一整套纸面规矩，是还要狠下工夫，从长计议。以我的偏见，作者既是雅好前人的画路，自当依次上窥诸如何濂、蓝瑛、王谷详、孙艾、陆治、唐寅、姚绶、张逊、王渊，以至钱选的画境，倘若出以虽不能之、心向往之的诚意，由临写而罗致，借效仿而识髓，久之，或竟能自出意外的篇幅也未可知，且看作者能否从此自悬难度，计较品格，进而探访宋元花卉画传统的渊薮，如此，或许真该走成一条反方向的正路。
　　不过这都是后话，以彭薇的年纪，画下去，路正长——自宋及清，中国花卉画遗落的一大批珠玉之作，近已在新版图册中呈露其荣华富贵，其间多少妙旨亟待今人恭谨认知。国画革命的遗患，实于传统无伤，而在赏鉴的眼光逐代昧失，传统的泯灭，似亦非如国画革命论所说是为必然，今借彭薇的初作从旁议论，不为辩说什么道理，只为小小的讶异：传统画道的隔代传递，真是曲折难料，所谓老树青枝，旧苑新人，眼前，即便作者仅只初涉清人的传统，我以为亦足可喜，亦便可期。（2002年元月） *影像　　庞大的行政格局、严密的行业藩篱、匮乏的本土眼界，养成我们根深蒂固的单一绘画思维、单一摄影思维，乃至单一创作思维——我们都是目不斜视的“独眼龙”。我曾带着自己的“独眼”去到纽约瞻拜绘画的经典，久而久之，这才给那里的文化景观拨亮另一只眼，看见了绘画之外的大眼界——然而双眼亮不多久，回国来，又给周围密密麻麻的独眼视线弄得目力昏暗，只能兼说带写，强辩道理，于是便有以下几篇谈论。近时复看，我于影像文化毕竟不懂，所幸止步侧身，未予细说，因早有太多的专论写在前头。若读者真愿睁开双眼，无妨多找专书，如今市面上关于影像文化的译著，比以前多得多了。      ---------------
影像与中国(1)
---------------　　——读罗塞特中国战争摄影有感
　　寒假回美省亲，自不免又去大都会美术馆走走。出馆经过麦迪逊大道，这里是纽约老字号上流商店与画廊区，时装铺即便一双皮鞋动辄上千美元，现如今，将女鞋的皮面弄成肉红、宝石蓝、荧光粉绿，也能这般淑雅好看。我且看且走，无意间留心归国两年来纽约时装又在作兴什么新花样，忽然，就在一所公馆向着街面的石壁方龛间，撞见照片中这位坐倒在战壕里的中国兵，血流满面，奄奄一息，黑白照片的陈旧黑白指明拍摄的年代是在二战期间。
　　立定细读：摄影者巴尼·罗塞特，公馆二楼正在展出他题为《战争中的中国，1944-1945》摄影展。展室小，钢窗，细木地板，这样老派的帝国时代的楼居，上海有得是，如今被不少商家辟作豪华餐厅，谁会用来作摄影画廊呢，而且挂的是陈旧的黑白照片。框是装得贵极了，考究到不觉其考究，一位自称匈牙利籍的画廊主人，中年，好相貌，从里间走来陪我观看四壁近三十幅摄影作品——我已写到过，纽约的画廊通常空无一人——他说，罗塞特还活着，这批照片从未展出，今次是他的首展，半数作品经已售出。【注：罗塞特影集的珍贵，在他晚年的自述。其中有段故事，是讲他随军由昆明转移贵阳的途中，以战车携带一位“举止优雅”的中国女难民，不料那女子事后约他出来，由家长郑重陪送着，进房入帐，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算是敬谢救命之恩。推算年龄，这位美国兵当年二十一岁，面相亦标致。这篇文字，发表在上海《艺术世界》2002年第6期。】
　　这就是纽约的不可思议：我又在曼哈顿遭遇中国，中国的中南——稻田、山丘、赤脚农夫、士兵的尸体……同在麦迪逊大道，过去十数年我在好几家摄影画廊见过安德烈·科特兹、卡蒂耶－布勒松、罗伯特·卡帕的原版照片，陈旧泛黄，拍的是一战二战的战况，都是摄影史名篇，有的原件极小，大约也就120胶卷原寸大小吧，标价两万美元——“BEAUTIFUL！BEAUTIFUL！”观众喃喃低语，照片上也是血污狼藉，欧洲人的尸体，巴特在《明室》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死尸之为死尸，乃是活生生的。”罗塞特这批照片悉数注明他所拍摄的是受伤的“国军”士兵，正面跌坐的这位垂死的抗日英雄，一副好相貌，他的性命后来究竟如何？若是活转，解放后想必镇压，因他不是“我军”……而那位贵阳妇女身后被炸毁的家园，六十年来一定几度面目全非，现在恐怕早在原址盖起贴满瓷片的新楼，说不定还是卡拉OK厅。
　　但我要写的不是这些。
　　科特兹没来过中国。布勒松、卡帕留下的中国影像，则我身边各有专辑，视为珍藏。卡帕来，时值抗战爆发，他抢拍的镜头是空袭间张皇聚拢仰看天空的武汉市井，轰炸后的小民徒然以盆水浇灭火焰，中原船夫奋力摇橹载送“国军”官兵渡黄河……有一幅难得一见的照片，极之传神，是宁汉分裂时期的周恩来，年纪轻轻，穿一身皱巴巴的中山装，紧靠门边，表情坚毅而峻急，显然与哪位国民党同僚正在谈判僵持的片刻——张国焘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未经整肃的共产党员自武汉政府仓促撤离，是周恩来独自安排粗细事宜——我料卡帕不懂中文，但镜头看破一切，尤当摄影机是在卡帕手里。端详久之，在这幅照片中，周恩来不是谈笑风生的宰相，只见他面容憔悴，那峻急的神情令我想起近年公布的官方“文革”纪录片镜头：总理给红卫兵团团围住，唇焦舌敝，劝说众人……
　　布勒松。关心摄影的中国朋友想必注意过他在1948—1949年政权易手之际于京沪两地拍摄的那批经典。大时代！这位法国“鬼佬”眼中逼人的中国气息怎会如此准确？在国民党士兵队列前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北京老人（相貌憨厚神情悲酸，活脱于是之扮演的茶馆老板），还有那位刚刚占领上海而不得闯入民居，独坐在洋房夹隙埋头整理军衣的解放军战士（以他的资历，日后至少是哪家工厂的支部书记）……每一幅都是布勒松式的构图，每一幅都是中国历史，这中国的历史，竟在法国人摄影作品中直见性命。
　　马克·吕布也是法国人，马格南摄影学会老将，印象最深的两幅，其一是街头那位身披斗篷的中年民国女子，抹着口红，走在解放后的马路上，大约50年代吧，沧海遗珠，这样的角色，“文革”前的上海街头偶或还能见到。另一幅是水库工地，人如麻，前景那位破衣烂衫的小伙子，戴副眼睛，很可能就是当年新出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岁。
　　在中国摄影的大多数影像中，“中国”并不可信，并不可看，我们的电影、绘画亦复如此。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看得比我们真切无碍？都说镜头是顶顶客观的，但愿如此。我们都会拍照片：我们懂得“观看”吗？安忆同志几次感慨，说是文学的翻译怎样词不达意，还是你们画画的好，没有翻译的问题，她的论据，自然是“视觉艺术”乃“世界语言”，一看就“懂”——苦哉！我每欲分辩，终于默然。罗塞特作品所目击的惨烈（惨烈得竟有几分亲切，仿佛我认识这位小伙子，这幅照片的双重时态，又是巴特有言在先：“他已死去，他将死去”），我就不曾在中国同期的战争摄影中见过，他是随军记者，我们也有随军记者，都长着眼睛。老革命摄影家徐肖冰倒是拍过一幅暴尸战壕的阵亡八路军战士，近距离，只是头部，死之已久，满头满脸的浓血，凝固纠结，浑如泥浆。对了，我们不允许发表这样的照片，最近才得面世，收在徐氏的摄影专集中，真实是绝对真实，一看就“懂”，而且心惊——只是不“美”，犹如刑事档案记录，算不得摄影艺术、艺术摄影。罗塞特的作品于血污之外堪称“BEAUTIFUL！”是的，美，不必“翻译”，当年他在战壕里猛见得这位中弹士兵，无须谁给他翻译——所谓“美”，岂是专指“美丽”的事物。我以为这幅战士的照片，这位照片中的战士，非常之美，我称其为美，是因对历史有敬意，对摄影也有敬意。---------------
影像与中国(2)
---------------　　但我要写的还不是这些。
　　我时或愿意给国中画画的新朋旧友看看以上说及的摄影，却殊少得到识赏与回应，他们随便翻过，继续聊天，那面对摄影的冷漠，怎么说呢，借从前的上海话，叫作“木肤肤”。据说卡帕、布勒松的摄影展80年代来过北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也似乎没给画家同行留下什么记忆或说法。又如北京民国青年方大曾抗战期间的摄影，也是由台北摄影人阮义忠的发掘引介，这才于90年代出版，迟至21世纪方始传回北京，前时我在三联书店看到，而也不见引起我们“艺术界”怎样特别的注意。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倒是出之不绝，其旨意是在恢复历史记忆，功德无量，可是到底未及摄影艺术的人文层面与艺术价值，将大有深意的摄影文本反而弄得浅了，附一堆深浅不辨的感慨文字，照片倒成了插图似的，亦且印得粗陋，又给零碎的排版方式切割得失去了摄影作品的庄严，我每看到，觉得可惜。
　　年来我在学院教书，不愿尽说些色彩素描之类，于是拟“西方观看传统”为题，将欧洲写实绘画、19世纪摄影、20世纪电影，连而贯之，分三节聊作讲述，意思是说“摄影”绝不是“照片”那么简单一回事。我凭什么资格谈论摄影呢，可是动问四座，我们高等艺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对摄影史全然无知。谁是布勒松？什么是摄影的“决定性瞬间”？课中三百多位未来的“视觉艺术家”无人知晓。各校邀讲，我每一厢情愿呼吁艺术学院与美术馆尽快成立影像专业与摄影馆，作影像艺术与观看文化的启蒙，而响应者渺渺，南方一位艺术学生并且可爱地质问我：你喜欢摄影，就要我们也喜欢摄影吗？
　　我无言以对，唯中国画家如今的惯技，是十之有九依赖照片。是的，摄影在我们心目中，至今只是照片而已。
　　我真不知要在这篇稿子里说什么。或者说来话长吧，而长话不能短说。我且谢谢上海《艺术世界》每期介绍当今世界的摄影文化，并附有相当可读的文字。今在纽约邂逅罗塞特摄影集，虽然并不有名，但他的中国影像委实不在昔年卡帕、布勒松之下，回国后赶紧寄过去，承蒙发表。这批照片自会言说，作者的文字更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不必我来评论，谨遵嘱凑这篇不知所云的杂文。（2002年5月20日） *教育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1)
---------------　　【注2001年，贸然答应上海《艺术世界》开办专栏一年，照例不知写什么，于是请读者月月来信，相与闲聊。这里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后给别家报刊转载，编者存心耸动，取文中一句话为题，沿用如上。今年见《南方周末》一篇质疑“外语教育”的长篇专文，作者的议论比我专业多了，极有说服力，大约三点：一、外语教育的定位与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语教育推行即久，并未奏效；三、外语考试于“教育法”无据。社会上则另有二说，一是个别大学已自行制定相对灵活的外语考试措施，一是国家拟针对不同学科局部改革外语考试制，改以“语言考试”，重视中文检验，外语仅占少数考分，聊供参考云。但以上均属“听说”，无处求证。目下，我所接触的各地艺术学生，一如既往，为外语教育戏耍作弄，苦不堪言。】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
　　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像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帆，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与我交谈过的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齐白石、安徽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吗？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像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2)
---------------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90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
　　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经已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而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汔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二十六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分、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考试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唯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80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并发症。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犹胜于殖民时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语言同化之梦，以外语教育作教育大纲之一，强加中国人文艺术学院的炎黄子孙？外语教育的定位，终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中国人文教育百年劫难，已有公论，而今外语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损的后遗症综合症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学术，罔顾教育规律，其恶果，是人文状况将继续承受压抑，难以振拔。五十年来，我们有导弹飞弹原子弹，我们的文化巨擘在哪里？
　　外语教育不等于人文水准，已如上述，而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酷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其一，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项“汰优制度”，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尤使此一“劣胜优败”的过程行之有效——前三名前五名优秀考生因外语落榜者，届届有之，无校无之，“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其二，可造之才别无出路，唯搁置专业苦攻外语，及至通过，艺技荒疏。我认识几位投靠五次至八九次而因外语分数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较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尤为可哀，因范进毕竟考的是中文。其三，为外语考试制所逼，硕士博士名额索性听任外语学院次等生滥竽充数、顶替冒充者，无校无之，此亦中国式“政策”与“对策”闹剧的绝佳双簧。然以上症状虽也难堪，尚可维持各校门面，其遗患艺术教育至深且巨者，犹在以下方面：其一，为外语过关，学生从成年到而立之岁，光阴耗费，精力涣散，智能受挫，内心惧憎，学院的办学宗旨，学生的求学意志，为之不伦不类——艺术，已削弱为艺术学院次要而暧昧的点缀。其二，外语教育贻误殃及的学业之一，正是外语，当初制定政策的那点刚愎之心与良好目标，为之淹没，因外语的工具性蜕变为升学的工具，外语，不折不扣成为交还校方以备上报的一纸学分。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究竟是否因此提升，无人过问，因所有教条的实质，无非向上负责。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对外语落榜者网开一面的筹码，是交付数倍的高额学费，近年已蹿升到五六万元之谱：既是收钱，何谈考试权威？收钱，又何必非考外语？教育产业与学术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使“外语”早就沦为“应试”和“过关”的同义词。其四，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吴晓帆说：“你知道吗？有人说今天的艺术学院是白痴收容所！”不，校园青苗绝不是白痴，今日艺术教育倒仿佛存心要将活蹦乱跳的生命一个个养成“白痴”：说来也是常识，外语水准的高下，必取决于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讲演中收到的数百张字条，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随处出现常用词语的错别字，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说，中文，正在大专院校全面沦丧，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头等大事！外语考试制还想继续盘剥、离间、侵蚀新青年起码的中文思维与表达水准么？有一天，这外语考试制阳谋若是果然逼出艺术学生普遍的外语水准——天晓得那是怎样的怪物：一群在中国本土满口英文或日语的中国艺术家？——那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场荒诞剧。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实现的胜景：教条的果实，只能是教条，今之国家的专业中文与外语文本尚且错误百出，艺术学生的外语水准可想而知，至于怎样对付四方八面包围而来的“世界”，希望或在于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外语教育，艺术学院，则招生规模倒是越来越大，收取学费越来越高，更兼以上教条的捆绑勒紧之效，艺术学院的学位，艺术学院的艺术，艺术学院的声誉，经已大幅度贬值，并将继续贬值。---------------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3)
---------------　　呜呼！三十年前的“文革”，“中央五七艺校”明令三代工农出身者始得入学；三十年后，炎黄子孙必须拿出六级外语分数才能上榜……吴晓帆在长达四页的信中最后问道：“我爱一切的美，我该如何自学？”说实话，我不知道，空话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实话：“美”，不收你银钱，不考你外语，你“爱一切的美”，这“爱”，就会激励并引导你如何自学。我们古代的大画家王冕同志少年时穷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见雨后美丽的晚霞，大为感动，从此画起画来——在我们五千年艺术史灿烂辉煌的记忆中，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所谓“艺术学院”。
　　以上所说，只是当今教育机体的局部“溃疡”：何必认真！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国运，真是挡不住地好。人文教育艺术教育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版面用完了。来年，《艺术世界》还想哄我办一道专栏：每月聊一幅所谓“世界名画”。我不敢答应。我得歇歇，多画画，多看书，好好学中文。难为大家陪着我结结巴巴聊了十二个月，我谨向逾百位捧场来信，尤其是我未予回应的读者，鞠躬致歉，鞠躬致谢。（2001年11月11日）---------------
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1)
---------------　　——2002年在“美术同盟”与艺术青年网上交谈
　　【注这是我头一次与“虫二”、“豆子”、“无脚鸟”……之类网上青年对话，以下抄录这次交谈的广告词：“今年初，‘美术同盟’转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陈丹青痛陈英语考试弊端的长文《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反响强烈。应网友要求，本网站请陈丹青与大家作网上交谈。”交谈过后，网站站主赏我一枝烟，另送一枚黑皮包，回家装上电脑，用到现在。】
　　陈丹青：大家好。
　　大海：我想听听您对中国教育体制的看法。
　　陈丹青：能问得更具体一点吗？
　　虫二：学好外语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陈丹青：我针对的是外语考试制度，不是外语。
　　guest：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不完全的，中国学艺术的学生多数比较没文化。您怎么看这些？
　　陈丹青：是我们的历史断层和教育制度使艺术学生“没文化”。
　　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文化”，就说明他根本没文化，可他们还说学生没文化。
　　hippies：艺术界就是名利场？您怎么看？我涉世未深，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陈丹青：何止艺术，人生就是名利场。
　　guest：你觉得懂两种语言是不是更好？我觉得懂一种外语就可以了。
　　陈丹青：您懂中文么？我连中文都不敢说懂。
　　鲍栋：你觉得美术教育的种种问题和大的体制有关系吗？
　　陈丹青：当然，所有事情背后都站着体制。
　　鲍栋：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你正在做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一切？
　　陈丹青：我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能做的就是空口说话，只剩下这点说话的权利。制度会埋没人，也会使人坚强，靠自己奋斗，别指望其他。
　　阿波：陈老师，你和丁方在80年代都是风云人物，可我现在更喜欢丁方，他没有你这样的张扬，我感觉你是在作秀。
　　陈丹青：谢谢。我此刻是在“作秀”。
　　玄玄色：陈老师，你怎样看待现在的行为艺术？
　　陈丹青：让它发生，谁愿意做就让他去做，只要不犯法。
　　一杯凉水：你觉得行为艺术可以听之任之吗？
　　陈丹青：我没有权力说“听之任之”这样的话，我不是政府官员。
　　豆子：你认同行为艺术吗？
　　陈丹青：我认同所有艺术。我很早就认识台湾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很佩服他，二十多年前他就做，做得很诚恳，现在的大陆行为艺术家受到他影响。
　　豆子：行为艺术形式的新颖让我感动，他太棒了！我们需要“个性”的艺术！！！
　　陈丹青：对！
　　小张：在西方艺术院校里有像中国美术院校里的帮派之争吗?
　　陈丹青：有人的地方都会有帮派之争。
　　林莹：有些行为艺术很血腥，你是怎么看的？
　　陈丹青：“文革”时期的血腥，如今社会上的种种罪恶，比行为艺术不知要血腥多少。你到公安局去看看档案照片！还有录像呢。
　　一杯凉水:但是行为艺术的血腥跟犯罪的血腥是不一样的，一种是犯罪一种是艺术，你觉不觉得有些行为艺术是对人们的一种误导？
　　陈丹青：对，是不一样，但在行为艺术之外，太多事物正在误导我们，行为艺术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
　　suntao：行为艺术很好，因为能提供很多的可能性不是很好吗？我们太贫饥了！不是吗！
　　陈丹青：完全同意。
　　玄玄色：有时觉得行为艺术很残忍。你是怎么看待的？
　　陈丹青：远不及外语考试制度残忍。行为艺术摧残一个死婴，教育制度摧残多少活人？！
　　烹云煮石：有人说行为艺术是西方对本土的文化侵略，你怎么看？
　　陈丹青：至少有一万件西方的事情正在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都是我们请人家进来“侵略”的，或者说，我们“自我殖民”，其中一项就是人文学科的外语考试。
　　suntao：“文化大革命”在一些领域还在继续！我是这样认为的!
　　陈丹青：没错！“文革”是我们的集体人格，集体遗传。
　　豆子：有界内人说，中国的艺术教育太古板，你认为呢？
　　陈丹青：对。光是古板也没关系，中国艺术教育太自作聪明。
　　挡车之螳：作为一个艺术家，您觉得是什么成就了您？
　　陈丹青：干活，保持做。但不要想什么“成就”。
　　小张：您怎样看中国美术教育与当下大艺术环境的脱节问题?请回答。
　　陈丹青：是很脱节，但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会冒出来，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
　　林莹：你刚刚说过“文化大革命”也是血腥的，但是那已经发生了，无法避免，现在的行为艺术还是一个小范围，何不制止呢？你是怎么看的？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制止任何艺术。艺术如果冒出来，制止没用。除了样板戏，“文革”制止一切艺术，现在呢，一切又冒了出来，还多了一个“行为艺术”。
　　无脚鸟：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状况下，真诚是判断艺术品的关键标准，你呢？---------------
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2)
---------------　　陈丹青：能对自己真诚就好。
　　豆子：你喜欢毕加索吗？你觉得现在是你玩艺术还是艺术玩你?
　　陈丹青：彼此玩。没有一样东西只是你玩他，玩久了，它肯定掉头来玩你。
　　q：用综合大学的模式管理艺术学院是悲哀的吗？
　　陈丹青：我不懂管理模式。良好的管理是必需的，但不要成为模式。我们的体制只是在“管”，没“理”顺。
　　无脚鸟：现在对自己真诚的人很难混进艺术圈吧？
　　陈丹青：艺术圈里有真诚的人，只是越来越少了。
　　iqeqverylow：但是我觉得目前这种教育体制能出好的教师吗?我就是一个美术师范生，我和我的同学都很迷茫，一方面要学很多与美术无关的东西，专业却又只是学到表面的，并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内容，我们该怎么做？
　　陈丹青：制度是一个方面，如果你想当一个好教师，你会当一个好教师，看你想不想当。前面已经说了：靠自己。自己努力。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豆子：谢谢你回国，但更希望你能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改革做出贡献！能否让我们更自由！
　　陈丹青：我做不出任何贡献。不要讨自由，没有人能给你自由，只有靠自己。
　　cheetah：您得罪很多人了似乎，那么回国是不是为了得罪他们来了？
　　陈丹青：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会被得罪的。谢谢您提醒。
　　哲：我想问一下，陈老师，你觉得现今的中国艺术状态是否正常，如今形形色色的艺术门类在中国是否有生命力，他们真的适合我们的国情吗？谢谢。
　　陈丹青：艺术状态？我只能问我自己的艺术状态。你很难定义哪种艺术在哪个阶段适应国情。我们的国情没这么窄吧？
　　tomfeitomfei：我自己感觉中国的艺术家像是啤酒杯里的泡沫，只能浮现一时。您是否认为？
　　陈丹青：绝大多数艺术都是泡沫。有点泡沫很好呀，没有泡沫的啤酒没人喝。
　　大愚：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的遭遇如何？
　　陈丹青：各人有各人的遭遇，性格不同遭遇不同。
　　iqeqverylow：那陈老师，你觉得现在的行为艺术和前几年红火的摇滚有没有相同之处啊？
　　陈丹青：有关系，有相同之处。行为艺术也好，摇滚也好，都是本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
　　挡车之螳：陈老师，您是我的长者，我斗胆问一句，艺术中的想像，与生活中的现实，曾给您带来过反差吗？或者说是其他一些思想上的变化吗？
　　陈丹青：斗胆回答：虽然我不太懂这个问题，但我自己经常有反差，有变化。
　　andy：艺术是时尚的吗？
　　陈丹青：是，可以这么说。现代艺术是一种时尚。
　　林莹：你会尝试新的风格吗？
　　陈丹青：也许会吧，风格不是尝试出来的。风格要看你是怎样一个人。
　　ddd：好像你提了很多体制的问题。
　　陈丹青：对，体制挡道嘛。
　　刘德麻：技术重要吗？
　　陈丹青：重要，问题是你拿技术去做什么？
　　刘德麻：技术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陈丹青：好的技术里已经有思想，好的思想也需要好技术。
　　11：我想问您画画的有必要了解哲学方面的知识吗？
　　陈丹青：应该读哲学，问题是哪种哲学，绝大多数哲学著作我看不懂。生活里充满哲学。
　　豆子：你觉得现在的你受束缚吗？
　　陈丹青：有点受束缚，也替学生受束缚。
　　dazhi：你对女性画家的看法如何？
　　陈丹青：您是指哪位？现在的女孩子比男孩子画得好，用心，有慧心。
　　艺术疯子：你认为在中国人学油画的意义何在？
　　陈丹青：人生“意义何在”？
　　豆子：你觉得做艺术苦吗？
　　陈丹青：也苦也乐。别的事更苦，比如整天坐在电梯里给人开电梯。
　　joanna：我觉得有些方面国内不可能提供很好的环境。
　　陈丹青：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很好的环境。我最好的画都是在很糟糕的环境下画出来的。
　　guest：你怎么看那些不懂艺术的人，你觉得他们活得悲哀吗?
　　陈丹青：不悲哀。不懂艺术的人也许替我们悲哀呢，他们想：瞧这帮傻×。
　　kkkkkk：要做你的博士生有何要求？你认为画画的需要博士的头衔吗？
　　陈丹青：我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博士生的要求，都是教育部定的，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这个人要真率。
　　tomfeitomfei：陈老师，您有没有想过把幽默放到艺术里面？
　　陈丹青：幽默是一种品德。
　　guest：不疯掉的能算是艺术家吗？
　　陈丹青：能啊，当然能，艺术不是疯狂。不然疯人院就是艺术学院。
　　豆子：作为你来讲，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抛开社会因素）？
　　陈丹青：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11：我觉得现在的人把凡·高神化了，您觉得呢？
　　陈丹青：人需要神话。
　　克雷：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陈丹青：发呆。
　　tomfeitomfei：你对学生的要求看起来不是很高？你不看重画技和想像力啊？---------------
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3)
---------------　　陈丹青：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是品德。
　　iqeqverylow：我们现在有的同学不看重艺术史，您觉得有什么不妥？
　　陈丹青：有些人不看重，那就不看重吧，我没办法。不看重他会吃亏。不过很多看重艺术史的人也吃亏，吃艺术史的亏。
　　天使的忧郁：可是谢红军如果不是遇到你，在国家的要求下混得很惨的，可是您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您是否应该联合大多数真正搞艺术的人为艺术界多做点事情？
　　陈丹青：不要联合人。每个人自己好好做，一点一点做，不要去改变什么，能改变自己就很好。
　　太一：无神论阉掉了国人的灵魂！您怎么看？
　　陈丹青：但是生出了十三亿人口。
　　dazhi：现在在中国许多学院气氛很压抑，你怎么看？
　　陈丹青：美国的问题是学院气氛太自由，怎么办？很多美国青少年自杀。
　　tomfeitomfei: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你认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叛逆还是适应？
　　陈丹青：有些事情要叛逆，有些事情要适应。比如，叛逆自己，适应自己。大家都能这样，社会就有品质。
　　克雷：您能解释一下傻×的含义吗？
　　陈丹青：我坐在这儿说话就是傻×。
　　刘德麻：您怎样看学院派？
　　陈丹青：总得有个学院，不管怎样，学院还是出了不少人。别把学院太当真就是。
　　天使的忧郁：我是个师范生，却他妈一心要搞艺术，但是发现目前不考研简直没法有出路了，但我的英语很差，如果我考不上，您认为我该如何继续呢？英语的关卡有可能撤销吗？有些人靠英语而不是靠画挤进艺术圈，却不去做翻译，你是否认为他们很无耻呢！搞艺术很痛苦，有人在痛苦中穷尽一生，你又作何感想？你觉得你是否也有痛苦，抑或是觉得幸运！
　　陈丹青：你一心想搞他妈艺术，就他妈一心去搞艺术，你要准备好在“痛苦中穷尽一生”，这是你的选择，不然赶紧选择别的事情，但做别的事情也会在“痛苦中穷尽一生”——以我的经验，艺术会偿报痛苦。
　　游子：你认为美国是艺术天堂吗？
　　陈丹青：是，因为在那个天堂里，艺术家可以说那是个地狱。
　　lf：有文章说你是一个“矛盾的杂多体”，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嫌自己不够矛盾，不够杂多。
　　guest7477547：陈老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很荒谬。
　　陈丹青：生命就是荒谬的。知道这一点，可能少一点荒谬。
　　游子：你认为艺术真实吗？
　　陈丹青：艺术是假的，它在骗你，但它比生活真实。
　　糊涂先生：我想在中国办一所著名的现代化的艺术学院，但不知从何下手，很想借此机会请陈先生指点指点。谢谢！
　　陈丹青：就叫“糊涂美术学院”好吗？
　　游子：你说你天天在搞假的东西吗？
　　陈丹青：对呀，我用油画画一本书，其实那不过是油画颜料。
　　豆子：你喜欢女人吗？艺术家都喜欢。
　　陈丹青：喜欢，当然喜欢。
　　555：中国当代女国画家，您最欣赏的是徐乐乐吗？
　　陈丹青：我欣赏她，她很率真。她到一个展览会，立刻弯下腰在价目标签上数“个、十、百、千、万”。数得很认真。她看见好画会放声大叫，好像有人打她。
　　tomfeitomfei：您对同性恋怎么看？为什么不喜欢男人？
　　陈丹青：当然喜欢，我有一大群男哥们儿。我在美国还有不少同性恋朋友，我帮他们设计同性恋酒吧，参加他们的大游行。
　　liuchun：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职业艺术家？
　　陈丹青：二十年前我就做职业艺术家，比圆明园的哥们儿资历深。
　　哲：你喜欢贾柯梅第的画吗？
　　陈丹青：他的雕塑好。他的素描看多了不喜欢。很容易学，那种素描，道理也很容易讲。他是从塞尚那里来的，塞尚多耐看，非常“生”。
　　555：记得90年代初，南艺曾有学生因画毛泽东题材被开除，您怎么不怕？
　　陈丹青：现在已经21世纪了。
　　su：您觉得钟飚怎么样
　　陈丹青：喜欢，一开始就很喜欢。
　　cat：您觉得申玲怎么样？
　　陈丹青：申玲好玩。我见过她和她男人拌嘴，急哭了，又笑起来。
　　liuchun：丹青，你应该搬到宋庄去，和那帮小爷们儿喝酒、泡妞，我想你还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陈丹青：我酒量不行，喝点葡萄酒还行。纽约就是巨大的宋庄。
　　su：您从前，比如说从小就觉得自己很有美术天赋吗？
　　陈丹青：对，我想我要做个画家，很小就这样想。我爸爸一直夸我画得好。这很要紧，我们要夸一个孩子，不要老指责他。很多孩子从小就给骂傻了。
　　guest7477547：您喜欢20世纪的哪个哲学家？
　　陈丹青：本雅明，罗兰·巴特，但他俩都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
　　11：您对现在美院的扩招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会有报应的。
　　omfeitomfei：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陈丹青：说不上来，现在最满意的画都是我十几岁时画的。不过我要是后来不画那么多画，小时候的画就毫无价值。---------------
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4)
---------------　　su：我们这边一听说学纯艺术就跟要自杀似的。
　　陈丹青：搞纯艺术就是找死。死里求生。
　　豆子：搞艺术的文凭重要吗?为什么用人单位会选择文凭优先?
　　陈丹青：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绝对不会要凡·高。
　　dazhi：你认为基础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陈丹青：你得常识健全，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
　　tomfeitomfei：您说您最满意的画都是小时候画的，您不觉得那个时候画的内涵不够？
　　陈丹青：它有另一种内涵。
　　555：请问您对前途充满信心吗？
　　陈丹青：能活下去就很好。
　　呵呵：如果让你当官，愿意吗？
　　陈丹青：不要！太累了。“呵呵！”
　　dazhi：“常识”指的是……？您能讲明确点吗？
　　陈丹青：比方说，做一件事要有决心、耐心、恒心……
　　su：您认为素描不重要么？
　　陈丹青：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guest：你在成名前有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陈丹青：我总是在尝试失败的滋味。我批评教育体制，开口就注定失败。没关系，失败很好，你扛得住就好。---------------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1)
---------------　　这份报告是否收入在此，颇费踌躇，尤对本院及清华，深感不宜，更抱愧于当年出面邀请我任教的袁运甫、刘巨德、杜大恺三位老师——然人之去留，外界喜作揣测议论，以致讹传，于公于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为好——报告书于10月递交后，院方校方即予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份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协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仅此向院方校方的谅解与诚意，脱帽致谢。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2)
---------------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3)
---------------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附二：教条与功利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考试政策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
　　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4)
---------------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兹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三年来，我同全体学生一样，唯屈从而已，不是所谓“责任教授”，因无教育之责可负——我对所有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与“外语”，余皆次要。至于“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云云，实属梦呓，我不相信。
　　另一考试怪圈缘自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史，实亦无以复加的教条主义，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因“前瞻性”会议发言已详谈，不赘。幸本院领导似有考虑之意，唯静待试行新的考试方法。
　　本院教学
　　工艺美院有自己光荣的历史。合并而转型，院方殚精竭虑，实有诸多大为难在，因领导同样受制于教育部条条框框，又须迎对社会巨变带来的重重问题，今仅就本院上下关心的教学现状，撮要议论三点：教学品质、学院气氛、绘画系前途。
　　教学品质——“文革”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辈出，有目共睹。90年代迄今，全国艺术学院教学品质持续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实非工美一家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资探讨：
　　一、艺术学生向以才具高低为取舍，招生失利，余皆被动。十年来社会价值观丕变，生源品质日见芜杂，晚近教条盛行，招生过程已成“汰优”之势，而招生政策犹如雪上加霜，催之恶化也。
　　二、工美为历史所囿，教学务求其“实用”，以合并后办学新要求看，遂有教学品质褊狭滞后之虞。
　　三、艺术与设计教学为90年代全社会商品经济意识所裹挟，学生普遍心态是图实利，谋职业，学风学业转趋庸俗化，实用化。
　　四、对外开放愈广愈速，西方讯息大量涌入，技艺、观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时，而艺术教育的历史包袱一时难卸，新旧交作，自不免应对失据，教学中的整体知识结构亦必失衡。
　　五、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至上”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六、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权力游戏潜规则与庞大行政势力网。
　　七、教育产业化，必致学院公司化。此为大势，无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与学院经营、人文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必起深刻冲突，就现状看，问题丛生，后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种种政令教条出笼，繁复严厉，不假情面，看似“对症下药”，无奈我“国情”者实乃“药”、“症”同体，循环助长，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此一悖论与怪圈，亦见于艺术教育，因其规律在“药、症”之间横遭偷换，兼以强扭硬掰，前述“外语考试”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粗暴侵害人文艺术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仅第二点受限于本院历史，合并后理应乐观，徐图改善，而一、三、四、五、六、七点，悉因社会大势使然，第八点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乃属必然，所谓“教学品质”，说句实话：要保持工美原有水准于不坠，诚属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内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如聘用制、学分制、废除画种专业、增添选修课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相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国中前五十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前述“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针对现实的政策，严重脱离现实，甚至恶化现实，连国中艺术教育本来那点可怜的经验亦告涸竭见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学教育现状同样弊端百出，其内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照国家大势，以上状况或许是转型期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故，当代艺术学院承受着学院本身难以承受的难局，要维系教育宗旨及文化艺术的双重纯度，本院自身的操守与挣扎，其效甚微，
　　实有待于全社会的转型过程，逐步改良，逐渐完善——平心而论，本院未见公然的腐败混乱，可谓气象澄清。而合并后本应占尽优势，然教学局面何以迄今滞闷难开？
　　就本院现状看，校内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资源，两皆窘迫——我们究竟侧重“专业技艺”的传授？还是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使学生更其博识？观今之教学，以上二者，无论是有所兼顾还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领——此题甚大，故长话不能短说。要之：教条与教改所期望者，悬之过高，既迫于文化大势，又昧于文化大势。此亦非工美一家为然。新世纪艺术教学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难出以鲜明的阐发，宏观的把握，唯竞相改善硬件，扩招创收，取其表面繁华与经济实效而已——故清华校长梅先生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态。---------------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5)
---------------　　鉴于此，唯一可资点缀门面的权宜之计，即抓紧“尖子”的培养。然进入21世纪的中国艺术学院，艺术的地位却易主为宾，不伦不类：本院规矩，是“两课”成绩差之一分也必拒绝，表格则公然以“两课”分数居首，业务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于此，岂非咄咄怪事？教学则以填表与量化为指归，罔顾学术，形同儿戏，而询之周围，见怪不怪——反观人文艺术教育百年历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势，即乱世也人才辈出（如军阀时期之北大清华，抗战时期之西南联大，甚至院校关闭的“文革”期间），若教条横行，则盛世也学风荡然（如90年代迄今）。昔“国学研究院”梁王陈赵诸先贤，昔创建中美浙美徐悲鸿、林风眠诸大师，若其亲临视看，谅必啼笑皆非。
　　无奈今日是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推行量化不问品质的时代。学分便于划一，管理是为实用，教学核算利润，学府等同公司。凡此种种虽与文化艺术皆反其道，但确乎适应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等教育国情。故每须提醒自己：认清现实，体念当局苦衷——职称、换届、住房、薪资、解聘、查岗等等才是切实的校务，成绩便于上报、关系必须平衡、学生不能出事、教育不能出格，方为办学的底线。至于培养人才之谓，纯属叶公好龙，殊不可当真是也。
　　此所以当今艺术学院不再激扬文化，带动风潮——后“文革”之初，诚工美黄金时段，人才遍于全国，影响延十数年之久。90年代以来，中国有活力的艺术均在体制之外，偶出人才，其模式也必墙内开花，墙外结果：校园教条捆绑，岂可与校外生机社会大势相较量。文化规律者，柔弱而刚强，教条可使艺术憔悴，而形势可使教条黯然——奈何形者势者，今不在学院矣。
　　学院气氛——教学品质与学院气氛互为因果，以上诸因，必致艺术气氛欲振乏力。仍以本院为例，尚可从理工与艺术，行政与教学，学院与学生三组关系扼要议论之：
　　一、“艺术教学”与“理工模式”的深刻冲突，全国同业恐怕以本院为最尖锐，其状甚多，兹不一一。昔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之叹，今则文科“秀才”面对理科“秀才”，学术地位久居其下，“理屈”而“辞卑”，彼一“内行”支配此一“内行”，其状，犹较“外行领导内行”更其乖谬荒诞，诚“教育国情”一大奇观也。然前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卓然独立，足可缅怀，今有清华园体育教学的另类政策，足资借鉴——今日体育健儿的体能与政治价值，远远高于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价值——然据我所知，清华园领导始终理解并呼唤艺术教学的特殊性规律性，关键看本院决策。本院与清华固然是上下级行政关系，然理工与艺术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还是平行的文化关系？此二者不清不明，何“气氛”之有？
　　二、为贯彻前述教条，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学气氛”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三、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循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本院因实用美术的长期历史，艺术氛围原已匮乏，今受制于前述劣势，所谓“气氛”者，更是何从谈起。
　　平心而论，本院上下对此均有认识，决意起衰振弊，开会不断，然莫不止于书面与桌面。时代不同了。五六十年代深植人心的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80年代全国上下的思考热潮与知识渴求，均使艺术院校教学气氛兴盛于一时。以文化形态学论，相对“疯狂”的“革命”时代，有惠于艺术，相对“理性”的“秩序”时代，有损于艺术。此中得失，或在国家转型与人文艺术之间难以兼顾，难以平衡。我对此现象，远程内抱以有限乐观，其近程与现状，则十二分悲观。
　　绘画系前途——工美易名，乃“纯艺术教学”在本院开新纪元之始。此亦远程内可持有限乐观之举。然观以近程，合并后的纯艺术教学远不及预期。具体说来，也有三点可资议论：
　　其一，易名易，易性难。本院绘画系师生占全院极少数，而工美办学思维惯性，一时难易，兼以本院教程单方面模拟“清华模式”，绘画系尚属草创，即为种种教条抑制阻难，进退失据，莫知所从。去年制定人体课程唯准许一周两天，为全国绘画教学史所无，各校诧怪而传为笑谈，虽即改动，然前述思维惯性宛然俱在。是故，绘画系之开辟仅属添一科目，对外有“清华”大牌，看似强项，对内则名不副实，十足弱项，与其他科系、其他学院相较，差异显著。
　　其二，上述情形犹在情理之中，有待渐变，而被强行纳入“清华模式”的纯绘画教学自必先天不良后天失调，更兼中美、国美等名校优势，高品质生源原已稀缺难求，即便来者有意，十九为“清华模式”俨然拒绝，令人望而却步。而院校双方唯以核对“两课”分数为能事，诚不知所期者何？盖清华向以不拘一格拔取“专才”为能事，何以新纳美院，本意乃扶持纯艺术教学，而竟出此下策？如此，追赶“世界一流”纯属说梦，即敬陪京都艺术院校之末座，也难上加难。---------------
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辞职报告(6)
---------------　　其三，归根结底，所谓“纯艺术”者，从概念到形态，日新月异，变化剧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处于空前融会交叉的暧昧状态。“艺术教育”更无现成固定的指归与标高，兹事体大，不及详说，可说者，是应赶紧全方位解放思想，放手教学，以“无为而治”治之，始为上上策。而本院虚拟之“清华模式”，皆反其道，所订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挂学术之名，行行政之实，徒以名目繁多为快事，诚“伪学术”伎俩是也。
　　要之，绘画系教学是本院最为脆弱而扭曲的一环，假以年月，或许有所改观，然而大势不等人，教条不饶人，吾等教学，目前唯和尚敲钟而已。
　　结语
　　说破其事：工美之于清华，摆设也；绘画系之于工美，犹摆设之摆设也。清华美意，本院苦心，众人固然领会，本人理应沉默，上焉者超然，下焉者混事。唯无功受禄，中心惭愧，兼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实在不会敷衍。今决意不做应景之谈，专从问题处着笔。三年来违心听从教条摆布，无异做戏。目前心情，适可以两句话作结，谨供上下左右一笑：
　　敬功利远之，恪尽己能。
　　与教条共舞，维持现状。
　　2002年9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