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衣的日常评价:TOM论坛 -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Z

艾森豪威尔（195 —1961年）和肯尼迪总统（961 —1963年）执政时期，克格勃针对“主要对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不是因为它制定了“建立新秘密情报站”大战略（这一战略在菲舍尔被捕的几年后就失败了），而应该归功于一系列“主动上门者”。这些“主动上门者”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德国和西柏林的“大间谍”亚历山大（“萨莎”）。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库瓦什维茨”（先后使用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三个代号）。1949年，他被苏联克格勃发展为特工，接受了密写和微型摄影技术方面的训练。50年代，克格勃总共付给他4 万西德马克和2117东德马克，并因为他业绩出众而奖励了他几块金表。科帕茨基在美国最敏感的一个情报部门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柏林站就设在距离苏联军队驻地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个苏军驻地是苏联军队在世界上最大的集结地。科帕茨基的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愿意用色相引诱苏联军人、充当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东德妇女。他积极参与了情报站招募和策反苏军军人的工作，因而能够获得许多破坏其活动的机会。在他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包括100 多位美国驻东德情报官员和特工的资料，这些人中有一些遭到了逮捕，另外一些变成了双面间谍。他还帮助克格勃故意“暴露”一系列假造的特工行动，欺骗中央情报局工作站。1952年他帮助安排了苏联特工维克托的假叛逃，后来维克托被“美国之音”所雇用，提供了许多科帕茨基的档案所谓的“有价值的情报”的文件。1954年，科帕茨基因酒后驾驶被判入狱后，中央情报局将他的名字改成了伊戈尔。奥尔洛夫，所以在他申请美国公民权的材料中并没有这项犯罪记录。1957年，奥尔洛夫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不是苏联间谍）的身份在柏林曝光后，他和家人被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训练。后来，奥尔洛夫又被派回欧洲参与中央情报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系列行动。1960年中央情报局开始怀疑奥尔洛夫在替克格勃工作。中心的一份损失分析报告认为，过多的克格勃官员与奥尔洛夫的直接接触——在过去10年中与奥尔洛夫接触过的官员超过了20个——可能是造成他被怀疑的原因之一。为了防止奥尔洛夫在对他立案之前叛逃，中央情报局答应给他在华盛顿安排新的工作，1961年1 月，他一到华盛顿就立即被解雇了，深人细致的调查工作也随之展开。奥尔洛夫与他的苏联新上司——苏联驻华盛顿情报站行动官员谢瓦斯特亚诺夫接上头后，得到了当卡车司机的工作，在以后几年里都没有再听到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有什么消息。1964年，奥尔洛夫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买下了一家画廊，而这笔钱显然有一部分是从克格勃挣来的。开画廊时，奥尔洛夫一定非常自信地认为他的案子永远也查不清楚。然而1965年春，当联邦调查局侦探出现在他家门口时，他的自信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探员们在他家搜查了几天，盘问了他妻子，并传唤他去接受测谎检查。奥尔洛夫显然是被吓坏了。在联邦调查局监视下，奥尔洛夫不能和克格勃的人进行秘密接触，于是只好从后门溜进了位于第16街苏联大使馆，希望能不会被别人发现，而这种希望显然是幻想。经莫斯科同意，华盛顿情报站为他设计了一个潜逃计划。受阿贝尔被吹捧为特工大师以及他的美国律师为他撰写的动人回忆录的刺激，中心试图把奥尔洛夫的潜逃也演变成一次引起轰动的惊人之举。中心计划在莫斯科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奥尔洛夫将以一位二战期间在德军东部战线后方进行过英勇斗争、后来打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苏联特工的形象出现。然后奥尔洛夫会出版他的自传，这样一来克格勃就可以炫耀自己、同时贬损苏联的“主要对手”了。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不得不取消。因为奥尔洛夫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带着两个年岁尚小的儿子去莫斯科，奥尔洛夫只好在华盛顿坚持着。虽然联邦调查局仍然在调查他的案子，但是他们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他们的调查像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一样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1961年12月，克格勃的阿纳托利。戈利岑少校叛变后曾透露过一些能够证实中央情报局对奥尔洛夫的怀疑的线索。戈利岑称，克格勃在德国和西柏林启用了一个真实姓氏以“K ”开头的间谍，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戈利岑还称这个间谍的代号是“萨沙”，在这一点上他说错了。根据这个线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错误地认为亚历山大（“萨莎”）。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就是间谍萨莎。但是奥尔洛夫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他曾使用过欧文、赫伯特、理查德等几个代号，从来没使用过“萨莎”这个代号，而且直到19 82 年他去世前的几年，他仍然是苏联的特工。1978年，有一篇报导称奥尔洛夫是苏联间谍，此后克格勃终止了与理查德的联系。1992年，奥尔洛夫去世10年后，他的遗诵经营的奥尔洛夫画廊仍然被一份华盛顿指南描述成“间谍作家的巢穴”。西德和西柏林是克格勃策反美国军队内部对现实不满人员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科帕茨基（化名奥尔洛夫）在1949年第一次开始为克格勃工作。在克格勃所招募的间谍中，最重要的要数代号为乔治的罗伯特。李。约翰逊。这位对现实不满的美军军士在西柏林兼做拉皮条的生意。1953年，约翰逊和他当妓女的未婚妻赫迪穿过封锁线来到东柏林请求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说服约翰逊留在西柏林为苏联充当间谍，一方面可以多挣一份钱，另一方面也可以跟美军算算旧账。虽然约翰逊有嫖妓、酗酒和赌博等劣迹（更不要说从事间谍活动了），1957—1959年间他竟被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导弹基地当警卫，他在那里替克格勃盗窃文件和照片，有一次甚至还偷到了火箭推进剂样品。1961年约翰逊的间谍活动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他在巴黎附近的奥利美国空军基地快递中心担任警卫。该中心是美国军事机要通信体系中的神经中枢之一。在以后的两年里，约翰逊向他的指导员提供了1600页机密文件，其中包括：阿当尼斯。KW－9 及HWJ 型密码机使用的密码和日常密码表；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作战计划；有关美国核武器生产的文件；美国核武器瞄准的苏联集团国家的目标及其位置；美国情报机构关于苏联科学研究、航空和导弹发展情况的情报以及东德空军战备情况的技侦情报。这些情报综合起来使苏联能够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驻欧美军以及美军掌握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实力的高度机密的情报。1964年，由于克格勃特工尤里。诺先科的叛变告密，约翰逊被逮捕。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在美国本土最值得一提的主动上门当间谍者要数引岁的别尔诺恩。F.米切尔和29岁的威廉。H.马丁。他们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技侦处）的雇员。1960年9 月6 日，他们俩在莫斯科的记者之家举行了一次可以算是美国情报历史上最令人尴尬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们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破译美国一些盟国的通讯密码，这使美国情报界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马丁称：“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和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我想。”虽然这两个人的叛变是一次引起轰动的宣传攻势，但是米切尔的克格勃档案显示，它并未能达到中心预期的效果。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虽然米切尔承认在19岁之前他在六年的时间内一直与鸡和狗进行“性实验”，但是1957年他还是被国家安全局雇用了。因为有人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天份远远比他在农场里那些荒唐事重要得多。在对马丁的调查中，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不负责任、令人难以忍受的个人主义者，但同时——和米切尔一样——也是个数学天才。政治上的天真和对社会的不适应使他们相信了苏联的宣传，认为苏联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国家，其进步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他们实现在美国无法实现的自我价值。1959年12月，米切尔不顾国家安全局的规定从华盛顿飞往墨西哥城，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虽然使馆里的克格勃官员极力劝说他继续留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一个留守原地的叛变者，但是米切尔没有接受。后来，米切尔同意在华盛顿秘密会见另一位克格勃官员，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和马丁一起移民到苏联，同时他保证，一旦到了苏联，他会把了解的所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况都说出来。1960年6 月25日，米切尔和马丁开始了为期三个星期的暑假。他们先从华盛顿国家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307 号班机飞往新奥尔良，短暂停留后，他们登上了飞往墨西哥城的航班。他们在“维雷斯”旅馆过了一夜后，乘坐古巴航班到达了哈瓦那。7 月份，他们从古巴偷渡到了苏联。克格勃密码破译人员失望地发现，米切尔和马丁并没有掌握多少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分析系统的详细内容。在中心看来，米切尔和马丁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他们再一次确认美国还没有能力破译苏联高级密码。但同样地，克格勃也无法破译美国高级密码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米德堡的总部的安全管理实在太松懈了，直到米切尔和马丁超假八天后，安全局才开始追查他们的下落。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事务官员在米切尔的寓所发现了他故意留下来的保险箱钥匙。他们在附近一家银行里打开了米切尔的保险箱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信封，信封上附有米切尔和马丁签名的一份请求，要求公开这封信的内容。米切尔和马丁在信中用大量篇幅对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批判，夸张地赞美苏联的生活，甚至声称解放了的苏联妇女是“更好的择偶只象”。1960年8 月2 号，苏共第295 号决议批准了米切尔和马丁的政治避难请求，并给予他们每人每月500 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相当于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收人，但高于苏联当时的工资标准。这一年秋天，米切尔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学院工作，马丁也在这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他们开始检验苏联妇女是更好的择偶对象这一想法的正确性。米切尔娶了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钢琴音乐系任助教的30岁的加利纳。弗拉基米罗夫娜。雅科夫列娃。马丁（后来改名叫索科洛夫斯基坝u 与一位他在黑海渡假时结识的俄国妇女结了婚。几年后，中心发现米切尔和马丁给中心带来的麻烦比他们的价值大得多。可以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很快就对苏联的生活失望了。中心认为马丁更容易被说服，于是克格勃恐吓他说，他和米切尔都被美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了20年苦役。为了让马丁打消回家的念头，克格勃还向他出示了一份伪造的判决书的副本。而马丁竟然幼稚地相信了这一切。米切尔则是个多疑的人，到了70年代，他坚决要回美国。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因为担心这可能给其他西方国家中的潜在的叛变者造成影响，亲自下命令决不允许米切尔和马丁返回美国。为了进一步吓住马丁，安德罗波夫给他出示了一份尤里。谢苗诺夫撰写的报告，报告中称苏联间谍发现美国情报人员已经配备了毒药针，并使马丁相信这些毒药针就是为对付他和米切尔准备的。但是米切尔却怀疑这些都是克格勃捏造的，他的怀疑无疑是正确的。加利纳。米切尔也非常想离开苏联，但克格勃对她的母亲施加压力，要她说服加利纳改变主意。在他们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瑞士和美国发出的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后，1980年3 月29日，米切尔夫妇向苏联当局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向外国移民的努力。但此后仍不断有报告称，米切尔仍在继续试图离开苏联。在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设立在华盛顿和纽约苏联使领馆中的公开情报站都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成功地从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搞到情报。他们的这一缺陷在冷战最危险时期——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两年已经暴露无遗。克格勃缺少来自美国的高级政治情报，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危险的假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真空，其中一些情报明显反映出苏联情报分析中的那种偏执倾向。1960年6 月29日，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亲自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政策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北约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不知名的联络官提供的错误情报起草的。报告中称：中央情报局了解到，五角大楼的领导人深信需要“尽快”对苏联发动一场战争。……目前，美国有能力凭借轰炸机部队摧毁苏联所有的导弹基地和军事目标。但过不了多长时间，苏联的防卫力量就会加强……美国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就会消失。…，。。根据这样的推测，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希望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赫鲁晓夫对这份报告非常重视。不到两个星期，他对五角大楼发出了一份公开的警告，他说：“请不要忘记，最近进行的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火箭能击中1300 0 公里以外任何预先确定的目标。”莫斯科严密关注着美国1960年总统选举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看作五角大楼鹰派分子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麦卡锡主义者，因此他非常希望肯尼迪能够获胜。于是，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化名“福明”）受命“运用外交、宣传手段或其他方法促使肯尼迪当选”。情报站曾试图与罗伯特。肯尼迪接触，但被礼貌地拒绝了。然而，1961年4 月，一支受美国人支持的‘古巴旅“在”猪湾“登陆，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这一极不明智的计划失败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猪湾“事件过后，肯尼迪曾沮丧地对他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说：“我怎么会如此愚蠢呢？”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这个年轻的总统根本驾御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的“黑暗势力”。6 月份在维也纳与肯尼迪的高峰会上，赫鲁晓夫挑衅性地要求于年底结束三方分割占领柏林的状态并签署德国和平条约。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已决心走上冲突的道路。后来，肯尼迪对记者詹姆斯。赖斯顿说：我想他（赫鲁晓夫）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认为，他可能觉得只有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能卷入这样的麻烦，而这样的人是容易对付的；而且卷入这种麻烦却又没有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地对付我。1961年7 月29日，谢列平把苏联新制定的用来对付“主要对手”的进攻性全球战略大纲呈送给赫鲁晓夫，该战略旨在‘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一种环境，以便转移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并分散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在解决德国和平条约与西柏林问题的过程中拖住他们“。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建议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在东西方斗争中占据优势，并”利用克格勃一切可用手段煽动反对亲西方的反革命政府“的武装起义。谢列平把苏联”主要对手“的后院——中美洲——列为破坏对象的首选目标，并首先拿尼加拉瓜开刀。他建议在尼加拉瓜与古巴人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建立一个联合”革命阵线“。他还建议破坏北约集团在西欧的基地的稳定，并通过散布假消息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军事实力正逐渐超过它们，从而打击西方的气焰。8 月1 日，他的建议稍经修改后变成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利用国际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的”主要对手“进行斗争这一条，在以后25年里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战略方针之中。肯尼迪政府时期，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作用并没有总情报部那么重要。1961年5 月，总情报部的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上校以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身份做掩护，开始了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每两星期一次的会晤。他成功地说服罗伯特。肯尼迪相信，他们之间可以放弃官方外交的那些繁琐的礼节，进行不使用政治活动家们惯用的宣传伎俩的“开诚布公”的交谈，并在肯尼迪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之间建立直接交流的渠道。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忘记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并受命对他施加影响的情报人员，竟然相信他与博利沙科夫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消息要转告总统，或者总统有什么消息要捎给赫鲁晓夫时，我们都通过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我和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尽管博利沙科夫取得了成功，但是总情报部仍认为美国的政策“捉摸不透”。1962年3 月，总情报部提交了两份危险的误导性报告，这两份报告进一步强调早些时候克格勃提出的关于五角大楼正在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警告。总情报部称，去年6 月美国就已经计划动用核武器于9 月份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但是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实验使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核武器比他们想象的先进得多，因此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计划。苏联情报机构这些关于华盛顿发动热核战争的计划的失真报告，正好与美国一系列真实的、但却是极不明智的、企图推翻或暗杀莫斯科的古巴兄弟——卡斯特罗将军的行动在时间上正好巧合，这就更加重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偏执想法。1962年3 月，卡斯特罗督促克格勃在哈瓦那建立活动基地，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5 月份，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建立核导弹基地，开始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赌博。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向美国显示苏联强大的核威力，借此迫使美国停止筹划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事实k 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他还希望以此来表示对古巴革命的支持。苏联之所以进行这场赌博，是因为它相信华盛顿一时不会发现古巴导弹基地的存在，而等到它发现时又已经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了。从以下两方面分析，苏联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美国U －2 高空侦察机的摄像设备能够发现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基地；其次，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能够从U －2 飞机拍摄的模糊照片中看出端倪，因为他们有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上校秘密提供的导弹基地建设计划和其他重要情报。佩尼科夫斯基上校是受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指挥的潜伏在总情报部里的间谍。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国所有关于古巴导弹基地的主要情报报告上后来都标有“按树”一词，该代码字表示该报告引用了佩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当苏联人已开始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时，博利沙科夫却仍在保证说——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欺骗策略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绝不会支持这种攻击性的政策。10月中旬，当U －2 飞机发现了正在建设的导弹基地时——这也就是导弹危机开始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终于回过味来，指责博利沙科夫说：“我敢打赌，你肯定知道你们在古巴有导弹基地。”可是博利沙科夫没有承认。索伦森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赖博利沙科夫来直接向赫鲁晓夫了解内部情况。他觉得自己上了当。他也确实被欺骗了。”就在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最需要华盛顿的可靠情报的时候，克格勃在那里的情报站却没能提供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的每个重要部门里几乎都隐藏着苏联谍报人员。中心对美国一些重要政策的掌握（如曼哈顿计划）甚至比罗斯福的副总统或其他内阁成员还全面。相反，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苏联驻华盛顿情报站的情报来源却仅限于隐藏在新闻机构和外国使馆（特别是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的间谍和关系。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费克利索夫发回莫斯科的一些情报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他没有能够渗透进“行政委员会”（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班子）了解到他们的密谋策划。从10月16日到危机结束的这13天里，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们每天都要在内阁会议室碰头，一起开会研究。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多次在费克利索夫发回的电报上轻蔑地批示：“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信息。”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反映出克格勃主席的局限性。1961年12月，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接替相当有影响力的谢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没有谢列平那么能干。他对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且对这个新职位也没有兴趣，接受这个任命只不过是迫于赫鲁晓夫的压力。赫鲁晓夫曾明确表示，任命谢米恰斯特内主要是为了确保克格勃在政治上忠诚，而并不是希望他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什么有益的建议。在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勃档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谢米恰斯特内能像他的前任谢列平那样忠实地贯彻执行赫鲁晓夫针对“主要对手”的野心勃勃的大战略。在整个导弹危机过程中，谢米恰斯特内从未和赫鲁晓夫见过一次面，也没有被邀请出席过一次主席团会议（主席团是扩大的政治局，在过去十年中，它是苏联最主要的决策机构。）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要求克格勃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评估，克格勃也没有主动向他提交过此类的分析。作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萨哈罗夫斯基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深刻的理解。虽然他显然是个苏联模式下的有能力的官僚，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体验仅限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萨哈罗夫斯基总是一脸忧郁，对此他的下属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在政治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也是他承受的压力之一。第一总局很少对什么事做出评估，除非是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或主席团的明确要求。第一总局所谓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涉及某些问题的情报做出摘要，而且通常都避免做出任何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与上级的判断相左。处理导弹危机的最高权威是赫鲁晓夫，而不是主席团。在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既决定苏联政策，又是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在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情报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10月25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表示，为了解决危机，苏联最终可能需要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以此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但当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由于总情报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人核戒备状态的情报，25夜间，赫鲁晓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原先赫鲁晓夫一直希望能维护苏联人的面子，力争让美国拆除在土耳其建立的导弹基地，作为对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的回报。26日早上，由于错误地担心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对古巴发动侵略，赫鲁晓夫口头上向肯尼迪发出了和平呼吁，话说得有些漫无边际但同时又充满个人感情色彩。他只要求美国保证古巴领土完整，但只字未提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仅仅一天之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10月27日，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不会立即入侵古巴，于是他再次致信肯尼迪要求美国必须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此后不久，显然由于指挥环节上的失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击落了古巴上空的一架美国U －2 侦察机并击毙了驾驶员。这下赫鲁晓夫可乱了手脚。而有关肯尼迪将在10月28日下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使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会宣布对古巴发动进攻。于是赫鲁晓夫做出了妥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一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了确保肯尼迪能及时得到这个信息，赫鲁晓夫命令莫斯科电台广播他的决定。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时刻向美国屈服的耻辱导致了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中下台，而接二连三地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渗透以及苏联间谍叛逃至中央情报局的事件，更令中心脸上无光。1961年12月，克格勃少校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叛逃到了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并被安排潜逃到美国。1962年9 月，克格勃逮捕了总情报部的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他被发现在过去18个月里为英国和美国提供高级情报。在有关戈利岑叛逃的报告中，克格勃又用老一套的说法抨击了他的叛变动机。既然不可能对克格勃或苏联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所有叛逃的内在原因都在于叛逃者本人的道德沦丧——尤其是中了被西方情报机构大肆利用的“名利主义的毒”：戈利岑是一个野心勃勃、贪慕虚荣的人，他的叛变提供了体现功利主义者的本质的典型例子。50年代中期，他由于自己被降级而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别人指出或议论他的错误。他总是强调自己非凡的能力，对于自己未能在斯大林时期成为高级军官，他的解释是：只怪自己运气不好。（1961年末）他多次试图偷看对他的表现持否定态度的呈报上级的鉴定报告。（赫尔辛基）情报站认为，在得知报告的内容后，根据他人以往的经验，戈利岑认为自己会被人事部门召见并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会受到降级处分。于是，他叛逃到了美国。和其他叛逃者一样，苏联结戈利岑起了个带侮辱性的代号“驼背”。为了败坏他的名声，克格勃说服了一个被逮捕的走私犯（代号穆斯塔法），要他供认戈利岑曾参与过芬兰边境的走私活动。1962年9 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谴责戈利岑参与走私犯罪的文章。虽然中心尽量贬低戈利岑，但是他叛逃后的损失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赫尔辛基和其他情报站绝大多数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克格勃训练及操纵间谍的方法。1962年1 月4 日至2 月16日，中心指示54个仍然在活动的情报站站长，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对目前行动造成的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与重要间谍的约会都被推迟，联系也只能借助“死信箱”等“非人力手段‘进行。除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情报以及追查苏联间谍的一些线索外，戈利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系列让中央情报局感到迷惑的越来越不可思议的阴谋理论。他竟然使中央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列顿相信，克格勃正在实施全球性欺骗战略，就连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演给西方人看的骗局。戈利岑后来还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是克格勃导演的骗局。中心并没有想到的是，戈利岑的偏执思想影响了中央情报局里少数爱惹麻烦的官员，这给中情局带来的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利益。1963年11月，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帕诺夫把一个装有高度机密文件的包裹和一封希望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信寄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些机密文件涉及到克格勃对外国驻苏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监视和引诱的情况。包裹寄到时美国大使不在，代办担心这又是克格勃设下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被允许对这些文件进行照相，但是尽管这位站长竭力反对，这些文件的原件还是被归还给了俄国人。谢列帕诺夫只好逃离莫斯科，但是1963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斯坦边境还是被克格勃的边防警察逮捕了。在审讯中，他承认向美国人透露了苏联使用“间谍尘埃”——一种放在怀疑对象鞋上帮助追踪的化学品——的情况。1964年谢列帕诺夫被秘密判处了死刑。中心的损失评估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关国人会出卖谢列帕诺夫。或许他们怀疑这是克格勃设计的另一个圈套，或者他们是希望让克格勃陷入追查将包裹寄往大使馆的人的繁重工作之中。中央情报局对谢列帕诺夫的叛逃虽然没有责任，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1964年2 月，身为苏联驻日内瓦裁军代表团成员的克格勃军官尤里。伊万诺维奇。诺先科叛逃到了美国。虽然他在1962年6 月就开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听取了诺先科的情况介绍后，却错误地认为他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中心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判断，认为诺先科的叛变是克格勃的一次重大失败。损失评估报告仍然以对诺先科性格的抨击开始，声称他和戈利岑一样是中了“名利主义的毒”：诺先科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并且爬到了较高的职位。中第一总局的领导不会忘记，当通知诺先科他们打算把他由副科长提升为科长时他那欣喜如狂的样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局长向我保证说，我会当上局长。”功利主义心态在他的生活中随时可见。当他担任另外一个部门的副处长时，他对自己的军衔（克格勃上尉）感到不满，因为它低于这个职位通常对应的军衔。他把带有“上尉”字样的文件一律退回不签，只签署那些他的聪明的下级不提及他军衔的文件。冷战时期，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国内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在向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1963年第一总局科技情报处被升格为T 局。T 局的多数任务都是由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该委员会负责监管武器生产，对美国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非常感兴趣，几乎到了置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于不顾的地步。6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90％的任务都是针对苏联的“主要对手”的。那些年克格勃窃取的美国科技情报包括：飞机和火箭技术、涡轮喷气发动机（通过通用电气公司内部的情报来源）、幻影式战斗机、核研究成果、计算机、晶体管、无线电电子器材、化工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成果等。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的在美国活动的苏联科技情报间谍（虽然并没有介绍多少他们所窃取到的情报的细节）有：在美国空军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斯塔里克和鲍勃（又名博格）；在凯洛格（很可能就是休斯顿的M.W.凯洛格技术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乌尔班，此人从1940年起就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高级工程师贝格，很可能是在斯佩里一兰德公司（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工作；在化学品制造商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的威尔；潜伏在生化和石油联合企业，杜邦公司里的间谍费尔克；潜伏在纽约阿普顿区布鲁克哈文国家试验室，从事核能、高能物理和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乌萨克；潜伏在生产电子、通讯和国防装备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诺顿。冷战时期，数量越来越少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同情者根本无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接触到克格勃最需要的科技情报。克格勃在美国招募的许多科技情报间谍都是为了钱。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个唯利是图的克格勃间谍：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一个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做秘密工作的机构里任职的约翰。布坚科和向苏联提供过有关导弹及核武器的情报的威廉。惠伦上校。仅1963年一年，纽约情报站就提供了114 份、共7967页科技情报类秘密文件，非种密文件3 0131份，共181454页，以及71件最新技术“样品”和其他情报。华盛顿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秘密文件共37份（共3944页），非秘密文件1408份（共34506 页）。但是一些最有价值的美国科技情报却来自苏联在其他国家的情报站。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情报了，苏联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1953年生产的实验机BESM－l 被一位西方专家认为是当时“一台不错的计算机”，它的运算能力高于西方1951年生产的UNIVAC－l 型计算机。而苏联1959年开始生产的B ESM －2 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却只有美国1955年生产的M －7094型计算机的三分之一，1959年生产的IBM －7090型计算机的十六分之一。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组成的禁运委员会）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技术产品，从西方合法进口的计算机比苏联自己生产的先进不了多少。60年代苏联弥补与西方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差距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间谍活动。克格勃得到的绝大多数计算机技术情报来自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60年代全世界使用的计算机中有一多半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潜伏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是，出生在沙俄但加入了法国国籍的阿尔瓦尔。与大多数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不同，他为苏联提供科技情报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1935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为间谍的阿尔瓦尔很可能是克格勃活动时间最长的科技情报间谍。50年代，他是国际通用机器公司设在巴黎的欧洲总部的高级职员，1958年他因其突出的情报业绩而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70年代退休前，阿尔瓦尔一直为克格勃工作。退休后，除了通用机器公司给他的退休金，克格勃每月还付给他300 美元，这也表明了中心对他的赏识。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驻巴黎情报站收集了许多关于美国晶体管制造技术方面的情报，根据克格勃档案的记录，这些情报不仅提高了苏联生产的晶体管质量，而且使苏联大规模生产这种产品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他们还提供了关于计算机网络系统方面的情报，这些技术后来被苏联国防部所仿效。提供这些晶体管制造和计算机网络系统方面的情报的很可能就是阿尔瓦尔。1964年起，巴黎情报站又在美国得克萨斯工具公司安插了一个代号为克洛德的间谍。为苏联从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窃取科技情报的间谍还有一个日耳曼人，代号孔。从1960年到1966年，在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的一家欧洲下属公司工作的孔购买了12万4 千美元的禁运材料和样品，并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克格勃。1961年和1962年，美国大使馆因为他购买这些器材而两次对他进行了讯问，但每次他都能给出令大使馆满意的答复。和阿尔瓦尔的动机不同，孔为克格勃工作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开始他得到的佣金是10％，后来增加到15％。孔后来替联合国工作，到过许多国家。苏联方面先后为他派遣了12名指导员，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联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退休一年后，也就是1982年，克格勃中止了与他的联络，在此之前，克格勃共与他接触了150 次。苏联常常发现使用从美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防合同企业——搜集来的科技情报比搜集这些情报困难得多。1965年政治局批评说，总是要迟两到三年的时间苏联产业界才能开始利用窃取来的科技情报。即使是克格勃窃取来的计算机技术，在发挥最好作用的时候，也不过使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造成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缺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正如一位加拿大专家1968年所写的：“每一位了解苏联计算机科学家的西方人都能证明他们能力出众而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苏联在计算机业的长期落后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虽然苏联科学家有高超的专门技能，克格勃也窃取了大量的科技情报，但苏联的技术创新总要受制于繁琐而且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本来，军事工业委员会应该分担不能有效地利用从西方窃取的科技情报的责任，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该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还指责克格勃未能提供足够的科技情报。1965年4 月，在致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信中，斯米尔诺夫说，军事工业委员会2 —4 年前给克格勃下达的最重要的科技情报任务中有一半没有完成。谢米恰斯特内在回信中称，克格勃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满足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要求，但同时他批评俾米尔诺夫低估了搜集美国科技情报的困难。英国、法国、日本和西德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同样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委员应该给予这些国家更多的关注。在以后的几年里，针对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被派遣到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丹麦、芬兰、印度、以色列、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瑞士、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虽然斯米尔诺夫对克格勃提出了批评，但是从总体上说，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报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正如斯米尔诺夫自己所说的那样，顶多在几年的时间内，第一总局就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给它的一半任务。但与二十年前的巨大成就——中心通过两个不同的间谍窃取到了原子弹研制计划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科技机密，还从另外几个间谍那儿获得了重要的有关原子能的情报——相比，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取得的成绩也还有许多让人失望的地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打入罗斯福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的大多数苏联间谍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为苏联工作的，他们被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的神秘形象所吸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开创了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这个形象即使在美国的激进分子中也渐渐褪色了。那些战争时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而从事情报工作的人被唯利是图的主动上门者和国防工业巨头内部那些愿意出卖自己企业机密的、腐败的雇员所取代。发展和利用有理想、有抱负的美国的意识形态间谍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克格勃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它确实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