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rk the squeezer汉化:希腊奇迹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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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奇迹与科学精神
　　
　　 因为同人的整体本性相比来说，理性是神圣的，所以理性的生活比起人类通常的生活来也定然是神圣是。有些人竭力劝说我们作为人更应该考虑人的事情，要我们把眼光放在生死之上，我们不要去理睬他们这些人。不，只要可能，我们就要尽量想高处看，去考虑那些不朽的东西，并尽力和我们身上最完美的东西保持一致。能说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那最适合它的东西，能够使它尽情尽兴的东西。对于人来说，那就是理性的生活，因为原是理性使人成其为人。
　　
　　 ——亚里士多德
　　
　　 希腊奇迹
　　
　　从公元前6 世纪爱奥尼亚派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万物源于水”开创西方科学-哲学之源，到3世纪中叶希腊化时代光芒即将褪尽前夕最后一位数学家刁番都著《数论》引领现代代数学——横跨了希腊古典时代和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化时代的几百年历史期间，希腊及地中海沿岸区域上，星光摧残，蔚为大观：赫拉克利特、芝诺、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塔克、托勒密、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希波克拉底、埃拉托色尼、荷马、伊索、埃斯库罗斯、西罗多德……无论是哲学、数学、医学，还是文学、历史、艺术，希腊人都创造了不凡业绩，成为公认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引得后人回顾历史时只能抬起头来瞻仰，心理情不自禁地叹道：“希腊奇迹！”
　　
　　当我们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希腊人如何能创造奇迹时，也许我们会说希腊地处爱琴海域交通发达便于与外界沟通交流，也可以说希腊吸收继承了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成果，或者还可以说希腊的城邦制度及其繁荣的工商业城邦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显然，以上说法都没有触及根本。首先，交通发达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其次，希腊对其他文明的吸收无不深深打上了希腊自己的烙印，希腊人将这种融合做的极致；第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为文明进步提供了氛围，但反过来，这种制度也为希腊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想所不断推动，双方互为因果。
　　
　　亚里士多德在其《行而上学》中认为，哲学和科学诞生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希腊努力制提供的“闲暇”、城邦民主制提供的“自由”，以及希腊人自己“惊异”的本性。在我看来，最后一项才是根本。
　　
　　希腊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热爱自然，并希望哪个辩证的、系统的了解自然；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运动，心智与身体的双重健全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产生了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他们热爱自由，享受并维护着健全的民主制度；他们热爱思考，热爱真理，这种自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纯粹是为了自身的存在，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渴望，因而不受其它目的和利益的干涉和支配。
　　
　　依迪丝·汉密尔顿在所著的《希腊精神》中写道：“个人对城邦来说全然无足轻重，这个从早期氏族社会流传下来，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被广为接受的信念，在希腊被一种崭新的信念所替代，那就是个人在城邦中是自由人，他处于自愿来保卫城邦。仅仅靠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不足以产生这种变化。在希腊，另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开始独立思考。”①
　　
　　诚然，正好司希腊人所极度崇尚的独立思考精神创造并推动可希腊文明的发展。它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希腊人与其他民族一样，最初的文化形态是宗教和神话。而与众不同的是，希腊的神化自然观显著具有人神分离和诸神谱系的特征，因而具有强烈的对象性和逻辑性。这种高度的系统化正是希腊人思考的结果。
　　
　　其次，希腊人继续思考的结果是：脱胎于神话与宗教的希腊哲学却可以说是“与神话世界观相决裂的产物”。②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其实不然。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看待，他们认为自然就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③这说明他们认为自然是有内在规律的。希腊自然哲学致力于对世界本原和宇宙整体的探讨。人们提出了多种本原学说和宇宙图式（如泰勒斯的水本原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及柏拉图的“拯救现象”-天球体系、希帕克斯的本轮-均轮体系），其共同点是：自然是非人格的本原，是统摄世界的最高抽象原则。这与神话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希腊人最早对世界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神话而又系统的理性看法。
　　
　　第三，为了把握自然的内在规律，就需要一种工具——一种高度抽象而又逻辑严密的工具。希腊人认为，这就是数学。从泰勒斯开创演绎几何学，到毕达哥拉斯证明勾股定理，从智者学派提出三大难题，到欧几里得集大成地著作《几何原本》，从阿波罗尼研究圆锥曲线，到阿基米德研究面积体积，从埃拉托色尼的“埃氏筛法”，到刁番都的“刁氏方程”，无一不登峰造极地开拓着数学这一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数学和逻辑的高度发达最充分的体现了希腊科学-哲学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该度精致复杂的工具，推理严格致密，演绎丝丝入扣而不容反驳。在希腊人心中，这才能反映本原。
　　
　　再次，希腊人试图对世界给出理智的解释。他们怀疑一切杂多的、变化的、暂时的现象，于是对其进行仔细的观察和分析，透过现象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即真实的存在——单纯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对象。因而他们的思维常常显得超越现实。他们辩证地、审慎地看待周围，他们较少归纳而更多的是演绎，而不管其结果是否看上去荒谬（如芝诺的运动悖论）。他们运用极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讨论世界（如阿波罗尼的圆锥曲线研究），同时力求逻辑简洁明了（如智者学派三大难题严格限制尺规作图）——复杂才能深入探讨更为复杂的现象，简洁才能推演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他们关心实践但更重视思考，甚至可以说是冥想。他们希望通过理性地认识自然界，认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他们遵循这样的模式：个人思考—个人实践—公众实践。思考是第一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利器”。正是希腊人的思辨精神具有以上特点，才建立了数学以及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逻辑学、生物学、医学等一系列完备的科学体系。
　　
　　第五，希腊人乐于从事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事业。如泰勒斯就曾被婢女嘲为“光热衷天上发生的事，却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以下亚里士多德在《行而上学》中的这段话分析得十分透彻，值得引述：
　　
　　“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量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眼之创生，作出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这里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使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希腊人求知并不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出处于他们孩童般的好奇心。
　　
　　下列自然哲学观:认为作为本原的自然是运动变化的自因，自然和自然规律是自在的而非人为的，人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在社会上行事。也就是说，希腊人不否认哲学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实用性，也不否认科学对于公众物质生活的功利性。他们否认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官能享受方面的实用性，而其他方面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一则只代表一部分而非希腊哲学的共识，二则这些功利性不是第一位的。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式整个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所在。正如贝尔所言：“希腊人在追求真理中表现的忘我精神曾遭世俗庸人非难……他们追求真理是为真理本身而追求，也作为达到文明的手段，但不是为了获取权利和过舒适生活。”④比如苏格拉底，他真诚地承认自己无知，自称是没有智慧但爱智慧的人。他自称是牛虻，因为哲学对他而言不是纯思辨的私事，而是他对城邦所尽的公民义务。
　　
　　说到这里，不妨引入苏格拉底在被责以“蛊惑”青年和不敬神之罪后的申辩词中的厉声斥问：
　　
　　“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伟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⑤这句话最集中地概括了希腊精神，那就是“智慧、真理和性灵的修养”。
　　
　　相信通过前文的论述对于希腊精神是“智慧的修养”“真理的修养”应不存太大疑义；而同时希腊时代对“性灵的修养”也是不懈的，这又才推动希腊科学-哲学产生了她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和人文理想。
　　
　　首先，希腊人十分注意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融合起来。他们认为“一切科学都是艺术”。他们把追求真理的求知过程看作是一种艺术行为，是一种“美”。另外，他们追真理的行为极少含有政治功利性——这种“善”使得他们的思考不会因有利于某一政治集团而去损害其他政治势力或广大城邦公民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希腊人思考的基点——价值观是出于非实用的目的。他们关注的只是真、善、美本身。这体现了希腊的人文理想。
　　
　　另外，希腊人在从事各种领域的活动时都自觉贯彻了希腊的科学精神。其中一个显例就是修昔底德治历史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写道：
　　
　　“……我确定了一个原则，……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眼看见的，或是从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我的著作不是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⑥
　　
　　这段话至少给出以下信息：第一，他坚决一理性客观的精神来摒除个人的情感偏向。事实上他曾任雅典将军，他是同情雅典的；第二，他重视实证，尽管时至今日“眼见为实”也显得不可靠；第三，和其他希腊科学家、哲学家一样，他关注的是永恒的东西，他所记述的事件、他所运用的科学精神、实践原则，他都希望能永垂不朽。这体现了希腊的科学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腊科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理想的高度结合，也就是希腊人 “性灵的修养”之所指。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希腊人所具有的（甚至是天生的）非实用的、理性的、思辨的、自由的，并充盈着希腊人的人文理想的科学精神，才推动希腊科学史上产生壮丽的奇迹，并贯穿与希腊科学史始终，成为其显著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
　　
　　
　　
　　科学精神
　　
　　探讨科学精神首先设计到一个为何言“科学精神”必称“希腊科学”的问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戴维·林德伯格在其著作《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认为：所谓“科学”，就是指1450 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而，这种科学的起源，则需要考察公元前600年（即希腊古典时代）到公元1450年见的欧洲科学传统。在书中作者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发展连续性的论战，并明确提出了论战双方都认可的共同前提，即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⑦
　　
　　原因何在？“科学本质上是‘西方人’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能够被成为科学，是因为近代欧洲人继续了希腊人的精神遗产——正是希腊人，将科学确立为他们的人文理想；科学，是理性的学问；理性的学问是自由的学问，而自由，正是希腊人的‘人文’理想。”⑧也就是说，科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范型，是从希腊开始的。探讨科学精神必须从其源头——希腊的科学精神开始。
　　
　　下面，我们回到这个本原的问题：何谓“科学精神”？
　　
　　梁启超说过：“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且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科学精神’。”⑨
　　
　　上文既已分析了希腊科学史的特点及产生原因，现在不妨进一步将其与梁的定义“对号入座”。
　　
　　首先，梁启超界定的科学精神的第一层含义便是“求真知识”。真知识显然不能仅仅理解“真实的知识”，尽管希腊科学-哲学家们摒弃现象，追求同意、永恒的真实的存在已符合以上标准。真知识还应当扩大理解为不受任何其他目的和利益干涉或支配的纯粹的知识。这种知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它并非（或在主要程度上）处于实用目的，也就是不受除求知以外的其他目的的支配；（否则知识便只成为一种工具）
　　
　　第二，它必须是自由发表的、不受其他因素如伦理、道德、政治等的干涉；
　　
　　第三，它比寻是纯粹的、彻底的、深刻的认识。
　　
　　显然，希腊科学精神的非功利性、理性化特征正丝丝入扣地契合着以上条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敬爱老师，可我更爱真理”就充分彰显了希腊科学精神的自由、纯粹原则。
　　
　　其次，在梁看来，有系统的真知识，应当包含横的系统和竖的系统，即事物的普遍性和因果律，从而“知道事物和事物的联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未知”。
　　
　　再观希腊科学，其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和强烈的思辨精神决定了它已经成功构架了一个科学系统。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在多方面的奠基性创见，抑或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至大论》在几何学、天文学领域的集大成，都通过复杂的逻辑演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最后，梁启超认为“凡学问有一个条件，要能‘传于其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希腊科学及其科学精神能“传于其人”，才得以发展壮大，成为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源头。其中，尤其是希腊科学精神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愈来愈散发光辉。
　　
　　因此，在梁启超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科学精神作一个更细一点的界定：
　　
　　科学应当是自由的、真实纯粹的并按照严密逻辑和高度抽象构架成系统的，以理性为核心的知识群；而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将之发扬光大的过程，并能体现真、善、美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的原则与理念，称之为科学精神。
　　
　　
　　
　　中国有无科学和科学精神
　　
　　这个问题似乎已是题外话，但却具有关键意义，仍是题中之义。我们从三个角度加以讨论：
　　
　　首先，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早在20 世纪初年一些学者就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相同的。其实，这涉及一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按上文所述，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那么显然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也许有人会说，以西方科学来定义中国科学，是不合理的。那么进入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有无科学精神？
　　
　　——应当有。不然中国五千年辉煌文明从哪来？
　　
　　诚然，中国古代无数优秀人物从事着研究，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可惜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中国的科学精神实在是太实用了，而且可以说是最实用的。在中，每做一件事都必须先讨论它是否具有实际意义，能否有助于生产或是社会服务，如果是否，那么就会无人理睬，这类人也会遭到鄙弃。因而中国古代的文明成果更多的体现为技术（technique）而非科学(science)。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以及纺织、制瓷等无不以实用为目的，天文学研究是为了制定历法，数学研究体现到《九章算术》《数书九章》上全是丈量土地、购买牲畜等应用题，而医学、农学更不待言。我们所能列举的 “科学家”大多是制造了某项精巧实用的工具器械，而鲜有发现某条自然规律。本来从事所谓“科学研究”的人基本上都是朝廷官员或是民间工匠，他们显然不具备 “闲暇”、“自由”、“惊异”的条件。
　　
　　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导向密切相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但没有哪一家的主张不是为政治服务，他们关注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间，是社会，就连被认为是“出世”之作的《道德经》以及提出具有思辨意义的“白马非马”的名家都显然带有其政治功利性，所以被后世称为“入世哲学”。而之后，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只是被作为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过度要求实用性，使得人们目光变得功利因而短浅。于是在两千年后中国走向衰落，不可挽回。
　　
　　到了近代，包括梁启超等在内的一批人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可惜仍被认为是“奇淫技巧”而已，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面学习西方，大呼“民主”“科学”同样也只是看中其政治功利性，并没有真正树立科学精神，而空有救亡图存的社会理想。这是中国科学精神的缺失。
　　
　　另一个缺失: 是中国历来缺乏理性的、逻辑的、思辨的科学精神。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最早发现“勾三股四弦五”，却没有人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事实上，中国古代是重归纳而轻演绎的。缺乏逻辑精神和理性态度，显然是不可能构架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是零散的一些认识而已。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于是，我们也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了：中国古代确实没有真正现代意义（或对现代科学有指导开创意义）的科学。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科学精神中所体现的非功利性和理性态度总是结伴出现的。其实，深入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二者是彼此关联、相辅相成的。对科学理性态度要求对真理认识的纯粹性，不受其他目的支配，也就必然要求非功利性；而对科学的非功利性，则要求科学认识的高屋建瓴，也就是在理性态度所能解决的范围内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建立科学和科学精神呢？
　　
　　梁启超认为：因为缺乏科学精神，中国学术界生出以下病症：笼统、武断、虚伪、自由、散失。并且痛心疾首地说：“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涂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顾准则认为：要确立科学，“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方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 “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这就叫聪明？？作者给留面子而已！！看得人可别真把懒当聪明啊！！），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⑩他是深刻看到了中国古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缺失的。
　　
　　要建立现代科学与科学精神，无非如前述标准一般，建立起科学的几个基本原则，如理性态度、非功利态度、思辨方法与自由原则，同时贯之以深刻的人文理想和现代的价值观。
　　
　　引用屈原的一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将“漫漫”理解为宽广，将“修远”理解为深长，再加上“上下”，是否正意味着“求索”应当全面、深入地进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