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和林志玲关系:大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

就最本质的和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文明就是脱离了野蛮期与蒙昧期之后的人所特有[1]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在器物层面上，它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人工自然物和人造自然物[2]，可称之为器物文明；在制度层面上，它表现为人类各种群体的组织形式及其行为方式，可称之为制度文明；在精神层面上，它表现为人类无限丰富的情感、习俗、语言、思想、科学、文艺、哲学，以及宗教信仰和社会意识等等，统称之为文化或精神文明。这三个层面上的东西都打上了人类劳动的印记，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各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由于文化往往作为精神性的东西渗透在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中，所以人们往往将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严格说来，应把文化界定为特指精神文明，把它包括在更广义的文明概念之内，并与文明一词相对地区别开来。基于对文明概念的上述理解，本文集中探讨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发展到当代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孕育着的伟大转机。我力图说明：不论经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人类终将进入自然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和精神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大生态文明[3]时代。这也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当代有识之士所追求的大同世界。

一、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世界一片欢腾。人们为以往千百年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取得巨大辉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高歌狂舞，对未来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前景充满信心。人类有千万条理由值得骄傲。可是要看到，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何等惨痛的代价取得的，在其背后又蕴藏着怎样可怕的灾难！

首先，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特别是近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指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矿物能源和其它矿物资源。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传统工业的飞速发展，便于人类开采的矿物资源大多已接近枯竭。以矿物能源为例，根据比较乐观的估计，地球上可供开采的石油、天然气还够用几十年，可是全球经济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仍然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2）可重复利用资源的迅速贬值。人类不可缺少的土壤、淡水、金属等资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但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无情作用，物质生产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破坏性的开发利用，使这些资源逐渐退化；（3）可再生资源锐减，主要是森林尤其是天然林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4）环境污染加剧，包括酸雨沉降、有毒化学品污染、海洋污染、臭氧层破坏等日益严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问题中国均比别国严重。从资源枯竭的程度、人均拥有资源的数量、土地沙化、环境污染、人口数量等方面来看，中国均比世界平均水平严重得多。因此，中国的发展面临更加严重的生态挑战。

其次，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资本时代[4]，导致新的严重的社会生态失衡。从历史上看，前资本时代的社会生态系统以等级差序、人身依附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为特征，或在数百年的稳定后土崩瓦解（如大多数文明古国），或在数千年的时间内保持着周期性兴盛与危机交替的超稳定结构（如古代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社会模式对于维护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蕴藏着致命的冲突和危机，最终让位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生态系统以市场竞争、物的依附和资本支配社会为特征，对促进科技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极其伟大的历史作用。这说明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生态模式。但它也带来自身难以克服的深刻危机：市场的自由竞争把生物界盛行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加剧了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和残酷竞争。资本的作用不断地产生新的劳动异化。20世纪夺去近两亿人生命的大小战争，就根源于资本社会中的竞争和劳动的异化。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目前的“和平与发展”状态不可能长期延续。

再次，当今社会还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冲突与精神生态失衡。1993年美国哈拂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文明的冲突》，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观点。他列举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对抗之后，基于不同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突出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华人社会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的各个断层线上，正在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战争。他认为，不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的这种文明观在全世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批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这种冲突在冷战结束之后更加明显了，有时甚至成为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然而，他的这种文明冲突论亦包含着明显的错误和不足之处：一是错误地否认经济因素、贫富差距过大和专制剥削制度的存在是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引起文明冲突的基本原因；二是忽视了目前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几种文明之间以及同一种文明内部在认识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根本对立。应当特别指出，西方文明的主导方面是反自然的，它所高扬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尖锐对立。人类精神在顺应自然还是强迫自然上的斗争由来已久，於今更烈。反自然的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人类精神的危机。它也是造成自然生态失衡和社会生态失衡的思想根源；三是他错误地把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看成是必然的常态，而实际上这应当被看作是文明之间关系的病态，是有可能经过极大的努力加以治愈的。

总之，科技与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十分迫切的任务是，深刻揭示这种危机的本质、发展趋势及其解决途径，促使文明健康持续地发展，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二、人类文明超越限度的可怕前景

在物质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界限的。在浩翰的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无限小的质点，它终有一天会毁灭，转变为他物。在地球作为一个行星毁灭以前，它拥有的那个生态系统很可能早已变得不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事物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根据所谓“木桶原理”，决定系统命运的是构成“木桶”的那块最短的木板。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界限。在人类文明这个大桶上“最短的木板”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尤其是据估计仅够人类继续开发约40年的石油、60多年的天然气[5]和200多年的煤炭。如果在今后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在可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和热核能的安全开发技术上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如果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仍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在21世纪中叶，就会出现世界性的特大能源危机。加上淡水、土壤等可重复利用资源的退化，动植物等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的不断衰减，可承载与化解污染的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等等，使得人类生存的物资环境恶化到极点。另一方面，在资源环境所能容纳的人类活动空间日益缩小的同时，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却在不断扩大。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达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再有三个地球也不够。有的专家甚至认为要有10个、20个、27个地球。尽管如此，目前每一个国家都还在拼命地发展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保持霸权地位，继续凭借其强势资本加紧掠夺世界上还剩余的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输出贫困，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困状况，纷纷走上毁林觅食、竭泽而渔、超生多育、贱卖资源的自断生机的道路。无论富国还是穷国，为了加快发展，都在向地球开战。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且这唯一的地球上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在迅速地消失、退化、衰竭！

人类文明超越资源能量的界限继续发展下去，在日益恶化的自然、社会、精神这三大生态系统进一步发生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那将会发生怎样一种情景呢？可以根据合理的想象，在可能性空间中进行一番“杞人忧天”式的逻辑推演。假定人类目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到21世纪中叶。文明的危机将首先在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大爆发[6]，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目前石油、天然气已属紧缺的战略资源，其使用量约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80%左右[7]，且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以此推算，到本世纪30年代，世界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将比现在增加3倍以上，而其生产量将减少大约一半以上。受其影响，能源价格猛增，将导致一半以上的企业倒闭，全球经济出现比20世纪30年代更大的危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将会有30%以上的劳动者失业，社会全面动荡。积蓄已久的贫富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被迅速地引爆，首先围绕争夺能源而发生地区性的战争。例如，再次爆发第X次的中东战争，第Y次的南中国海的战争和其他盛产能源地区的战争，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将是围绕南中国海的能源争夺战。据地质学家的测算，这里石油的蕴藏量约为292亿吨，相当于中国大庆油田开发初期查明储量的10倍！天然气的蕴藏量约为58万亿立方米。20年内，这里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地。而这一地区又是政治上极不稳定的地区之一，目前除中国和台湾地区坚持对整个这一地区拥有主权外，尚有越南、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六国各声称对其中部分地区拥有主权，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出于遏制中国和控制能源的战略考虑，对这一地区虎视眈眈。目前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力图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这个意图能否实现并不单纯取决于中国。事实上，上述六国对这一地区的油、气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有的国家还不时同中国发生武装摩擦。可以预见，在全球性能源危机到来的时候，这一地区突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例如中、越之间可能最先燃起战火，其他国家相继出兵，各自占领自认为是本国的岛屿和领海，战争一步步扩大，日、美、俄先后介入。

日本的武装介入将成为新的战争的转折点。日本是经济强国和资源弱国，它将最早受到石油、天然气短缺的沉重打击，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突然降临的情况下，其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势力很可能上台执政，加紧重新武装，乘机出重兵控制南海。这不仅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且严重侵犯其他六国的利益。六国面临艰难的选择，部分国家将转而与中国结盟，共同对付日本。美国早已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它将与日本结盟。俄罗斯则很可能与越南、印度结盟。欧洲、穆斯林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亦将发生分裂，各以自己的目标和方式介入。各个国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一些国家发生来自下层的革命。革命与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迅速扩大，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狂热和非理性思潮泛滥。

在极端绝望的情况下，个别极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可能率先使用核武器，引发全面的核战、化学战、信息战、生物战。大规模战争将消灭地球上绝大部分人口。这意味着战争没有胜利者，最终幸存下来的人口可能不到几亿。远离核战地区的中立国家的人们最有希望保存下来，还有一些穷乡辟壤地区的穷人和修有深层地下掩体的少数富人得以存活下来。这些幸存下来的人们彻底猛醒，团结起来医治战争的创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终于从大灾难中接受了大教训，普遍认同了大生态文明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并按照这个指导思想重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

三、时代呼唤大生态文明

大生态文明包括人与自然协调的自然生态文明、人与人协调的社会生态文明、人类的各种文化要素协调的精神生态文明，还包括这三者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中达到整体协调的文明。显然，人类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单纯着眼于其中任何一种或两种文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使三者齐头并进之后再把它们组装、迭加起来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每一种协调都要其他两种协调的适度配合方有可能取得实际的进展。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我们必须分别探讨每一种协调，然后探讨三者的综合。从实践的角度却始终要同时考虑到三个方面。

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如何协调的问题。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过量增长超过自然的供应，以及人类对物质资源的过度开发所引起的。早在农业文明时代，几个古代文明就毁于过度的农牧业开发。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规模和强度都增加了几百倍、数千倍，污染物的排放大体上与物质资源的开发成正比地增加，人口也不断地加速增长。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以中国为例，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8]，中国经过巨大努力之后，方有希望在2030年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6亿这个顶点；中国将于2040年达到资源消耗的零增长，也就是说，今后40年中国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强度还要逐年增加，才能维持我国既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此外，中国将于2050年做到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零增长。也就是说，我国的环境污染在今后的50年内还会逐年增加。显然，在一个国家内以这样的努力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协调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没有等你协调好，无法抗拒的生态灾难就可能到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情况还要严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界的矛盾，就要做出超常的努力，一方面大力限制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大力保护资源和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社会生态的相应协调是根本不可能的。

社会生态协调即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看来还是如何将人类从非人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即如何解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与其伴生的资本社会是人类历史不可跨越的阶段。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民主制度为解决上述问题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但是，资本支配的社会必然导致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异化，即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剥削的产生；二是人类劳动所引起的自然异化，即被破坏的自然向人类的报复。现在看来，这双重异化都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解决不了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自身解决不了的。不仅自身解决不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剧着。我们现在看到某些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缩小、生态环境改善都是局部的现象。是发达国家率先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集聚了庞大的社会财富之后，以迫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廉价出售他们的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为代价所取得的。从世界整体来看，仍然是社会状况与自然状况继续恶化。只有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以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为基础的新社会，才有可能最终扬弃资本社会及其必然产生的双重异化。

与前两项目标相适应，精神生态文明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人类精神领域中的异化问题，建设多元互补、相互宽容、开放互动的文化。目前人类精神领域最严重的异化现象有两个：一是贪得无厌的物质享受主义。人人皆有享受物质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物质资源和物质财富的有限性，自己无限的贪求必然带来对他人的侵犯和加重对自然的掠夺，这也就是导致社会异化和自然异化的思想根源；二是惟我独尊的文化专断主义。任何一个特殊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如果谁都认为我是惟一正确的、别的皆错，强迫人家都信我的，强力推行以自己为核心的文化普世主义，把别的文化一概妖魔化，加以无情地挞伐，则是完全错误和十分有害的，与先哲们的主张相去甚远。如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但是对人类文化的摧残，而且是对人性的践踏。它必将把人类社会引向动乱，也必将瓦解人类为解决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所需要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文明的危机，必须在精神领域树立新的价值观，形成以适度和节俭的物质消费为基础、以不断增长和无限丰富的精神享受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建立以多元异质文化和平共处、互补互促、互助合作为基础的精神文明，把人类的创造力引向互荣、共融。

四、通向大生态文明的历史大调整

在不可超越的资源环境存量的限度内，人类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如果能够断然实现文明的良性转变，人类就有可能走上稳定、繁荣与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那么用不了一个世纪，人类就将大祸临头在劫难逃。何去何从？可供人类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现在起，人类必须当机立断地进行历史的大调整，全方位地根本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从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大生态文明。

这次历史的大调整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更大。就调整的时期而言，应包括整个21世纪。这个时期太短了不行，它不足以扭转积重难返的历史惯性。这个时期太长了也不行，它会错过人类自我拯救的最佳时机。因此，21世纪乃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大调整的世纪；就调整的内容而言，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建立良性互动的自然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和精神生态文明的全部工作，包括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改变和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国家、地区、社团、家庭、个人等一切社会层次存在方式的改变；就其变革的方式而言，这将是全人类处之死地而后生的自觉抉择，而不是“自然进化的历史过程”；就操作实践来说，这是需要标本兼治、多重协调、预先设计和分步实施的过程，首先要通过思辩理性和科学理性在批判旧文明中发现新文明的可能性，然后以全人类最高利益为准则，在可能性空间中进行正确的选择。在全人类对所选择的真正可持续的道路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果断地坚定不移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实现。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局部的修正和调整。笔者曾在一些论著[9]中对此做过较为详细但很不成熟的设想，希望引起更多的讨论。

历史大调整面对的并非整个人类生与死的抉择，而是人类“生生不息”还是“死而后生”的抉择。我们在大调整时期所做的工作，不仅在于力争实现生生不息的理想目标，而且要为“死”后的新生做好必要的准备。即如果大灾难终于未能避免的话，应事先安排好后事，即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可能为大劫难后的人类重建保存更多的物种、人种，以及人类数十万年来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的信息资料。这件事现在就要着手进行，否则就会来不及了。

五、资源环境强约束下的大同社会

在探讨人类文明的命运时，我们时时想起古往今来那些贤哲们。从老子、孔子、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耶苏、华盛顿、马克思到孙中山、毛泽东，尽管他们的学说千差万别、矛盾重重，但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都以天下为己任、以人类解放为宗旨。在已往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他们学说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全球文明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时，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发展必须置于物质资源的绝对约束之下时，这个共同点使我们重新燃起了整合人类文化资源、共同拯救人类的希望。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特别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形成多元互补的精神文明，建立以这种精神文明为灵魂的全人类互助合作的大同社会，进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时代。

首先来看马克思的学说。当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上，我们会惊人地发现，马克思在他26岁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阐述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和对一切劳动异化现象进行积极扬弃的革命性活动。他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0]“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1]这段话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现了他的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界为基础的哲学。他把共产主义概括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两大类问题，认为这两类问题的解决是互相关联、互为前提的。他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扬弃两个异化的手段，而且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发挥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把它们当作目的本身，并将它们的作用无限夸大，是已往许多“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有鉴于此，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以检验我们的实践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主张在承认自然界是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和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求扬弃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异化，协调好人类发展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把人从非人性的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这也就是把人从非人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根本前提；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则是在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最高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矛盾，扬弃人与人关系上的异化，消灭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现象，把人从非人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这也就是把人从非人性的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先决条件。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青年马克思在160年前提出崭新的共产主义学说时，人类劳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不大，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供人类世世代代地开发利用。他实际上以自然资源无限性的预设作为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前提。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就可以达到“极大的丰富”，从而为最终扬弃劳动的异化创造足够的物质前提。此后一百多年来，人们围绕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过无数的探讨和争论，但很少有人怀疑过这个前提。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科技和生产的加速发展，其所导致的资源浩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接近于把人类逼入绝境，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扬弃劳动的异化实际上已不可能。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学说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是我们今天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新的情况下，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和通过劳动异化的扬弃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关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到以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正是解决文明危机的法宝。但是必须放弃资源无限性这个预设，代之以资源有限性这个前提。在确认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强制性约束下，拓展和深化劳动异化概念，全面探讨扬弃异化的新途径。显然，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劳动引起的社会异化，还有人类劳动引起的自然异化。社会异化不仅表现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而且表现为权力对人性的摧残，以及金钱与权力互换中产生的腐败。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和整体扬弃这双重异化。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辨证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到来，似乎是加重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难度。在某些人的眼中，“苏东波”之后，加上生态危机，似乎共产主义离开我们更加遥远了。其实不然。“苏东波”破除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形态，它的破产有利于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全球生态危机冲击最厉害的将是资本社会和维护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乃是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造成社会与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大灾难中把握大机遇，为更加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是要看到，在资源强约束下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我们过去认为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她将是以物质生产力的合理发展为基础、以有限的物质能源消耗为依托、以信息资源和智能资源的无限开发利用为前提、以不断发展和无限丰富的先进文化为精神动力和最高享受、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全面扬弃双重异化的大同社会。由于文明危机的万分严重性和极端紧迫性，这种新共产主义思想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将它作为拯救人类的有力武器；由于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否弃了“物质极大丰富”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反而离我们更近了，共产主义理想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它完全有可能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提前实现。

在确立起共产主义的新前提并按照马克思的本意重建共产主义理论之后，它就不再是与世界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其他七、八种文明敌对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扬弃双重异化的基础上，在促进人类解放这个共同目标下，能够与它们相容、互补、互助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理论。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命运已远远超越先哲们之间的分歧。大难当头的现实，往往蕴涵着绝好的历史机遇。我们记得，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难，曾经促成国、共两大死敌走向合作，战胜了共同敌人，保卫了中华文明。现在全人类生死存亡之绝境已在眼前，当代几大世界文明之间当有可能捐弃前嫌、平等对话，高扬共性、尊重个性，自由争论、取长补短，在大劫难还来得及避免以前取得共识，彼此携起手来探讨和解决共同的问题。果能如此，人类当能得救，人类文明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也只能是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精神生态系统整体协调的大生态文明。

注：此文在作了若干删节后已在2004年3月的《广东社会科学》上发表，现将原文奉献给读者，欢迎发表争论性的意见。——作者

                                        作者简介：柳树滋，海南省行政学院教授。

                                        海口市，571100

[1] 这里所谓“特有”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指整个人类相对于其他生物所特有，二是指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类所特有，三是指不同的人群所特有。

[2] 参见柳树滋《大自然观：关于绿色道路的哲学思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

[3] 大生态文明的概念是2003年9月笔者同阮纪正先生的一次交谈中，由阮先生首先提出的。

[4] 根据生产方式对时代特征进行界定才是真正科学的界定。当今时代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资本，所以可称为资本时代。在资本时代存在着以维护这种生产方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着现阶段对资本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而未来以扬弃资本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采纳了阮纪正先生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卓越见解，但在表述上略有不同。

[5] 参见李志宁《生态环境下的资源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86页。

[6] 之所以说是大爆发，因为中、小规模的爆发随时都在发生。本文关于生态危机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具体历程的表述，均系笔者在思辩理性空间中的逻辑推理和直觉现象，实践中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7] 此处及以下数据均非严格精确的数据，因为相关数据在巨量不同的文献中差别极大，本文力求取其中。

[8] 《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

[9] 柳树滋《春风吹又生：通向21世纪的绿色道路》，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柳树滋《21世纪：大调整的世纪》载《科技导报》1997年10月。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