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玲上快乐大本营:大同世界与大容世界

大同世界，人类时代向往之理想国也。人们在这里寄寓了至美至善的愿境，赋于“天下为公”的崇高社会理想。人类是离不开理想的生灵。古之以来的圣贤，都是要以美善的理想，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念。然而，人们对这种至美至善愿境的渴望，也常常会为现实世界带来过于沉重的诉求。历史不止一次地说明，美善的愿望一旦在现实中走上了绝对化的道路，就会带来人类行为的失常，甚至是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通往灾难的歧途。

这种善恶的移位互换，目的与效果的二律背反，实在是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一大困惑。人们在经历了痛苦的理想破灭的历程之后，不能不对自己发问：是理想目标的崇高超出了人们生活经验的阈值，反而造成人们目乱神迷的群体惘然？还是实现手段的失措改变了目标理想的价值诉求，最终役使了理性的追求方向？

孔子言下的大同世界，是在性善利他的道德化基础上建立的和谐社会，摹本“法先王”来自尧舜时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所描绘的大同图景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盗窃乱贼而不作。”夫子所言的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愿境，是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目标。

这种道德化的和谐社会的理想，确是有农业文明的生活根据。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聚族而居，男耕女织，按照四季循环的节律，年复一年地春种秋收，社会变化近乎于静止状态。普天之下，人们祖祖辈辈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生活写照也就是其他人的生活写照。在农业社会分工不发达、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形态中，家和国具有同构的意义。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人际关系的和睦也就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和谐，需要依靠从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道德伦理来规范社会秩序。所以，农业社会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是构建一个不分彼此，和睦友善，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对应的是鸡犬相闻、血缘相通、世代相居的乡土人情社会。在乡土人情社会的层面上，是以礼义廉耻示范乡里，匡风俗、正人心，规范人际关系。对应在国家政治上，以小农生活为背景的芸芸百姓则希望实施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期盼由明君清官普施关爱的阳光雨露。

可见，农业文明对大同世界的憧憬，是从同质化社会形态出发的，建立在道德伦理基础上的静态和谐。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模板上，要将无数分散的小农单位粘合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伦理道德的胶合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两种力量又是相通的。在国家法度的硬壳下，伦理道德起着处理人际关系的作用。伦理道德既具有对人格道德内化的作用，也会造成社会舆论的外在压力。在乡土社会的人情氛围中，这种舆论的力量甚至要高于国法的力量。

这种静态的和谐，是以群体一致性、社会一元化为特征的。任何异类的、异质的事物出现，都潜在着对社会现有秩序的挑战和破坏；能够与群体相同一致的是善，与群体不同不一致的是恶。在社会同质化的静态和谐下，以己度人的道德情怀既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也会在人际关系的相互纠缠中形成一个高度均衡的陷阱。这种排斥个性张扬，不容异类存在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创造性，缺乏发展张力，保守怀旧的封闭社会。或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屡屡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始终未能形成新的生产力的根由所在。

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巨大发展带来的社会深刻变化，为人类未来社会的大同理想首次插上了“人的解放”的旗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将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命题，揭示了大同世界的科学内涵。这是只有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多元化发展中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生态：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的张扬，带来了社会蓬勃的创造力；社会分工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开拓了社会群体共同发展的生存空间……展现出了多元化社会的发展道路。社会多元化是社会分工的自然结果，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前提条件。正是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人们社会实现的多样性选择，每个人各尽所能的自由发展才具有了可能性。多元化社会以其发展的丰富多样性，扩展了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需要社会建立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创造出不同于静态和谐的动态和谐。多元化的社会是一种兼容并蓄各种个性差异，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在高度同质化的一元社会中，社会矛盾冲突的发生，比较容易产生波及整个社会面的共振效应，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多元社会是包含了各种利益群体的社会，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冲突，但它能够提供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整合机制，使不同的利益在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中产生均衡效应，减缓乃至消解对整个社会面的冲击。

多元化社会的和谐，应是在“人的解放”意义上建立的动态和谐。其底线是维护每个人自由发展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限的公共边界。其最高价值是要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

在“人的解放”的意义上，多元化的社会应是能够最大地容纳人和社会发展活力的社会。人的自由发展，是通过选择的多样性来实现的。社会能够提供出的选择性越丰富，人发展的自由度就越大。所以，多元化意味着人性的张扬，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容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保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多元化社会不仅应是鼓励人的创造力蓬勃涌现的宽容社会，而且也应是富有协调性的民主社会。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存在，从横向方面分解了社会权力，打破了国家权力的垄断性。在法治基础上建立的公民社会，完善了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提高了社会生活的协同性，增强了社会发展的纠错能力。同时，多元化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也使每个人的发展更多地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为了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共享性，维护每个人在发展起点上的公平性，多元化社会必须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中建立调整社会利益的平衡机制，保护社会少数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增长也同时是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这说明，社会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民主政治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发展道路。

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治理能力，一些古之以来的社会难题已经找到了解决的途径，有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依靠民主政治让人民进行“选贤与能”，通过法治基础上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全社会“讲信修睦”的环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矜寡孤独废疾”等弱势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这些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制度创新，当然现在还远不能达到大同社会的愿境，但它们却为多元化社会平衡利益冲突的动态和谐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途径。在追求大同的道路上，我们还曾经经历过另外一条道路，一个在农业文明思维主导下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社会大同，用国家力量强力推行“兴无灭资”的道德工程，以“全面专政”来消灭社会分工带来的差异，结果是灾难性的。正反两条发展道路的对比说明，只有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创造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才能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的理想愿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人的创造性价值的大容世界，才是人类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