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个弯来爱你百度网盘:假作真时的晚清变革

1901—1911这十年清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大约可以用“假亦真来真亦假”形容。满清皇室与清政府高层在真心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利益寻找保障和出路。在这里我们将简单梳理一下晚清十年改革历程，看看清政府是怎样进行这场真真假假的改革的。[详细]
改革的后果
满族皇室知道宪政改革的后果吗？
很多人认为晚清最后十年之所以慈禧与后来的载沣愿意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改革可以保证“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可梳理史料，这种认识难免失之偏颇。不错，在慈禧以及载沣等满蒙贵族的许多发言里确实有许多关于宪政改革成果后可永保皇室地位的记录；可是这并不代表满蒙贵族们不知道宪政改革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来说，究竟代表着什么。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慈禧以及清王朝上层对立宪后所存在的危险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比如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就很明确的向清政府高层点出了立宪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以慈禧为代表清政府高层就如此伟大，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清政府上层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是预计到了最坏结果的，而不是被“有心人”蒙在鼓里，稀里糊涂的进行的改革。事实上，正是因为对最坏结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慈溪到载沣无不强调改革首要目的是保全皇室，才会在最后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来。
失败是因为改革太慢？
许多人认为清朝之所以改革失败，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改革太慢所造成的。如果清政府能早一步改革，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在中国改良输给了革命，其责任全在清政府。这种看法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确实太理想主义了。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真考察晚清十年的改革的话，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清政府的灭亡不在改革太慢，而在改革太快。
从以往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改革最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这里引用一段晚清民国史研究者雪珥先生的文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为何说失败是因改革太快？
当今学者看法放权的两个途径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雪珥先生这段文字可谓一针见血的点出了清朝最后十年改革中两个大弊病其中之一：即盲目分权导致的分离主义倾向在中国大行其道。事实上即使是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也是存在的。
当时人的看法改革太快 必出问题
1909年的春夏之交，近代亚洲著名政治家，日本的伊藤博文便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M.MacDonald）宣称：3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准确度高达94.5%。
而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竟然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权威丧失，“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而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伊藤博文这番见解表示了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20世纪初亚洲最伟大的政治家伊藤博文

日本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桂太郎
中日改革比较
用明治维新比晚清改革不合适
可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皇室根本不掌握日本的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在幕府将军手里。天皇仅仅是作为一个精神象征存在。而且自从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来的200多年里，大部分天皇终生被“囚禁”在皇宫里。因为德川家康明确规定天皇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学问”。所以，明治维新其本质是地方势力与天皇势力联合起来瓜分了幕府将军的权力。明治维新对于天皇来说不是使自己的权力缩小，而是扩大了天皇的权力。
而清王朝的改革恰恰是以缩小自己权力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佛陀以外恐怕不会有人割自己的肉不心疼的，因此清王朝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狐疑、颟顸、迟疑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晚清改革应该肯定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其实不只是晚清如是，法国大革命也如是：“他（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结束jijjieie语Conclusion “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19世纪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可事实上晚清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于一块块坍塌与一瞬间崩溃究竟孰优孰劣，大概只能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