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贞绫演的电影:吳敬璉：未來五年，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和展望

吳敬璉：未來五年，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和展望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來源日期：2011-10-29

中國雖然上世紀末期把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來，但是市場化改革其實還處於“進行時”階段，舊體制的許多部分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職能還有待轉變，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都還行在半途，所以我說“大關仍然未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有絲毫的松懈。

　　凱恩斯框架失靈：中國的問題是長期問題

　　近些年我們一直在說，必須註意中國經濟存在的內外失衡。其中內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過去30年中國的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然而消費需求不足，卻使GDP增長缺乏內在的動力。政府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凈出口(出超)彌補國內需求不足，維持了較好的增 長。但到2008年以後，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的趨勢。2009年，我國用超強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把增長速度又拉了起來，但 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提高了3-4個百分點，相形之下，我們依靠凈出口維持高速增長方式的問題顯 得更為突出。

　　從1999年到2010年，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下，出臺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保持增長率，這種貨幣政策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使過剩的流動性大量積累。於是，經過一段時滯，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後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的標誌之一是資產價格的劇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產價格飆升和泡沫急劇膨脹。此外，消費物價指數CPI也開始上升。這就導致了一種兩難的狀況：一方面內在動力不足，想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繼續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貨幣超發後續的消極後果已經顯現，又需要采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房地產價格和物價上漲的勢頭。

　　為了破解宏觀經濟決策的這種兩難問題，首先需要選擇正確的分析方法，判明這種兩難問題的根源是什麽。2008年以來，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 時候，通常是對所謂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狀況來分析總需求的態勢，認為經濟之所以遇到困難，是因為決定總需求的三駕馬車中有兩駕(消費和出口)太弱，拉不動經濟增長。如何能夠在這兩匹馬都不跑的情況下把這個車往前拉?結論就是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用4萬億的投資、10萬億的貸款來增加總需求。

　　問題在於，這種“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顯然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的變形。但學過宏觀經濟學的都知道，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分析處理的是短期問題，連凱恩斯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它來分析長期問題。而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問題卻是長期問題。研究這類問題，需要運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長模式。

　　中國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增長模式存在著嚴重缺陷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中國的長期發展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增長模式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還是經濟增長模式。

　　那麽，什麽是增長模式?說得簡單一點，就是靠投入資源、還是靠提高效率來實現增長。西方國家的早期，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後期，兩次產業革 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其特點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沿襲了西方國家的早期增長模式，把它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這種方 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它會導致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二是造成了勞動者的貧困化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兩個問題會導致資本主義走向滅亡，“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沿著這條道路走，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上劇烈波動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經濟和社會都瀕於崩潰的邊緣。

　　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並沒有發生改革開放以前那樣嚴重的經濟困難，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學習了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辦法，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各種政策手段支持出口，發展對外貿易。這種做法造成了兩個積極後果：第一，出口加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使得大約2.5億農村低效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相對高效的加工業就業，也使得整個城市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當然，現在多數所謂的“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們應該努力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不過，和在農村的收入情況相比，還是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凈出口)需求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 使得經濟能夠持續增長。1994年匯率改革以後，出口導向政策全面展開，中國對外貿易的貿易盈余由負轉正，而且不斷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撐了此後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長。

　　經濟決策兩難：增長缺乏內在動力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並存

　　在充分估計出口導向政策對於支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正如采取這種政策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的經驗告訴我們的，這種政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實施以後，都出現了問題，例如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的膨脹，等等。這些問題和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非常相像。
　　出口導向政策成功地執行了十年二十之後就會出現兩個問題：從微觀上看，因為出口企業得到了政策優惠，它們的創新動力就會大大削弱，有些國家就此變成了產品沒有自主技術含量的所謂“勞動密集產業專業戶”。從宏觀上看，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余會大幅增加，這會造成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形成貿易摩擦。許多國家的最終選擇往往是讓中央銀行進行幹預，繼續保持本幣低估的狀態。而中央銀行頻繁幹預外匯市場的結果就是，發行貨幣來收購外匯。這樣，中央銀行就變成了一個被動超發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多了，流入資產市場就會形成資產泡沫，流入消費市場就會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東亞的 一些國家和地區，像日本、臺灣，主要表現出都是資產市場泡沫形成。泡沫一旦破滅，經濟就會陷入低谷。

　　總之，目前中國一方面消費需求仍然不足，增長缺乏內在動力;另一方面貨幣超發，資產泡沫生成，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處在一種兩難的狀態之中。近幾年關於宏觀經濟問題的很多討論都是圍繞著如何處理這種兩難問題的。很顯然，如果非要在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保持很高的增長率，就要進一步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去推動經濟增長。但是貨幣超發的消極後果已經顯現出來，此時再火上澆油就會出很大的問題。反過來，如果為了防止泡沫繼續膨脹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緊縮。由於多年實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現在流通中的貨幣量M2對於GDP的比例達到180%以上，成為世界第一，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如果緊縮的力度不 夠，經濟過熱的狀態不會改變，房地產價格也下不來;而力度過大，也怕GDP增速下降過快，甚至出現經濟的“硬著陸”。

　　政策調整方向：總體緊縮且靈活穩健，實現發展方式轉型

　　那麽，我們到底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政策呢?在我看來，正確的政策應該是“長短兼顧”、“標本兼治”。從短期層面來說，應該采取總體緊縮的宏觀經濟 政策，但仍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盡棄。有人說我們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種說法恐怕都有些絕對化。一方面，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們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而我們的宏觀當局——中央銀行的專業水平較高，如果方針定得正確，他們維持經 濟的短期穩定是有可能的。問題在於，我們要認識到，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用靈活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盡力維持經濟穩定的同時，必須把主要註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十二五規劃”在這一點上是很明確的，提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的主線。為什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被反復提出了30多年，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問題。總體來說粗放發展是源於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政府主導有兩個重要含義：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另一方面是發展服從於各級政府的政績目標。1992年的十四大確定要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然而，經過這麽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後，基於現在的產權結構，政府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為城市化的過程中存在一個征地問題——從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在現行體制下，各級政府很容易 用很低的價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裏，變成支撐GDP高速增長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於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有了以上兩個原因，各級政府官員就會用自己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自己的“政績”，主要表現為GDP的增長速度。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消除這些體制 性的障礙。但消除這些障礙並不容易，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變得說得多、做得少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 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加強政府和某些國有企業壟斷權力的方向發展。

　　除了體制性障礙消除得不夠快，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不是強調要靠技術創新提高經濟效率嗎?但技術創新的商品化和產業化卻非常困難。經過30多年的 改革開放，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要說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員數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質量而論也不差，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發明，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遺憾的是，這些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非常困難。而困難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於創新、有利於創業的制度環境。此外，由於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願意創新。因為“你創新我仿冒”，“我只要爭取到了司法管轄權(地方保護)，你未必告得贏我”。

　　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後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黨校辦了一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討班，胡錦濤同誌在開班講話中把這個問題提到了“刻不容緩”的高度。

　　改革要有頂層設計：明確建立一個什麽樣的體制

　　我們現在發現，2011年以來，盡管各級政府加大了提升現有產業和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還是“政府主導發展”的舊體制和老辦法。這樣做，不但欲速則不達，而且會造成種種消極的後果。為了推進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議”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頂層設計”。現在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法治國家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具體體制中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應該從哪裏著手呢?我認為，首先得要有一個頂層設計。最頂層的設計是明確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經濟社會體制?

　　在中國改革的早期階段，不同的社會群體似乎都達成了一個階段性的共識：建立一個比一般的歐美市場經濟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 濟”。中國在本世紀初期初步建立起這樣的經濟體制。然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體制，它有兩種發展前途：一種是政府在市場成熟起來以 後逐步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這會迎來一個更加開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另一種是加強政府對於經濟的管控和市場的幹預，這可能會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而現在人們的思想則有不同的取向，比如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的討論，意味著人們心中的目標模式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執政黨對頂層設計做出 恰當的選擇。在大系統最頂層的設計作出以後，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應有相應的設計。比如教育，應當改革成什麽樣子，目前中國教育系統存在的兩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應當維護和保存，存在很大爭議。不搞清楚這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改革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經濟體制改革：關註四大發展問題

　　從經濟體制方面來說，目前有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明確：

　　關於國有經濟，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國有經濟改革歸結為兩方面內容：第一個是要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簡單地說，就是國有經濟要向戰略性部門集中，而從一般的競爭性部門退出，或者叫“國退民進”。第二個是國有企業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這兩 項工作在十五大之後有了相當大的推進，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小企業改制，使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大企業的改革進行得不那麽順利。尤其到了2000年以後，壟斷性國有大企業集團的改革明顯放慢，有些地區和部門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國進民退”的開倒車現象。

　　關於財政體制的完善，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對稱，即“財政收入和支出責任不對稱”。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別是縣和縣以下政 府的支出責任過大而收入不足以應付。這個問題長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後果，包括公共服務提供不夠。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來增加收入。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原則上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讓中央給地方更大的財權;第二種是中央和上級政府承擔更大的支出責任。地方政府和媒體一般傾向第一種意見。當然，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沒有規範化、制度化，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很小，賦予了中央官員和部門太大的自由裁量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這與中央、地方的支出結構不是同一個問題。許多財政學家認為，中國財政的支出責任過分下移，造成支出結構過於分散化，建議支出責任更多地由上級政府承擔。如何選擇需要經過充分討論趕快作出決斷。

　　關於金融市場，這些年來西方國家金融創新很多，但是監管上存在諸多問題，而中國目前兩方面都有問題。一是金融創新不足，開放得不夠;二是監管上也有問題。主要強調實質性審批，而不強調合規性監管。比如，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基金(PE)是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重要制度安排。現在資金總規模很 大，但是運作得不是很好，存在著有權力背景的人“臨門一腳、強制入股、撈了就走”的情況。因此，這些方面的改革勢在必行，否則會對中國的資本市場造成破壞 性的影響。金融體系的基準價格是利率，對外關系的基準價格是匯率。就利率形成機制來說，中央銀行已經表明態度，要加快市場化的進程。對於匯率市場化的改革，中央領導在中美高層會議和其他場合也表明了態度，要繼續進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這兩樣的市場化改革都應當抓緊進行。

　　關於小企業。由於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它們的融資難等經營環境問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制和監管形勢下，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即便在大量註入信貸、擴需求保增長的時候，小企業也很難貸到款。如果小企業不能有一個好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業化就會碰到很大的障礙。甚至失業也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總之，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從根本上說，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建立一個在法治基礎上的公平競爭的市場，促進創新創業潛能的發揮和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而所有改革的關鍵其實都在於政府自身的改革，換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中的關鍵。由於政府改革會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員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說不練”、不能推進的頑疾。國務院領導人在多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再強調，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許多應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或沒有管好。政府應該下定決心進行自我革命，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我們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改革勢必會遇到種種阻力和障礙。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礙，一個是來自所謂“特殊既得利益”;另一個是來自舊的意識形態。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的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樣才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