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烨世兵权经典:毛泽东批王明的莫斯科“圣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36:28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
“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
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起，轻蔑地拒绝其各种建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侧重于抓抗战宣传，失去了掌握和发展武装的机会。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则在华北有了大发展。由于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错误，斯大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说明，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全党无疑义拥戴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说“大家应像众星捧月般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此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又拿出擅长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
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实行了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这一惨痛教训证明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何等不切实际！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要求，在回顾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总结王明的“左”的错
讲演喜欢搬书陪衬 唬住不少工农学生
提到王明，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大都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时愿意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不过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可能出于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王明在延安作大会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积起一座书本的小山。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说：“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
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王明这种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话，却感觉里面全是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久展开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后来出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删去了这些话。不过在党内，王明本人确实从此臭得如同狗屎一般。
坚持不肯做检查 称病赴苏不复返
延安整风开始后，王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搞党八股的文风都成了整顿目标。出于精神受打击和身体不适，1941年10月王明躺倒住院，又以此拒绝参加会议，不过仍对中央点名批评他错误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事后证明这是为了过关的敷衍之辞。
毛泽东出于团结全党的目的，在中共七大上仍提出要把他选为中央委员。七大在延安开幕那天，毛泽东亲自带着两个担架员到王明的窑洞内相请，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
七大结束后，中央让身体转好的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要王明交出检讨稿，他又接受不了，提出想去苏联治病。1950年10月，王明携全家赴苏，三年后因病情好转回京，可是回国仅四个月又生病住院，此后再未工作，1955年，他经中央同意又一次赴苏，从此再不回国。中共召开八大时王明请假，毛泽东仍动员代表选他为中央委员，不过列在最后一名。
王明依仗着与苏联关系特殊，向中国驻苏使馆声言，在苏费用由苏共负责，中共中央仍按月将他夫妻的工资折算成卢布寄去，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才停止。
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撰写了不少文章书籍，以歇斯底里的笔法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共历史，甚至编造延安时期给他下毒等谣言。中共中央虽在一些文章中批判他，却没有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不过他长年不交党费也意味着自动脱党。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起草《八一宣言》 口授婚姻法初稿
1935年夏，共产国际突出反法西斯的任务时，王明按此精神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提出在国内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王明回国时致欢迎词，曾高度评价了《八一宣言》的作用，不少批判王明的人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干得少有的一件好事。
40年代后期，王明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还算做了些有益工作。新中国建立后，王明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婚姻法。据当事者回忆，婚姻法初稿由王明口述，秘书记录，有一天他一口气口述了17个小时，形成了2.3万字的初稿，显示出此人的确有些才气。
只知紧抱他人粗腿 丧失党员基本原则
王明去世时，苏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妻子孟庆树也称其一生热爱的是苏联。不过王明称为至善至美的苏联在1991年瓦解，此后俄罗斯已没有什么人记得他，此人一直鼓吹的那套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也已被人们抛弃。
中共党内的老一辈人讲起王明，基本上也都是嗤之以鼻，在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中也无人提出为他翻案。除了他在历史上干的有益之事不多、错误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丧失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公民的基本准则。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讲国际主义的，不过同时也要讲爱国主义，要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王明最大的错误，恰恰是把他国的利益放在本国之上，为实现个人野心而抱别国人的粗腿。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只能成为人家的代言人，最终被本国的人民所唾弃。（徐焰）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
“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
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起，轻蔑地拒绝其各种建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侧重于抓抗战宣传，失去了掌握和发展武装的机会。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则在华北有了大发展。由于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错误，斯大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说明，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全党无疑义拥戴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说“大家应像众星捧月般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此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又拿出擅长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
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实行了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这一惨痛教训证明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何等不切实际！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要求，在回顾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总结王明的“左”的错
讲演喜欢搬书陪衬 唬住不少工农学生
提到王明，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大都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时愿意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不过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可能出于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王明在延安作大会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积起一座书本的小山。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说：“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
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王明这种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话，却感觉里面全是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久展开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后来出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删去了这些话。不过在党内，王明本人确实从此臭得如同狗屎一般。
坚持不肯做检查 称病赴苏不复返
延安整风开始后，王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搞党八股的文风都成了整顿目标。出于精神受打击和身体不适，1941年10月王明躺倒住院，又以此拒绝参加会议，不过仍对中央点名批评他错误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事后证明这是为了过关的敷衍之辞。
毛泽东出于团结全党的目的，在中共七大上仍提出要把他选为中央委员。七大在延安开幕那天，毛泽东亲自带着两个担架员到王明的窑洞内相请，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
七大结束后，中央让身体转好的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要王明交出检讨稿，他又接受不了，提出想去苏联治病。1950年10月，王明携全家赴苏，三年后因病情好转回京，可是回国仅四个月又生病住院，此后再未工作，1955年，他经中央同意又一次赴苏，从此再不回国。中共召开八大时王明请假，毛泽东仍动员代表选他为中央委员，不过列在最后一名。
王明依仗着与苏联关系特殊，向中国驻苏使馆声言，在苏费用由苏共负责，中共中央仍按月将他夫妻的工资折算成卢布寄去，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才停止。
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撰写了不少文章书籍，以歇斯底里的笔法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共历史，甚至编造延安时期给他下毒等谣言。中共中央虽在一些文章中批判他，却没有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不过他长年不交党费也意味着自动脱党。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起草《八一宣言》 口授婚姻法初稿
1935年夏，共产国际突出反法西斯的任务时，王明按此精神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提出在国内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王明回国时致欢迎词，曾高度评价了《八一宣言》的作用，不少批判王明的人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干得少有的一件好事。
40年代后期，王明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还算做了些有益工作。新中国建立后，王明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婚姻法。据当事者回忆，婚姻法初稿由王明口述，秘书记录，有一天他一口气口述了17个小时，形成了2.3万字的初稿，显示出此人的确有些才气。
只知紧抱他人粗腿 丧失党员基本原则
王明去世时，苏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妻子孟庆树也称其一生热爱的是苏联。不过王明称为至善至美的苏联在1991年瓦解，此后俄罗斯已没有什么人记得他，此人一直鼓吹的那套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也已被人们抛弃。
中共党内的老一辈人讲起王明，基本上也都是嗤之以鼻，在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中也无人提出为他翻案。除了他在历史上干的有益之事不多、错误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丧失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公民的基本准则。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讲国际主义的，不过同时也要讲爱国主义，要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王明最大的错误，恰恰是把他国的利益放在本国之上，为实现个人野心而抱别国人的粗腿。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只能成为人家的代言人，最终被本国的人民所唾弃。（徐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