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风山一个人怎么杀:农安辽塔下黄龙寺存毁考

王福义  田成名

    吉林省农安县是祖国东北的重点历史文化名城。早在7000年前，这里就有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公元四世纪中叶，夫余国即以此为后期都城，近有学者考证，东明王始建夫余都城，即在今农安①；八世纪后，这里是唐朝渤海国的扶余府；十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凯旋，在此驾崩，遂更名黄龙府；金代初沿袭，后改称济州、隆安、龙安等；元、明、清历代，一直是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认真挖掘农安历史文化资源，对于研究祖国东北地区的文明发祥、演进、经济文化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等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弘扬文明传统，实现文化回归，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辽塔是农安标志性建筑，又称黄龙塔、龙湾塔等。按目前学术界通行说法，建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三年至十年间（公元1023—1030年），距今已有近千年。它是辽代黄龙府留存至今的唯一古建筑，也是唯一被收入吉林文史版《中国东北史》和人民教育版《小学美术》课本的东北地区古塔建筑，是我们研究辽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例证。

    关于辽塔及相关民间传说，版本众多。很多版本都提到辽塔下“原有大庙，香火极盛”，或“原有黄龙寺，方圆10多里，香火旺盛”，后毁于战火。因为辽、金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兴国后乡邦文化不发达，史实资料存之无几，辽金正史为元修，既简单又讹误脱漏很多。特别是当时中国北方战乱频仍，兵燹不断，对文史典籍的劫难常是毁灭性的。所以，辽、金史籍中不见有关记述。正因为如此，揭开农安辽塔下黄龙寺有无存毁的谜团，对于研究了解东北地区文化融合，特别是辽代佛教的传播、发展，佛教建筑的特点和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认为，农安辽塔下黄龙寺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其始建应早于建塔，以渤海期间建的可能性最大，并基本推断毁于蒙古南下及耶律留哥、蒲鲜万奴叛金时期，即公元1211—1217年左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从中国古塔建筑的源流性质和建筑规律看，黄龙寺一定存在。
    塔是佛教的产物，最初起源于印度。据印度梵文佛典载：释迦牟尼圆寂后，佛教徒把他的骨灰分散保存在各地兴建的坟里。就是在一个不大的台基上，修起半圆形的坟冢，加上顶尖，称为“窣堵坡”或“塔婆”，（梵文stupa的译音）。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传入后，我国古代建筑师基于中国古代高层建筑经验，吸收了印度墓塔的形式，创建了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建筑——塔。塔的名称，即来源于梵文译音。同时，塔的功用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只用于佛教徒供奉释迦佛的“舍利”，而且也用于供奉佛像、经卷，尤其是保存供奉大德高僧的遗骸、舍利或遗物。塔与寺的建筑顺序和关系，一般地说，或寺与塔同步建筑，或先建寺，后建塔——这往往是由寺庙的经济支撑决定的。所以“中国古塔一般是随着寺庙而建造的”，“较大的佛寺附近，都有一个‘塔院’，实际就是和尚的集体墓地。”②中国佛寺一般称寺院，就是“寺庙”与“塔院”的略称，这也是“有寺未必有塔，有塔一定有寺”说法的由来。需说明的是，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日渐深入传播，佛塔深刻影响了古代建筑学，塔的称呼不再专用于佛塔。而是衍生出许多借名象形的近塔形一般实用建筑物。如瞭望塔、纪念塔等，但它们都不是佛教本真意义上的塔。所以不在讨论塔寺关系之列。农安辽塔是佛塔无疑。根据上述，我们有充分理由认定，农安辽塔下黄龙寺一定存在。
    二、从佛教在当时东北各朝（国）的传播状况和黄龙府的地位作用看，黄龙寺一定存在。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魏晋时期随着东北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公元375年前后，中原僧侣开始进入东北落脚建寺，布坛传教。渤海时期佛教极为盛行。“至大钦茂（三世王）时期佛教已同渤海政权紧密结为一体，将王权披上佛的外衣，加以神化，尊大钦茂为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以佛的意志代表者自居。”③迄今渤海故地辖域内，从腹地到边远地区，到处可见渤海寺庙和佛塔遗址。从出土的佛像及佛事用物等看，当时唐朝盛行的法相宗、天台宗、净土宗等教派，在渤海都广为传播。另外，据日本汉文典籍《续日本纪》、《类聚国史》《类聚三代格》等记载，渤海与日本交往中，多次互派僧侣为使节。渤海曾受日本留唐高僧灵仙大师之托，代其向日本转送“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以“答谢国恩”④。由此可见佛教在渤海已成为统治阶级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佛寺、塔极为普遍。农安当时称扶余府，是渤海国西部边陲重镇，辖仙扶二州，与契丹接壤，位于渤海重要的交通线渤海——契丹道上，常屯劲兵以捍契丹，是当时东北地区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应该建有寺庙。黄龙寺前身极有可能建于彼时，特别是渤海三世王大钦茂时期。
    辽（契丹）与渤海接壤，当时就受到中原和渤海佛教盛行的影响。阿保机建国前的902年，契丹的第一座佛寺龙化州开教寺建成。阿保机即皇帝位后，于912年建天雄寺于皇都，神州三年（918年）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太宗耶律德光崇佛，会同五年（942年）六月，“闻皇太后不豫”，“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同时，以“托梦”为借口，移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于木叶山上，建兴王寺，尊为家神，春秋告祭。辽世宗、穆宗、景宗都“生日饭僧”，还亲做施主，修建塔寺，大小寺院的兴建扩展到契丹广大部族地区，到了圣宗、兴宗、道宗朝，佛教在辽发展到极盛。圣宗是汉化很深的辽帝，诗赋而外“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且自名“文殊奴”，其子名“佛家奴”。他并下诏采取政策保护佛教发展。统和二年（980年）九月，以景宗忌日，诏令“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986年）七月，以战胜，诏令“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兴宗“尤重浮屠法”⑤，曾亲往佛寺受戒。道宗时，“春、泰、宁江三州，一次竟有三千余人愿为僧尼，道宗全部剃度。”“（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⑥，可见佛教在辽时的兴盛。考察当时黄龙府，是当时控制东北女真各部的军事重镇。辽的上京临潢府当时称“西寨”“金府”，黄龙府称“东寨”“银府”。可见当时黄龙府在辽的重要位置几近于“陪都”。另据有关学者考证：“辽时，黄龙府一带是契丹和汉人、渤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混居之地，汉语在当时成为各族通用的语言。”⑦。《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也记载“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的通晓，则各以汉语证，方能辨之。”由此可见，黄龙府在辽时不仅是军事重镇、政治“陪都”，还是诸族杂处、商贸云集的经济文化大都会。在佛教近于极盛的辽圣宗朝，这样的大都会，怎能不寺塔遍布呢？圣宗建黄龙塔，以皇帝之威，及其向佛之虔，佛学之精，怎能独建一塔，怎能不选择最大的寺庙建塔呢？已故著名史学家孙维新先生据此考证：“辽圣宗于太平三年到太平九年间，在黄龙府和祥州（今农安县万金塔乡）各修建一处较大寺院和佛塔。”⑧今农安县万金塔乡古塔地基的存在及其出土文物，也证明了万金塔之塔也是佛寺塔。所以，黄龙塔一定是在渤海遗寺，或辽先建寺的基础上建起的。至少在建塔的同时必然建寺。
    三、从农安辽塔的形制与出土文物看，黄龙寺一定存在。
    我国寺庙佛塔建筑，按构造形制式样大致分为实心塔和楼阁塔两种，实心塔又分为“阿育王塔”、密檐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四种式样。塔的平面形式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圆形等，层数从一层至十五层，基本上单数。塔的建筑形制如风格、规模等。一般与民族、时代，以及寺庙所崇佛学流派，寺庙自身规模等有关。农安辽塔从形制上看，是密檐式实心塔，具有辽代佛寺塔建筑的民族风格，从塔的规模看，它所依建寺庙一定具有相当规模或较长历史。特别是“塔身十层中部砖室中出土的铜铸释迦和观音佛象、单线阴刻佛像银牌饰，以及木制圆形骨灰盒、盛骨灰和舍利的布包（即骨灰包、舍利包）、瓷香盒、瓷香炉、银圆盒等”。⑨准确地传达出农安辽塔是佛寺塔的信息。尤其是骨灰盒、包、舍利等，充分说明此塔附近必有寺庙，且庙中曾有大德高僧圆寂炼化，才置骨灰、舍利于塔中。这样推断，是因为一般地讲，塔院与寺庙并存，一般本寺僧不可能置舍利、骨灰于他寺之塔，而且一寺之僧能舍利、骨灰置塔供奉者，一定是本寺中的大德宗师。
    四、从民间口碑史料印证看，黄龙寺一定存在。
    在农安、长春等地民间传说中，关于农安辽塔及寺庙的各种版本比比皆是。总的说来，都是说塔下有寺，香火旺盛，规模很大，毁于战火。比如：由李广荣、钱长顺讲述，汲丛斌搜集整理的《黄龙寺的传说》是这样的：
    听老人们讲，早些年间，黄龙塔下有座大庙。香火繁盛，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
    可这大庙咋又没了呢？你得听我慢慢讲：
    那是一千多年前了，农安县城当时叫黄龙府，没现在这么大，紧靠伊通河西岸。当时这个河呀，也不叫伊通河，叫易屯河。
    原来呀，农安这地儿都是老鞑子占着，他们多是养牲口、打猎的。汉人不多，大半都是开荒种地，心眼活泛的也往关里倒腾点儿山货、皮毛、牲口啥的。城西门外就住着这么个人，人们都叫他荆先生，开过塾馆，家道殷实。他就常往来关里关外，捣腾些参茸、骡马。
    有这么一年，荆先生又链了二十几匹黄龙府地方出的名马，过了山海关，一路南下，走到雄州地界，不防被一伙山贼把马匹和盘缠劫了。急火功心，晕倒在路边，正好一个和尚路过，便把他救到庙里。荆先生在庙里养了一阵，还是病病歪歪，身子拿不成个儿。他心恢意冷，走投无路下，便落发出家了，取法号慧通。谁知这一出家，荆先生的病反倒好了。从此，他便广结善缘，诚心修炼，几年功夫，慧通就成了庙里德业高深的和尚。
    慧通一心向佛，总想回黄龙府弘传佛法。这年他用化来的香火资捐了两尊金佛，带回关东来了。回到家里他把田产、房舍都典卖了，把所有的钱财分成两份，一份给家人维持生活，一份他拿着在黄龙府西门外起了一座大庙，把两尊金佛供在正殿。开始宣扬佛法，教人向善，为一方百姓造福，香火也越来越旺。方圆百十里的百姓都来上香、赶庙会。常有祈福免灾的，把庙里的两尊金佛真身向四方传扬，这座寺庙也就愈发声名远播了。
    话说几十年过去，当时是辽圣宗年间，举国上下崇尚佛法，皇上听说黄龙府有座庙，香火鼎盛，住寺慧通是位有道高僧，便一纸诏书把慧通宣到皇宫，宣讲佛法。当时慧通已经八十多岁，却红光满面，须眉洁白，法相庄严。皇上见了大喜，命速建法坛，请高僧开坛讲法。慧通在上京讲法一个多月。最后皇上亲题“黄龙寺”大匾，派朝里主管佛事的官，带着万两白银，随慧通来黄龙府扩建大庙。当时钦差征地百亩，扩修佛殿，又在庙里择高地修起了一座十三层佛塔，在塔要封顶时，慧通把二代大弟子广缘找来传了衣钵，并密嘱一事，当晚便圆寂了。
    自此御赐黄龙寺香火就更盛了。
    话说辽朝末年，连年征战不断，黄龙府也频换主人，常有族部揭竿而起，攻城掠地，有这么一股蒙古草原边儿的寇盗流窜到黄龙府地界儿，打家劫舍，谋财害命。也不知怎么就打听到，黄龙寺有两尊金身真佛，价值连城。便趁着一天傍晚前后，打进黄龙寺，把庙里翻了个底朝上也没找到两尊金佛，大殿供着的只是涂了金粉的泥胎。强盗把一群和尚都赶在大殿里，逼问金佛下落，可是谁也说不清，当时的住寺是了梵老和尚，也是位有道高僧，口称传到他这里，住寺僧已经一十二代，寺里佛身从来也没动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最后众强盗没法，把其余和尚都撵出大庙，只留下了梵老和尚严加拷问，想找出金佛。强盗一伙人留在庙里掘地三尺，找寻金佛，把庙里的大小菩萨都捣碎了，可就是没见金佛的影儿。
    这一天，黄龙寺来了一个行脚僧，背着个大褡裢，跟强盗说想在寺里住下，哪知不由分说，便被众强盗抢了个精光，就连僧袍都被扒了，又一顿乱打后把他关了起来。
    强盗发现行脚僧褡裢里有一匹赤金火龙驹，纯金打造，高有尺许，通身火碳样红，金火闪闪。强盗们越看越高兴。
    行脚僧被关进后院柴房，看房里还吊着个老和尚，赶忙把老和尚救下，从后门逃出寺来。
    再说庙里那伙强盗，得了火龙驹排宴庆贺，杀猪宰鸡，狂喝乱饮，一个个正醉醺醺呼三喝四，忽然那火龙驹口吐烈火，无论什么沾上就着。众强盗四面逃跑，可山门紧闭，怎么也打不开，最后都活活烧死了。
    那了梵和尚被行脚僧救出，昏昏沉沉倚在一土坎下歇息，忽听得身后大庙方向一片声地狂喊，忙挣扎起来看，只见大庙着起冲天大火，赶忙磕磕绊绊地往回跑，跑到庙前已是一片火海。
    等到第二天早晨，老和尚看见一片残砖断瓦，冒着缕缕白烟。他扑跪在地，号啕起来。这黄龙寺先师传下已经十二代，一朝毁在他手里，怎能不痛心疾首。哭着、哭着，老和尚在烟雾迷漫中看见巍巍塔影，辉映祥光，矗在那里，他赶忙扑到塔前，看见百亩大寺的瓦砾堆中，青砖佛塔，半砖块瓦无损，心中豁然一亮，忙合什一揖下去，口中涌出：南无阿弥陀佛！
    原来，在修塔时留有一暗室，慧通圆寂前便交待二代住寺广缘把两尊金佛移在塔中，后来就只有住寺知道这一秘密了。到此时，老和尚转悲为喜，心生顿悟。
    后来，兵荒马乱，再无人重起大庙，只有老和尚在塔下盖起一间小茅屋，晨昏与宝塔为伴，整天敲着木鱼，诵着禅经。再后来，老和尚年过百岁，不知所终。
    这就是盛极一时的百亩大庙黄龙寺被毁的一段故事，也是黄龙塔的来历。到现在，一早一晚清静时，有缘人在塔边还能听见鱼声禅唱，雨天乍晴的时候还能看到祥光罩塔呢。
    而由农安已故著名艺人高恩讲述、侯金萍整理的民间传说《火烧黄龙寺》，故事情节虽有变化，但主题仍是塔下有寺，寺后被毁等等。我们知道，民间传说是代代口头流传于民间的重要的口碑史料，是重要的考史之源。考古、治史之事，在无典籍文献记载、无文物实证等情况下，只有探求于口碑史料之中。通过口碑史料寻找线索，进行挖掘、考证，最后证实了史实存在的事例屡见不鲜。有关黄龙塔下黄龙寺的民间传说如此丰富，正是黄龙寺存在的有力注脚。
    五、从辽在东北地区同期所建的佛塔相类比看，黄龙寺一定存在。
    辽代是中国东北佛教极盛的朝代，寺庙佛塔相依而建，星罗棋布于辽地之内，现今我国北方所存之塔，多为辽建，大多数塔附近有佛寺遗迹。据统计，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辽塔有近百座，而寺庙则几十座，其它大多数都毁于岁月风雨，或兵燹战乱。与黄龙府辽塔建筑形制基本一致的辽阳白塔、内蒙古白塔等，均有寺庙或其遗迹。仅将黄龙塔与辽阳白塔类比看，二者建筑形制相同，都是密檐式八角十三层砖石筑实心塔，建筑规模相若。辽阳白塔建于辽代，下曾有汉代建小寺，后几经毁建，金皇统五年（1145年）世宗完颜雍之母地洪源（汉姓李），出资建清安寺及其别院垂庆寺，李氏崩后，世宗重修增大了白塔，扩建了清安寺。元代改称广佑寺，后为兵火焚毁，唯塔幸存。从建筑风格等推断，辽阳白塔和黄龙塔应建于同一时期或相差不远。白塔依庙而建，几经毁建，而庙已不存。现广佑寺为2003年复建。农安辽塔下的黄龙寺，也应是依寺而建，只是寺毁稍早，加之黄龙府是当时所谓“四战之地”，最后毁后，没有复建罢了。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农安辽塔下黄龙寺的存在是肯定的。不仅存在，而且规模很大，在东北地区应具有相当影响，相当于区域佛教文化中心寺。其始建时间，基本可以推测是兴建于渤海三世王大钦茂朝（公元737年—公元793年间），辽圣宗1023年—1030年进行了修复扩建并建塔或增大扩建原寺僧舍利塔，后几经毁建。那么，最后毁于何时呢？
    我们知道，黄龙府自古以来就是关东重镇、交通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灾难也就频仍不止。汉魏时勿吉灭夫余，作为夫余王城的黄龙府古城扶余府被毁；辽太祖攻渤海，先下扶余府；金太祖兴国，先克黄龙府等，都给黄龙府大地造成了巨大损失。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年），黄龙府守将燕颇叛辽，景宗下令废府（治）。开泰九年，复黄龙府。根据辽圣宗太平以后，发生在黄龙府的历次战争，我们认为，黄龙寺最后一次毁掉的时间，应在公元1211年蒙古大军南下前后，原因如下：
    首先，公元1211年前后，黄龙府正处于蒙古、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的东夏及金等几方势力犬牙交错的战争核心。1211年，仕金为“北边千户”的耶律留哥据隆安（今农安）叛金；1211年蒙古大军南下，横扫而下；1215年，耶律留哥部将耶厮不、乞奴等杀掉蒙人三百人，据隆州叛蒙，在蒙军进攻下，游击于隆州、韩州、咸平、东京、开州等地，隆州后为金所占；1217年，蒲鲜万奴攻战隆安府……由此可见，黄龙府当时处于犬牙交错的战争核心，几度易手，破坏性极大。
    其次，黄龙府历次战争以来，破坏性最大的是蒙古军南下。我们知道，蒙古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一向以战争作为获得财富的手段，铁骑到处掳掠无度，往往屠城。同时，作为草原民族，蒙古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是游猎心理，往往把所过之处化作游牧之地。黄龙府在金末元初的战争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破坏性极大的蒙古铁骑践踏。黄龙府毁于蒙古军南下，史有明载：“开元路、水达达路地区的上京、宁远、南京、合兰、双城、谷州、建州、宾州、黄龙府、信州、肇州、永州、昌州、延州、哈州、奴儿干城‘皆渤海、辽、金所建，元并废，城址犹存’”。⑩
    另外，从蒙古南下到元朝建立乃至明朝，黄龙府再无规模较大的战争，黄龙府逐渐变为一般村镇性的开元路治处于游牧地之中，明朝变为驿站。这也充分说明了蒙古大军南下时对黄龙府的毁灭性劫难。
    综合以上，我们基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农安辽塔是在原有寺院的前提下修建的，寺院前身基本上是建于渤海时期，辽圣宗时扩建并增大建塔，后寺庙毁于金末元初蒙古南下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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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①见傅朗云《黄龙府古史及其旅游资源考》
②《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249页
③《中国东北史》卷3
④《类聚国史》）
⑤《契丹国志》卷8，《辽史》卷18
⑥《辽史》卷23、《辽史》卷26《道宗纪上》
⑦李健才《吉林历史名城——辽金时代的黄龙府》
⑧孙维新《农安史话》第五回
⑨《农安县文物志》、《辽塔图版》
⑩吉林文史出版《中国东北史》卷3，引《元一统志》卷2，《新元史》卷47，地理志

                                                        （管理处摘自长春市文化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