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妹怎么打野:不要把幸福寄望于政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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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局原局长:不要把幸福寄望于政府身上2011年03月16日 00:1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罗文胜 北京报道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鼓掌的次数不如以前几次会议多,是好事。”虽然两会已过,但全国政协港澳委员江胡葆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然难掩兴奋。

江胡葆琳认为,此次两会最大的亮点,是将“平淡的”、打基础的民生幸福指数放在了首位,豪言壮语少了,实话多了,“不再那么‘雄才伟略’,给各级政府树了新榜样。”

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称,中央对官员能力新的评判标准,是能否“让人民幸福”,而所谓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由此,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两会,从地方到中央,都把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列为主要目标。

发展模式之变

国民幸福指数(GNH),包含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面临1978年以来最大的改革转折。”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称,从追求财富最大化,向追求幸福最大化转变。

寻找一个可以用来评估新的发展模式的指数体系,来代替现有的GDP评估体系,即便在国家层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本报在去年12月4日10周年庆典之际,专门主办《21世纪GNH国民幸福国际论坛》,为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发挥一己之力,对此徐景安颇为感慨。

展现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除了经济总量外,尚有国民的社会福利、生态的损耗、社会发展程度如人的各项权利等人文因素。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包含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

本报2009年成立21世纪GNH研究中心,邀请了不丹国研究院院长卡玛来做演讲和交流,同时举办定期的GNH的论坛,促进GNH理论和实践对话;此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等机构,就民众幸福感议题展开大规模调查,舆论热点与时势发展相推,多方激荡之下,国民幸福指数终成今日大势。

“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幸福’就成为关键。”香港特区政府原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称,按照他掌握的智库研究数据,人均GDP5000美元以下时,人民幸福感和经济收入成正比,超过5000美元,两者关系迅速转弱,国家必须采用新的评估民众需求的办法。因此,他希望国家能够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科学评估人的幸福感。

政府的为与不为

把达成幸福指数的高预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乱之源

然而,如何将“幸福指数”细化为指标体系,作为各级政府刚性考核指标,成了现实难题。“指标量化非常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吴江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未完成任务首次做出了说明,这一点难能可贵,但就落到实处看,必须厘定三个方面的分配目标:

一是明确政府、企业、职工三者分配的比重,“十二五”规划中如果能够把这个比重明确下来,对提高居民收入很有帮助;二是各地最低工资,必须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建议最低工资标准指定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让最低收入者拿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半;三是在国有主导的行业收入间,设定一个约束指标,让行业间差距维持在合理倍数之内。

在指标设计上,前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刘文杰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有恶化趋向。前些年提出“绿色GDP”,建议现在提出个“民生GDP”,量化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去掉GDP刚性考核,就是最好的量化。”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另有视角。盛昌黎分析,“十一五”期间22个指标,其中8个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4个预期性指标完成12个,其中一半是民生指标;这次敲定“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年均增长7%,相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设定12个约束性指标,比“十一五”规划多了4个,其中一半关乎民生,“民生指标越多,各级政府发展导向越容易转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则表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把达成幸福指数的高预期都放在政府身上,本身就是致乱之源。

叶援引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说法,称政府承担不了为公民提供幸福的责任,但必须承担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你让大家都去追求幸福,你去保护这个自由,如果受到妨碍,你去排除;如果受到侵犯,你去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叶小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