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互吃鸟图片大全:2011政坛反腐走势

2011政坛反腐走势

2010年年末，中国政府发布的首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上升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上升到83.8%，反映了群众对我们反腐败斗争成果的认可。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哪些新特点

出现了一些隐蔽性、复杂性、欺骗性更强的新形式的腐败犯罪。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一些腐败分子绞尽脑汁逃避打击，例如，江苏省海门市原副市长张永斌，利用自己掌握全市建设系统工程承接、工程款拨付等大权，盯住那些有求于他的单位和个人，主动“借款”给对方，收取远高于银行贷款、也远高于民间借贷的利息，曲线收取贿赂数百万元，案发后自称是“正常的民间拆借资金”。有的行贿者也不再一事一行贿，而是采取合伙经商、委托理财等手法，形成与国家工作人员稳定、持续的权钱交易关系。

腐败活动在向政治领域延伸。有的在制定行业和部门政策时搞“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 。有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权和利益，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阻挠或扭曲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背离了党的宗旨，侵害了群众利益，也破坏了群众对改革的信任。

“腐败黑数”仍然很大。很多被揭发出的腐败分子，都不是到今天的岗位上才出问题， 有的已有8-10年的腐败史，一直是边腐边升，累计而成为巨贪的。而腐败风险与受益的不相称，也强化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2010年落马的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受审时对办案人员说：“我错误地认为，现在社会上搞腐败比较普遍，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头上”，就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有些领域的腐败活动还呈蔓延之势。例如长期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领域，高校腐败却呈上升趋势。因受贿千万被判无期徒刑的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在有据可查的159笔受贿记录中, 158笔都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等有关, 其中涉及高考录取达104笔。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提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而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一旦发生腐败，其危害不是能用损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此外，在资源密集领域，腐败仍然高发。例如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涉及房地产。 在权力高度集中现象尚未根本改变情况下，“一把手”腐败还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我们做好2011年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前提。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质高量多是突出亮点

2010年，各种新的廉政法规陆续出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都反映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水平的提高。

更加注重制度严密性和可操作性。《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首次明确了8个方面“禁止”和52个“不准”，清晰划定了官员廉洁从政的“高压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则涵盖了从乡镇级到省部级的党政企领导干部。反腐败制度力争“横向到边”、“纵向到顶”，有力地压缩了腐败活动的空间。还有新版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最大亮点一是抓住了责任分解。规定追究集体责任时，班子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不承担领导责任。二是强化了责任追究，不因领导干部调走或退休而取消，被追责干部在影响期内不得提拔使用。过去有些被追责干部能不正常地“复出”甚至“异地提拔”的怪现象，往往因为先为领导当“替罪羊”，再用异地复职甚至升官方式获得酬报。因此，新《规定》在科学性、操作性、严密性上都更完善，反映了我们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更加注重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配套。2010年3月中央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四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文件，共同构成了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下半年又下发了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和典型案例通报。从党纪、政纪、法纪角度全方位整治用人腐败。对创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重要作用。

更加注重制度预防和提高制度执行力。例如，在反腐败实践中发现，案发后携带巨款潜逃海外的贪官，很多是子女出国留学、老婆定居国外、财产基本转移的“裸官”。家属、子女在国外消费的现实需求，会迫使他腐败;一有风吹草动拔脚就走，也使他腐败起来会更肆无忌惮。针对这一情况，2009年末深圳市委市政府首先提出对“裸官”在任用、监督上加强管理，2010年5月，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我国还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合作，在引渡和遣返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方面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有力地遏制这类腐败现象。

2011年反腐败的几大重点

突出“制度反腐”，抓好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制度行为，维护制度权威性，是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

反腐败制度建设，将会沿着以下方向进一步探索：发展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科学配置权力、实现分权制衡;推进党务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各种监督机构、监督力量的监督合力、规范权力运行等，尝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科学的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

将把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任务。2011年省市县乡自下而上都要进行党委换届。根据以往经验，每到这时，向上跑官、要官、买官，向下拉选票甚至贿选等案件发生率会比较高，各种捕风捉影的匿名举报信也会周期性增多。因此，加大整治用人不正之风的力度，包括大力宣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通过坚决查处各种选人用人腐败活动，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也将成为2011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将把继续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作为专项治理的重点。按照中央要求，2010年要深入推进“小金库”专项治理，深入开展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和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等。而随着“十二五”开局数以万亿元计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保障工程优质、资金安全、干部廉洁，必然成为重点。

将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加大民生投入，也是“十二五”的重要特点。民生工程与生产经营性项目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后者与投资者的利害关系直接，讲成本核算，监督力度较大。而公益性民生工程主要由财政“买单”，历来是腐败高发区。特别是扶贫资金、救灾款、助学经费等要层层下拨，经县、乡镇，直到村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素质和作风，将直接决定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不折不扣、 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个急需帮扶的群众的身上。虽然腐败个案的案值不一定高, 但由于直接侵害了基层群众利益，影响更恶劣。因此，贺国强最近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也会成为2011年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

总之，只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才能使教育更有说服力、制度更有约束力、监督更有威慑力，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首先建立在我们对腐败“动真格”上的。反腐败“没有效果，就有后果”。反腐败协调工作机制也已在立案办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这一反腐败协调机制，会在不断增加现代管理和科技含量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反腐败的整体合力。

省部级贪官死缓对比：从2个到7个的背后

1月1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这也是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决定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此次的中纪委全会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战略分析人士研究，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

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2003年与2010年腐败高官数据对比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死刑1人、判处死缓2人、判处无期徒刑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1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3人、判处有期徒刑11年1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开除党籍，未移送司法机关故未判刑。

七年后，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 

如果把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为何“腐败高官”频频自取灭亡

这些被称之为国之重臣的高官，何以无视党纪国法，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于不顾，飞蛾扑火似的自取灭亡?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五：

一是入党动机上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换，加入执政党不仅没有了革命党时的风险，而且还能带来利益。于是，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对象中，既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也有为自己盘算的投机取巧者。
   二是组织建设上的削弱。打天下时，党的三大建设中，组织建设最为重要。因为在当时，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载体。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制度建设缺失，不仅党委不抓组织建设，个别组织部也急功近利地多抓干部少抓组织，甚至只抓干部不抓组织(一些干部群众戏称名为组织部实为干部部)。时间一长，地力下降、地干田裂、叶枯苗黄，即使下功夫精选优育的几株苗，也未必一定能长好。

三是监督制衡的缺失。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权力的含金量前所未有的大大加重。而我们基本上仍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监督体系。一方面，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另一方面，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犯案多查处少的现实也使不少人敢于铤而走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尽其所能、勉力而为地做了大量端正党风工作的同时，也使自身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困境。群众不满意，党委也不满意;干部不认可，领导也不认可。其实，反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绝非现有纪检监察体制所能承受之重。

四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党执政后犯各种大错误的“总病根”。并对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根治这一“总病根”进行了总体部署。上述腐败高官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五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伏笔。不分解的权力，就会逐渐由普通一票发展为特殊一票，由“班长”变身为“家长”;就会逐渐由“一支笔”到“一把手”，由“一言堂”到“一面倒”;就会逐渐由召集会议人转化为决定会议人，由“公仆”升为“主人”;就会逐渐形成开大会讨论小事情，开小会商量大事情，不开会决定最重要事情的“一把手体制”和所谓的“最后决定权”。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关键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拿走这些钱的。关键似乎也不在于如何用更重的刑罚使其不敢再犯，而在于如何预防使其不能违反。关键甚至还不在于如何加强教育使好人不至于变坏，而在于如何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语)。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入，战果在不断扩大，同时也说明“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强调的“六个更加”(即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完善制度、规范权力;更加注重维护民利、保障民生;更加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科学分解权力，合理配置权力，有效规范权力，从而“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2010年反腐败斗争的五个特点

严肃查处一些高层腐败分子。人民群众也历来把我们对待高层腐败的态度，视为是否真反腐败的试金石。张家盟等4名省部级干部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而米凤君、王益等多达10余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法律严惩。

　　严肃查处买官卖官案件。2010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并提出整治活动要“让那些想搞不正之风的人心生畏惧、自我收敛”，语气非同寻常。在通报相关案件时，也打破了过去只曝光受贿者，不曝光行贿者;只处理骗官者，不处理放行和提拔者的惯例，公开曝光了江苏赣榆县6名行贿买官干部，宣布了对王亚丽造假骗官案负有责任的10多名领导干部的处理结果，震动很大，说明了我们党整治用人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严肃查处土地管理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案件。违规开发、野蛮拆迁、推高房价等一系列导致国有资源流失、激化社会矛盾、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的背后，往往是腐败在作祟。2010年8月，中纪委等四部门联合开展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人称“土地奶奶”的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被一审判处死刑。而查处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活动，更导致大批贪官落马。

严肃查处司法、执法和监督领域的腐败活动。这类腐败直接危及社会公正的根基，群众深恶痛绝。相继担任过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后任省政协主席的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还有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这4名司法、执法和监督部门的高官在2010年被判重刑，是前所未有的。
   高度重视“网络反腐”。 近年来“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因其受力面广、影响面大，而成为人民群众一种新的反腐败斗争形式。2010年各级党政机关和监督部门，对反腐败的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能力明显增强。“上访不如上网”、“小鼠标可以扳倒大贪官”，日益成为共识，也进一步催发了人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