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mit之小雨:多位当事人谈毛泽东秘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13:22:49

多位当事人谈毛泽东秘书

田家英自杀谜案

田家英一家(资料图)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他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急急赶回中南海,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显然是来看守现场。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剧痛之际,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他留下了遗言,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他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