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肖有哪些生肖:帝制终结时

　 　
俄国著名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一幕第四场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对这句话作过引申：“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者列宁引申过的这句话看似简单通俗，实则深奥洞幽。它用来比喻辛亥革命倒是恰如其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义军为壮声势把一位素未想到要革命、且已藏匿的清军协统黎元洪强行拉出来充任都督，黎氏后来竟认同了强加于己的革命身份，与南下镇压的清军作战，还做了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武昌首义，南京却成临时政府所在地，与首义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清朝小皇帝溥仪退位，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却是曾奉命往湖北统率清兵镇压武昌起义革命军、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南京参议院投票决议建都南京，袁世凯却炮制北京兵变吓走迎他南下的专使，提出以武汉为新都的黎元洪也转而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历史确实在捉弄人，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然而政权之柄最后落在了迷信风水、有帝王野心的袁世凯手中。　　
但清朝毕竟灭亡了，帝制终结了。并且这种终结不止是清朝帝制的终结，而是中国数千年帝制的终结。中国历史从此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任何人想称王称帝都会不得人心的民主共和时代。　　
　 　
帝制是谁终结的　　
　 　
    帝制是谁终结的？从历史过程看，这不好回答，难于将它归结到某一个人甚至某一社团。那么换句话说，是谁组织、策划了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这也不容易说清楚。从总体上看，当时国内没有一个严密的统一组织，只有成网络状的革命团体或个人。不过，在清廷大厦将倾时，孙中山在海外组建的同盟会在国内影响、渗透由来已久，尤其在华中南形成了较广泛的民主革命力量。“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这个革命舞台上，各色人物纷纷登场，甚至前呼后拥，文武花丑，武打文唱，精彩纷呈。不过，在一个4亿5千万人口的东方小农大国，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只是提供了这个舞台，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登台的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新军基层官兵，会党、市民、流民，作立宪之望的绅商、实业家、士人，以及海外关心中国革命的华侨等。按人口比例，这仍是一场少数人有机会参加的革命。　　
辛亥革命第一枪在华中一个省会城市打响，原因似乎有些偶然。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起义被镇压后，摄政王载沣即以宣统帝的名义下诏行宪政，宣布组织新内阁。然而，次日他即批准内阁的奏请，下诏将所有铁路收归国有，后又准奏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粤、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与民争利，于是激起湘鄂粤川四省绅商的激烈反对，引发四川保路风潮。此时，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北、湖南、南京、安庆、四川等地设立分会，准备革命力量。而当鄂督瑞方率鄂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后，湖北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负责人即联络、运动湖北新军（清军）发动起义。由于新军中愿革命者占大多数，因之在10月10日起义发动后，义军冒死冲锋，一举攻下湖广总督府，大获成功，继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虽然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在起义前夕联系较多，但武昌起义爆发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却无干系。武汉三镇光复后，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为革命筹款，是从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军占领”。他在途中买到的另一份报纸上又有如此报道：“武昌革命军奉孙中山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政体，其首任总统，当属孙中山。”由美国报纸可见孙中山在民主革命派心目中地位之高，在国际上影响之大。确实，武昌首义是由以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为主体的革命派长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满清专制的结果。故1911年底，全国17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流亡海外多年而归来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建立这一事实也就是宣告帝制终结。　　
要真正了解帝制是谁终结的，具体要分析如下几个问题：清廷当局者是怎样统治的？孙中山为何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革命的成果为何最终被袁世凯攫取？再是，宪政之路为何走向革命？应怎样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慈禧为清室掘墓，载沣为帝制造棺　　
　 　
    大清是由愚昧、腐败的皇权专制者自已终结的。清统治者属少数民族，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政权时，1644年入关夺得胜利果实，并接受汉族政制、礼仪、文化。清朝前期，几代皇帝算得上励精图治，但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让它被动卷入。英国等西方工商业先发国家，19世纪开拓全球市场时有大量商船来到东方。为了维持对华贸易平衡，英商贩卖鸦片，并借助军队对华开战。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开始走向衰落。　　
清廷首遭重创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和烧毁皇苑圆明园等地，咸丰帝逃奔热河。清廷与洋人议和时除了新换《天津条约》，又加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还对英、法两国各赔白银800万两。这一大劫使清帝体面尽失，朝野震恐，知晓中土以外列强船坚炮利，能轻易打败中国。对清廷来说，这种打击远重于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给大清造成严重内乱，但未动摇根本，并且最后被扑灭。　　
给清廷更重打击的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这次战争夺去了大清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加速其衰亡。日本不仅割占大清的台湾诸岛，更强索银款2亿4千余万两，这笔巨款相当清廷3年的岁入，日本年财政收入8千万日元的4倍有余。大清自此积贫累弱，一蹶难振，其权威也随之大减。　　
给清廷致命一击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数千年文明古都，任凭十一国军队践踏。皇库如洗，国宝尽失，城区各被瓜分，皇宫禁苑任其扎营，繁荣街市尽成劫灰。这一奇灾可谓绝无仅有。慈禧太后化装成村妇挟光绪帝等出逃，远避西安。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赔款条约，确定赔款银4亿5千万两，及加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不仅从经济上摧毁了清王朝，更将广大民众推进苦难的深渊，也从政治上、伦理上摧毁了清廷的权威与德威，使民众感到统治者的无能。　　
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对甲午败战、赔巨款和割地，庚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赔巨款负有直接责任。作为一个小农大国的专权者，慈禧太后愚昧无知，碰了壁也像前朝君王不能认知、接受工业文明。作为女性，慈禧鸡肚鼠肠，又嗜血成性。她的处事原则是：今天若有人使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慈禧作为继承皇位的载淳之生母，借助恭亲王奕欣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或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实行垂帘听政，掌控朝中大权。
慈禧掌控朝政，大清厄运连连，因为慈禧听政而不知政，只知权、知利、知奢华腐化，更知惩罚和杀戮。这个半文盲专权女人“听政”，充其量是听大臣们说什么，合自己的心意就降旨，不合心意就惩办人。因之，慈禧的愚昧让国家政治生活降低为低劣的宫廷生活。对于世局变化，慈禧因无知而根本无法应对。甲午年为庆60大寿，她让清廷庆典总办大兴土木，颐和园自动工重修以来已耗费水师银三千万两。在日军乘机侵占朝鲜，重创北洋舰队、直取平壤，攻占大连、旅顺之际，寿庆中的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光绪帝想迁都作持久战，慈禧太后却在慌忙中派李鸿章赴日乞和，满足日本索要赔巨款、割辽东、台湾的要求。这一国耻致使人心激愤，于是“公车上书”。　　
庚子年中国出现了非理性反抗列强的组织义和团，它打出旗号自称天兵天将、保清灭洋。慈禧太后因听信谣言说列强发出要她退位归政的照会，又听信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便权令智昏，颁旨招抚义和团并向列强宣战，还发兵围攻外国驻京使馆及教堂。这一蠢举最终导致“八国联军”践踏清国都城，大清只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庚子赔款后，大清一贫如洗，慈禧逃难的日子也不好过。庚子之乱预示大清的大限将近。　　
慈禧从没想过办新政，就像她从没想要办洋务一样。比如，同治二年即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折修筑铁路，一直没有下文。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李鸿章再次上折。为了让慈禧太后高兴，李鸿章特意让法国新盛公司为她制作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又在皇城御苑筑铁路，慈禧乘坐小火车游览开心了，中国第一个铁路机构开平铁路公司才获准组建。慈禧主动提出办新政的背景是：庚子年朝议如何应对拳民和列强时，她滥杀一批忠臣，将其忠言苦谏视为莠言乱政。后来列强要求惩办祸首，她不得已又处死一批满汉大臣。故在西安时，在军机处办事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位年迈多病的大臣。只因朝中无人办事，慈禧太后才想起要办新政，当时她只能借重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在外的疆臣。她心里防着的仍是光绪帝，也没想到裁培能干的皇族大臣。还都北京后，她依然奢华，玩得花样百出，甚至扮观音菩萨照相。1908年，在享受73岁寿庆时，慈禧因连夜看戏、贪食而染疾。在光绪帝病逝后，她也一命呜呼。临终前，慈禧匆忙安排25岁的载沣为摄政王监国，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　　
匆忙上任的摄政王载沣少才短识，年轻资浅。载沣摄政后，第一件事是想诛杀袁世凯，为其兄光绪帝在戊戌年中被出卖而复仇。因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反对，载沣才改为将袁氏开缺回籍。载沣只想为清室谋利益，不知政治只知用兵压民。1909年春，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寰海遭参营私舞弊，载沣欲以满人代之。军机大臣张之洞加以劝阻：亲贵联翩进用，舆情不属，必生激变。载沣竟称：“有兵在，担心什么激变！”张之洞退而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他气得咯血，后一病不起。民政大臣善耆知载沣难担治国大任，便积极支持当时的立宪运动，并预谋立宪后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而载沣反对开国会，只是形势危急时又慌忙组阁。更为愚蠢的是，载沣下诏批准用兵入川镇压绅商的保路运动，结果导致武昌起义爆发。　　
显然，慈禧听政47年后使清室走上不归路，摄政王载沣仅3年便为帝制造好了棺材。　　

　 　
孙中山是帝制终结的宣告人　　
　 　
    清廷这只垂死的老虎在临死之前总是要挣扎，还要吃人。它镇压了多次起义，杀害了许多反清志士。是革命派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奋起反抗并给它当头一棒，它才倒地而死。孙中山当之无愧地是满清专制政权灭亡、帝制终结的宣告人。但孙中山并不天生就是“起共和而终帝制”的人。他1866年（清同治五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农家。其父孙达成是个老实巴结的贫农，常受富人欺负。对少年孙中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翠亨村一位名叫冯爽观的太平天国老兵，常讲太平天国故事。这使少年孙中山对洪秀全有朦胧认识，并对清朝统治者有恶感。　　
    孙中山具有民主意识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1879年，他随兄、嫂和母亲去檀香山，进英国圣公会主教毕斯浦创办的意奥兰尼中学上学。学校的华藉教师、教会司铎杜南山，曾为他解释了“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而满清皇帝却自命天子”这一问题：“清国是皇帝专制统治，皇帝自命为天子，是为了奴役百姓。英美是民主政治，政府为民众所选，故政府与人民相处甚好。”杜南山还告诉他：清朝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但这要靠你们长大后去争取。因之，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孙中山心中萌生。杜南山还向他解释了范文正公的箴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种导向有助他树立高尚的政治伦理。　　
孙中山在香港及广州接受的也基本是西式教育，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学医时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廿四史。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丽雅英文医学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　　
但孙中山总不满足以医术救世，他不时与好友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等聚会讨论时局。1893年初冬，他们再次聚首议论国事。经辩论，大家同意孙中山的意见，议定由郑士良结纳会党人士、联络防营，着手革命组织之事。事情无着落时，孙中山便想与一些汉族大臣联络，试探依靠他们改良社会政治。为此，他草拟上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书。然而当孙中山1894年6月份抵天津时，李鸿章忙于军务，根本不理他的求见，也不看幕僚罗丰禄转呈的上书。孙中山不禁慨然长叹，旋即南返。　　
南返广州后，孙中山以革命覆满手段改造中国之心愈益坚决，他决计先去檀香山寻求发展。1894年，他乘轮至檀香山，通过长兄介绍在当地华侨中从事革命联络活动，组织起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返回香港后，立即邀集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友人讨论扩大兴中会组织，并成立兴中会香港总部。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出逃日本，从此流亡海外直至辛亥革命才回国，并被选为首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海外16年备尝艰辛。如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但脱险后他不仅著有广为流传的《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并花功夫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次年，孙中山抵日本后结识宫崎寅藏、犬养毅等人，继续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　　
1905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大有起色的年头。该年8月，他与黄兴等人在东京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同盟会同时创办了《民报》，孙中山在其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则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同时，同盟会的势力不断向国内渗透，有力地促进了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同盟会成立前后，许多在日留学生还亲聆听过孙中山谈反满革命。孙中山还到美国、欧洲各国华侨和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在美国，他曾入洪门，并改组《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在欧洲留学生中，他尽力发展同盟会员。在布鲁塞尔，他还特地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国际。　　
在武装反抗方面，孙中山积极在海外筹款，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1911年4月黄兴亲自领导的广州起义震惊朝廷，影响很大，虽然很快失败了。　　
孙中山的行动和思想影响使他成为革命的化身，也成为辛亥革命的灵魂——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在革命高潮中孙中山回到上海时，尽管在国外并未借到巨款以为革命之用，所带回者只是“革命之精神”，但他受到众多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故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首次民主选举国家元首时，孙中山以得16票的高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虽然此时清廷小皇帝尚未退位，但作为时代交替，帝制因中华民国的成立而终结了。孙中山的总统宣誓就职誓言，即是帝制终结的宣告书，孙中山代表全体革命党人成为帝制终结的宣告人。　　
　 　
袁世凯是摘取辛亥革命果实的大赢家　　
　 　
袁世凯是近世枭雄，颇有心术，善逢迎钻营。自甲午战事初起，他从汉城逃回闲居北洋时，以拜师为名不特奔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门下，亦奔走庆亲王奕劻、军机李鸿藻、翁同龢等大臣府中，极力迎合。后来荣禄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奏请饬派袁世凯督练，得光绪帝令准。　　
袁世凯上任后用人颇为悉心，多起用亲信、旧部、老友。他治军极为严格，制定的《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严格的军纪和善于笼络人心，其部下都愿为他效死命，后来，他结成一个北洋集团，主宰了民国政治20余年。为自己手下文案阮忠枢办婚事是袁世凯笼络人心的一个典例。阮忠枢在天津一妓院看中某妓女欲纳为妾，袁世凯表面不许，却秘派人花钱为之办婚宴，于是阮忠枢至死效忠袁世凯。他这般手段，使官兵心中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朝廷。　　
戊戌变法年间出卖光绪帝、投靠荣禄、依附慈禧太后，袁世凯官运亨通。李鸿章在与列强代表签订赔款的辛丑条约后，病郁而亡。慈禧即电令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他又被正式任命，成为汉员中官位最重者。　　
武昌起义使袁世凯峰回路转。自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后，袁世凯定居河南彰德洹上村。为避朝廷耳目，他用韬晦之计，精心伪装，给外界以终老乡村之印象。然而，他暗中与故旧广泛联络，对朝事了如指掌。武昌起义后，有人劝他效法曹操。他心中本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之想，但觉时机未熟。如若联络旧部对清廷反戈相向，湖北已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已后人一步；故不如依靠北洋六镇精锐，让朝廷重新启用自己，挟幼帝以令天下。于是，他重金收买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奕劻等人即力主起用他。摄政王载沣明知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但朝中多是袁氏爪牙心腹，手中又无忠勇之人可用，于是武昌起义后第三天只得电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节制各路军队，督办剿抚事宜。然而，袁世凯得电谕后故意托病拖延。奕劻让协理大臣徐世昌前往彰德劝说时，袁世凯即与这位朋党商议窃取朝权密计：若要他出山，当有六项请求：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委以指挥军队全权，与以充足军费。徐世昌回京后要奕劻将此转告摄政王钦准，载沣得奏后无可奈何。　　
当各省地起义的消息不断报到北京，各督抚纷纷电奏告急时，载沣如坐针毡，即下令召还在前线指挥的陆军大臣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全军。然而，袁世凯接到诏令后仍若无其事地奕棋。期间，山西太原新军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等发动起义，河北滦州第二十镇新军统制张绍曾等将领亦发动兵变。载沣这时惊惧不已，准备让隆裕太后携小皇帝逃往热河避难，同时急忙让章京代拟诏书，代他五岁的儿子宣统小皇帝下罪己诏。袁世凯得讯，才以前线视师的名义乘车南下，抵湖北孝感大营。　　
就在袁世凯南下督师的同一天，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所有国务大臣一齐奏请辞职。载沣得到辞呈后立即准请，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阁。而袁世凯接诏后，故意辞谢不就。冯国璋率军攻占汉口后，他正在与黎元洪等暗中勾通，以借革命军政府逼迫朝廷，让载沣交出更多的权力；同时又凭借北洋军压迫起义军，让它归顺自己。　　
袁世凯得知革命党人都愿推重自己为华盛顿，不禁喜出望外，在派刘承恩到武昌谈判时进一步向黎元洪讨价还价，他在信函中称：“如　能承认　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黎元洪则坚持要清帝退位，实行共和，可举袁世凯当总统。　　
袁世凯探知革命党人的底细后，加紧逼迫载沣速行立宪。载沣为让袁世凯稳定，急忙将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予以公布；接着又宣谕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开国会。袁世凯见载沣已准行立宪，便借机在湖北出示晓谕招抚民军。同时，袁世凯再次推辞奉诏北上，说是宪法十九信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载沣即促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选举结束后，载沣立即下诏要袁世凯进京就职。袁世凯见自己以法律形式首次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便将前线军事交付给亲信指挥，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车进京。　　
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返京的次日即予召见，嘱他不要辜负朝廷重托，全心组织好内阁。而袁世凯在湖北前线时，心中就已盘算好哪些亲信能入阁，哪些人当配角和摆设，故内阁大臣全是他的亲信。袁世凯组阁后，立即罢免了军谘府大臣载涛和毓朗职位，并奏请隆裕太后，亲贵不得预闻政事，意在不让载沣执政。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让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对载沣软硬兼施，迫他交出“监国摄政王”大印。隆裕太后本来无才无识，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她只得让载沣不再预政。　　
赶走摄政王载沣后，袁世凯命亲信段芝贵另编拱卫军护卫京城。紧接着，他又奏请皇帝降旨必须由内阁副署，这实际上是限制隆裕太后行使朝政，隆裕太后则随即表示同意。但袁世凯仍碍于清廷旧例过多，束缚自己独断专行，尤其不愿每天入对跪见小皇帝，便采用亲信幕僚汪荣宝的献策：既已立宪，总理宜奏请凡与立宪制度相抵触的事项宜一律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等等。隆裕太后接奏后，立即准奏。这样，袁世凯顺当地将清廷朝政大权攫取在手。至此，他权倾朝野，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只不过是他掌中之物。袁世凯精心算计，为自己摄取国家最高权柄铺平了道路，也为他继孙中山之后任民国总统打下了基础，成为革命的大赢家。　　
　 　
宪政之路通向革命　　
　 　
清廷统治者从来没有主动去踩过宪政路，在甲午战争后也想不到。早在1896年8月，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所上的奏折中，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言“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然而，慈禧太后根本听不懂这些话，光绪帝变法被囚，康、梁机警外逃才没有成为她的刀下之鬼。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鼓吹君主立宪。该文传播国内，推动了朝野立宪运动。梁文的主旨是：宪法是“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中国行立宪的办法是：一、皇上涣降明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二、派重臣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三、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四、翻译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使国民增长学识。五、讨论宪草，制定颁布。六、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但梁启超是亡命海外的朝廷钦犯，曾悲叹“举国皆我敌”。尽管1901年初清廷发布上谕，说要实行新政，但慈禧太后仍不知新政、宪政为何物。　　
但梁启超文笔生风，在国内影响颇大。1902年6月，满人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因有法国人撑腰，开始谈立宪。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开会议，立宪党人龙泽厚提出向清廷请愿立宪。1904年，张謇给袁世凯写信，希望他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样在中国主持立宪。1905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奏请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这样，清廷才派出大臣考察宪政。1905年12月，清廷派出的宪政考察团分两路出发，都经日本转美国赴欧洲。1906年7月，镇国公载泽等带领的数十人返回北京后，随员杨寿楠代议《吁请立宪折》上奏，继之又上一密折，并整理编订所带回的各类书籍以资送宪政编查馆备用。有趣的是，考察团不惜重金买回一批动物以备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好讨慈禧太后喜欢。而戴鸿慈和端方一路，1906年7月抵上海后，8月初方动身北上。隐情是随员中缺少精于宪政理论者，拿不出像样的奏稿，以便让随员熊希龄往日本托请梁启超这位朝廷钦犯捉刀代稿。　　
慈禧太后在得载泽密折后召见载泽，确信行宪政可固皇位，仍是君主一人作主，于是与光绪帝召见众大臣，示意预备立宪，准备以十至十五年为期，大体效法日本宪政体制。9月1日，预备立宪诏书颁布。从清廷的预备立宪过程看，它基本上是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蹒跚而行，但其行动比梁氏的建议晚了五年。　　
立宪诏书发布后，为编纂官制事，奏请立宪的重臣袁世凯却被排挤出局。袁世凯提出设责任内阁。他的如意算盘是，设内阁，内阁首相非奕劻即自己，内阁组成后代君主负责，皇帝无权，即使光绪帝将来复权，亦对自己无可奈何。然而这一建议遭到多数大臣尤其是满族权贵的反对。光绪帝亦指斥：“什么责任内阁，你的心事我全知道！”慈禧太后也决意夺其兵权，将袁世凯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在宫廷争权夺利之时，民间对如何行宪政议论纷纷。1907年1月，杨度在《中国新报》创刊号上撰文，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侍吾民自任之。”社会名流、绅商等亦开始结成组织推动宪政。如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会，汤化龙等成立湖北宪政筹备会等。　　
1908年夏，清廷的宪法大纲及议院法典编纂告竣，计以九年筹备宪政。然而，年迈而握权不放的慈禧仍不想立宪，她将一些汉族大臣革职或开缺回籍，查禁1908年总部迁至上海的政闻社。　　
1908年冬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三岁小皇帝溥仪即位。1909年（宣统元年），摄政王载沣虽然命各省设立谘议局，但他尽量集权于自己手中。次年，由张謇发起的16省谘议局代表进京呈折、请愿，请速开国会。许多省的督抚、将军也联名具奏请组内阁、开国会。但载沣甚为反感，采用拖延办法。为应付舆情压力，他先是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从9年改为5年；后在1911年春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后，急组“皇族内阁”。这种耍弄天下的行为引起立宪派广泛不满，错失了实施君主立宪的好时机。由于清廷掌权者根本认识不到立宪对自身的好处，毫无立宪的诚意，更无立宪的真正准备，所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立即和革命派联手，迫清廷交权，他们在革命中也分享了部分政权。　　
　 　
辛亥革命的功绩和孙中山的贡献　　
　 　
    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已经太多。我先想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因其评价大体公道。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说：“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称颂道：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应“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毛泽东这里说的只是大体，具体从精神遗产来说，孙中山除了创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思想外，还为时代留下了民主、自由、平等意识和公民精神。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一位年老萧姓盐商求见时要行跪拜大礼，孙中山连忙将他扶住，告之人民的身份一律平等，称总统是国民的公仆，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1912年4月在武昌黄鹤楼演讲时，孙中山说：“民国国家为四万万人之国家”，“民国譬之公司，人民为大股东，总统至执百事皆为股东服役务，其薪俸则股东之雇工资。”孙中山更重政治革命后的“社会革命”即经济建设，他解职后到上海时称：我所欲为之事“至少需要一百年”。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足够我们受用了。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告别革命”的声音不断，似乎改良、立宪更好。2010年10月8日，凤凰网专稿发表了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一文。袁先生说：“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袁先生继之为立宪和革命各开了一个清单：“立宪的收益：1.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2.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3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革命的损失：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袁先生这里用语混乱：一、清代只有朝廷和衙门而没有政府。近现代中国政府的诞生始自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二、清朝统治者要搞的是君主立宪，而非共和立宪。袁先生所开收益清单与史实不符，算的是一笔糊涂帐：1、有无立宪派合作，中央政权的转移是和平的，孙中山的前提是，清帝退位，即可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给袁世凯，几乎所有革命派都想让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2、各行省“光复”过程中，除湖北汉口遭南下清军焚毁损失很大外，其他省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都不太严重。各省都督或分都督在咨议局和社会名流、绅商的相助下，都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3、立宪派是主张君主立宪，皇帝退位不是立宪而是革命的结果。同时，清廷钳制舆论，只是钳制不住，因此革命、立宪之说才在社会流传，这既不是立宪派本身的劳绩，也不是“清政府正在推进新政”的政绩。章炳麟骂了皇帝是“小丑”，因惩罚不到，“中国政府”还到案在上海租界洋人的小法庭打官司，清廷哪里让人解放思想？袁先生算革命的损失帐也算错了：1、民主取代君主，国内政治并未发生大动荡。外蒙古独立是沙俄与外蒙古当局上层勾结的产物，与辛亥革命没有必然联系。它收复后在民国时期由于斯大林政权支持再次分裂出去了。2、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不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倒是其重要原因。列强多次割地赔款，仅辛丑条约赔巨款清廷要39年才能还清。至于南京临时政府，它没有国库，革命军生活确实艰苦。3、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指挥的六镇兵力就只听命于袁世凯，官兵心目中并没有朝廷，武昌新军起义后全国风从响应，可见清廷威权失尽，内部分崩离析，只是外表上统一。如果袁世凯继承民主制而不复辟帝制，后来军阀混战或可不发生。察知袁氏称帝野心后，宪政派领袖梁启超拍案而起，支持蔡锷护国反袁，此后战乱不已。但不能把袁世凯的罪过算在辛亥革命身上。　　
在评价孙中山本人时，袁伟时先生称：“孙文终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陈。”轻描淡写，言辞间大有不恭。然而孙中山生逢衰世，作为革命家他以革命为志职。在短暂的60年间，孙中山为民族、民权、民生奔走，领头推翻帝制，又为推翻军阀统治作了准备，这足够伟大了。还奢望这位苍生大医有时间作其他什么善事呢？　　
原载2011年10月13日《团结报》，发表时因字数限制有删节，现全文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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