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3契约 香港:读懂这些受益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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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式管理就是应用中国古典思想和古代经典中的思想进行企业管理的理论，目的是达到“三个升华”：管理经验的升华、企业文化的升华、管理者修养的升华。所谓管理经验的升华，就是通过古典式管理对企业家零碎的企业管理经验进行提升、总结，阐发为符合中国古典精神的系统的理论，用以指导企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所谓企业文化的升华，就是以中国古典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中国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促进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特色化；所谓管理者修养的升华，就是以中国经典著作熏陶企业家，提升企业家的修养和境界。
古典式管理的特征是：1、强调古为今用、学为企用、政为商用。它是中国典籍精华、学问精华、政治经典如《资治通鉴》的精华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2、强调哲学式管理。中国传统思想是哲学式的而不是宗教式的，是人生社会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做人准则的汇集，是诸如《道德经》、《论语》、《菜根谭》等格言警句式的理论。与此对应，古典式管理也不是烦琐哲学，而是“箴言哲学”对应的“箴言管理”，属于“一分钟管理”。3、强调战略管理、“境界管理”。中国古典思想属于治国平天下的战略及谋略思想，同时，中国人追求境界而非知识，崇尚圣人而非学者，推崇所谓的“宇宙境界”。古典式管理就是提升企业家战略决策能力和思想境界的管理模式。
古典式管理与所谓“中国式管理”不同，前者更加强调经典和传统文化精华的应用，摈弃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圆滑变通、随机应变、官商勾结等中国的糟粕，以及找靠山、拉关系、结帮派等“适应社会”的教化。
古典式管理的内容：按照流派、著作，可以分为儒家管理、墨家管理、道家管理、法家管理、兵家管理、纵横家管理、货殖家管理、阴阳家管理、佛教管理、禅宗管理、道教管理，以及易经与管理、诗经与管理、书经与管理、山海经与管理、战国策与管理、史记与管理、资治通鉴与管理、长短经与管理、贞观政要与管理、官经与管理、兵经与管理、三国演义与管理、红楼梦与管理、菜根谭与管理、增广贤文与管理等。
按照思想特点，古典式管理又可以分为：王道管理、仁义管理、和谐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无”的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箴言管理等。
事理学是探讨做事道理、规律的学科，它与物理学一起，构成了研究“事”“物”之理的科学。而古典式管理“事理学”就是从事理学的角度总结出古典式管理的规律、定律和定理。
1、仁爱——和谐定律：仁爱产生和谐；塑造仁爱企业文化，有助于建设和谐企业家园。
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
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善战者服上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墨子：“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2、王道——仁政——太平定律：以爱怀天下，以德治天下，以理服天下，以利养天下，修、齐、治、平尽在其中矣。能平天下，何愁不能平商贾？
孟子：“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无恒产，因无恒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3、修身——魅力领袖定律：惟有修身，才能服众；惟有成为魅力型领袖，基业才能长青。
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
孔子：“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迁怒，不二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君子无众寡，无大小”；“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坦荡荡”；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4、中庸——免于倾覆定律：不偏激，不极端，不暴戾，才能免遭祸患；深沉厚重是第一等品质；船走得太快，易于倾覆，企业扩张得过速，难免破产。
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
《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半字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里岁月自悠远，半里乾坤舒展。半雅半俗人生，半山半水田园，半工半读半苦甜，半儒半佛幽闲。半新半古器物，半华半朴衣杉，人情半浓半清淡，菜肴半丰半俭。世事半明半昧，思虑半近半远，言语半拙半智贤，心情半佛半仙。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娇妍，犹抱琵琶半遮面，媚态半藏半显。半思浪漫梦幻，半想现实艰难，半张船帆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饶有趣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利益——天下大同定律：以正道谋利，奠定社会物质基础，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为职工谋利、让利于消费者，企业才能永续经营。没有利益激励、制度约束，君子国会变成小人国；丰衣足食、恪守规则，小人国也会成为君子国。
孔子：“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之”；“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可求，从吾所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敬其事而后其食”；“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孟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
《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知进知退——创业守成定律：人生和事业都应艺术化，入世与出世并行，适时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才能创新生活，守住家业。
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隐居以求志”；“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
《易经》：“独立不惧，遁世不闷”；“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地闭，贤人隐”。
7、后而先——反而正定律：分配利益时处于后，反而尽占先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事物总是辨证地发展的，从反面入手，反而可以达到正面。企业家不必争个人之功、个人之利，不必因企业兴而荣、企业困而馁。
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8、守柔——以柔克刚——免祸定律：低调、低姿态、韬光养晦、以柔克刚，实现柔式太极政治、太极人生、太极事业，才能破坚克难，不取其咎。
老子：“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厚藏则多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9、无为——无不为定律：统治者不乱干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自会健康发展；君主不从中掣肘，将军自会随机决断；老板充分授权，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和事业部制度，企业自会壮大。
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10、上德若谷——谨慎处世——化险为夷定律：君子应上德若谷（最高的道德是虚怀若谷）、上善若水（最高的善是象水那样泽润万物），同时和光同尘，韬光养晦，谨慎处世，才能永保平安，做成大的事业。
老子：“上德若谷”；“报怨以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方而不割，光而不耀”；“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约，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11、王者之道——重在人心定律：王者要胸怀天下、秘密策划，收罗英雄，与人分利，最后才能平定天下。企业家也要高瞻远瞩，重用人才，采用期权期股等激励方式，才能赢得支持。
姜太公：“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三略》：“庶民者，国之本”；“有德之君，以乐乐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千里迎贤”，“进贤者，福流子孙”；“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收其内，间其外”。
1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定律：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企业家知己知彼，百战皆克。
《孙子兵法》：“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兵之情主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善战者，求之于势”；“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修道而保法”；“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先知迂直之计者胜”；“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必以全争天下”；“君命有所不受”；“因利而制权”；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乱而取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百战奇略》：“敌虚则我必为奇”；“凡欲征战，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
司马穰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胡林翼：“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巳，动则须操胜算” ；“军旅之事，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
曹操：“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
13、权术——权势定律：热衷于权力，是人的本性；企业家应当利用权力，制造财富，造福人类。
《韩非子》：“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法审，则上尊而不侵”；“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也”；
“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御臣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权势不可以借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愚傲处其上，此其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率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处军无私交”；“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圣人之道，去智与巧”；“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
、揣摩——游说定律：游说必须见人下菜碟，必须揣摩人心。
《鬼谷子》：“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罝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会合之处）而司（把守着）之，道合其实，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钩箝之辞，说辞也，乍同乍异”；“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捭阖者，天地之道”；“离合有守，先从其志”；“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
、厚重——淡泊——处世定律：先学做人，然后可做官；做好了人，才能做好企业。企业不是生产产品的场所，而且生产人的基地。
《菜根谭》等：“孤法以骇俗，不如和平以谐俗；啸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宽厚以容物”；“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霆而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疑”；“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自家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蓄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为君子”；“混迹尘中，高视物外；陶情杯酒，寄兴篇咏；藏名一时，尚友千古”；“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云卷云舒”；“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侮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容纳得”；“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在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稼穑艰辛”；“人该省事，不可怕事；人该脱俗，不可矫俗；人该顺时，不可趋时”；“颐卦慎言语，节饮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祸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曰：口可以饮，不可以言”；“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弭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自老视少，可以消奔驰角逐之心；自瘁视荣，可以绝纷华靡丽之念”；“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拙；与其曲谨，不若疏狂”；“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圣人做出来都是德性，贤人做出来都是气质，众人做出来都是习俗，小人做出来都是私欲”；“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平民种德施惠，是无位之公卿；仕夫贪财好货，乃有爵之乞丐”；“宁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置富贵贫贱、生死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宇宙内事，要力担当，又要善摆脱。不担当则无经世之事业，不摆脱则无出世之襟怀”；“世事如棋局，不著的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浓艳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手，才脱骑虎之危”；“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屋漏室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练出”；“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德，无怨便是德”；“士君子在尘世中，摆脱得开，不为所束缚；摆脱得净，不为所污蔑，此之谓天挺人豪”；“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当可怨、可怒、可辩、可诉、可喜、可愕之际，其气甚平，这是多大的涵养！”“唯得道之深者，然后能浅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浅者也”；“心地要宽平，见识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少年人须有老成之见识，老年人须有少年之襟怀”；“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眼里无点灰尘，方可读书千卷；胸中没些渣宰，才能处世一番”；“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善读书者，要读到手舞足蹈处，方不落筌蹄；善观物者，要观到心融神洽时，方不泥迹象”；“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之趣？”“文章作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作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有本然”；“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有事常如无事时镇静”；“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面上扫开十层甲，眉目才无可憎；胸中涤去数斗尘，语言方觉有味”；“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观虹销雨霁时，是何等气象！观风回海立时，是何等声势！”“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风花之潇洒，雪月之空清，唯静者为之主；水木之荣枯，竹石之消长，独闲者操其权”；“从冷视热，然后知热处之奔驰无益；从冗入闲，然后觉闲中之滋味最长”；“径路窄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情怡性；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才就筏便思舍筏，方是无事道人；若骑驴又复觅驴，终为不了禅师”；“多藏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忧；高步者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塑造诸如儒家企业文化、道家企业文化、佛教企业文化等；
丰富当代管理思想，将重视感性、传心、战略、境界的东方管理思想与强调科学、理性、制度、法治的西方管理思想互补起来；
第二章 古典式管理哲学
我的企业管理十字箴言是：仁、义、礼、智、信；道、天、地、将、法。大家知道，前五个字是儒家信条，后五个字是兵家、《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争取胜的五个条件。十个字放在一起，就是儒家与兵家的结合，软管理与硬管理的结合，人本、人情、文化、注重心灵、感性的管理与科学、法治、制度、注重物、理性的管理的结合，也即东方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结合。
一、仁：“仁”是儒家管理的核心。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就是去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仁”还有“忠恕”的意思，“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好事要与别人分享，不可独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即坏事不可强加于人，比如你不希望自己得大病，也就不要让你的职工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身患重症。“仁”还有“克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私心、欲望膨胀，不择手段。
儒家还提出实行“仁政”：“仁政”是以民为本、重视人心的，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也就是说，领导人如果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也会与领导人分享苦乐；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可见，宽厚待民、赢得人心是极其重要的。
“仁政”对于一个国家未必是最好的政治，“仁政”往往可能走向暴政，但是对于一个企业，实行“仁政”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企业负责人必须改善工作条件，重视安全生产，关心职工疾苦，为职工上医疗、养老、工伤保险，不污染环境，不坑害客户，塑造企业“仁爱”的形象，这是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
“仁”表现了儒家的人道主义和自律精神。市场经济也要讲人道主义，企业也要有自律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就表现了市场经济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市场经济要从剥削压迫转变为人文关怀。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内要求保障职工权益，对外要求保护生态环境。还有非刚性的要求——有条件的企业应当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公益事业。
实行仁政、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旨在解决公民与国家、资本与公众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整体声誉不高，存在着所谓的“原罪”问题、富而不捐等问题，台湾的企业家几乎百分之百都有捐款记录，大陆只有不到1%，同为中国人，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就是因为我们的有些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意识，思想境界比较低，我们的体制、制度、道德信用的建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沃尔顿有“和善”经营的理念，日本的吉田忠雄有“善的循环”理论，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有“爱心文化”，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仁”的思想的体现。
二、义：“义”就是道义，符合义理，行为恰当，符合君子风范。《礼记》中说：“义者，宜也”，也就是行为要适宜；韩愈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可见，“义”并非很高的达到不了的要求，而是做一个行为恰当的人。
儒家倡导“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就是要符合“义”。我们的企业家应当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在不损害消费者、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谋取正当的经济利益。对于不义之财，不可获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又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即讲道义，实际上能够带来物质利益。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最早开办《论语》讲习所，推行论语主义，认为“算盘中有论语，论语中有算盘”，就是指讲道德、道义，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为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
松下幸之助要求售货员：在遇到顾客要求调换商品或退货时，应当比卖出商品更热情。这就是“义”、讲道义的表现。
三、礼：就是礼节礼貌、行为规范、文明准则、合同标准等。倡导“礼”，齐之以礼，实行礼治，就是要求人们文明待客、礼貌待人，遵守规范、准则和生产、安全、质量方面的标准。
惠普公司在裁员时就能做到礼遇被裁人员：走之前要联欢，大家带着笑而离开；离职时得到的比预期的多，被裁者不仅会拿到一笔奖金，还可能有期权；被裁员工的意见会被记录下来，反馈到公司决策委员会；裁员是斜着切，每一级都有人被裁，大家觉得公平；许多被裁者后来又能重新应聘进公司；走人前给员工一个月时间，工资照发，可不来上班，去找工作；还请来心理师、健康师以防意外；请来猎头公司，告知本行业哪些公司正需要人。
如何做到有“礼”？孔子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让名实相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大臣要像个大臣的样，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引申开来就是：董事长的言行要像个董事长，总经理的一言一行要像个总经理，质量检验员要像个质量检验员，看门的也要像个看门的、遵守有关纪律规范。所以，实行礼，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日本住友公司的总理事小仓恒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就是人人尽本分、尽职责”。
儒家主张通过推行教育达到“礼”，所以，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不分等级、人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学而不思则罔”等理论。在企业实行礼治，也应重视教育，应当通过培训让员工掌握有关的规范、标准，建立学习型企业——促使员工超越自我，发挥潜力，改善精神状态，进行系统的分析，建立共同的目标，防微杜渐，整合团队，通过团体性的不断学习，学会作辨证性的、整体性的思考，增强企业的规范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和克服分裂、超越分裂的能力。
关于“和”，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人。日本最早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和为贵”。他们也自称为“大和”民族，处处强调和谐、和睦，他们的企业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法人相互持股，企业之间组成“经理委员会”或“经理俱乐部”，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战略。日本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企业工会之劳资和谐——劳方成员升为科长以后脱离工会，成为资方的一员，所以，资方成员大多来自于劳方。这样，日本的职工与企业、劳资关系“和亲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四、智：“智”就是智慧，商人必须是聪明人。商祖白圭，是战国时的魏国之相，他提出商人应有的素质为：“智、勇、仁、强”，“智”放在了第一位，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指出：商人必须反应迅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史记》中描述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也就是要逆向操作、不与人趋，这些都是智慧的反映。
另外两个大管理家、大商人计然、范蠡（陶朱公），也是智慧的化身，他们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花钱造船，大水时花钱造车的反向思维模式；他们善于预测物价，“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凸显了中国式的辨证逻辑。
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孙子兵法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这些都是中国人智谋的表现。经商也要出奇，如台湾商人在中东卖雨水赚了大钱，巴西人建了一个巨物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日本西铁城以飞机空投手表来做广告；茅台酒厂当年在世界博览会上故意打碎瓶子，香气四溢，从而赢得参观者的注意，最终获得博览会金牌；美国商人雷诺兹信奉厚利多销，他把圆珠笔改名“原子笔”以迎合原子弹热潮，笔的价格从0.5美元上升为12.5美元，反而十分畅销；美国洛杉矶开了一家宇航麦当劳，顾客在吃汉堡包时可体验宇宙飞行的感觉；法国的一些皮鞋商、意大利的一些服装商不追求流行，以“独此一家”反而引得富豪名流的光顾；日本有个村庄一直富裕不起来，该村老人提议：干脆咱们住到树上，过原始人生活，吸引游客。果然，报纸、电视纷纷报道：日本竟然还有原始部落！从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该村于是就富裕起来了； SONY公司创立时松下等大企业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SONY于是提出“间隙理论”：沿缝隙发展，开发别人忽视的商品。于是集成电路收音机、卧室厨房中使用的小电视机等走俏。
五、信：“信”就是讲信用，“民无信不立”。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诚信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市场经济中，必须恪守信誉第一、用户至上、不欺诈、不做假冒伪劣等原则。湘财证券的座右铭就是：智、信、仁、勇、诚等，信用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中国文明表面上是道德文明，其实是谋略文明；道德是表，是遮羞布，权谋是里；中国文化阳儒阴法，法家就是倡导阴谋权术。纵横家鬼谷子也主张暗箱操作，他称：“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如此的谋略文明，其特点是不遵循任何规则，道德信用当然无以立身其中。
如今，市场经济必须通过建立信用制度、鼓励企业参加ICE8000国际信用监督体系认证，以弘扬“信”。
六、道：“道”就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以及战略方针、营销战略是否正确等。主管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厂长是否有道、是否贪官，对于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孙子提出“修道而保法”，即强调搞好内政，确立法制，同时，收拾人心，注重团结、精神的力量，所以，《孙子兵法》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上下同欲者胜”。
“道”也指真理、规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据于德”，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企业家也要掌握真理、规律、人心。
七、天：“天”即天时、机遇、季节、时机、国内外客观情势，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WTO的要求，是否随时代而变化、随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观而与时俱进，战略上是否与世而移，产品是否及时地更新换代。《鬼谷子》中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企业家也要与世而移，及时地调整战略。
西方石油大王哈默就是善于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典型：他是最早会见列宁、邓小平的西方商人。在读大学时，他就因制药业的成功，成为当时唯一的大学生百万富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因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列宁改而采纳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哈默就成为最早到俄国淘金的西方商人，他把俄国的矿藏资源运到美国，换来俄国人果腹急需的粮食；斯大林抛弃列宁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哈默将在苏俄收集的当时被俄国人鄙弃的艺术品带到美国，又发了一笔财；罗斯福新政后，哈默敏锐地觉察到禁酒令即将废除，于是他在制酒界大展拳脚；二战后，民生急需改善，哈默又转向牧业，成为牧业领袖；六七十年代，他插手石油，成为石油大王；后来，哈默致力于化工，又成为化工领域的旗帜；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成为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之一，受到邓小平的赞扬。
八、地：“地”就是地势、地利、资源、交通状况。日本商界大亨中内功有“立地第一”的训示。麦当劳开店就极为重视地理位置的选择，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店开在了北京王府井的入口处。香港人、台湾人生产穆斯林手表、穆斯林地毯，上面的指针指向麦加，极受中东顾客的喜欢。而我们大陆，首钢、宝钢都存在不注重地利、选址不对的问题，宝钢建在了沙质地上。
良好的地势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兵势，造势成为用兵的法则，所以，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还提出了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的危机管理法，松下、日立等企业以危机管理获得了死而后生。
日本的通口后夫从围棋获得启示，一个子太孤单，三个子能够包围对方，所以，他将药店布阵为三角，即每个地方开三家药店，以“三角商法”而造势，果然成功。
美国联合碳化钙公司经营亏本之际，一群鸽子飞进了大楼，公司马上通知动物保护协会、各大媒体，连续几天的“制造新闻”与造势，鸽子最终都被放飞了，企业也开始大赚其利。
九、将：“将”就是将领的素质，孙子提出了将领的五德：智、信、仁、勇、严。智：就是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上等的兵法是谋略伐敌；“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强调的是整体收购、双赢、非恶性竞争、非市场战的做法。
孙子还提出“利而诱之，逸而劳之”，“能而示之不能”，“形之”——伪装，“予之”——以小利调动敌人等智谋。日本历史上两企业寡头三井与三菱的较量惊心动魄，两家的轮船为了争夺顾客，竟然开船去撞沉对方的船；三菱不惜以谣言破坏三井新成立的公司；为了争夺一家煤矿，双方展开了智斗：都评估出该煤矿值450万，三井为了赢，又加5万，欲投标455万，转念一想：对方也会这样投标，于是加到455.5万，果然，三菱也是从450万，加到了455万，最后加到455.25万，略输一筹。
严：就是严格管理，“静以幽，正以治”——以严正的态度治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文的办法、宣传、教育、心灵沟通的办法号令大众，以武的办法、制度、法律的办法让部队步调整齐。企业也需要文武并用、刚柔并济。
十、法：“法”就是法纪制度、组织编制、人员配置、职责划分、产权是否分明、治理结构是否合理等。“法令孰行”：即哪一方的法纪、条例、标准能贯彻，从中可以判断一个企业的成败。“法”须统一、守信——“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须制约权贵——“杀贵大，赏贵小”，“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还需“明法”——大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使得人人守法。
美国式的管理就是法治管理，其3S理论，强调的是战略、组织结构、制度三个方面，西方人重视对物、组织的管理、科学管理、理性管理、最佳化管理、精确管理，以及创新的、学习的、战略的、知识的管理。
中国式的管理主张董事长用弱、用柔，学习道家哲学，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贵静；“治人事天莫若啬”——人为的干预越少越好；“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明君无为于上”；“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知其雄，守其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去掉个人智慧，返朴归真：“以智治国，国之贼”；“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部门经理用强、用刚，用法家的强力、重罚、利益。类似于美国式的管理。
中西方的管理哲学应当结合起来。“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柔的管理；“道天地将法”是兵家、法家的、硬的管理。前者更多的是东方式的管理，后者更多的是西方式的管理；或者“仁”、“礼”、“道”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信”、“法”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我所概括的企业管理十字箴言其实是东西方思想的结合。
大商谋道，小商谋利，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哲学家。企业经营需要哲学，企业战略需要经营者先提升境界，然后才能高瞻远瞩；企业文化必定是某种哲学思想的提炼，企业使命、企业宗旨无不反映经营者的道德和修养，甚至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美国人的企业管理重视法治、制度、理性、科学、创新、战略等，谋求最佳化管理、精确管理、最大化效率，为此建立了泰罗制、福特生产方式、敏捷生产、精确农业、全面质量管理、零缺陷管理、6б管理、标杆管理等，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学习型管理和创新的、战略的、文化的、知识的管理，以及顾客终身价值、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价值链、企业核心能力、核心价值、企业再造、企业愿景、企业竞争战略等理论。
而中国、日本的企业家哲学与之不同。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不是技术，不是流水线。东方思想以感性为特征，注重感悟、悟性、直觉、传心、情感的作用、心灵的沟通，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强调道德、心理的需要，注重和谐，中国人遵奉“仁”、“义”、“礼”、“智”、“信”，日本人遵奉“和”、“忍”、“信”，并建立“劳资共同体”，管理人员与职工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东方的软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文化管理、竞合管理（竞争与合作并存）、看板管理、弹性管理、柔性管理、柔性组织，以及小批量生产、用户至上、客户满意的质量观（而不是冷冰冰的ISO标准），以传播、沟通为中心的整合营销在管理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古典式管理的企业家应当创立自己的哲学，并且把它渗透进企业的每一项工作中去，形成教派般的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人人恪守，自觉应用。还应当将复杂的企业哲学浓缩成“企业座右铭”，人人易于背诵和掌握。
有些企业家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但具有很高的悟性，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家风格，我将之概括为“无”的哲学。这里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所谓“有无相生”，“无为而无不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首先要有“无”的境界、“无”的心态，即自由心态，“无”即一切，一切即“无”，世界在虚实之间，企业家奉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并存，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企业家应当具有修身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勤俭，奋斗，谨言，慎行，敢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超世，超越世俗，飘逸，隐退，低调，稳步发展，学会放弃，奈得住寂寞，所谓“天下几人能隐遁，汉家九鼎赖渔樵”，做百年老店、使基业长青也需要博大的淡泊的超越的情怀。古人说得好：“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也就是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涵养和修行；“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都是一种很高的忘我境界、“无”的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在“无”的境界，“有”中不忘“无”，企业家才能把持得住，才能不翻船，才能永续经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所以，“无”实际上是磨练、产生“有”的最佳时机。不过，有时候即使看见了、触摸到了“有”，也不要急于获得，所谓“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乃进步的根本”，要忘掉繁华名利，恢复赤子之心——“君子事来则心始现，事去则心转空”，“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或者企业家要培养厚重的品质——所谓“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深沉厚重是第一等品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品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品质”。企业家如果进入了如此的“宇宙境界”，就不愁没有大的基业。
奉行“无”的管理，要求领导者——少发号施令，职员人人成为管理者；进行精简经营，提倡“大道至简”，突破烦琐哲学；使用“无”的技术，也就是简约的技术，管理学家舒马赫说“小的就是好的”，此即“无”的技术，如此企业从以技术为中心转到了以人为中心。佛教经济学也是“无”的经济学，强调人重于商品、节约资源、满足就业、发展人本技术、建立劳资共和企业，使得工作、生活都满足人性，企业成为保障自由、人的尊严同时赢利的“幸福之家”。
企业家还应当建立“无”的组织，即模糊的柔性的灵活的组织，鼓励员工打破条条框框去创新；同时创造“无”的空间、遐想的空间，让无形的知识、思想、理念自由驰骋，发挥最大的潜力；与竞争对手“无”界限，“与狼共舞”，“无”排斥，“无”恐惧，与之合作，分享成果；应当创造“无”地产——网络经营，“无”距离——贴心的交流，“无”时间——及时的服务，“无”物质——重视无形资产和市场价值，“无”语言——企业家的根本思想、企业管理的精髓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除了“无”，企业家还应当学会“有”，学会有无相生、正奇互补的战略经营，学会出神入化的“围棋哲学”——注重整体性、阴阳辨证、超逸放达、行云流水、神龙见首不见尾；尚简、崇尚境界、重势，所谓审时度势，“善战者，求之于势”；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企业管理有时需要神出鬼没，出奇制胜。如中东缺水，台湾人就去卖雨水；加拿大议会刚刚通过把枫叶旗定为国旗的法案，台湾香港生产的大量的枫叶旗及玩具就登陆了北美；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商人马上推出无核辐射产品，广受欢迎。可见，商战如兵战，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必须“以正合，以奇胜”；老子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伟大的企业家都应当成为“无”的企业哲学家，大商谋予，小商谋取，每个企业家都应成为回馈社会的大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在那个乱世虽然没有机会扭转乾坤，但他的儒家学说却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基础。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论语》等儒家经典变成了世界性的精神财富，成为管理家的智慧源泉。
日本在东亚最早进行工业化，也是日本人最早将孔于思想应用到经营管理工作中。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管理之中。他开设“《论浯》讲习所”，成功地倡导“论语主义”，主张“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意即孔子也谋求正当之利，但谋利时应讲道德)，其代表作《论语与算盘》已成为企业家必读之书。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读《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孔子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标准。“住友生命”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份、尽责任。
不过，“《论语》迷”中最有名的，要数松下幸之助。松下称：“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想‘获得’就必须先‘付出’”；又称：“‘过犹不及’，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论干什么都要注意适中，因为谬误与真理往往只有一线之差”。他还把“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松下不仅把《论语》中的上述言论熟记于心，而且将之付诸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成就斐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爱人”、“忠恕”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克己”等意。在那个乱世，孔子要求统治者爱别人，尊重每一个人，为他人想一想，克制膨胀的私欲，这无疑包含了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即是：应对职工仁爱，对顾客热忱；不忘回报社会，对社会奉献爱心；不损人利己，不坑害客户，不污染环境；积圾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塑造企业“善”的形象。
山姆·沃尔顿是美国零售百货商店之王，其个人财富已达上百亿美元。他是一个不擅辞令的乡下人，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呢?其中的奥秘是：奉行“和善”制胜的经营思想。
“和善”两字一直是这位沃尔顿商业中心老板所强调的。他曾领着他的伙计立下誓言：“从今天开始，任何一位顾客走进店里，不论我们在做什么，都应该迎上前去，给他关注的目光、亲切的微笑和最贴切的招呼。”
事实上，数十年来，沃尔顿和他的职员都是这么做的。沃尔顿要求下属记下每一位顾客的名字，以便在他下次到来时能随口叫出。每位光临的顾客都被诚恳接待，受到尊重。
与沃尔顿类似，日本拉链大王吉田忠雄信奉“善的循环”哲学。对于“善的循环”哲学，吉田这佯解释道：“我一贯主张办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1／3以质量较好的产品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大众，1／3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1/3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播撒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到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日本电器大王松下幸之助则将孔子的仁爱哲学发挥成“自来水经营哲学”。松下强调：“我的任务就是制造像自来水一样多而且便宜的电气产品，用以回馈消费大众”。
孔子的治世手段是“义”、“礼”、“信”。“义”即道义。孔子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他主张见利思义，以正道生财。
“礼”即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对社会“齐之以礼”，使者百姓“有耻且格”，因此要推行大规模的教育。这些思想运用到经营管理上，就是要礼貌待客，文明经商，遵循各种制度、规范、标准、合同，建立优良的企业文化，对职工进行精神文明教育。
“信”即信誉、诚信。儒家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民无信不立”。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要求。即应讲究信誉第一，用户至上，诚实守信，不欺诈。
松下幸之助有—套“上帝诀”，可说是孔子的义、礼、信思想的活用。其“上帝诀”是：
与松下“上帝诀”类似，华侨生意经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即努力取得顾客和往来厂家的信用；一旦取得信用，就不顾一切地去维护它。另外，华商重视群体互助，相互鼓励、帮助，具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精神。可以说，这也是孔子“义”、“礼”、“信”思想的活用。
孔子治世的目标是“和”、“大同”。“和为贵”、“致中和”、“和而大同”、“民睦邦和”以及“天下为公”，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同时也可作为经营的要则。
美国华人商会会长翁锦通奉行“祥和”的哲学。他说，祥和是指尊重下属，切不可对之疾言厉色；关心下属，了解下属，用其所长；经常和员工共商创业大计，借用“智囊团”的脑力；荨重代理商的权益，不可妄想独占利益；尊重客户的权益和要求，以公心待天下顾客。翁先生以此“祥和”哲学经营企业，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和”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主要内容。日本企业“和”的文化，表现在总经理与职工之间的融洽关系上。总经理没有一厂之长的派头，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淡心、开玩笑。总经理的淡话，是事先准备好的。例如，遇到一十工人，又遇到一个“管工”(类似于工头)，总经理就拿职位较高的管工开玩笑，说他怕太太，或者说，管工睡得太晚，今天显然还未洗澡，就勿忙上班了，等等。总经理几乎天天要和工人谈笑一段时间，哪有那么多的话题呢?原来，每天晚上，管工都要到总经理家中去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缺点提出来，叫总经理明天到车间来取笑自己。同时，管工也向总经理提供工人的秘密，例如某女工最近有男友，每天下班后都到公园去。总经理就会对这女工说：我在公园里看见了你们。女工听了以后自然惊喜不已，庆幸总经理能这样地注意她。
另外，日本的经理还要熟记每一个工人的名字，并且记下他们的家属的情况。如遇到结婚纪念日等喜庆之事，公司还会寄去礼物。用这样的方法，就使得整个工厂气氛和睦，如同一家。
孔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也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挖掘整理。如他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应当师出有名的观点，“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必须舍弃小目标照顾大目标的观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应当遵循规章制度。不越权行事的观点，以及“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等修身思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能给领导者、管理家许多的启迪。
管子（？—公元前645年）名仲，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到分利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鲍叔牙的人心怀不平，而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家里穷，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还曾领兵打仗，每要开战，他总是居于后队，到辙退的时候，他又成为先驱，所以，人们嘲笑管仲怯懦，而鲍叔牙说：“管仲家有老母，他要留命养母，哪里是怯懦呢！”管仲听说此言，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哉”，两人遂结为生死之交。
当时齐襄公病衰，二子公子纠和小白可能即位，管仲与鲍叔牙约定：“你我各襄助一人，他日嗣立，互相荐举”。后来，在争夺君位的战斗中，管仲射中小白。但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后，听从鲍叔牙之荐言，不念射箭之仇，以管仲为相。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打败鲁国，于柯地会盟诸侯。会盟中，鲁国大将曹沫突然冲到齐桓公跟前，用匕首对着齐桓公说：“要么归还侵地，要么你我同归于尽”。面对匕首，桓公只好答应要求；但回到齐国后，便想反悔。管仲进言道：“匹夫约言，尚不失信，而况君乎！”桓公只得听言归还了侵地。消息传开，天下诸侯都称赞齐桓公讲信义，两年后，共推他为盟主。这样，在管仲的辅佐下，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春秋时代的最大霸业。
管仲把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按职业划地而居，士、工、商居于“国”即城市之中，农居于“鄙”即农村之中。具体地说，士居“闲燕”，工居“官府”，商居“市井”，农居五属，每属为十县，这就是所谓的“叁其国而伍其鄙”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样四民分业而居，不仅便于国家管理，而且有利于各业本身的发展。如“处工就官府”，便于官府监督；他们集中居于城市，便于技术信息交流。
管仲生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时期，当时社会分工已经产生，并且越来越细化，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将这种社会分工概括为士、农、工、商四大类。管仲第一个作此划分，为其后两千多年所沿用。
管仲主张寓兵于民，耕战结合，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如“国”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轨”同时又是军事组织的“伍”，“里”是“小戎”，“连”是“卒”，“乡”是“旅“。如此军民同轨，开民兵之先河。
管仲十分重视“进贤”即推举贤才的工作，他规定不论是豪门贵族，还是士农工商，只要“秀出于众”，都可被举荐，甚至可“升以为上卿之赞”。他还主张派人到列国收罗人才，以为齐用。管仲的这种“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的思想，突破了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甚至比其后的孔子之“尊尊亲亲”的“举贤才”要进步得多。
一方面是任贤，另一方面是明法。管仲主张赏善罚罪，严格执行法律。如对不能进贤者处以“蔽贤”罪，对不能退恶者处以“下比”罪。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分税政策，他说：“相地而衰征，则农不移”。即应按土地等级征税，这样，赋税公平合理，农民可安心务农。为了便于计算产量和田赋，管仲还实行均地之法，将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土地按一定尺度互相折合，使“陆、阜、陵、槿、井、田、畴均，则民不撼”。
孔子曾提出：“因民之所利，利之”。孟子曾提出：“无夺农时”。不过，这些思想均源于比他们更早的管仲。管子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可见，管仲主张顺应时节，不滥加徭役，不乱伐乱捕，从而促进生产发展。
管仲的上述富国强兵思想，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诸侯列国为齐国的崛起所震撼，纷纷采取新政，效法管仲。
范蠡，春秋末楚国人，曾为越国大夫。越国被吴国打败后；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一举灭吴。后因越王猜忌功臣，他遂去齐国，为相。不久，又弃官而去，定居隐地（今山东定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白圭，战国初洛邑（今河南洛阳）人，曾为魏文侯之相。他重视商业经营，主张兴办水利、减轻租赋，遂闻名于诸侯，亦被后世尊为商祖。
范蠡、白圭同为商家百世先师，其经营思想载于《史记·货殖列传》之中。
范蠡在灭吴复国之后，曾喟然叹道：“计然之策七，赵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他弃官经商，“遂至巨万。”计然，字文子，一说他是范蠡的老师，另说他就是越大夫文种。根据《货殖列传》，计然之策以及陶朱公的经营决策思想为：
因为“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岁星处在金位，是丰年；处在水位，是荒年；处在木位，有饥荒；处在火位，有旱灾。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饥荒），所以要根据时用而修备，即在丰年时购粮储备，在歉收时抛售牟利，从而赚取差价。计然还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意思是，天旱时应造舟船，以便水灾时及时售出；水灾时应造车子，以便天旱时尽快占领车子市场。即经营者应当有较远市场预见能力，克服短期行为，以便在需求改变后能尽快地占领市场。
谷物的价格应“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农民卖给商人的粮食价格不应高于市场价的80%，不应低于30%，这样，“农末（“末”指商业）俱利”；否则，若谷价太贵，则影响商业，“九十病末”，而“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所以，国家应吞吐物资，调节供求，对物价加以合理的限制，以保护农商两方面的利益。范蠡计然由此称：“平粜齐物（意即吞吐谷物，平抑物价），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计然强调“积著”（囤积货物）、“以物相贸易”，并且提出要“务完物”即保证商品的高质量。
计然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根据市场供求的多少，可以判断物价的涨落；并且，物极必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不可“居贵”不可贪高价而迟迟不抛售货物。在这里，计然实际上看到了供求规律的作用。
当价格贵到一定程度时，应把商品当作粪土一样抛出；“贵出如粪土”；当价格便宜到一定程度时，应像对待珠玉一样收购廉价商品，“贱取如珠玉”。切不可贪贵而守货，也不可因贱而等待。
计然主张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这样，在一定的时间内可经手更多的货物，同量的资金可产生更多的利润。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白圭的经营观——掌握商机，不与人趋。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因此，他认为经商者要有“智”、“勇”、“仁”、“强”（坚忍不拔，耐心等待）的人格，“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迅速行动，不失良机。
一般人经商总是缺乏远见，好赶时髦，而白圭能从天时变化预测丰歉从而掌握商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今，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当太阴在卯位时，将是丰年；第二年年景不好。到午位时，将出现干旱；第二年年景好。到酉位时，将会是丰；第二年年景不好。到子位时，将出现大旱；第二年年景好，不雨水。经过十二年太阴再出现在卯位时，积贮的粮食将按年成倍增加）。如此三年一个小周期，十二年一个大周期，白圭所做的便是根据时节，趁“岁熟”农民急于卖出粮食时“取谷”（收购进来），这样，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对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利。
白圭还奉行薄利多销、给农民提供优良品种的经营原则。他取“下谷”（下等品谷物）“上种”（上等的种子）而“长钱”，并增加粮食供应，反应了一代商祖的优秀品质。
尤其令后人称道的是，白圭虽成了巨富，但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成为后世商人学习的榜样。
范蠡、白圭作为商祖，其经营思想具有共通的内核，即注重“时断”——预测市场、把握商机；“智断”——选准经营对象，讲究取予之道。此外，他们都反对投机居奇，强调商业道德，富而济人。这此思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司马迁是著名的史学家。公元前 99年，抗匈奴名将李陵兵败被俘，司马迁为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后改腐刑。司马迁虽倍受屈辱，但他发愤著述，终于完成“史家之绝唱”——《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经济管理作了详细的记述和探讨。有人认为，司马迁堪称为市场经济的鼻祖。尽管这是皮相之论，但由此可见，其学说的确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司马迁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此动力便是人们天生的求利求富的欲望。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军士“不避汤火之难”，奸人“不避法禁”，歌女“不择老少”，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以及农工商贾从事各项活动，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奔富厚”。由此，司马迁得出结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认为，整个社会的经济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而会自动地运转，趋于平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因此应当采用放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听之任之，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形成商品而流通)，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次一等的办法是教育、劝诫，再次一等的办法是强制、干预，而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最为不利)。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可分为农、虞、工、商四个领域，“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这些领域中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是正当的、合理的：“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贤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因此，他反对国家对财富分配进行调控，认为那是违背“物之理”的。
不过，对于那些通过非法、不正当途径致富的，则应“严削”以“齐之”。司马迁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从事农业致富为上，从事工商业致富为次等，从事“弄法犯奸而富”可耻)。
司马迁说，“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商品价格贱时，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变贵，商品价格贵时，就会导致价格下跌，从而变贱)，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不必加以干预。他对当时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法——“平准”、“均输”不甚苟同，认为正是“诸官各自市，相与争”，才引起了物价的“腾跃”。
司马迁考察了各行业的获利水平，“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无论是经营“牧马二百蹄”，还是种“千亩亩钟之田”，都可获得相当于二十万钱的收入。由此，他得出结论：“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盈利不到十分之二的行业，就不是我们说的生财之业)，所以，应当把20％的利润率作为投资、经营的低限。
一且投资成功以后，应当如何守财呢?司马迁将“守财之道”概括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致富要从工商业入手，获得财富后购买土地，则可保住自己的财产。
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他还采用大量的事例加以说明：秦国破赵后，强迫赵国人卓氏等迁蜀，其他人都贿赂官吏，要求迁到近处，而卓氏反而请求远迁到临邛，到临邛后，他经营铁矿，成为滇蜀首富。吴楚七国叛乱时；列侯、封侯向富商借贷，因其封地战事未决，无人肯贷，只有无盐氏看准了机会，拿出千金出贷，利息是本金的十倍，等到吴楚之乱平定后，他囊括了关中地区财富的一半。
司马迁对这类“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之术推崇倍至，认为它是“智”和“勇”的结合。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大致与孔子同时。他原是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因陈国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改姓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又被齐国国君赐姓为孙。公无前532年；齐国产生内乱，孙武逃到了吴国。后来，经伍子胥的推荐，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吴王读罢《兵法》虽赞不绝口，但也怀疑作者是否只是一个理论天才，于是，他召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练。
孙武将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命吴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称为左姬右姬；又设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令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镰刀戟，列于阵前，以壮军容。宫女们一个个身披甲骨，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嬉笑不止。孙武于是当众宣布军法：一不许行列不整，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军令；然后他亲自教习了“前”“后”“左”“右”“坐”“起”等项“约束”，并三令五申之。演练开始，击鼓宣令“右”，宫女们掩口嬉笑，行列参差不齐，孙武说：“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于是他再申前令。鼓吏又击鼓宣令“左”，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叫道：“执法者何在？”执法者前跪。孙子大声道：“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但现已三令五申，士兵仍不听令，这是士兵的罪过。按军法当如何处置?”执法者答：“当斩！”孙子喝令：“士不尽诛，罪在队长。将左右二姬斩首示众！”力士们不敢违令，便将二姬绑缚；吴王在台上观看操演，忽见斩爱姬，大为惊骇，让大臣伯pi持符驰救。孙子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于军前。宫女们见状，无不大惊失色。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并申令击鼓，女卒们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毫发不差，寂然无声。于是，孙子向吴王汇报道：“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孙子练兵，闻名后世。它说明，任何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它就会失去凝聚力和行动力；只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才能破坚克难，无往而不胜。孙武连被污为“小人”的女子都可练成“赴汤蹈火”的士兵，更何况男子汉呢！吴王不得不承认其“通天御地之才”。孙武于是被封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伐楚。
伍子胥请教如何伐楚?孙子说：凡用兵，先除内患，后可外征。现吴王之政敌掩余在徐国，烛庸在钟吾，随时准备叛乱，因此必须先将之除掉，伐楚才无后顾之忧。于是，吴国派兵擒杀了掩余、烛庸，并灭掉了徐国和钟吾。可此时，孙武仍不主张贸然兴兵，他认为我方民力疲惫，敌方士气未消，因此必须积蓄力量，待机而起，他派部队反复袭扰楚国边境达六年之久，使楚国兵疲而力惰。公元前506年，楚之属国蔡国反楚，向吴求救，孙武趁机兴兵六万，杀向楚国。吴兵擅长水战，但逆水行舟，速度太慢，达不到快速机动，出其不意之效。于是，孙武下令舍舟登陆，千里直趋汉阳。楚将听说吴军舍长取短，大笑孙武徒有虚名。孙子兵至大别山，先派敢死队员三百名，击败楚军先锋，然后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趁敌军夜间劫营大破楚营。楚之主帅子常只身逃脱。在进攻郢都、纪南城时，孙武引漳江之水灌入城中，楚王弃城而逃。这是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借水歼敌之先例。
大败强楚不久，孙武退隐归山，不知所终。据载，孙子还曾力劝伍子胥激流勇退，可惜未果，或许他已经预料到了伍子胥的下场、吴国灭亡的终局?未为可知。但不管情况如何，孙子的智慧谋略，已彪柄史册，千古流传。
古时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折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知胜之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应用于一般组织的管理，则从上可知，决定组织效能的因素有：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智、信、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