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树》教学设计:中科院整顿中的胡耀邦和陈景润

　　1975年7月，胡耀邦受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委托，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负责中科院的整顿工作。这时的中科院，由于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如1965年中科院已拥有106个研究所，基本上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但到1973年，中科院的直属研究所仅剩13个。其中，原技术科学部的变动更为惊人，原有的24个研究所，经过合并、撤销、下放，到1975年仅剩下6个，减少了75%。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单位，中科院的科研人员被视为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群体。“文革”中很多科学家受到迫害，科研人员被下放的，以及被劳动改造的，占科研队伍的绝大部分。由于“四人帮”宣扬文教科技界“黑线专政”论，搞科学研究就是走“白专”道路，使得中科院许多单位的科研工作思想被搞乱了，很多科研人员的科研权利被剥夺。

　　胡耀邦来到中科院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生产院、教育院，更不是土豆院、白菜院”。为了尽快在中科院树立起科研光荣的氛围和环境，胡耀邦到处讲话宣传这一思想。

　　挣扎于“文革”旋涡中的陈景润

　　在调查和宣传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中科院数学所的一名中年知识分子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

　　在当时的中科院，陈景润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1966年5月，第17期《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数学家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论文初步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即1+2”，这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该证明结果后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陈景润通过自己刻苦钻研取得的这一成就，非但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鲜花和掌声，反而成为他走“白专”道路的一大“罪证”。造反派认为陈景润整天“不务正业”，研究一个连小孩子都懂得的“1+2=3”的问题，是典型的“寄生虫”，是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

　　就这样，整天遨游在数学王国、对政治不甚关心的陈景润，也不可幸免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

　　1966年8月20日，陈景润的恩师华罗庚被揪斗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参加在计算所南楼门口进行的批判大会，批判组要求包括陈景润在内的华罗庚的学生作一个联合发言，揭发华罗庚的“罪行”。由于陈景润不肯受中科院造反派摆布，拒绝揭发恩师的“罪行”，险遭造反派毒打和揪斗。逃过一劫的陈景润，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他把心中的委屈和愤怒，化成更大的动力，向“1+2”方向努力。但是，造反派不肯轻易放过这位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

　　1968年4月的一天，陈景润再次遭到中科院造反派的揪斗。揪斗结束后，在造反派将陈景润押往“专政队”的小房间的途中，陈景润突然感到绝望了：仅有的一点积蓄被没收了，书稿被毁掉了，自己唯一的奢望——安安静静搞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陈景润再也不想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了，一瞬间，他冲进房间，跳上桌子，推开窗子，一纵身从三楼跳了下去。万幸的是，他被楼下大树的树梢挡了一下，又是臀部先着地，只是受了外伤。后来，陈景润回忆起那段往事，连声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当时我躺在地上，思维都停止了，什么也看不清，我挣扎着四处寻摸跌

　　落的眼镜，只感到浑身疼痛，头晕恶心。”即使这样，造反派还是没有放过他，几个人挤过围观的群众，连拖带拽地将陈景润从地上拉起来，把他重新拖到楼上“专政队”的房间里。由于跳楼受到的伤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陈景润从那以后便时常感到头晕、恶心，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就是到了炎热的夏天也要披着棉衣。若干年之后，陈景润在北京医院的一次头部检查中，发现了病因，大夫说和那次跳楼不能没有联系。

　　“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为了落实中科院主要业务是搞科学研究的思想，胡耀邦决心在中科院树立陈景润这一颇有争议人物为典型。1975年9月20日下午，中科院召开“落实毛主席‘九六’批示”的干部大会。大会集中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中科院张峰去信批示的指示精神。胡耀邦在这天的讲话中，第一次当众提到了数学所的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对陈景润不是还有争论吗？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胡耀邦介绍说：“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解析数论的书，第十一章就叫做‘陈氏定理’。”“当然陈景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是决不能含糊的。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

　　这是胡耀邦进入中科院后，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谈到陈景润，并旗帜鲜明地树立起陈景润这个所谓走“白专修正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话让科研工作者明白，只有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做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合格”者。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了胡耀邦、李昌等汇报中科院工作和讨论《科学院汇报提纲》。胡耀邦在汇报时，向邓小平介绍了陈景润的基本情况，并讲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一直不予解决。邓小平一听就火了，说：“什么白专典型，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可以帮助解决。”接着，邓小平又讲：“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有水平，他会数学，就是白专，有一点有什么！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

　　这次会议后没几天，即10月5日，胡耀邦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座谈了解情况时，更加大张旗鼓地提出：“所有搞业务的共产党员，业务非搞上去不可。今后2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台风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为改善陈景润的生活条件，胡耀邦动了气，发了火　　

　　1975年10月5日，胡耀邦特地向数学所领导询问了陈景润的生活境况和健康状况。胡耀邦还带人亲自视察了陈景润6平方米小房间的所在地——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说是单身宿舍，实际是中科院数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等几个所共用的一座五层的筒子楼。每层楼道两旁摆满了炉子，整栋楼显得拥挤而狭小。胡耀邦看了这种状况，急得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胡耀邦向中科院的负责同志提出要好好改善科技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尤其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好让这位数学天才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但是，在那个派系纷争不断、什么事情都讲究论资排辈的年代，尽管陈景润在数论方面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人们可以给予他廉价的褒扬和赞美，但是一涉及具体问题，就不免落入了俗套和世俗之中。按照当时所里的规定，陈景润是个单身汉，职称低，又不担任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的话，也只能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而且，即使帮助陈景润住集体宿舍这样的事情，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就这样，事情一直拖着没有解决。

　　后来，当胡耀邦再次来到数学所，再次询问起帮助陈景润改善住房条件的事情。当听说问题还没有解决时，胡耀邦有点火了：“为什么不能帮助陈景润解决一间好一点的房子？”

　　所里的领导回答说：“可以，只是按照所里的规定陈景润只能搬进四人一间的单身宿舍。”

　　“那就暂时搬进去吧。”

　　“可是这个要缴四人的住宿费，不知道陈景润是否同意。”所里的领导了解陈景润比较节俭，担心陈景润舍不得缴住宿费，或嫌住宿费过高而不肯搬进去。

　　胡耀邦又问：“每月住宿费多少钱？”

　　“两块钱。”

　　听到这，胡耀邦真的生气了。他在数学所的会议室里激动地走来走去，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声说：“你不收陈景润的房租不就得了。每个月两块钱，一年24块钱，10年也仅仅是240块钱，帮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陈景润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看这钱花得值！”

　　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真正懂得陈景润的价值，也不懂得保护陈景润健康的意义，甚至他们对胡耀邦一次次褒扬和关心陈景润的行为也感到不理解。在他们眼中，陈景润还是那个整日研究诸如“1+2=3”无聊题目的“寄生虫”，是坚持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

　　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最后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阳的房间，距离陈景润原来6平方米的小屋也很近。当把这个情况通知给陈景润的时候，陈景润的第一个反应是：“谢谢领导，我现在的住房已经很好了，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这样，陈景润仍旧居住在那个仅有6平方米大小的宿舍里。苦惯了的陈景润并不觉得这种简陋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让他安静地搞自己心爱的数论研究，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当然，陈景润也知道胡耀邦帮他解决住房问题的消息。对此，陈景润始终心存感激之情。

　　陈景润拒绝在揭发批判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材料上签名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被“四人帮”诬陷为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是搞“资产阶级右倾翻案”，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下来。同样，胡耀邦在中科院的整顿工作也被迫中断。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中再次被打倒。胡耀邦、李昌等人在中科院遭到围攻和批判。

　　为了达到将邓小平、胡耀邦彻底批倒、批臭的目的，中科院的造反派想利用陈景润来揭发和批判胡耀邦，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76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早晨，陈景润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外语广播，电台正播送“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对于“右倾翻案风”和“奇谈怪论”，陈景润不知为何物，也不想关心这些事。正当他准备调换频道，收听外语广播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陈景润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平时几乎是没人来串门的，这是谁在敲门呢？陈景润小心地把门打开，看到门外站着一位陌生人。来人“循循善诱”式地对陈景润说：“陈景润，最近看大字报了吗？”

　　“没有。”

　　陌生人坐下来：“现在外面正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你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揭发嘛。胡耀邦、邓小平他们一直对你很关心。他们说过，你是白专，对白专要关心和爱护，应该赞扬。你应该写一写这些在报纸上发表，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实。”

　　长年累月的政治斗争，使本来真诚、单纯的陈景润也变得对政治敏感、谨慎了。听了来人的话，陈景润拿起手中的书，把脸背过去：“我没见过他们，也没听过他们这样说过，再说我也不会写这些东西。”

　　来人原以为陈景润是一个薄弱的突破口，却没想到碰了软钉子。他并不甘心，进一步走到陈景润面前，把事先写好的一份揭发批判邓小平、胡耀邦、李昌等人的材料拿了出来，放在陈景润的面前：“不会写没关系，你在这份材料上签个字就可以啦。”

　　陈景润看了看，断然拒绝：“那不好吧，我不能在这上面签字。”来人尴尬地笑笑说：“陈景润同志，你不要不相信我，我们写的这些可都是有根据的。”说着，来人从包里拿出两本批判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书让陈景润看。书中确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一些讲话。陈景润看了看，仍然坚持说：“反正我没听见过他们讲这些话。”之后，任凭来人如何“诱导”，陈景润始终一言不发。无奈之下，陌生人只好悻悻地退了出去。

　　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放过陈景润。不久，陈景润突然接到一个通知：“科学院要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就是你。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谈一谈，讲一讲你怎么受了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了白专道路，对大家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我不会讲。报纸上、杂志上有的是材料，这又不是证明数学定理，再说没见过的事情我怎么讲？”

　　中科院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如期举行，陈景润没有到会。

　　几个月后，即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四人帮”气焰更加嚣张，掀起了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新一轮的批判大潮。中科院的“好心人”又开始点拨陈景润：“你应该给江青写封信，写了信，你的处境就会好多了。”陈景润回答说：“我不认识她，给她写信做什么？”“好心人”摇摇头说：“别人写信，江青可能不看，你大名鼎鼎的陈景润写的信，她一定会看的。”陈景润坚持说：“我没什么要求跟她讲。”

　　后来，陈景润对其恩师方德植说：“当时，有人非要我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胡耀邦，多次的逼迫，使我曾三次企图自杀，以死抗之，他们最后也没办法。”

　　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