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元活血丸多少钱一盒:汉 语 发 展 中 的 怪 异 现 象

语言是为了交际的需要而创造出来并在交流中逐步发展的。正因为如此，它和文字的创造、发展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某种事物以哪个概念作为它的“外壳”；这个概念以什麽样的声音来表示；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个概念的音、形、义在交际中的位置和作用等等，经过一番的“约”“俗”之后而“定”“成”。于是，构成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在处于相对运动之中。通常是，语音愈来愈为优美动听；语法越来越为严密完善；词汇益发变得丰富多彩。汉字是汉民族语言的记录，它的发展变化也大抵经历着这样的过程。

文章有“文字频改，工夫自出”①的说法，这是普遍规律。但也有所谓弄巧反拙“愈改愈不如前者”②的。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语言发展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为数不多而又扩散很快的例子说明，某些词语在约定俗成之后，忽而折向不正确的方向，而“或以音讹，或以文变”③，错误的用法竟然为社会接受下来成为正确的；本来正确的，相反地却被人遗忘，甚或反而成了谬误。《文心雕龙》所说的“字似潜移”就是其中的一种。例如“衙门”一词，旧时官府本作“牙门”。据《南部新书》所载，军队驻地前竖的大旗叫做“牙旗”，部队发布命令都是在牙旗下面进行的。这一点与官府公堂差遣办事员极为相似，且因当时时俗崇尚武功，故将公府称为“牙门”，后来“牙”讹变为“衙”。这是因音、义而讹变的例子。

这种非正常情况下的变化，笔者暂拟妄称其为“讹变”。据笔者所辑，这种讹变有音讹、形讹和义讹。

因字形相似错写而讹传的称为形讹。《吕氏春秋·察传》记载的“晋师三豕涉河”的故实，可视为形讹的先例。古字“己”写作“  ”，与“三”相似；“亥”（  ）“豕”（  ）也是相似，所以“晋国部队己亥（日）过河”，误成“晋国部队三头小猪过河”。这只不过是故实而已。薛雪的《一瓢诗话》引述曾紘论陶（渊明）诗《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形天舞干戚”句，竟是“形夭舞千岁”之讹，是离奇亦不离奇。形讹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荀子·劝学》中的“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句中的梧鼠是什麽东西呢，不知就里者是无法理解的。原来“梧”本作“鼫”，经过两次的讹变才成为“梧”的。“鼫”，音石（shi），即所谓五技鼠。此鼠的五技是能飞、能缘（爬行），能游，能穴（挖洞），能走，而“飞”不能过屋；“缘”不能穷木；“游”不能度谷；“穴”不能掩身；“走”不能先人。后来这个“鼫”讹写为“鼯”，最后又音讹为“梧”。据载，《尚书·大传》的“别风淮雨”却是《帝王世纪》列风淫雨的形讹（见《文心雕龙》卷八）。成语“目不识丁”，据《汉语成语小词典》，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缩印本《辞海》“目不识丁”条和“不识一丁”条均引用《旧唐书·张延赏传附张弘靖传》的例句，《辞源》还以文天祥《不睡》诗为例，注称“亦作眼不识丁。”上述工具书大都提到它的原形是“目不识个”，意思是连一个字都不认得。因古篆文的“个”与“丁”的形似，在传抄时把“个”抄成了“丁”而讹传。唯《汉语大词典》的“目不识书”条注云“参见目不识丁”；“不识一丁”条下是举明·焦竤《焦氏笔乘·不识一丁》的例子与各书所说不甚一样：苻坚臣下姜平子赋诗，诗内有丁。姜对苻说，直而不屈，是屈者不正之物。焦氏议之曰，若直下不屈，乃古之下字也。讥笑他们真正是不识一丁。“唾手可得”意思是唾沫吐在手上，准备动手而还没有出手之时就得到了，形容得手极为容易。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但遣一二慎将，付锐兵十万，翔旒云辎，唾手可取”。到了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58回里却成了“垂手可得”，手还没有任何动作就得到了。一“唾”一“垂”，前者读tuo，还有个口字旁，后者读cui；前者为名词（唾沫）或动词（“唾”的动作：吐），后者为动词。这一讹变，音形义兼而有之。把“唾手可得”写成“垂手可得”，以前被认为是典型的“白字先生”。《六用成语词典》却说后者是从前者脱胎而来、新生的一个成语。据查，除1972年7月第三次修订本《汉语成语小词典》、1978年2月商务印书馆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两书兼收“垂手而得”外，其余各书均不收“垂手而得”“垂手可得”，只收“唾手”“唾掌”。

有趣的是，一些至今仍在使用的词和成语竟是在人们不易察觉之中讹传下来的。在这个变化中有的还保留原义；有的则赋予新义。成语“枕石漱流”用来形容隐居者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状。晋代少年时的孙

楚错说成“枕流漱石”。躺在水流上，拿硬邦邦的石头来漱口，无论怎麽样说也不舒服。何况石头怎麽能拿来漱口呢。这麽明显的谬误，孙楚竟然强词夺理地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似乎还有很深的哲理。《世说新语·排调》只是记述这件轶事而已，并没有议论它的是非曲直，更没有对其加以肯定。后人也没有使用“枕流漱石”这个“成语”。《汉语成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

典》中“枕流漱石” “枕石漱流”都没有收。《辞源》虽然兼收，但不说它的用法。奇怪的是，1979年版

《辞海》不收“枕流漱石”，却收“漱石枕流”，注云：后以“漱石枕流”或“枕流漱石”指士大夫的隐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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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②车若水《脚气集》

③刘勰《文心雕龙》卷八

活。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亦如是说。《汉语大词典》“枕流漱石”下注“后以喻指隐居山林的生活”，举明·王錂《春芜记·访友》“枕流漱石吾堪老”及清褚人穫《坚瓠广集·刘时卿语》“枕流漱石不为枯”作为例证。又说参见“枕石漱流”。其实这不过是孙子荆（楚）年少无知的口误，却讹传了下来。“每下愈况”，可能是不好理解而把词序也颠倒了，成为“每况愈下”；皇帝下的命令，称为“敕令”，方术之士将其用于表示神灵的意愿，在“不可抗拒”“非得服从”这个基本意义上讹为“勒令”。文化大革命之时，“革命群众”对“牛鬼蛇神”的告知，使用频率极高，几乎是铺天盖地。“棘手”一词本是刺手、扎手，比喻事情难办。现在有讹为辣手的可能。“棘手”和“辣手”是两个共存的词，后者释为“从事刚严猛烈者”“辣之严厉也”①。而目前的某些词典、字典却把“棘手，难办”作为它的第二个义项列出，为“棘手”向“辣手”的讹变提供了依据。60年代以前，“每况愈下”“勒令”“辣手”都被视为错误的写法、用法。成语“再接再厉”把它写成“再接再砺”的人，现在已经为数甚少。但“厉”的原形正是“砺”，指的是公鸡相斗之前在石上磨嘴（禽类的尖吻）。外语中，海产鱼类八目鳗的英语名lamprey是由中世纪拉丁语lamprede而来，而该词却系拉丁古语lampetre的误传。

义讹是词的原义讹变而另有新义。这种讹变又有音同形同义异、音同形义皆异和音同形义相近三种。它们都以音同为前提，实际上都是“别字”。古籍中美其名曰“通假”者多属此类。“空空如也”的“空空”，本是“悾悾”，出自《论语·子罕》。原意是很诚恳的样子。“也”，语助，无实际意义。现在却用来描述荡然无存的情状。“久假不归”，出自《孟子·尽心》，说的是东西被长期借用而没有归还原主，现在却把“假借”的“假”讹为“请假”的“假”，而误用于长期超假不回单位。两者词义相去甚远。60年代以前，这种误用被讥之为望文生义。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虽有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但似乎难于抵挡。这种情况通常以出现在大型电视连续剧的字幕上较多，几乎是每集都有，也许是电脑敲键之误，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别字。

音同而形异意异者，如“逃之夭夭”是“桃之夭夭”的“套用”。《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人笔下的桃树长得十分嫩绿，开着灼红的花。“夭夭”是嫩绿、茂密的形态，现在竟将“桃”换成了“逃”，用来说人或动物跑得无影无踪。另如作为姓氏的傅、萧，现已 讹变为付、肖。副职的“副”，被“付”取代。“一副”与“一付”混肴不清。姓氏的“余”与“多馀”的“馀”两个词性不同的词，合二而一已是合法化，就连电脑的输入法也已作了“区别对待”：合二而一的“余”在标准字库；而将“馀”放进并非常用的全拼字库，让你在使用时多费手脚。姓氏的“萧”写成“肖”虽尚未“合法”，但已通行。

有些成语本已约定俗成，有较为固定的书写形式，但或嫌拗口，或因用字冷僻，或忌词义深奥而走了原样。如“莫名其妙”写成“莫明其妙”；“根深柢固”写成“根深蒂固”；“斑驳陆离”写成“斑剥陆离”；“故步自封”写成“固步自封”。走样后的写法，词义也随之“走样”。“莫名”是无法说出，而“莫明”是不清楚、不了解；“柢”是植物的根，而“蒂”是植物的花或果柄；“驳”是颜色杂乱，而“剥”是年代久远而一块块脱落；“故”是旧的、原来的，“固”是本来有的。这种讹变，从字典、词典中尚可发现它们的痕迹。在《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只收“莫名其妙”“故步自封”，而“根深柢固”则以讹变后的“根深蒂固”为主，在这个词条释义后加以说明：“也作‘根深柢固’。”这就说《四角号码新词典》所持的态度十分明显。

改变字词形状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如“揠苗助长”讹为“拔苗助长”；“防萌杜渐”讹为“防微杜渐”。60年代以前尚视为错写误写的“拔”“微”，而现在却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报刊上；原来的“揠” “萌”倒反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错写误写，而来了一个颠倒。“谢主隆恩”之“隆恩”写成“龙恩”（电视连续剧《天下第一丑》第21集、《梦断紫禁城》第25集），把多指皇恩的“隆恩”之“隆”与“龙主”之“龙”因音同意近而混在一起。这里的“主”其实就是“龙”。另一种情况似乎也可归入此类。它是指某些期刊栏目或大小标题、广告用语利用谐音的方法产生链接关系，其意可能在于使语言更诙谐生动风趣一些。例如盖中盖（钙中之钙之意）、朴雪（补血）、朴欣（补锌）、克刻（克咳于立时之意）小儿止咳糖浆、某房地产商的广告“天赐良园”；某基金广告“有‘金’无险” 等。这种情况颇似修辞学上的飞白。笔者认为，电视是覆盖面很大的媒体，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对处在知识成长期的青少年，往往会起到误导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不宜提倡。纵要使用也得加上引号，例如良“园”, 说明此“园”非彼“缘”。“喂，你好吗”“聪明的妈妈会用锌(心)”这类广告的做法倒值得考虑。它随着喊声打出字幕，“喂”是“胃”；“心”是“锌”，同音双关。一般的招呼利

用谐音成了对胃的关照和呵护和表扬了妈妈的同时宣传了产品，两者又不相混淆。

有的词语因读音相近讹传得不留斧痕，而其本体与讹传后的说法，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章炳麟《新方言·释言》

如乐府辞名的相府莲之与想夫怜、杨婆儿之与杨叛儿；古曲名录要之与绿腰、六幺；酒名桑落之与索郎；地名下马陵之与虾蟆陵。他如梁实秋先生在《北平的街道》[载《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散文（1）》]所举豆腐巷之与多福巷；小脚胡同之与晓教胡同；劈柴胡同之与辟才胡同；裤子胡同之与库资胡同；羊尾巴胡同之与羊宜宝胡同；眼药胡同之与演乐胡同；王寡妇斜街之与王广福斜街等等。这一类讹变中最为突出而值得称道的是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著名诗作《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它是一个河滩名，在江西万安县境，为赣江十八滩中最险的一个滩。原名却是“黄公滩”。由“黄公滩”讹为“惶恐滩”不仅表现滩势的险恶，反映了船只通过此滩时人的畏惧心理，而更妙的还是它在诗中构成工整的对仗，刻划了诗人在“异族”侵入时国破家亡的复杂心情。唯其如此，这个讹变较之原词更富生命力。据资料所载，它系从苏轼误用后讹传下来的①。虽然是好，毕竟还是属于误传而来。

在非洲，新兴的海港城市阿比让这个地名，也是以讹传讹沿用至今的。十九世纪末，法国入侵者到了这个当时还只是一个村落的地方后，向当地老者打听这个地方的地名，那位老者不懂法语，以为来人问他干什麽去，就用埃布里耶语回答道：“阿布让（我割麦子去）”，这伙入侵者随口用老者的回答宣布该地为“阿比让”。

音同、形似而义近的讹变，这里提出一个有可能讹变的动词“度”与“渡”作为例证。“度”“渡”，都读作du，形体相似，词义中都有“由此及彼”的意思。“渡”是用船横过水面的引申。由于形、音、义三方面相同或相似，常常造成误用，并且还掩过了作家、编辑的耳目，致使“度过”与超过一定限度的“过度”；超过的“度”与事物由此及彼的中间阶段的“过渡”，这几组词绞扭在一起“纠缠不清”。试看：

邵杰装腔作势地：“……人生几何难逢的美景良辰，应该尽情渡过……”（张义生等《刑场上的婚礼》，载《电影文学》1979年5月号）

阿妹问阿哥，青春怎渡过？

青春献给党，灿烂红似火。（影片《特殊任务》主题歌字幕）

……各地邮局还给欢渡“成人节”的青年免费提供向亲友打长途电话报喜的便利。（乐绍延《二十周岁的节日》，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2月8日第5版）

坦桑尼亚的辛吉德县，属脆弱的半干旱环境，由于过渡放牧，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沙漠化。（《地理知识》1979年第3期封三说明）

影片《干枝梅》中的老师长在雪花纷飞的北国，同边防战士欢度春节时写的横批四个大字，赫赫然也是“欢渡春节”。师长的这个“讹”，已经传给了该片的编导。又如张贤亮的《灵与肉》中有这麽一段：

……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六0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果渡日。

小说原来刊于1980年第9期《朔方》，1980年12月号的《小说月报》转载。这就是说，“度日”的“度”，误写成“渡”，不仅瞒过了《朔方》的编辑，而且也得到《小说月报》编辑们的“查验放行”。又如：

     难道就让她在病房里渡过她的花样年华？（电视剧《血玲珑》第11集字幕）

也是如此这般。

字、词的误读沿袭下来便是音讹。属于这一类型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异读的误读，另一种是非异读的误读。两种误读，时间长了就发生讹变。

先看异读的误读。汉字中有一部分字，虽然形体相同，但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读音，如“商贾”的“贾”，“爱好”的“好”，“猜度”的“度”（还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度德量力”的“度”），“游说”的“说”等。如果不审音读为“商jia假”,“爱hao蚝”,“猜du镀”，“du（镀）君子之腹”，“游shuo(硕)”就是误读。据笔者所知，目前已经误读而成音讹的多数是使用频率较低的一些成语、姓氏、古人名、地名、民族名。发生误读的字，本身又是经常遇到，甚至是很“浅”的字。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容易用通常的读音去读它而不易察觉。一般来说，不认得的字，人们遇到它，往往会查查字典弄清楚。容易误读的字却是人们“认得”的字。例如“身无长物”的“长”，原读zhang(掌),现在多读chang（场）,“叶公好龙”的“叶”原读she,而现在普遍读为ye(（页）,“肯綮”“中肯”的“肯”原读kai（揩）,现读ken（恳）,“滑稽”的“滑”应读gu,（古），今读hua（华）。

非异读而误读指的是另一种情况。亦即人们根据形声字的规律“推而广之”，遇上某个字的读音不怎麽清楚之时，就“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方法来确定字的读音，结果造成误读。《陈涉起义》中

有个地名“酂”，河南永城县西有个“酂县”，这个“酂”应读cuo（搓）,却被读成zhan（站）[《辞海》注作zan（咱）,而且cuo、zan两音并存].湖南宁乡的“沩水”“沩山”，其“沩”应读作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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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蒲青《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1979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

②[清]王有光《吴下谚联》，1982年8月，中华书局

（贵）,但当地人都读为wei（为）,《辞海》竟没有gui的注音,注作wei。看来是受声符影响所致。清代梁晋竹在《两般秋雨龛随笔》“寻常音误”条中就列举了误读的地域名、人名、水名、姓氏，还有一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包括异读非异读的词50多个，并指出“寻常之字，本有专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信口讹传”，致使“伏腊金根，贻讥大雅；连蜷雌霓，见笑文人”。继之，黄协埙的《锄经书舍零墨》“广字音订譌”又在前书的基础上指出诸如朝鲜、忸怩、稽首、天毒、伍员、太行、伯乐等20个误读字和词。而陈蒲青先生对这种现象却提出了一个“名从主人”的原则①，言下之意是“主人”怎样读就怎样读。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允许以讹传讹的存在，拿正确的去迁就错误的。象这样读别字的情况较为普遍。笔者又稍举化学元素的名称读音为例。如溴，误读为chou(臭) ,应读xiu（休）;铬，误读为luo（烙）,应读ge（各）；氯，误读为lu (录)，应读lv(绿)；氙，误读为shan(山)，应读(xian)先；釓,误读为zha（扎）,应读ge（胳）；鈰,误读为shi（市）,应读pai（派）；铊,误读为tuo（驼）,应读te（特）。化学元素中很多都是唸声旁的，稍不注意，自然而然就容易“见边读边”。

笔者发现，市井语言、行业语言和以方音为基础的方言进入全民语言之时，就容易发生讹变。俗语“车夫子”是“车扶子”、“船家长”是“船驾掌”、“牵牛下井”是“牵牛下宑”讹传的结果②。例如老公老婆。《清稗类钞·广州方言》说“老”读作“鲁”，正式之夫、妻也。现在粤方言区说老公老婆已习以为常。“二奶”是“阿奶”（妾）的套用。广州方言称，“如有数妾依次序呼之，自二奶以至十奶也。”另有一种方言区自创的“方言字”，用方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去取代本字或另“造”一字，以及解放前生意人用的一些“简体”的“自造字”（也是音同或音近的“借字”），如粤方言区的“  到”的“  ”，刚刚；“车辆  行”的“  ”，因“万”在粤语中读man,与“曼”同音；“克枣”的“克”，“克”粤语读ha,“黑”“克”同音；“六豆”的“六”，粤语“六”“绿”同音；“酸吔”的“吔”（东西）。“靓仔”的“仔”，及不属音近而造的“孖仔”的“孖”，已被字典、词典乃至《辞海》收入。明清以来一些渔民使用的鱼类地方名、船网渔具名，也大量存在于史料笔记之中，如福建的《官井洋讨鱼秘诀》，甚至是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是如此，都有少量连字典词典甚至《辞海》都未收入的字。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如若不加注释则不知所云的“广味词”，先是在港片中的剧中人口中说出来，如今也“洇”在报章杂志等媒体上，并且不作注释，只加引号如“湿湿碎”“麻麻呆”（例见张君宝《广州之恋》，刊2002年第10期《中华传奇》）“搞掂”“埋单”（例见电视连续剧《血玲珑》第九集字幕）“搞定”（黄蓓佳《梦逍遥》刊《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6期）“买单”（《愤怒的蝴蝶第5集》、《女人不再沉默》第10集）等为是。“利市”是生意人讨吉之词。现在是红包的近（同）义词。“舌”与亏本的“蚀”音近，所以不说“猪舌”而说“猪利”。生意人之所忌也，这是行业禁忌语所致，两词之间扯不上有什麽联系。“回头客”

是妓院行业语，意为嫖客一度留髡后又复反（见杨海、徐君《妓女史》），现指

两次以上关照某一商家。“闭门羹”原义是在冯贽《云仙杂记》卷一里所说：

 “史凤，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从妓院行业语的妓女不接某客，一变而为《辞海》上说的“后泛指拒绝客人进屋”；再变而为所访之友已外出不遇，似乎与词义发展变化的引伸、扩大无关，只是词义的转移。

    民谚说“少见多怪”。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在讹变开始时毕竟还是少见的，待见多了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而不怪，甚至自己也跟着写、跟着用、跟着读，多次重复的谬误，倒真的会成为正确的。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有些事物的命名将错就错讹传下来，而当时的“错”，其实就反映了人们在认识水平上的局限。其中地名的误传，是由于不明真相而起。我国湖南新化锡矿山并不产锡而以产锑闻名，这是认锑为锡之故；马来西亚的霹雳州是驰名全球的锡矿带，而“霹雳”在马来西亚语中是银子的意思。这却又是认锡为银；北美格陵兰被称为北半球最大的“冰山工厂”，全岛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厚冰所覆盖，但英语的格陵兰是“绿色的土地”的意思思相反地，温泉处处的岛国—冰岛，它的名字却给人以寒彻肌骨的印象①。鱼类分类学中，人们把一些本不属于鱼类的动物也称之为鱼。《山海经》把“蚌”称为“蚌鱼”。这种混乱现象，就连在生物分类学上有着重大贡献的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也还未能彻底摆脱前人的羁绊。后人且莫错怪了他们。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把动物中的某些软体动物、棘皮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仍然称之为鳆鱼、鲍鱼、墨鱼、星鱼、鲎鱼、鲵鱼、鳄鱼、鲸鱼等。中国如此，连外国也如此。英语把蟹和虾叫cry-fish,海星叫starfish，水母叫jellyfish，乌贼cuttlefish，海豚叫blackfish.。词根都是fish（鱼）。分类学发展到了今天，已明知它的不对，也已无法为其正名。

有些时候对讹变的字、词，如果有谁指出不是这麽写，不是那样读，反而会引来非议，如“滑稽”

的“滑”，要是你说它读gu（古），别人会说你“白字先生”引为笑柄。作为姓氏的“费”，现在连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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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盛祖俊《将错就错的地名》，载1980年4月16日《羊城晚报》及《地理知识》1979

年第7期

费的人自己也说他姓fei（废）,否认姓mi（密）。广西百色的“百”连广西电台也读bai(百)，而不读bo(驳)。一种名叫“骰子”的赌具，“骰”，本应读tou,说不清原因而读为shai。过去曾指谪为用错的（如逃之夭夭）、读错的（如“获鹿”“屯留”的“获”“屯”），现在已为字典、词典，甚专门性的词典（如《汉语成语小词典》）名正言顺地收载，或以误读注音，或为《本国地名审音表》订正规范。还有就是当某些词语，特别是古词语（如王力先生曾指出过的“弥留之际”“螟蛉之子”等）的音、形、义还处于“不求甚解”的朦胧状态，使用错了不为社会重视得到及时纠正，一旦讹传下来就不胫而走，当成正确的或允许的形态接受下来。另外，还有一些人为过去被视为文理不通或与逻辑不合的词组，如“打扫卫生”“恢复疲劳”“庆祝国庆”（最为严重的是，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1日新闻联播报道我驻美使馆庆祝活动现场的横额也是如此）“凯旋归来”(电视连续剧《天上人间》

第22集两次以上对白、某电视台新闻夜班予祝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某代表团)等的

存在作合理性的辩解，认为它们既能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就不必去纠正它。更

有一些为了简约而生拼硬造的词语运用（这种情况以流行歌曲的歌词较为常见）、不正确的词性跨类使用，如误将形容词当动词的“坚固牙齿”（某种牙膏的电视广告）；动词当形容词，如“更加滋润、呵护”（某香皂文字广告）。又如名词当形容词的的“很男人”（电视连续剧《暴风法庭》第12集）、挺男人（电视连续剧《欲望的漩涡》第5集），“很营养”（某种牛奶的电视广告）。“很骨头”（汪渺《诗六首·蚂蚁搬倒泰山》，刊《十月》2003年第4期）、“很文学”（夏志强《家丑》，刊《当代》2003年第4期）他如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带上宾语，动宾不相配合，如“酝酿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陈启文《白得耀眼的时间》刊《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情绪”如何“酝酿”；还有近义词不加辨析的使用，诸如此类的现象并非少见，可以说与这种观点不无关系。

从上面所举的八目鳗的例子，笔者妄作推论，语言文字发展中的这种讹传，致使发生不正常变化的情况，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可能存在。必需说明的是，它区别于修辞学上那种明知其错而故意仿效的“飞白”修辞格，而且，本文也只是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供语言学界研究和讨论时参考而已。讹变之说更是胡诌乱道。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在汉语发展过程中，这种怪异现象，无论从语言学词义的变迁，亦或从词的内部变化规律等方面来解释都是困难的。“挖墙脚”是暗挑友人之妓。“在北方称割靴，南方谓剪边。”（徐君、杨梅《妓女史》，1995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见《清稗类钞·广州方言》）属行业词。后来用于“使用破坏手段让集体或个人垮台”（《四角号码新词典》）或“比喻从根本上损害别人”（《汉语大词典》）已成定局。《辞源》及1979年、1989年乃至1999年《辞海》均不收这个词条。如今还把宰杀后猪牛的外壳的“胴体”用来描述女性光滑白皙的裸体；把明代妓家流行术语别狎妓女的“跳槽”用于流动型的自主择业。这种带有污辱性的词义转变，运用上述语言学的理论去说明，显然是难于办到的。笔者认为，应视为语言使用上整体水平的下降，语言发展的正常通道发生了扭曲。虽说它并非语言发展的主流，但也值得引起社会的关注。诚然，如果在某些已经发生讹变的情况下去做“纠正”，那将是事倍功半，或许还是徒劳的。问题是，要在讹变之前防患于未然。1951年6月，《人民日报》曾在语言使用方面发过专题社论，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大声疾呼，接着来了一个为语言的健康而斗争的高潮，收到良好的效果，造福于一代。现在如果能象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举国一致，把它作为提高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建设这一高度去认识，去认真对待，去抓去管，与此同时，又有一批专业工作者如当年的吕叔湘、朱德熙、徐世荣、周祖谟、张志公等先生，编写一些如《语法修辞讲话》《容易读错的字》等语文方面的普及读物，社会上有强大的舆论，又能在行动上大张旗鼓、持续不断地向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现象发动攻势，经过全民族，包括老一辈、中年一辈、青少年一辈的努力，如此令人堪忧的趋势总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当然，相比之下，这种努力，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同志肩负着更为艰苦的历史重任。

*本文有几个例证引自宋文洪先生的《文洪杂笔》（2003年3月，香港新风出版社）特加说明，并向宋先生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