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蒌种植前景: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4/29 20:52:31

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2006-04-29 12:43:12) 分类：学术探索

缅怀80年代之一：政治解冻下的身份焦虑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的社会组织的剧烈变化，构成了当代流氓话语诞生的重大语境。鉴于政治结构的全面调整，旧的婚姻结构率先发生剧变。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离婚大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全面爆发，都市家庭被这种身份变更所深刻摇撼。在文革中丧失了城市户籍身份的知识青年，开始踏上返回故里的感伤旅途，他们像洪水一样重新涌入城市，并触发了关于住房、就业和再教育等一系列尖锐的身份冲突。而那些在文革间作了良好英语储备的学生，则在海外亲友资助下纷纷留学欧美，西方使领馆的门前，每天都簇拥着等待签证的表情焦急的人群。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机场里，到处是家属与留洋者热烈道别的动人场景。随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所有城市都卷入了空间扩张的浪潮，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至今没有消退的迹象。这种城市化引发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后果：一方面城市基本建设需要大量民工，而城市居民本身无法应对这种职业需求，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那些临近城市的优质土地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制和廉价的征用，从而导致大批农民的破产、转业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为了增加劳力，大部分农业家庭都罔顾“计划生育”的限制，竭力繁殖后代，制造大量无法纳入户籍的隐形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危机。这是对中国农业社会根基的严重摧毁。数亿农民的土地身份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崩溃。正是城市的扩张和乡村土地的匮乏，从两个不同的向度逼迫农业人口向沿海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等）迁徙，出现了与现行户籍制度冲突的大规模“盲流”，成千上万的内地（主要是安徽、四川和江西等省份）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田地耕作，利用火车和轮船等廉价交通工具，大批涌入沿海城市，自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运动。由农民发起的浩大的土地离弃运动，以及知青的回城运动、学生的出国留学运动、新兴城市（如深圳和珠海等）的崛起引发的城市人口迁徙运动，社会政治角色的转换引发的婚姻变故等等，不仅显示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坚固的身份板块秩序中松动出来，变得混乱和富有活力，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游民运动。这是国家身份地理学的壮观的图景：被家庭、土地、户籍和祖国所束缚的人民，现在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他们流走和泛滥在大地的表面，仿佛是一些被解冻的河流。它们最终凝结成了新流氓社会的辽阔版图。 身份焦虑 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流走导致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身份焦虑”。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那里去？这些问题突然间成为生存的首要问题。人丧失了原先的身份，同时又没有及时获得新的身份，这种身份缺失就是流氓社会的基本症候。
由此导致的身份确认随即变得异常迫切起来，仿佛是一场个人及其群体命运的紧张角逐。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在身份、角色和话语的全面转型中，也就是在一个身份（角色、话语）向另一个身份（角色、话语）过渡的进程里，基于某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人的流氓性不可阻挡地显现了出来。毫无疑问，人首先是他自己的灵魂的流氓，而后才是他的“在所”的流氓。在人性解放的黎明，随着乌托邦信仰的瓦解，流氓精神和各种边缘意识形态一起悄然复苏了。它起初是一种空间反叛（土地、单位、家庭、祖国等等）的愿望，继而泛化和推进为时间（历史）的反叛。这种内在的欲望需要一种表述的话语。从1977年到1980年，裸露的流氓精神一直在四处寻找着它的外衣。旧的流氓话语被历史腐蚀了，变得臭气熏天，而新的话语始终下落不明。 1981年中国与朝鲜队的角逐，引发了最初的足球暴乱。而同年第12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上中国与科威特的足球之战，更是在沿海城市引爆大规模骚乱。大学生先是在校园里焚烧棉被、床板和砸暖水瓶庆贺，继而上街游行，拦截过往车辆，堵截交通，演变成一场街头骚乱1。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负于香港队，再度引发了被记者称之为“黑色星期五”的骚乱事件，大批失望的球迷当天夜晚簇拥在球场的周围，堵住大门，继而冲上街头寻衅，狂热袭击西方使馆区并毁坏车辆，引发了严重的外交事件2。从此，足球流氓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足球民族主义”的涌现，是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民族主义自我测定的一种古怪方式。八十年代开始，刚刚开始现代化的中国面临新的全球定位，也就是重新研判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指望中国能够迅速上升为亚洲第一强国。上述种族焦虑是个人身份焦虑的外化和延伸，它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足球竞赛中获得了投射。球赛已超越了体育领域，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力量角逐的阔大象征。这种“足球民族主义”后来固化为中国新文化的坚硬传统。
流氓主义在此重新招回了传统的肢体暴力。在新流氓话语缺席的情形下，旧的暴力话语卷土重来，成为人民进行民族主义书写的基本方式。不仅如此，它还被笼罩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光辉之中。这无疑是暴力与道德传统亲密结合的一个最新动向。

梁硕《城市农民》（现陈放于上海美术馆大门） 黑夜流氓主义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流氓化运动总是在黑夜里趋于激烈。那些涌入都市的成千上万的民工，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建造每一片楼宇，却无法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严厉的户籍制度注定了他们是永久的“盲流”，甚至无法成为都市的草根阶层。为了谋生，他们漂浮在城市各个街区或各个城市之间，一方面为城市“添砖加瓦”，一方面充满着难以言喻的仇恨。他们白天是城市的建设者，而在夜晚则成了它的破坏者，许多人大肆拆卸和偷盗各种可以倒卖的“废铜烂铁”，从电缆、铁栅栏门到阴沟盖子，这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蓄意的挑战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终止这种漂泊的苦难，相反，它加剧了前农夫的身份绝望。民工们这种工匠和盗贼的双重脸孔，以及白昼和黑夜的精神分裂，暗示了一种“黑夜流氓社会”的涌现。这种流氓社会属于夜晚，也就是属于未能被希望照耀的国度。 “黑夜流氓社会”不仅侵占了城市，而且蔓延到了广大乡村地区。那些留下来继续与土地为伍的农民，在白昼里辛勤地耕作，俨然良民模样，保持着用体力换取口粮的传统信念，而在夜晚集体出动，到公路上挖坑设陷、拦路抢劫。省级公路和国家级公路上到处是这样的夜袭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流氓地图上留下了无数个肮脏的印记4。这种景象是以往的毛式集权主义时代所无法想象的。黑夜不仅掩蔽了流氓的面容，而且捍卫了他们向国家主义复仇的权利。
人民和流氓的同一性，无疑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人民就是流氓的一个侧面，或者反过来说，流氓就是人民的那个隐藏起来的背面。白昼和黑夜瓜分了这两种人格。黑夜是流氓主义滋生的摇篮，在八十年代，黑夜语境不仅庇护了司法意义上的流氓，也在秘密滋养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流氓精神和话语。（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2003年））本文题图：赵波《作品No.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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