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在哪:身份转型理论之三：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

身份转型理论之三：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2006-09-09 14:30:18)   分类：学术探索  身份秩序的间歇性瓦解 尽管辨认系统的运作已经成为国家主义的日常功课，但身份秩序的瓦解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间歇性的瓦解像噩梦一样，紧紧追随着农业专制社会，并且每一次都释放出大批新生的流氓，改变了专制社会的僵硬面容。小说《忠义水浒传》的开头是一个出色的隐喻，暗示着这种周期性的“噩耗”：一个被称为“洪太尉”愚蠢的高级官员，出于好奇揭开地狱的封条，结果放出了一群被禁锢的魔鬼，他们投胎转世之后，成为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为宋王朝带来一场纠缠不休的噩梦。 这个被高度戏剧化的寓言，试图解释流氓诞生的内在机制。其中“封条”被撕破的隐喻是耐人寻味的，它暗示着用以约束和节制的某种戒律遭到了破坏，而流氓则据此获得反叛的契机。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也有类似的描述。唐僧揭开如五行山上的戒帖，释放了造反者齐天大圣。所幸的是后者没有成为唐王朝的灾星，而是充当了新秩序的皈依者。 人与土地的分离 身份的瓦解其实就是人的权利关系的崩溃，或者被某些学者称之为“脱序”。基于人口激增、灾变（人灾和天灾）、迁徙等原因，人被迫与他的土地发生了分离。其中那种被费正清称之为“内向型爆炸”的人口扩张16是最致命的，它意味着赖以为生的粮食来源的减少、争夺和丧失。破产的农民被迫离乡出走，开始了寻找新身份的苦难长征，以期获得新的土地和其他的生命资源。这种流走就是自我的流氓化进程。他们在承受了剧烈的颠覆之后，也转而成为颠覆者，并且还是制造流氓麦子的最广阔的田野。在传统中国，人与国家结合得越紧密，占有的土地就越多。在大多数情形下，经济权力就是政治与文化权力的最终指向。 我们已经看到，“民工现象”是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运动的一种当代表达。上亿过剩的农村人口主动放弃农耕方式“盲流”到大都市，成为都市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劳力。这无疑是对农业社会最严重的威胁。但传统的家庭理念在其间起了奇妙的护卫作用：民工把赚来的工资寄回家乡，以维系低成本的乡村家庭生计。这种由都市向农村的资产回流，支持了土地家园的基本存在。 毫无疑问，由于传统家庭的坚固纽带，大多数“民工”并未彻底背叛土地，而是在家庭（妻儿或父母）的纽带下保持了对土地的间接性触摸（春节触摸）。这触摸传导出经久不息的土地眷爱，民工藉此保存了他们隐藏在土地里的“根系”。这就是中国当代农村未因男性劳力的大规模出走而全面破产的原因。 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把土地交由妻子打理，或者转租他人，甚至任其荒废。而另一方面，因政府过度征地丧失土地的人口，在21世纪初也已经达到六千万以上，而流动人口则达到一亿四千万，加上大量“幽灵人口”，除去相交的部分，其总数至少应在两亿以上。与弃地而去的农民相比，他们是更为彻底的丧地者，被土地母亲所遗弃，成为四处漫走的游民，辗转在背叛了他们的土地上。 人与土地的这种肉身性剥离，就是中国农民的永久宿命。但在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分离也曾经大肆盛行。我们看到，徐霞客式的游者，保持着对“山水”的酷爱，却拒绝受到一个三度空间的羁绊。他们的信念在一个游动的四度空间（有时间维度的空间）里才能得到伸展。这就是由庄周奠基并由葛洪发展的道家精神，它最终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知性游民的存在，改变了流氓社会的人群成分，令其越出沉重的肉身痛苦层面，散发出智性的轻灵光辉。历史中到处散布着诸如陶渊明、李白、唐寅和徐渭这样的流氓天才，他们是最活跃的书写者，奔走于远东的起伏不平的大地，不倦地改造着国家主义的硬化表情。 人与国家的分离 在人与土地的分离以外最重要的一种分离，就是人与社会体制[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国家）]的四层组织结构的断裂。这断裂的标记就是丧失户籍（古称“无籍之徒”或“亡籍之徒”），沦为亡命之徒。对于专制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大批无籍之徒的存在，意味着流氓队伍的壮大以及流氓社会的成型。他们在乡村和城市流浪、被闲置、痛苦地辗转。在现代中国，甚至“失学”（丧失文凭身份）也会成为主体转向的重大契机。 但“无籍”仅仅意味着流氓的诞生，而流氓的生长还要依赖于专制国家主义。酷烈的专制和官吏的腐败，苛政和重税，都是对国家归属的一种打击，令其在无尽的绞勒中成为“抗序者”，也即国家主义的最激烈的叛徒，并且要从国家律法的反面去寻求生计和出路。小说水浒里的林冲是这方面的范例，那个最初的“守序者”，在高太尉的逼迫下铤而走险为“脱序者”，并且成了流氓社会（“梁山”）的中坚力量。
 
人与自我的分离 我们所面对的最后一种分离，是人的精神实存（真我、本我）的自我分离。面对严酷的极权主义迫害或社会压力，心灵话语和社会话语发生了秘密解体，在作为身份的自我和作为角色的自我之间出现了脱节。人突然间丧失其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亲属、同僚和朋友都离他而去，成为一个被外部抽空和极度孤立的自我。另一种常见的景象是，政治屠杀的绞索的勒紧，逼迫“主体”从一个自我的身份中逃逸出来，成为一个佯狂或佯傻的人。这在魏晋和“文革”时代都已司空见惯。 在汉文化的深部延续着这样一种精神习俗，那就是从自我的主体中硬生生拖出一个他者。主体利用这他者来制造一种“面貌的真相”，并由“他”去完成历史中的个人叙事。这个全民族共同参与的“作伪案”，使中国历史变得疑窦丛生。
 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在“药”和“酒”声援下的一种自我分离运动。一方面是对永生和成仙的无限渴望，一方面却要面对严酷的政治迫害和瞬息而至的死亡，人的精神分裂变得不可避免。“魏晋风度”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美学，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反讽，也即用流氓化的“风度话语”（癫狂、放荡、怪诞和畸零）去反讽内在的巨大骇怕和痛苦。这“风度”（有时被读解为“佯狂”）就是一种被分离出来的他者，它硬化成了一个行为反常的面具，以躲避极权者及其区域代表的阴险探查。（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宋永红：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