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高伦布国语在哪看:从“更多”到“更好”:幸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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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更多”到“更好”:幸福经济》

  《幸福经济》序言我们不但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比尔?麦吉本对诸多案例的把握程度。与众多的“幸福经济”研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同的是,他不仅充分论证了快乐、幸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特别强调了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例举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过程——尽管基本上都属于农业范畴。在谈到关于古巴的农业案例时,作者生动地介绍了古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面对“石油峰值”的国家,在身处罕见的、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的纯粹“孤岛”中,在并非情愿的情况下,是如何将石化农业转变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可持续有机农业的。对于小型农场与本地经济,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提供了诸多案例。作者认为,小型农场在土地、水源和石油的使用上有效率得多,新形式的本地农业通常依赖更先进、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工业化农业更强大的技术。书中还谈到了较小型的社区规模电力系统、沼气发电、运用生物发电及生物柴油汽车,甚至还论述了创造本地货币的必要性、社区对民主建设的真正意义。作者认为,如果你可以让整个社区开始群策群力,像企业创造成功产品一样建立成功的基础,你就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就能促成社会变革。在肯定不丹和欧洲模式的同时,作者的批判直指“超级资本主义”软肋:美国人所吃的每一口食物,平均下来都是漂洋过海1500英里,一路上平均转手6次。除了符合最低价位经济标准以外,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经济快速增长,多数人的个人收入却在缩水,增加的大部分财富都会集中在极少数人的口袋中,造成这种矛盾的数学运算是不平等的数学运算。到了1980年,美国几乎没有农民,因此人口普查局也不再将农业列为表格上可供勾选的职业之一,那些消失的农民已被石油取代,等等。这些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思考或将要思考的问题。作者还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展望。例如,“现阶段是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挑战的交叉点,也就是说,中国在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如何保证不会突然间垮下来?”比尔?麦吉本的真知灼见与精彩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已经触及“自然循环经济”与“主动循环经济”的实质(参见《环境经济》杂志2010年第5期“如何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是极为可贵的关于经济基础的探索。但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循环经济需要运用东方式的整体观来认识和把握。如今,回归自然观已成潮流。这些有良知的西方科学家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他们若能充分吸收源于自然的中华哲学观,就会如虎添翼。

  在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人类总想以一石击中二鸟,所以才会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你可能想以一石击中二鸟,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之后的几个世纪,人类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经济产量的原因。有两种观念确实会生出“更多”,其中一种观念是,在市场社会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使彼此更为富有;另一种观念是,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是增加财富的关键。这些观念使本书大多数读者的生活变得空前繁荣和舒适。这两种观念主导我们的政治、见解,甚至我们的个性,这绝非偶然。不过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更好”已经飞离了原先的枝头,自行筑巢。这一点改变了一切。现在,如果你拥有并且掌握了自己人生或社会的石头,就必须选择投向“更多”,还是投向“更好”,二者你只能选其一。本书所要提出的一些论点看起来并不陌生: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更富有,反而会造成不公平和不安全。而且,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peakoil),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事情还不只如此。我们开始了解到一个不可预期的因素:来自多方的新研究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确实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财富增加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

  整体而言,这些事实显示我们需要作出一些基本的改变。考虑到从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到人类满足的心理机制等主题,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需要果断地重建本地经济。这些做法可能会使产量减少,却能够促进更丰富的关系;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减慢,却能够在持久性上获得补偿。将焦点转移到本地经济,并不表示要放弃亚当?斯密的理论或废除市场。市场显然很管用。但是建立本地经济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市场毫无差错,而且会有意识地对市场范围设限。我们需要淡化效率的重要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目标上。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人类数代以来的日常习惯,同时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发展要素的看法。这样的转变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借用了主流政治哲学的一些要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跟每一种政治哲学都相互抵触。大体来看,它是不同的,其关键问题将从“经济是否会推动产量不断提高”,转变为“经济会建立或瓦解社区”。其结果是,社区成为环保困局中人类生存和满足的关键。我们个人的喜悦(“更多”的关键)已经超过报酬递减点(pointofdiminishingreturns),它遮蔽了我们应该开始正视的深层经济。在选择“深层经济”这个词汇时,我想要呼应前一代一些环保人士的主张:我们需要的不是多一套烟囱过滤器或加强烟囱法律,而是“深层生态学”。这种“深层生态学”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提出更深远的问题。在日益变暖的当今世界,这些环保人士的观点愈显正确。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也要作出类似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更严肃地看待人类满足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让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成熟发展。当然,这项改变来之不易。专注于经济增长,并且假设世界会因此更美好,是再方便不过的做法;它让我们不考虑后果,全神贯注在手段上。它让我们现在所知的经济——手段科学——异常强大。我们可以将罗盘指针固定指向“更多”,以便随时选择路径;我们可以请擅长排除发展障碍的经济学家扮演向导,带领我们走过荒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个中好手。

  即使这种看法占上风,而且它脚下到处都是足以证明其力量的“铁幕”碎块①,变动仍不断从底层冒出。你必须仔细端详,但变动一定就在那里。例如,农贸市场的重要性可能不如沃尔玛百货,但是它是食品经济中成长最快的部分,数量和销售量原已增长一倍,过去10年又翻了一倍,显示从土地使用模式到社区认同等的一切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类似的实验在其他许多经济领域和全球其他地区都有了成果,其背后的动力不是政府法令,而是地区本身的期望与需求。这种期望与需求将构成这种新深层经济的框架。新深层经济是普通人利用日常生活用品所发起的无声革命,它最终会采用立法的形式,但当务之急是打破“需要‘更多’”这种共识。但在此要注意的是,物质充裕的人很容易因为这种思维而偏离主题。最近我到中国采访,认识了一个名叫赵林桃②的12岁女孩,她和我女儿同岁,住在四川省贫穷的农村,也就是说,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她大概是全球最普通的人。赵林桃所住的村落人口众多,跟村民交谈需要翻译,赵林桃是少数几个可以和我直接对话的人之一,她很自豪地操着从人满为患的学校里学来的一口漂亮英语。但当我问到她的生活时,她马上就哭了。她母亲到城里的一家工厂打工,从此一去不回,把她和妹妹丢给父亲,而重男轻女的父亲一天到晚打她们。由于赵林桃的母亲离家出走,政府会替她支付学费直到初中毕业,但是初中毕业以后,她就没钱上学了。她妹妹已经辍学。换句话说,在赵林桃的世界里,“更多”和“更好”这两者仍然是一体的。我们所考虑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为赵林桃的泪水负责。最后,我想讨论的是现实——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我们现在面临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等困境,而且都有种模糊但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所以我想,我们是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

  发展之后

  第一章发展之后此外,有各种理由可以证明,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开始发展,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你想证明美国的经济结构适用于全世界,以下就是你要全力应对的数字: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到2031年时,13亿中国人就会和美国人一样富有。生态统计学家布朗估计,如果届时中国的肉、奶和蛋消耗量与美国相同,他们将吃掉13.52亿吨粮食,或2004年全球粮食产量的2/3;另外,一天会用掉9900万桶石油,比目前全世界每天的用量还多出2000万桶。如果中国的燃煤达到美国目前每人两吨的水平,中国每年将使用28亿吨煤,比目前全球产量(25亿吨)还多。他们使用的钢铁量,会比所有西方国家用量的总和还多。至于纸张,以美国的水平来计算,中国会消耗3.03亿吨,大约是目前全球产量的两倍。汽车呢?中国路上的车辆将达到11亿辆,同样接近目前全球总量的一半。这还只是中国而已。到2031年时,印度将拥有更多的人口,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几乎一样快。并且,还有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满足这些需求,会造成地球在各方面达到极限。但在此我不再逐一检视每一项危机(氮素径流、汞污染、雨林破坏、物种灭绝、水资源短缺),而是举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气候变化——来讨论。可以用以下方式想象全球变暖:我们脚下所有的油田和煤层已经被挖掘一空,这些燃料所产生的能量暂时发挥了一些功效,比如发动汽车、使热水器加热。但是经过瞬间燃烧,煤或石油里大部分的碳与空气中的氧混合,会形成二氧化碳飘进大气中。(1加仑的汽油重约6磅①,燃烧后会排放大约5磅的碳到大气中。)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将原本应该散发到太空中的太阳热量锁住,造成全球变暖。油田和煤田的残余气体就像是一张隔热毯。纽科门在1712年发动蒸汽机的那天,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275ppm(百万分之一)。此后所有的燃烧使得该数字增加到380ppm,为数百万年来的最高值。我们看到了后果,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比短短几年前科学家所预测的更悲惨的后果。2005年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最热的10年中有9年出现在2005年之前的10年中。由于气温太高(全球平均气温大约升高了几度),各种奇怪现象开始发生,例如地球上所有冰川开始融化,而且速度很快。2005年秋天,极地研究人员报告说,北极冰原显然已经超过“引爆点”(tippingpoint):许多反射阳光的皑皑冰雪已经化成吸收热量的蓝色海水,这种趋势现在已无法扭转。与此同时,其他科学家指出,由于耕种季节变长,温带土壤和森林(例如横跨美国的温带土壤和森林)现在进一步腐朽,因此释放出更多储存的碳,加速变暖趋势。到目前为止,这个刚刚开始的千年已经出现了致命的热浪,在短短几周就造成欧洲5.2万人丧生,而大西洋飓风季节异乎寻常地密集,我们已经找不出字母为飓风命名。重点在于,气候变化不是未来的隐忧,它早已是全球最大的现实问题。

  这只是开端而已。全球气候学家的中值预测(绝非最差的情况)显示,除非采取切实的重大步骤来控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否则在本世纪结束前,全球平均气温将再升高四五度。果真如此,全球气温将比过去数百万年都高,甚至高于灵长类动物出现以前的世界。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绝对很可怕。比方说,由于暖空气带来的水气比冷空气多,我们可以预期,内陆种植谷物的地方会出现更多干旱,而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会出现更多洪水。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蚊子所传播的疾病会大量增加。研究人员在2006年警告说,在本世纪结束前,气候变化仅在非洲地区就会造成1.84亿人丧生,破坏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我们也可能会举行比赛替地球重新命名,因为它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这是人类所做过的危害最大的事情,甚至大过核武器的发明。这与经济发展有何联系?环境破坏和财富之间的关联相当深且存在已久。人类变得富有显然意味着环境变得更脏,这足以解释为什么纽科门发明新蒸汽机之后数十年,英格兰的空气从新鲜变得肮脏,以及我最近到北京发现可以直视太阳(甚至可以猜出它在空中的位置)。但是到最后,那些财富会转化成对新“奢侈品”(干净空气)的渴求,以及达成那种渴求所使用的科技手段。现在,英格兰的空气相对清新,甚至北京都将一些工业区迁走,并且安装足够的烟囱清洁器和触媒转换器,从而使2008年奥运时出现了清新闪亮的天空。本杰明?弗里德曼表示:“当平均收入增加到某个水平时,各种污染会开始减少。”他显然是对的。例如,美国空气中的硫含量在过去20年已经减少了54%,现在又可以看到洛杉矶周围的群山,每年有更多的河流可供人们游泳。经济学家已经找出加速这种环境净化的妙招,比如,成立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能够比预期更快地减少硫和氮云,而且成本更低。可惜的是——而且这是关键——环境破坏有两种。我描述的那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是某件事出问题所导致的,你不必费心在输送管上装过滤器以免污染物排放到溪流中,只要稍加规范,再拨出点经费,问题就会解决。但是第二种更严重的环境恶化,是因为事物或多或少是按照应有的方式来运作,只不过做过头了。比方说,我们已经开始缺水,因为有60亿人要饮水、洗涤和灌溉原本不适于种植农作物的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我们需要作物生长,因为地球上有60亿人口)。我们越富有,就越想吃更多的肉,结果匮乏的情况更严重。

  由第二类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其症结不在于做事方法错误,而在于消耗过度。事实上,这是个主要的例子。二氧化碳其实不是污染物,它无色无味,吸入由人类制造的、一定浓度的二氧化碳不会生病。更重要的是,二氧化碳是燃烧煤、天然气或石油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件事出问题所造成的。研究人员努力想出昂贵复杂的方法,在发电厂烟囱排放出二氧化碳时加以堵塞,然后注入地下坑道,让它不再进入大气层。但是基于所有实际用途,只要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全球大多数的汽车和工厂以及熔炉就会继续将二氧化碳排进空气中。因此,不能据此推断,变得富有自然会使二氧化碳减少,就像富有会使烟雾减少一样;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情况大多相反。弗里德曼的坦白令人钦佩,他指出二氧化碳“是主要的环境污染物,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研究发现,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有改善的迹象”。企业和国家变得富有之后,就有能力发展出善用化石燃料、更有效率的机器,我的混合动力汽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改进还赶不上燃料用量的增长速度。美国工业每生产1美元的产品所使用的能源在减少,但是它每年的产品增量更大,因此碳的排放总量持续上升。小布什政府曾简要表示,政府的纯自愿管制措施在其执政前两年期间已使碳排放量减少。但后来很快就真相大白:碳排放量减少是因为经济衰退,一旦经济恢复增长,能源用量和碳排放量就又会增加。事实上,全球其他地方更是如此。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幅比经济产出更快,其部分原因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并带来能源需求。但是,和美国有相同偏好的中国消费阶层的兴起,也推动了需求,只不过这项需求要赶上美国的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中国拥有汽车的人口百分比跟1912年的美国相当。)要彻底了解这个增长谜题,可以细想一下一般美国家庭。美国家电越来越便宜,但是数量越来越多;暖气炉比以前好,但是放置暖气炉的房子的平均大小自1970年以来已经增加一倍。大尺寸的平板电视?24小时联机的缆线调制解调器?你不需要计算费用,电力公司每个月会寄账单给你。在1990—2003年间,也就是我们得知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险时,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6%。

  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就全球变暖协商,达成《京都议定书》。它们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投资和新技术,就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放弃使用化石燃料。但是美国拒绝签署,理由是它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无论如何,目前尚无突破性的科技,例如,中国已经展开全球最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但即使他们解决了金融和工程上的挑战,并且建好他们规划的所有反应堆,到2020年时,那些反应堆所生产的电量,将只占全中国发电量的4%。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在205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连较小的目标都无法达到。此外,由于联合国估计,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摆脱贫困,在未来数十年需要将经济规模扩大5~10倍。所以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可以成功——尤其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气候变化的速度和严重性显然也在持续增加。尽管如此,随着石油峰值来临,经济和政治核心人物仍然没有特别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当然也不认为此事会让人对无限经济扩张理论存疑。他们随时注意受到密切监控的经济,完全无视实际挑战的规模,以及文明可能面临危险的看法。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时候,地球的承载能力都不会面临任何……限制,全球变暖或其他因素都不会导致灾难性的风险,由于一些自然因素的限制,就认为应该限制经济增长,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他说得很有信心,但事实与他说的完全相反。2006年10月底,英国一项大型的经济分析报告预测,在21世纪结束时,持续的气候变化效应将使人类的财富减少20%,它所造成的经济冲击,会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加起来还严重。新的环境困境长久以来考验着主流经济学。1990年,就在科学家刚刚利用计算机模型显示全球变暖实际上有多么可怕之后,耶鲁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已经计算出美国人愿意花多少钱处理这个问题。在其广泛发行的预测报告中,他指出美国人不愿意花太多钱,因为“气候对先进工业社会的经济冲击不大,人类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兴旺繁荣,空调设备和大型购物中心等科技变革使得城市越来越不受气候影响”。他说,的确“滑雪活动会受到影响,但是滑水活动会受益”。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很少依赖气候。急诊医院、地下采矿、科学实验室、通信、重工业和微电子,都是不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行业”。事实上,他说,全球变暖的危害将局限于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3%的农林业。因此,他说,不值得花超过2%的国民收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声明洋洋洒洒,说服许多政治领袖忽略太小或太昂贵的问题。

  的确,许多人不再以农业为生(我们将会看到,也许从事农业的人不够多),但即使是从事软件设计业(或经济部门)的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也是要吃东西。拥有微电子是件好事,但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如果全球变暖“只”损及农业,其他方面能不受影响,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的心脏的确中弹了,但是你的6块腹肌完好无损!”经济学在数学演算上越来越复杂,已经脱离了我们实际居住的地球,这项令人生畏的认知激励了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态经济新学派的持续发展。回溯至20世纪60年代,像肯尼思?博尔丁等经济学家在研究他所谓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未来封闭的地球需要迥异于过去开放式‘牛仔’经济的经济原则”。(他试图用一首简短的打油诗来总结基本问题:“一个扰乱生态的原则/数大就是美吗/这种误解让我们一错再错/因为世上没有关系永远呈现线性。”)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出版了一本名为《朝向稳定状态经济》(towardasteadystateeconomy)的文集,实际已开始探索持续增长是否真的可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戴利在年轻教授鲍勃?科斯坦萨的协助下,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

  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

  第二章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这种快速进入发展中世界的整合系统,是某种效率的象征,可以说是提高到n等级的亚当?斯密。专门生产56毫米番茄的农民非常擅长栽种这种番茄,尤其是当别人经常提醒他们必须降价,以免消费者到其他地方购买时。也因如此,2004年全球人均生产谷物达到322千克,是有史以来收获最多的一年,不论在任何季节,只要走进超市,就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食品。食品价格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美国人花在食物上的钱只占薪水的11%,比二战之前祖父母辈花费的钱少了一半以上。马里兰大学农学院院长最近指出:“大型农场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前人一直想要的一切,我们全都得到了,而且得到很多。故事结束。也许还没有结束。要创造出那些效率,必须首先排除众多缺乏效率的事情,而这整个过程往往掺杂着痛苦。便宜丰富的食物可能很值得,但是我们至少得详细列举各种代价,特别是这个进程在美国虽然已经快要完成,在全球各地却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在这些代价中,第一项——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代价,已经伤害到社区,以及不再被需要的人们。要计算这项损害并不容易;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质疑那到底是损害,或者只是改变。尽管如此,数字已经很明显。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大约每半小时就失去一个农场,主要原因是农场经营变得更有效率。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institute)研究员布赖恩?霍尔韦尔表示,产量增加,价格下降,在一般的衣阿华农场,“农民的利润率从1950年的35%降到目前的9%”。要获得和1950年时相同的收入,现在的农场差不多要将耕地面积扩大4倍。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一些擅长融资或更容易取得资金的农民会收购邻居的农场。不久之后,大多数现金就会进入增值阶段:玉米变成玉米糖浆,然后再变成可口可乐。霍尔韦尔说:“牵引机制造商、农药公司、种子公司、食物加工商和超市拿走了大部分食品支出,只给农民留下一般食品支出的不到10%。”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规劝农民“要不就变大,要不就别干”。农民们遵照他的意思去做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告诉农民“要不就变大、变好,要不就别干”。大家也都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到了1980年,美国几乎没有农民,因此人口普查局也不再将农业列为表格上可供勾选的职业之一。现在65岁以上的美国农民人数多于35岁以下的农民人数,比例约为6∶1。在这个进程中幸存的“农民”往往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比如,他们可能得替普渡(perdue)这类大型养殖者养鸡。这家公司并没有自己的农场,它和农民签约,明确告诉农民搭建鸡舍的方式、饲养鸡的方式,以及补充抗生素的频率。农民拥有土地和设备,但普渡可以随时进行检查。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系列调查报道,大多数农民一开始会受到“经过精心策划、保证独立自主性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公司营销活动”的诱惑而加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沦为“封建制度下拥有土地的农奴”。一般的加盟鸡农一开始得支付25万美元的加盟金,以获得每年8160美元的净收入。农民没有好处(农民是独立的承包人),只有承担“全天候责任,每天走过灰尘和深及脚踝的堆肥,用手捡拾死鸡”的权利,“农民得对抗热浪、停电、禽流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变化无常、随时可能喊停并让人变得一无所有的合约的控制”。

  我近距离观察了这个进程。我所住的佛蒙特州长久以来就是乳制品产地,但是农场数目每年都在减少,2004年有81家农场消失,使农场总数降至不到1300家。然而,那些仍然存在的农场越变越大而且效率越来越高。佛蒙特州农业厅厅长史蒂夫?克尔似乎没有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他说:“一些事发生改变,养牛的牛舍没有牛,总是会令人伤感。但是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改变。真正令我担心的情况是牛奶产量大幅减少。那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确,最有效率的生产架构是拥有一头大奶牛,这头奶牛的乳房像火山一样大,把牛奶直接喷进一个中央处理工厂。目前的系统或多或少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托马斯?多尔曾任美国农业部副部长,主管农村开发,他认为:“未来农场的适当规模,大约是由一位管理者管理20万英亩农田。”(在那种情况下,佛蒙特州大约会有5家农场。)相同的情况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英国,每周有1000个农民和农业工人不再务农;一位专家建议,将英国所有农民集中在一家面积达两万英亩的“苏维埃式集体农场”中,以便根据全球价格生产商品作物。法国农民人数在1982—1999年间减半,德国农民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减少了1/4。波兰加入欧盟之后,70%的农民可能会消失。而在菲律宾,在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的一年间,有120万农业工人(占该国总人口的10%)失业。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些数字代表市场经济固有的“创造性破坏”。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史蒂文?布兰克预测,美国很快就会“退出食品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把原本可以善用在其他地方的“太多资源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最后变得无利可图”。布兰克说:“美国只是在经济食物链中往上游移动而已。美国发展农业,就像博士做小孩的事情,虽然可以做到,却是一种浪费。大多数仍然存在于农业中的劳动力、资本和管理资源,都是出于当事人的选择,但他们本可以进一步投资在其他地方。”他预测,很快就只有“与都市生活兼容”的农业形式仍会在美国扮演重要角色;“清单中的主要项目包括高尔夫球场、苗圃和草皮培植场”。他指出,高尔夫球爱好者支付275美元就为了“在圆石滩(pebblebeach)①的草皮上漫步大约4小时,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进场。人们付钱给农民,只为了在他们的地里散步,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高”?布兰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标准的经济思维基本上同意:国家如果较为富裕,是因为人民不用下地干活,而是做一些“更具生产力的”事情。当然,一些不用务农的人们也同意,总是会有很多农村小孩不愿务农,想尽办法要过另一种更轻松的生活。100年前务农、但现在不再务农的美国人当中,有60%的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

  但这种情况所付出的代价相当高。随着农场式微,农场附近的社区也跟着减少。在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农场整合逐渐改变了美国农村,全美3141个县中,有676个出现人口流失,北部大平原地区人口流失的情况严重到“像原始路易斯安那购地案①中一样大小的区域”,再度符合人口普查局在19世纪移民潮之前对偏远地区认定的“边疆”资格。记者约翰?尼科尔斯补充说,现在美国“中心区域”广大地带的贫穷率比大城市贫民区的贫穷率更高,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十之八九集中在密西西比州以西的农业州。由于农业专门化和整合加剧,社会学家现在以便利店数目和能否取得生鲜食品为根据,将美国许多农村地区标示为“食物沙漠”。全美最大粮食救济慈善团体“第二次收获”(secondharvest)的负责人描述道:“把数千英亩土地都用来种植玉米的中西部人,将会走进食物银行索取一盒玉米片,以喂养他们的小孩。”镇上的一切都会干涸和消失。达科塔州的草原教堂现在有20%已经清空。如果为这哀叹,那就太沦于情绪化了,因为美国民生富裕而且生产力极高,所以许多农民才被迫背井离乡,另寻工作,而且大多数工作都比务农轻松。不过,由于全球各地很快就会享有相同的高效率,而全球一半人口目前都以务农为生,所以,我们至少要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背井离乡的农民第一站(而且通常是永久的一站)是首都边缘的硬纸板箱①。

  我为人人或人人为我

  第三章我为人人或人人为我过去500年的故事,是持续解放的故事。现代世界的人们让自己从无数的压迫(包括绝对王权、封建制度、农奴、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500年前,如果你是欧洲人,很可能会非常依赖教会,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存在之链(thegreatchainofbeing)的一部分。如果你出生于农村,那么多半会在那里度过余生,因为外面的世界十分险恶,到处是贼窝和兽穴。历史学家乔治?杜比评论道:“在中世纪,独自徘徊会被视为精神错乱。没有一个正常人敢冒这种风险。”你的配偶是从志同道合的族人中挑选出来的,一旦成婚,就会相守以终。你会继承父业,再传给你的子女。许多因素终结了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教运动的新宗教思想,即每个人都要负责自我的救赎,开始侵蚀真实教会的古老思想。宗教改革所肇始的工作,被化石燃料终结。化石燃料让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让大众脱离人力劳动的日子,并让大家拥有扩展个人视野的行动自由。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和网络从稀薄的空气中抓住意念,并将之传送到每个家庭。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切的解放让大家受益无穷。解放运动让民主等最受重视的理念诞生,并且推动了公民权利和女性革命,使人们更为富裕。但是,这一切大多有其代价,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我们放弃了固定的身份认同(fixedidentity)——一种社区式的、大家庭式的、根深蒂固且抚慰人心的根,以换取“出人头地”的机会。现在我们创造自己的身份识别,从头建立我们的祖先曾经视为当然的事物。这种解放让人振奋,也让人畏惧;让人兴奋,也让人孤独。“出人头地”更像是经济任务。亚当?斯密描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时讲得非常清楚,自由经济的运作仿佛由更大的力量(看不见的手)操控着,这股力量取代了操控中世纪人民的当权者。个人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包括活得更久、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社区不必再提供这些东西,它们会像变魔术一样出现,而且后来确实出现了。但是近几十年来,我认为这个解放程序似乎已经按常规发展到尽头。有哪些联系留待斩断?我们可以随便换掉信仰、配偶、住所和职业。富裕的生活让我们比以前更孤立。我们不只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空前的高度个人主义者。例如,想想郊区发展如何改变美国人。20世纪90年代,记者詹姆斯?霍华德?孔斯特勒注意到:“美国经济有一个很不堪的秘密是,它只顾持续扩张郊区并为其提供设备、附件和资金,其他一概不管。”这听起来像夸大其词吗?没有,统计资料揭露得甚至更为彻底。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1920年美国城市、郊区和城镇的平均人口密度大约是每英亩10人;到1990年时,这项数据降至每英亩4人,即使美国总人口已经增加一倍。自1970年以来,新房屋的平均面积增加了一倍,即使新房屋居住人数持续减少,美国最新住宅开发的平均密度是每英亩只有两人。作家杰里米?里夫金解释说:“我们所占用的已开发土地,是80多年前的8倍以上。”

  简单的数学计算告诉你,这种改变会降低你碰到邻居或自家人的几率:建筑商现在设计房屋时都会假定人们是独居。就像《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的:“大型建筑商和一流建筑设计师用墙隔开空间。他们用单人的‘网络密室’、上锁的‘别室’和房子另一端的办公室招徕顾客。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的研究主管戈帕尔?阿卢瓦利亚表示,新的楼层规划提供了很多隐蔽空间,适用于‘功能失常的家庭’。”的确,建筑业界每年都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商业展览,而“最终的家庭住宅橱窗几乎没有一间家庭活动室。相反,男孩的个人游戏室有自己的42寸等离子电视,而女孩的卧室有一扇嵌上镜子的门,可以通往‘隐蔽的卡拉ok室’”。洛杉矶模型建造商帕蒂房地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麦吉说:“我们把这种房子称为想要拥有自己天地的家庭的最终理想之家。”从政治领袖身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从个人主义转变到高度个人主义的情况。1987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现在已经“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和自己家人存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连亚当?斯密本人也会感到震惊。但是这里再次引述撒切尔夫人的话,纵观我们决定为之奋斗的富国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自由派政客排除福利计划,我们的保守派政客致力减税,把税收当做是一种公然的冒犯。我们处在井然有序的社区中,其他剩下的“公共领域”,包括公园、学校和社会保障等,都受到持续且日益密集的攻击。美国人得到的不是健康保险,而是“健康储蓄账户”,这样他们才能够“照顾自己”。这是深入每一个领域的意识形态转变。以85%以上的美国人(包括我)信仰的基督教来说,福音民意测验专家乔治?巴尔纳最近对基督徒进行了一项抽样问卷调查,其中一些回答证明了《圣经》文盲率相当普遍(只有40%的受访者能够想起十诫中的任何五诫。近半数美国人可以列举四福音中的任何一个。12%的美国人相信圣女贞德是诺亚的妻子)。但是更有趣的是,75%的美国基督徒认为《圣经》里可以找到“自助者天助”这句话。这种观点其实来自说过这句名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他是个人主义力量的典范。当然,《圣经》所说的正好相反。每次耶稣试着要总结他的旨意,最后都会回过头来再谈“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个准则。换句话说,他假定大家都是过着群体生活。

  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群体生活的样子。现在,我们对于记者所报道的凤凰城外大受欢迎的巨型教会的场景已经习以为常:得来速拿铁小卖部、甜甜圈,以及关于“‘生活成功原则’的布道,比如如何教育小孩、如何达到专业目标、如何投资理财、如何减少债务等”。(星期日,教会会提供x-box游戏机让做礼拜的孩子自己玩。)或者想一下最近一周的基督教畅销书排行榜。每出现一部像里克?沃伦的《标杆人生》(thepurposedrivenlife)那样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就会有两部像美国超大型教会牧师乔尔?奥斯汀所写的《活出美好》(yourbestlifenow)那样的书。该教会最近在休斯敦买了一座拥有1.6万个座位的棒球场进行传教活动。正如一位营销专家揭示的:“他不是从事心灵事业,而是从事自我事业。”在财务和心理上,“自助者天助”可能是正确的。(当然命运也是如此。)但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富兰克林的说法充其量是辅助、次要的事实。此外,“自助者天助”的看法所造成的影响很大,因为它是众多基督徒支持近几届政府实行严酷的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而不是从伊甸园的亚当开始的经文。此外,如果说政治人物和神职人员醉心于“自助者天助”的看法,那么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几近沦陷的地步。英国批评家理查德?杜思韦特写道,他们“被迫忽略一种可能性:不理性、偏见、爱、社区团结、完美主义、教养,甚至被启蒙的自私自利等或许有助于解释人们的行事作风,因为如果他们放弃理性和纯粹自利两个简化的假设……世界将持续保持复杂,让他们无法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的确,据耐人寻味的证据显示,这种高度个人主义自主地选择了经济学家。我们来看看杜思韦特对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实验的描述。在实验中,入学第一年的各院系研究生会获得一笔钱,他们必须将这笔钱分成两个账户,一个是“私人账户”,一个是“公家账户”。实验结束时,他们可以保留私人账户的钱,但是公家账户的钱会汇集起来,如果总金额超出特定比例,所有参与者就可以均分这笔钱。对所有人而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放进公家账户显然最好,这样会产生最大的总额,每个人都能因为分配比例增加而获利。但是就个人而言,最好的方式是把钱全部存到私人账户,然后等着均分上当者投入公家账户的钱。在分析结果时,经济系学生平均只贡献1/5的钱到公家账户,其他系的学生则贡献一半。

  然而,有个信息似乎在经济学家身上也开始产生作用,那个信息就是“我们已经跨过某个重要的负面门槛”。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提供的显著数据逐渐建立起越来越稳固的环境经济架构,并同时探索心理学和社会学,以解决人类基本的满足感问题。现在经济系学生开始要求更快速的改变。2000年春天,法国索邦大学数百名学生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改革经济学教学,他们指出:“经济学界已经沉迷于只能在不存在的情况中操作的复杂数学模型。”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脱离想象的世界!”几周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750名学生也发动联署;不久以后,哈佛大学学生开始在经济学概论的课堂上分发替代书目。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最重要的部分或许是他们为这项运动选择的名称。他们说,他们想要“后自闭(post-autistic)经济学”。对我而言,“自闭”不仅适用于经济学的封闭教学,也很适用于经济学所协助创造的世界。那个世界由越来越多彼此孤立、各行其是的个人所组成。有很多相关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针对这个现象所作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在减少,他们不是长时间工作,就是沉迷于自己的“网络密室”中。还有其他迹象可以证明。就拿过去10年内最具影响力,并且带动真人秀风潮的新电视节目《幸存者》来说,该节目要求参加者必须以成为最后一位留在岛上的赢家为目标来谋划和控制,直到其他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自己还有属于自己的钱为止。这个节目颇为轰动,促成了一系列类似节目的产生。苏联在其20世纪的行动中未能制造出“新人类”(newman)。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成功了。到20世纪结束时,我们进化成这种新型的高度个人主义者。我们的公共政策自然承袭了这种个人主义。例如,法律规定企业裁员要提前一年通知,经济学家将这项规定斥为缺乏效率,认为这会使企业更难关闭工厂。根据他们的理论,在地域上可自由迁徙的社会会更有效率,要让人们从生产力较低的地方迁移到生产力较高的地方。由于生产力才是首要目标,所以可以不用管其他问题,比如,当人们住在家乡且亲朋好友都在附近时,他们的生活会比较稳定,婚姻也更不容易出问题。事实上,社会越趋向于个人主义,离婚率就越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美国南部15州的阳光地带的离婚率,是老式新英格兰地区居民的两倍之多。理查德?莱亚德指出:“同样地,人口越是高度流动,人们自我感觉与周围人群的联系就越少,而犯罪情况就会较为普遍。”过去几十年,人们迁徙日益频繁,造成一般二三十岁的人只有一半的机会加入祖父辈所参加的团体。

  特别奇怪的是,即使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种下降的趋势(以及投票率的下降趋势)依然有增无减。教育通常会提高公民参与度,但是力度尚不足以打击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快速成长,更何况就像某些心理学家所说的,教育的力量不如“腐蚀美国公民生活的社会毒素”强大。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alone)中着墨最多的,就是记录这项趋势并尝试厘清责任归属。他的数据指出,公民参与率下降,有10%是因为工作压力增加(尤其是双薪家庭),另外10%可以归咎于郊区化,(如果你每晚要花一个小时开车回家,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带童子军?)另外25%主要是因为电视以及其他新科技使娱乐走向个人化。但是帕特南认为这种破坏有一半是因为“代际变迁,美国年轻人不愿意花时间在他人身上以及追求非金钱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走向我称之为的“高度个人主义”。连美国军队征兵的口号也变成“一人军队”(anarmyofone),和以往战友兄弟情的观念形成对比。美国人完全赞同个人主义的想法,55%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最后一定会成为有钱人。如果会成为有钱人,你还需要其他人吗?你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所有组织机构的堕落,只为一己私利所造成的政治结果。美国曾经是地球上最健康的国家,现在却排在第27位,低于所有西欧国家,甚至落后于塞浦路斯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曾经为各国所羡慕,如今国民基本识字能力却落后于18个发达国家中的12个;美国15岁的青少年有16%低于标准学历基准,而日本和加拿大分别为2%和5%。现代环境保护论源于美国,美国首创了国家公园和空气清净法等事物。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得出的一项指标发现,在环境的可持续性上,美国在142个国家中排第51位。美国监狱在押人数比例最高。在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上的支出开始减少,公园和图书馆关闭的比新开的多。《经济学人》最近试图将所有这些衡量手段归纳成单一的生活质量指标,根据该指标,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落后于卢森堡,但整体生活质量却只排在第13位。而且那是指现在,以后还不知道这些趋势是否会有好转的希望;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而言,“未来”无论如何都不在目前的考虑范围内。

  美国人对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信仰,让他们容忍甚至颂扬不公平,而且情况已经严重到闹剧和悲剧兼而有之的程度。贫富差距没有引发疑虑,反而受到颂扬;受益者往往被认为是人们的典范。在1973年,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5倍;现在则变成200倍。记者吉姆?拉德纳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开始……将大部分奖励给予已经拥有最多的人们,结果造成收入和财富集中,其程度不仅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水平,也高于全球其他任何国家。”进一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但没有变得富裕,而且生活更艰难。美国人大多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我们一直以为美国傲视全球。2003年,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对国会就美国经济状况发表一贯迂回的证词,习惯受到礼遇的他,在受到佛蒙特州议员伯尼?桑德斯的质疑时,一定颇感惊讶。桑德斯说:“我想你不知道现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提出贫富不均和缺乏安全保障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格林斯潘的回答让我们哑口无言:“各位议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桑德斯回应道:“错,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高。”的确如此,个人主义没有那么盛行的地方,比如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格林斯潘一度为之语塞,最后他说:“我们在同等规模的国家里生活水平最高。”这倒是真的,因为地球上人口比美国多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则排在美国后面。从问题到规划。如果高度个人主义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应对?在早期,许多人的回答不外乎“将政策急速左转”。但是生活在21世纪的一个实质性好处是,20世纪带给了我们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生活或许没有让我们特别快乐,但是以苏联实验为代表的制度化反个人主义也很糟。那种反个人主义不仅没能在经济上与市场经济相抗衡,而且在环境、社会等每一方面均宣告失败。

  当代自由派人士对解决目前困境的答案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要更公平地分配利益,并且将更多利益重新投入公共领域。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尝试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时钟拨回数十年前,然后稍微修正路线,以保持高度(但不是过度)个人化。这样做一定会改善现状,但却不能解决石油峰值和全球变暖问题。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彻底改变我所描述的不满意度的增加趋势。但是未来还有更有希望的版本,那就是在规模上转变到更为本地的经济。本地经济所需要的资源较少,而且更不容易造成生态破坏、更能安然度过未来的冲击,会让我们在个人和社区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进而提升整体满意度。因此,我整个冬天都在吃本地食物。郊区公路的尽头有一家小型农场,去那里买番茄不用花太多运费,而且味道更好。但还不只这样,它更好吃是因为它是——郊区公路尽头的农民种的。要从那个农民的小摊、农贸市场和社区支持农场,甚至从本地超市的储物箱中得到那颗番茄,需要培养更强的社区意识,需要稍微调整个人的方向,需要去除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并代之以一定程度的睦邻友好作风。你不用加入社区或成为社会主义者,如果折中一下自己的个人主义(目前有很多尚待去除),就可能重新得到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至于那些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以下是一项有暗示性的数据:研究购买行为的社会学家最近指出,消费者在农贸市场和他人的对话,是在超市的10倍,两者之间差异巨大。经济生活中的简单改变(购物场所的改变),会使社交生活产生重大改变。你从一个单纯的消费者变成参与者,与别人谈论好恶,扩展你对社区成员的了解并探讨如何和谐共处。适用于番茄的论点,也适用于从能源到娱乐等许多其他领域的商品,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个部分。在我看来,美国经济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会逐渐改变,在一些受到个人期望和环境需求推动的地方,变化会比较快。政府政策有助于刺激改变,农业补贴可以从大型大豆种植园转移到小型小麦田种植者身上。但是我们要转变“从世界索取”的观念,这种转变同税制改革一样重要,而且一样难以达成。

  社区的财富

  第四章社区的财富有趣的是,这些爱唱民歌、乐于拥抱他人、生活富裕的西方人,在有意无意间创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存的、但在日益炽烈的经济现代化骄阳下逐渐消融的乡村生活。伊萨卡人最初想要与塞内加尔的渔村右福建成姐妹市的关系。右福村位于达喀尔市郊,是4000名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家乡。1992年,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这个非洲村落,大多数人都被吸引:“若干个大家庭住在非常集中的宅院中,房屋是用当地混有水泥的沙子盖的。那里几乎没有汽车,只有沙路。人们靠自家种的谷类和蔬菜以及在附近海里抓到的鱼类为生。”沃克指出:“到周五时,念过祈祷文后,当地长者会在猴面包树下调解人际冲突。”由于大家彼此都认识,所以犯罪率很低。如果有人偷窃,“窃贼将不得再回到村子里”。但是这种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受到攻击。随着来自乡下农场的移民群增加,达喀尔的贫民窟愈来愈多。建立“更高效率”的农业综合企业导致全球引发相同的移民潮,美国乡村的人口大量流失。由于在沿岸地区活动的大型外国拖网渔船能高效率地竭泽而渔,海里愈来愈难找到鱼。年轻人纷纷背井离乡,镇上的一位领导者说:“他们收看《豪门恩怨》之类的电视,以为那就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也想过那样的生活。”个人主义极具吸引力,当它与现代化紧密相连时,情况更是如此。当东西方两个村庄的村民在会议上互相交流时,大学毕业的塞内加尔规划人员全都赞成修更多条马路、进口更多车子,但是纽约州北部的共同住宅领导者尝试要引导他们采用公交车网的策略。无疑,西方人带去的最大礼物是他们对传统方式之价值的尊重。如果白人专家对当地人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也许当地居民就能够通过新的视角来看自己的生活。不过也不一定,在每个人都可以收看《豪门恩怨》的世界,现代化、高度个人主义可能是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只有经历过这个阶段,才能够发现它的局限性。

  我第一次听到“共同住宅社区”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它虽迷人但很难实现,而且与美国人普遍持有的独立理念相去甚远,所以很难想象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后来我的母亲上了年纪,她也想要卖掉房子,和其他人一样搬到银发族退休住宅“助理生活社区”中生活。这类社区的每一间小公寓都设有小型厨房,不过社区居民每天都会和别人共同进餐。社区里总是会有一些集体活动正在进行,另外,还为步入晚年的长者设立了疗养院。我们参观过其中几家,并让我想到伊萨卡生态村之类的地方,不同的是,每个居民的年纪都很大。这类社区对美国有钱人的吸引力显示了旧社区的关系如何衰微,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决定朝进一步相互依靠,而非更独立的方向迈进,尽管这种做法其实是出自恐惧感。大多数对本地经济的推进可能都是缓慢修正,而非伟大愿景所促成的。上文谈论过食物、广播电台、能源,其实类似的分析可以套用到任何一种商品上。我住在森林茂密的东北部,大半生都待在贫穷的社区,当地主要的谋生方式之一是从事伐木业。现在这些社区仍然相当贫穷,部分原因是伐木业和农业一样,已经成为致力于实现最低价格的全球化和工业化企业。大部分独立的伐木工人就像农民一样,大幅度投资于机械化(例如,将树干从森林拔起再堆放到路旁,费用随便就可能达到10万美元)。当你满脑子都是银行里的钞票时,你就会想提高生产力。因此,伐木工人工作的时间超出了合理范畴,而且经常受到严重的职业伤害。如果一个镇上许多人缺了手指,你就知道那里是一个伐木城镇。伐木工人也会做一些破坏环境的急功近利之事,例如,“比较有效率”的做法是砍光一英亩地,而不是仔细选择要砍掉哪些个别树木,再引入充足的阳光让其他树木加快生长。一味地走取巧路线,伐木工人是不能致富的,就像农民不会变有钱一样。走运的话,他可以四肢健全地幸存下来,而大多数利润都流向在整个系统中掌控生杀大权的大型伐木厂。与此同时,购买居家地板的消费者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木头就是木头,就像小麦就是小麦一样。

  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思考方式,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大不相同。本地的一位伐木工人布林正在推动一项名为“佛蒙特家族森林”的计划,登记参加的土地所有者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生态准则。例如,他们的滑道横越一条溪流时要配备良好的管渠。这比草率伐木更费时间和金钱,而节约经费的唯一方法是排除一些中间商,这不只是为了让土地所有者进一步掌握价格,也是为了让伐木工人和运送木材的卡车司机获利更多。他们首创的一个方法是说服买家不要使用“纹理清晰”的木材来盖房子,木头里的节疤和矿质纹绝非瑕疵,反而显示了木材的“特性”。这种营销方式让伐木工人能够从次级林木中取得不错的利润,并且让整个林业获利更丰。米德伯里学院的教授艾德描述了走在学校新的科学大楼走廊的感觉,该大楼内部全都采用了本地森林的这种“次级”林木,“结果,木制品部分出现的变化产生的效果非常惊人。这种木材不只是在整体设计中加入了一些潜在变化,而且能把你吸引住。当我匆匆走在走廊上时,经常会被周遭的光芒状和漩涡状木板所吸引,而且我发现很多同事和学生会驻足观看,以启发灵感的方式来研究(和触摸)这些墙壁,而往常的木制品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最后补充说,虽然佛蒙特州伐木工作的成本比原先预定的供应林木的宾夕法尼亚州工业林地的成本要高,但因为佛蒙特州的中间商较少,而且运送木材的路程较短,所以据估计,伐木工作的年薪能达到4万美元。“佛蒙特家族森林”对未来有更大的抱负,包括试图将该州的部分林地还给当地人民,而不是提供给第二套住宅所有者和现在拥有它的大型企业。根据其“社区产权森林”模式,当林地上市时,当地的土地信托机构会购买林木的开发权,以确保土地不会归入另一个区域所有。接着“佛蒙特家族森林”会自行买下土地,均分转售给本地居民,包括低收入户。每一块土地都可以进行砍伐(并借此协助去除需要减少的林木)。此外,每隔10年就要依照计划的严格生态规定来伐木,到时大家可以利益均分。

  在冰天雪地里穿着雪地靴走上曼顿的小豚脊丘,是为了感受这种对待森林的新思维模式,小豚脊丘是“佛蒙特家族森林”计划的第一个实施地点。布林领着一群将来可能拥有林地的居民在雪花飘飞的山丘上行走。他指着用蓝色油漆标示出的、将在第一次伐木时被砍下的树木说:“有一块介于49000到50000板英尺①的林地要处理。”他一边说,一边展示要如何目测特定“原条”②的可用木材量,然后再将它乘以卖给工厂的价格。但是他又很快地指着从未被砍伐的116英亩地,表示这些林地未被砍伐是因为“它们太脆弱、根部太浅、很独特”。走到林中的一块空地时,他让大家停下来,指着一棵高耸的铁杉树说道:“只要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永久保护森林,并且让无以为生的社区居民有条出路。”没有人会突然发大财,“佛蒙特家族森林”估计,每年的股东收益大约是3%,任何大公司对这个数字都会嗤之以鼻。在全力追求经济成长的世界里,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把每一棵树都砍掉,再把木材卖给出价最高者,然后将获利投资在一些投资回报率高达3倍的新计划上。另一方面,按照“佛蒙特家族森林”的计划,森林不会消失,该计划的16名成员会努力合作,迈向新的目标。同样的现实情况,各人看待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由于不是到处都有树木,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开始将其他原材料纳入新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建筑商开始就近取材,运用玉米穗轴、秸秆砌块或泥砖等材料盖房屋、装修办公室。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建筑师向一家面向承包商的期刊解释了这种方法的优劣。他说:“这样做是舍弃大批量生产的效率,以换得就地取材的效率。平衡点从物料费用转移到劳工费用。”就像大型农场的情况一样,能省下来的费用并不多,因为房屋墙壁的成本不像门窗和机械系统那么高,但是这类建材可以促使街坊邻居协力建造一所房屋,盖好的房屋往往质量也不错,温度适中,不用花太多能源在提供暖气或冷气上。而且和大部分新房屋不同的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道风景。一位建筑师写道:“当代小区过分讲究、追求时髦而又显得不合时宜的屋顶轮廓线、圆屋顶以及塔楼,只是想通过一些审美特质,来弥补住宅区死气沉沉的缺憾。”换句话说,新建的郊区住宅似乎全都是为刚入主的君王而兴建,差不多连护城河都有了。相比之下,利用传统建材,“光线可以在手工粉刷的墙壁上调皮地嬉戏;略有瑕疵的楼层提供了感官上的韵味;不寻常的角落增添了种种变化”。它们的效果和米德伯里学院科学大楼墙上漩涡状的木板一样。

  如果真的想要让本地经济腾飞,最重要的步骤可能是创造本地货币。比方说,我住在佛蒙特州伯灵顿,我的皮夹里有一叠“伯灵顿面包”(burlingtonbread),就放在美钞的旁边,“伯灵顿面包”是一种代货币,只有在大都会区才能通行。我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农贸市场购买本地食物,或是在超市连锁店购买从加州运来的食物。我可能会用“面包”货币购买本地产品,并且把我的美元存起来,以便日后购买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产品,比方说新车。而本地农民的皮夹里也会有“伯灵顿面包”,这增加了她下次购买本地产品的可能性。世界上大约有4000种“辅助货币”机制正在运作,其目的在于补充本国货币,而不是取而代之。这些机制很少会大肆扩张,主要使用者是小型贫民区的素食餐厅和热衷政治的女按摩师,大学城里享受背部按摩的人大多会用它们作为交易中介。虽然“伯灵顿面包”是类似机制中运作得比较好的一种,但当地大多数商家仍不愿意采用,更别说用它来支付员工的部分薪水。金钱是很微妙的东西,经济学家戴利就曾经说过:“自认为了解金钱的人并没有透彻思考过钱。”(“钱从哪里来?”这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其实也很难回答。钱的来源不是政府的造币厂,钱其实是在银行提供贷款时产生的。从银行向贷款者收取利息开始,持续性经济增长模式的部分萌芽就出现了。没有经济增长,你就无法支付利息。)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将美元跟金本位的兑换关系切断后,美元就不再受任何固有价值物的支持,美元的价值仅系于所有使用者对生产它的系统所共同持有的信心。从理论上看,由于金钱的价值是以信任为基础,所以应该有空间让多种货币并存。但是大部分人似乎从不觉得本地货币系统是真实的,共同的信心只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圈子,小到无法对本地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我能够花这笔钱的唯一地方是某家比萨店,我会真的想要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吗?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由当地3家银行共同发行的伯克谢尔(berk-shares,一种新型地方性货币)创业前途看好。但是完美的例子尚未出现。

  这个谜题已在科斯坦萨心中自行解开,科斯坦萨现任佛蒙特州州立大学冈德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伯灵顿面包”董事会成员。他说:“我对辅助货币感兴趣是因为它非常合理。使用美元进行交易往往是在全球市场中竞争,而使用本地货币,就会自然而然地偏好本地制造商。”要扩大这个做法的规模,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和支持美元货币制度相同的互信,而要达到此目标,关键是寻求市政府这个具有重大经济影响力的角色参与。科斯坦萨表示:“比方说,市政府可以用辅助货币来支付员工的一小部分薪资、福利款项,或支付社区计划的费用。另外,也可以允许市民用这种货币纳税或缴纳执照费用。”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因为市政府的本地货币发行量不会超过它愿意回收的数量。一旦货币“伯灵顿面包”开始流通,其他人就会比较愿意接受它成为收款机里的零钱、成为薪资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货币不会无处可用。假如遇到最糟的情况,他们可以用它来抵一部分的税。(或者,因为伯灵顿市政府拥有自己的公用事业,这种货币可以用来抵一部分的水电费。)伯灵顿市最大的不动产开发商墨顿说:“我很快就可以用这种货币在食品店买胡萝卜汁,而食品店老板会到低地向本地农民购买一些胡萝卜等。”如果市政府也参与,其他大型机构,尤其是州立大学,也可能跟进。但是,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市政府也担心会被“面包货币”套牢,而且想要确定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这种货币。市政府经济开发科的安特扎克表示:“本地货币推动者必须负责在未来一两年内证明,有供货商愿意接受市政府用本地货币付款,就像《绿野仙踪》里说的‘将西方巫婆的扫帚带给我’,否则市政府就没有什么理由参与了。”科斯坦萨在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同事法利请学生对伯灵顿市4000家商品和服务供货商进行抽样调查,其中6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市政府接受他们用本地货币交税、交水电费或两者皆可,他们就确定或可能愿意收取市政府发行的本地货币。法利说:“受访者同意的比例相当高。这还只是由学生进行采访,如果请市长进行调查,我想厂商的意愿还会更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条件。政客会迅速避免做一些看似愚蠢的事情,如自行印制钞票等。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这样做会在已经不太安稳的美元上面高筑债台,应急计划的吸引力会跟着增加。或许这只是个暂行计划,在有限世界要求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它似乎流于空想和不切实际。

  可持续的未来

  第五章可持续的未来如果你想见识经济成长教派的精神中心——有如圣城梵蒂冈、麦加和布达拉宫般的存在,那你应该去拜访中国浙江省义乌市。从上海搭乘拥挤的火车,几小时就可以到达义乌。义乌甚至没有出现在我长达900页的中国旅游指南里,但是,它号称到处都有像西安兵马俑,甚至是隐没在起伏山丘间的万里长城般壮观的景点。先看看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箱包(含书包)”区,里面大约有800个10×12英尺的摊位,每一个摊位代表一家工厂。这些工厂各自展示自家的商品,希望参观的买家能签下大量订单。其中有展示行李袋、零钱包和各种皮夹的摊位,还有展示随身腰包、金属饭盒和珠宝盒的摊位。“箱包”区只占这栋大楼的半层,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建筑物,上面的楼层全都是“硬件工具和设备”,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刀架、车辆起重器、躺椅、电源开关保护器、粘钩、跨接电缆、钩环、自行车打气筒、橡皮筋、干酪刨丝器。有一个摊位摆了数千个各种颜色的“坚强活下去”抗癌手环。幸运兔的脚、会唱歌的生日卡、指甲刀、别针、马桶除臭剂、普通轮椅、羽毛掸子、拍打肉片的锤子。许多贴在美国车后方的爱国磁贴模型(上面写着“自由不是免费的”)。修枝剪刀、腻子刀、玻璃水(酒)瓶、蛋杯、装饰蛋糕的挤花器、拔毛机、巨大的马丁尼酒杯、浸没式暖热管、一次性相机、不锈钢酒壶、酒器组、研钵和研钵棒、在汽车旅馆的自助餐桌上可以见到的那种麦片取用器、晒衣服的衣夹、出口标示、磨砂机的带子、钥匙环、橡胶手套,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国际商贸城(“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只盖了2/5,想了解整个制造行业,你还得去其他地方看看。(中国有一个一年生产数十亿双袜子的袜子城,而打火机制造厂就在温州附近。)眼前矗立的两座大楼(每一栋看起来都像侧躺的帝国大厦,旁边还搭配了一排航空母舰)证明了一项不可忽略的事实,任何能轻易用人工制造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以较低的价格制造出来。在1号大楼的“一般玩具”区,有数百个提供各式各样诡异的软塑料球的摊位,包括一挤压后眼球就会突出来的骷髅头形状的球,还有冲浪板、塑料手榴弹、吱吱响的锤子、弓箭组、玩具钢琴、“小主厨”烤炉之类的玩具。再往里走20分钟,你会进入“电子玩具”区(“想让你的孩子变成科学家吗?那就从电子积木玩具开始培养!向导员!寻找比尔?盖茨吧!”),然后是“充气玩具”区,接着是最大的“毛绒玩具”区。楼下分成人造花和发饰两个区,一逛就会发现,地球上有30亿妇女,喜欢用缎带绑头发的大有人在。上一层楼的面积被低俗艺术品占了一大半,即可以为地球上每一个礼品店供货的“观光工艺品”区,其中包括会发亮的圣母玛利亚、“非洲”雕刻、新奇的开瓶器、数以百万计的冰箱吸铁。顶楼可以找到卖圣诞节装饰物的摊位,到处都是挂着闪亮灯饰的人造圣诞树,以及会弹奏电子吉他、能骑健身自行车和摇呼啦圈的发光圣诞老人。金光闪闪,满目华丽!一切稀奇的东西在这儿都很常见,一些摊位还卖中国过新年时用的红色纸灯笼。此外,还有摊位卖万圣节用品,例如栩栩如生的本?拉丹和萨达姆?侯赛因面具。

  这类物资代表了穷国的未来,至少根据现在的经济理论是如此。这种理论既不无情也不残酷,而是相当温和的。虽然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仍是温和的。近年来,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在其著作《终结贫穷》中都力陈这个论点。该观点内容如下:第一,将农业工业化。农田的产量越大,所需的农民就越少。萨克斯指出,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前往城市,“他们受到高工资的吸引,而高工资反映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生产力更高”。同时,劳动分工扩大。萨克斯指出,一般生活在贫穷非洲乡下的农夫的确非常多才多艺,他自己可以种植和烹煮食物,自己盖房子、饲养动物和做衣服。但是这种人“也极度缺乏效率。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大多数人只会一门手艺)催生普遍的进步”。如果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方面,产量就会增加,不久后就会有多余的产品可以出售。萨克斯表示,接下来是“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朝着轻工业、城市化,以及高科技服务业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可靠的原则。人人都模仿美国,导致大家都变得跟美国一样。《纽约时报》在2006年春天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一部分穷国变得日益富裕,全球其他贫穷国家就会随之富裕——因为穷国将有可能从富裕起来的国家得到工作机会,而富裕起来的国家则有越来越多人终于有能力购买更富的国家制造的昂贵商品。”各路仁慈的人们集体投入这个旗帜之下。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最近在自由派的《基督教世纪》杂志中写道:“如果印度可以约束其甘地式控制市场的冲动,它就可以采取美国的零售方式、日本的制造方式和德国式的化学制造方式,并且进入属于更宽泛人类范畴的现代世界。种族或文化因素并不能解释印度为何在50年或100年内无法拥有美国的生活标准。保护(和屠杀)世纪刚刚结束,21世纪的发展令人期待。”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本土化的经济、短途的运输线以及下降的增长率构建的未来,不仅在经济上不健全,而且在道德上殊为可议,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是如此。相反,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全球贫穷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加速经济发展。为了证明这一说法,他们以亚洲“四小龙”为例,这些经济体从发展中国家崛起,建立起与欧洲和北美人均国民收入接近的经济。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中国,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成长打破了历史纪录,每年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这表示国民收入每7年就增加1倍,人均收入每日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从2/3减少到小于1/5。

  在中国,这种转变随处可见,不仅彰显于城市中越来越高的建筑群,也可以从许许多多老百姓的故事中看到。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浴帘工厂,中国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在某个酷夏夜晚,我开车经过北京五环路(当时的五环是最外环),我和翻译人员行经一座带麦当劳快餐店的新公寓大楼,然后转入一条长约190米、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路。从前的乡村现在已被城市环绕,并很快就会被吞没,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新的公寓大楼,不过,现在它仍是数以万计移民家庭的家。我们沿着一条黑暗的巷子一直往北走到尽头,最后来到曹忠龙①的家。57岁的曹忠龙于1987年从江西省来到北京市。“我们村子的粮食不够,没有肉吃,也没有酒喝。”他回忆道。他所在的村子不是贫穷,而是赤贫,是那种没有足够的东西吃,拼命工作到精疲力尽的赤贫。当时,曹忠龙的表哥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建筑工队,所以曹忠龙就来北京帮他踩三轮车,把建材运送到工地。很快地,他学会了如何贴瓷砖、如何涂灰泥和油漆,之后开始自行创业。他和妻子及3个女儿共住一间大约10×25英尺大小的房间,其中1/3用来开一间小店。(晚上人们会时不时进来买啤酒)。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睡,曹忠龙并不是穷光蛋,他存够了钱,还在家乡盖了两幢房子,一幢是两层楼,另一幢是三层楼。(我在每一个村子都见过这种铺瓷砖的麦氏大宅,千篇一律的大房子如同麦当劳快餐一般,盖房子的费用全靠人们在城市工作赚钱再寄回家)。曹忠龙让母亲住其中一幢房子,然后将另一幢出租。在北京,他赚的钱只够他住在这条陋巷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回乡下住他的三层楼房,他就没有办法赚钱。他在城市里还有事情要做。他的二女儿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合资的制药公司工作,起薪是一个月2400块人民币。我问他,当女儿在乡下出生时,他有没有想过她有机会上大学,他只是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受到这类成功故事的激励,越来越多人从乡村涌入城市,堪称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每年大概有3千万人加入移民行列,虽然在城市里他们被视为乡巴佬,甚至更受歧视。但在他们的故乡,在拥挤不堪的乡下,许多农民的土地不到1/6英亩。

  想了解这股移民潮背后的动机很容易。在某个炎热的晚上,我沿着上海的外滩散步,面对黄浦江的狭长地带满是古典欧洲建筑风格的银行。外滩的对岸是浦东区,中国把它变成了最大的样板城市,高耸的大楼矗立在绚丽的霓虹灯中,金茂大厦有着世界上最高的40层酒店,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大型地球仪在夜空下散发着耀眼的粉红光芒,震旦国际大楼30层高的大型电视墙滚动播放着广告。几千人在黑暗中满足地看着,许多人(应该说大多数人)穿着破旧,长着比都市人黝黑的脸孔,刚从农村来到上海。他们沿着栏杆摆姿势拍照,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背后闪闪发光。我见过的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霓虹夜景是拥有金字塔和水舞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但拉斯维加斯是疲倦无聊的人寻找新刺激的地方,为那些长年吃惯大鱼大肉的人提供更奢华的佳肴美食。拉斯维加斯试图找出当你已经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更多”所代表的意义。不管它还代表了其他什么意义,中国都和拉斯维加斯完全不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勉强认可仁慈的经济学家的一种说法:如果印度遵循美国人的经济模式,他们也可能和美国人一样富有。那意味着什么?假设印度的汽车数量赶上美国,路上就会多出11亿辆车。就算印度人能够负担得起处理汽车尾气的催化转换器费用,这些车辆全是“干净的”,但它们每年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也会比全球其他运输系统制造的二氧化碳的总量更多。现在,这种趋势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你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看着地平线绕个圈,都能看到十来部工程起重机,在某些地方,你甚至能看到上百台,这些建筑工程所造成的烟雾会使能见度减少半英里。中国有一百多个城市的人口高达百万,据某些数据统计,中国需要每四周增加一个相当于休斯敦大小的都市基础架构,才能赶上人口发展的脚步。全球粗钢产量在2004年增加了8.8%,首次超过10亿吨,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的需求,中国的钢铁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在谷物和煤消耗量上也超过了美国。

  由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经济成长带动的商品价格上扬,最先损害的会是全球其他地方穷人的利益,例如,非洲国家将其出口利润的80%用来进口石油。如果中国消耗肉类的方式和美国相同,会用掉全球2/3的谷物;如果中国的汽车数量和美国一样,会用掉目前全球的石油总产量再加上每天额外的1500万桶。经济统计学家布朗坦言:“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它不适用于中国,也不会适用于印度,印度经济每年增长7%,预计在2030年人口将超过中国。西方经济模式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不适用于那些同样怀抱美国梦的其他30亿人口。”单凭一个美国就足以压垮地球,导致温度上升、气候变得古怪和极端、冰川逐渐融化等,美国人均的能源消耗量是墨西哥人均消耗量的6倍、印度的38倍、埃塞俄比亚的531倍,由此可见,如果全球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耗量逼近美国的水平将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多几个地球。在中国,你可以感受到某些上限已经逼近。有一次在北京,我和一位电信工程师一起挤进一辆中国制造的运动休闲车,他自愿协助当地一个环保团体监测北京的水源供应,我们的目标是循着潮河监测。潮河是北京主要蓄水库的支柱水源,我们都没有走过这条路线,它在许多方面可以透露出一些真相。虽然低地种植了玉米(而且当你走过一排排玉米作物时,你会发现农民还套种了马铃薯,这在利用牵引机种植农作物的衣阿华州工业农田中未曾出现过),但山丘基本上空无一物。没有植被覆盖,土壤已经被侵蚀,这让人想起,中国在试图应对环境困难时,就是如此对待这片早已被严重耗用两千年的土地。这片土地在过去50年被损耗得尤其严重,原因是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要求。例如,在1958年,这位伟大的舵手宣布开始“大跃进”运动,要求大多数农民停止种植农作物,开始在自家后院炼钢。炼钢需要热度,需要木材作为燃料,大家只好上山伐木,争先恐后投入炼钢的行列,结果山上很快就变成光秃秃的一片。

  草原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消失,就像森林在毛泽东统治下消失一样。新兴的大城市需要肉类,家畜的数目就会增加。布朗估计,中国有28000万头山羊和绵羊,美国有800万头。他指出:“我曾经看到一些地区的农民把人的衣服披在马海毛山羊的身上,以免山羊们彼此啃食,因为它们没有东西可吃。”许多偏僻地区的泥土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已经开始沙质化,沙漠以每年数百公里的速度扩张,沙尘暴现已成为北京春天特有的季节景观。回想1934年前后,俄克拉荷马州等美国中西部大草原区出现的尘暴区(dustbowl)曾导致灾民纷纷迁居到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还有加利福尼亚州。一般来说,要生产230克的牛肉,需要25000公升的水,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想要吃肉和喝酒。布朗说:“假设每个中国成年人的啤酒消耗量每年增加1瓶,就需要额外的37万吨谷物。每人每年增加3瓶,每年需要的谷物产量相当于挪威一国的总产量。”另外还有宠物食品消耗。哈得逊研究所(hudsoninstitute)的艾佛瑞指出:“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全球宠物饲主和宠物食品销售量也随之增加。中国的小家庭政策助长了人们饲养宠物的风气。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2050年时将拥有5亿多只猫和狗,这意味着宠物食品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其中包括肉类、鱼粉和蛋白质饲料。”当然,问题不在于我们应不应该养宠物,而在于将西方式消费延伸到发展中国家是行不通的。水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一项挑战。中国南方长期闹水灾,北方却经常干旱。由于潮河及其他河流的水量日益减少,北京市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好几米。《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马军说:“部分北方城市在未来8到10年内将会无水可用。”该书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环保类著作。现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个地方出现地表陷落并产生了蚀洞,几码宽的裂缝像是地震断层盘。《国家地理杂志》最近到中国探查,最后断言中国是在进行“生态自杀”。为应对水危机,中国领导人重新检视毛泽东在1952年梦想要实现的一项计划:开通两条长达千里的运河以实现南水北调。这是一个几近疯狂的构想,类似于把苏必利尔湖的水灌入一个沟渠以便让凤凰城能够继续给草坪浇水。但是,目前情况严重到连马军等环保人士都在祈求上苍保佑。他说:“北方人民在过去50年以疯狂的方式用水,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长江的水会流过来。现在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

  他补充说,问题在于多出来的水可能只会用来加速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不必要的消费。例如,北京周边的山上有13座滑雪场,全部都仰赖人造雪。最近,北京又开放了第14座滑雪场,而且是室内的。现阶段是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挑战的交叉点,也就是说,中国在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如何保证不会突然间垮下来?我的翻译和我沿着干涸的白河(北京另一条支柱水源)开车回到北京,途中经过一座又一座新的高压电塔,既庞大又闪亮的钢铁塔就像绵延不绝的长城般延伸到山上。过去两年,中国每年都会在高压电网中增加650亿瓦的发电容量,相当于他们每年将加利福尼亚州、半个印度,或巴西加入他们的电力系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电力网的扩张速度能有如此之快。尽管供电量空前增长,电力网的负荷仍持续冲破上限。2006年,在中国31个省份中,有24个省先后出现停电现象。非营利组织“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杨福强表示:“某些省的工厂每周只能运作三至四天,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5%到7%。”当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当地4689间工厂“未来4周将安排员工休7天的暑假”以节省电力资源,然后“在秋季采取暂时的一周工作6天计划表”来抵消之前所休的假期。用电量激增的原因很简单,与那些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有关。在杨福强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夏季时空调温度会调到28摄氏度左右,以省电。坐在电脑前的杨福强说,据可靠估计,每年有三千多万人涌入城市。他们在城市里赚够钱之后就开始消费。普通中国农民每年耗用的电力相当于一个一百瓦灯泡,但在城市里,人们会购买小冰箱,然后在浴帘、水泥抹刀和行李箱制造厂工作。这些人盖水泥房子需要各种资源,中国消耗燃料的10%都用于制造水泥。这就是成长所代表的意义。中国人其实很清楚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据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8%或10%要用来处理污染和污染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2005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坦言中国经济中的“奇迹即将结束,因为环境资源已无法满足经济迅速增长所需”。这是一线工作者的肺腑之言。利弊得失应好好权衡。

  有些穷国摆脱贫穷的做法是让乡村农民迁移到城市贫民窟,在城市工厂工作,然后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其他地方。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长长的走道上逛来逛去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尽管中国有60%的人口仍然待在农村,但显而易见的是,光凭中国就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的大多数商品。全世界有60亿人口,但使用的浴帘却不止这个数。问题的关键还不在商品的数量上。阿布拉莫夫之类的说客用尽一切方法,想保证北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塞班岛工厂以低关税、低工资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方法过去一直很管用,直到中国的服饰限额减少、中国的出口激增,惯用的方法突然失灵了。之后,塞班岛的工厂纷纷倒闭,据塞班服饰制造协会估计,截至2005年,销售额减少了50%。《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发现,对于许多曾经操作织布机的年轻女工来说,“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暗中搜寻愿意为‘特殊按摩’付50美元的男游客”。中国出口热潮的效应在全球各地都可以感受得到。截至2005年5月,据一个监督机构估计,“斯里兰卡有46间工厂关闭,失去了26000个工作机会;柬埔寨有20间工厂关闭,损失了26000个工作机会,占服饰制造业工作机会的1/10。根据某些报告显示,到2005年4月时,孟加拉国有1900间工厂关闭”。如同弗里德曼所说:“你必须为墨西哥人感到难过,他们听到了用立体声播出的巨大吸吮声(意指把工作吸走的声音),一只耳朵听到中国发出的声音,另一只耳朵听到印度发出的声音。”墨西哥已经损失了50万个工作机会,连塑料制的瓜达鲁佩圣母像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已经作出政策性的决定,重点强调工业和出口获得的利润。由于缺水、土壤流失、农田变成工厂,以及数次的高温侵袭,中国谷物收成近年来大幅滑落。中国的赌注是,义乌国际商贸城贩卖的商品,如瓜达鲁佩圣母像、书包、一次性打火机和“坚强活下去”抗癌手环,所赚的钱足以让他们购买全球市场上的谷物(和石油)。这个赌注的确不错,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相当庞大,而美国生产了大量的小麦和玉米。但是,中国的策略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战之后的30年内,全球谷物产量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达到平稳期。以人均而言,全球生产的稻米、小麦和玉米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一个世代之前的人均占有量。如果中国成为大买主而非大生产国(2005年是它成为净进口国的第一年),全球其他人能享有的粮食将会更为稀少和昂贵。如我所言,中国的策略并不是其他国家应该模仿的,孟加拉国、印度、非洲,任何国家都不行。全球无法生产足够的谷物。

  同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令人怀疑。这种增长大部分源自一次性的资源开采,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后半期连续15年出现7%的年增长率,但是当世界资源研究所从印度尼西亚的总资产中减去提炼石油和伐木的价值并重新计算增长率时,增长率就减半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国民生产总值会误导人,因为它没有考虑资本资产的贬值。如果是靠开采资本资产(例如破坏生态系统和耗尽石油及矿产)促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却没有将适当的产出金额用来累积知识和技能等其他形式的资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事实上,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如果某个带有政治背景的人设法掌控了作为社区渔业基础的红树林沼泽,他就可以砍伐红树林,开办养虾场,然后将虾子出口到日本。他个人能变得很有钱,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但是大部分人仍然很穷。如果四五年以后,他因为池水滋生病害而放弃了养虾场,那他原本提供的少数工作机会也就消失了。达斯古普塔研究了1965年到1993年这30年,发现除了中国,每一个国家的“综合”或实际财富都在减少,即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根据官方统计,孟加拉国看似保持了持续繁荣,但是依据达斯古普塔更切实际的估算方法,“在这段时期结束时,孟加拉国普通民众的财富只有之前的一半左右”。农业领域的这种现象最明显,农业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我曾在孟加拉国读到世界银行发布的一篇名为“2020年愿景”的好报告,该报告呼吁孟加拉国要善用其最好的资产,即廉价的劳工,让这些劳工到城市去。孟加拉国仍有80%的人口依靠农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制造t恤或浴帘,与此同时,土地可以变成适合种植出口农产品的大型农场。该报告提到的两种农产品是大虾和用于日本婚礼市场的切花。这对日本人和孟加拉国出口虾的商人都有利,但是这也意味着一直供应4/5孟加拉国人生计的小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终结。

  农业研究员托卡注意到,西方经济规划者已经全面介入了发展中国家,将曾经独立的农民转变为化学药品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者……对于全球那些被边缘化的农民而言,这种情况造成人们愈来愈依赖不稳定的全球农作物价格,为购买昂贵设备和化学药剂而积欠日益庞大的债务,而且经常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维系其社区传统的土地。套用日本经济学家武藤一羊的话来说,这种效应将“传统贫穷转换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顺利运作的现代化贫穷”。实际上,这意味着让人们从农场迁移到贫民窟。像中国之类的某些国家已经兴起真正的城市。但是,就像戴维斯在《贫民窟星球》(planetofslums)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大部分地方,逐渐增加的是铁皮屋和硬纸板构成的帝国,数里长的小屋里全都住着没事可做的人。本世纪95%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全都是在贫穷城市中,而且绝大多数在贫民窟中”。在中美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在推动出口导向型农业,连带迫使当地农民为了购买美国生产的杀虫剂和种子而负债。记者库克写道:“许多新式农作物,例如瓜类和菠萝,的确获利更多,但获利者不是农民,而是都乐(dole)和地扪(delmonte)之类的美国农业公司。同时,玉米和豆子等作为主食的农作物产量直线下降。”在墨西哥,人们寄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农业发展更“合理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做到了这点。据普兰指出,墨西哥中西部工业化农场种植的,大量得到补助的玉米“淹没了墨西哥130万个小农民”。相比美国农田种植玉米一磅6美分的成本,墨西哥农民可以用一磅4美分的成本种植玉米。但是,政府补贴使得美国玉米成本降至一磅3美分,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全球价格,使墨西哥农民蒙受损害,并且使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之类的公司获益匪浅。普兰写道:“墨西哥农民无力竞争,便离开他们的土地,加入墨西哥日益庞大的都市失业人口行列。其他人则移民到美国当佣工,帮忙收割农作物,原本是农民,现在却成了打零工的人。”小农民被迫把土地卖给大农民,大农民则采用北美的工业化农业做法,使用更多的水和化学药剂。普兰指出:“墨西哥稀少的水资源却用来浇灌美国的农作物,一次一颗番茄。像墨西哥这种民众经常吃不饱的国家正利用它最精华的土地,为食物充裕到养出了许多肥胖人士的美国种植农作物,这种做法着实荒谬。但是在自由贸易之下,这样做却符合经济上的意义。”

  随便举一种农作物为例。咖啡?10年前,30%的零售额源自原产国,后来世界银行力劝越南等国家放弃种植稻米并且改种咖啡,英国记者劳伦斯报道说:“截至2000年,由于大量使用肥料,越南将自己变成全球第二大咖啡产国,仅次于巴西。”这项成就需要以“大规模砍伐森林”和“过度施肥及广泛灌溉,进而对生态造成负面效应”为代价。在越南和其他出口国的相互竞争中,咖啡的全球价格一跌再跌,现在咖啡豆产国只能留住其零售值的10%。劳伦斯称最近她造访了乌干达一个贫穷地区,并和一户种咖啡的人家一起坐着聊天,这家人穷到无力支付子女的学费。她的翻译试着向该农民解释,星巴克一杯咖啡能值乌干达5000先令。劳伦斯写道:“他的脸上露出疑惑的微笑,流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但之后他的眼眶充满泪水。‘天哪,你应该是指一公斤吧?不,不,这让人听起来很难过。今年,我种的咖啡一公斤只卖了200先令。’”那么,摆在店前面的香蕉呢?超市之间经常互探“已知价格的商品”行情,然后削价竞争,以吸引顾客,香蕉就是这类商品之一。由于大型连锁店压低成本的压力,在2001年到2003年之间,全球最大的超市之一将它愿意支付的香蕉价格降低了40%,全球香蕉产区的工人薪资降至“合理生活工资”之下,福利被大幅削减,工会也瓦解了。而在伊拉克,2003年美国支持的过渡政府最先采用的法律之一就是保护作物和种子的专利,即使97%的伊拉克农民使用从农作物或当地市场留下来的种子来种植自己的食物。据一个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国际组织报道说:“颁布新法表面上是为了确保伊拉克优质种子的供应,并且强化伊拉克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身份,但实际上是为了促进孟山都、先正达、拜耳和陶氏化学公司之类的企业渗透伊拉克农业。”这听起来像过度猜疑吗?美国政府任命监督伊拉克农业重建工作的人叫阿姆斯杜兹,此人之前是嘉吉公司的高级主管。一位观察家表示:“那项任命就像把萨达姆?侯赛因安排到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此人被安排得特别好……可以长驱直入伊拉克市场,但是装备却严重不足,无法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重建工作。”

  经济学家可以对这种决策的意义各执一词。为提升国民生产总值而牺牲个人家庭值得吗?我们是否处在某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正在等待最后收获的喜悦?渐渐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开始明确地作出自己的判断。拉丁美洲那些追随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成长的政府,一个接一个被选民给三振出局。在印度,经济学家萨克斯曾经建议瓦杰帕伊总理领导的政府致力于追求更高的年经济增长率,但是在2004年,选民却将瓦杰帕伊领导的政党赶下台,原因主要是他们看到经济增长的所有好处全被住在大城市里的少数印度人给占尽了。当然,出现这个问题大多是因为经济增长造成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不平等。国家没有变得更富有,只有少数人变富了。第一章谈到过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不平等现象的基尼系数,近1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高到0.4。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其基尼系数也越来越高。在中国的政治高层中,这个数字已引起骚动。由于有批评家指出,改革等于是“为富人的汽车和乞丐的手杖提供相同的保护”,政府在2006年搁置了进一步加快民营化的计划。中国开始强调和宣传兼顾经济迅速增长和“社会公平”。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虽然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会让大多数人富起来,但到一定阶段,这也是利弊参半的事。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一无所有,因此拥有更多钱就能更加满足,而且牺牲社区来换取物质是值得一为之事。但是开始“成功”的人也开始像西方人一样过着毫不快乐的生活。例如,将传统饮食换成加工食品,使中国人开始像美国人一样,发胖趋势剧增,1997到2005年之间被列为肥胖的中国男子的比例从4%增至15%,超重的中国女性比例则增加了一倍,达到女性总人口的20%。一位营养学家说:“墨西哥人现在喝的可口可乐比牛奶多。”正当中国人效法美国成功的观念时(当我在中国时,一档新的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正好首播,它模仿的是美国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的《学徒》节目,根据“胆量、专业度、领导力、谈判技巧以及抗压性来评判参赛者”),他们也开始感受到相应的压力。《中国青年报》最近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有66%的中国青年“认为自己(在良好表现上)面临巨大压力”。《洛杉矶时报》记者马尼耶引述一位年约30岁、年薪11000美元、拥有中国名牌大学学位的普通男性的话说:“生活好紧张,我老是觉得肩膀上的压力好大。如果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能会变得既富有又快乐。”

  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经常缺乏效率。一旦它提高了效率,它又会通往我们在富裕国家中已经进入的同一条死胡同。再者,并没有足够的物资让美国的模式散布到全世界。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请试着分析下述情况:如果全球富国不能改变路线,穷国也不能。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品是电视节目和电影,它们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做成模型,而这个模型与世界其他地方所使用的东西和地球所能提供的物资差别巨大。(根据一项估计,一个美国家庭在新年钟声响起到1月2日晚餐结束这段时间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比一个坦桑尼亚家庭一整年所使用的化石燃料还多。)如果我们一直将特朗普奉为偶像,中国将会创造本国版本的特朗普。如果我们不能从高度个人主义的典型转至其他方向,那么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会继续朝相同的方向前进。所以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必须放缓经济增长,更重视扎根本地。但是,假设这种改变真实地发生在美国,这种经济模式最后在穷国会演变成什么样?最明显的是,如果富国开始减少地球的负荷,穷国可以操作的实际空间就会比较多,会稍微宽松一些。当然,这是穷国所向往的,因为他们太穷了。如同农学家普雷蒂所说:“如果某地只能让人一天吃一餐,或是孩童因为缺乏粮食和书本而无法上学,或是赚钱的机会减少而且让人意志消沉,那就不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如果家只是一个简陋的小屋,没有椅子可坐,那也不行。地球应该能够保证足够的椅子、足够的基础教育、足够的冰箱来冷藏疫苗。制造这些东西需要燃烧化石燃料,进而将更多碳排放到大气中。如果美国人可以减少煤、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量,就可以留出一部分大气空间来吸收穷国必须排放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碳量。而且,美国应该做的不止上述这些。我们借由将废气排放到空气中而致富,所以我们应该以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形式,和发展中国家共享财富。你甚至可以就我们谈论的金额提出一个数字,如果以目前的汇率来估计碳的价格,每个美国人因为享有了比应得的一份更多的污染权,所以一年积欠世界其他各国的金额介于人均273美元到1086美元之间,总计大约是每年730亿美元,这笔钱可以用来完成大量的“发展”。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更侧重区域而不是全球;它应该集中在建立和维持强大的社区,而不是建立经济个人主义的文化;它不应该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观点来看所谓的典范,而是应该更加关注生态的部分;它应该将目标放在可持续性而不是增长率上;它应该避免某些预言家所说的浪漫幻想,转而支持务实者的观点——前者主张追求无止境的财富,而后者主张彼此互助,一如数千年人类生存中表现的行为。换言之,它和我们在富国世界需要完成的事情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富国和穷国一开始的差距就大到难以想象,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南北半球将看起来极为不同。后记本地经济在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在本地栽种大部分的食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能源会少得多,这有助于纾解石油短缺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但即使如此,越来越明显的是,要完全避开这些危机为时已晚。它们早已来势汹汹。因此重点在于:迈向本地经济的行动路线需与应对(不要只是避开)这些困境的必经路线方向相同。这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在能源价格越来越高、化石燃料越来越少的世界里,你最好生活在能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越来越受古怪和险恶天气所影响的世界里,可持续性经济比动态经济实用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本地经济所隐含的加强社区意识和加强民主决策技巧,不只会让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也会让我们在险恶的世界中增加存活的机会。在日益开放的世界里,高度个人主义不只是孤独而已,还代表了不稳定和有勇无谋。这听起来很吓人,事实上的确很吓人。但是我花这么多篇幅说明本地经济等同于社区(而社区又等于提高满意度)的理由之一是要证明它不只吓人而已,它也很吸引人。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即将来临的改变会如何吞没我们。如果这些改变来得很快,它们可能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如果它们姗姗来迟,我们可能会轻率待之。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当然会使一切行动更容易,但是社会中的有权有势者相当重视廉价的能源和便宜的食物,更别说大多数的民众,而且等待那些举足轻重者采取行动只会灾难性地造成行动滞后。可见,从本质上而言,需要发展本地经济……以本地化的方式。因此,我举双手赞成每一个层面的政治行动,也赞成建立农贸市场、广播电台和社区风车。至少,现成的典范越多越好。我们需要新经济的有效实例,也需要可行的新思考模式。如果本书有助于帮我们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增长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目标,我会心满意足;如果读者下次听到某些新闻记者欣然报道经济增长提高3%时存有一点疑问,我会心满意足;如果我的工作有助于摆脱一个看法,即只有经济增长才可以挽救痛苦的经济衰退,我也会心满意足。如果经济学家可以摆脱以往的偏好,不再帮助鼓吹目前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他们将能扮演关键角色,协助我们了解现有的其他选择,哪种企业规模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哪类效率有用以及哪类效率有害。对他们以及所有人而言,这种知识探险远比只尝试让现行系统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加快增长更为有趣。要想象一个与我们所知的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以令人恐惧的方式改变世界。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当代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使经济发展大幅转型,以避开某些伤害,并且协助应对我们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设法动员社区的财富,让转型更易让人欣然接受,而不是踌躇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