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图片:巴金忏悔(中国青年报 2005-10-2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2 06:40:12
首页->>中国青年报->>特色周刊->>冰点观察
巴金忏悔
――重读《随想录》
2005年10月26日
本报记者 徐百柯
《随想录》结束于1986年，是年，“文革”爆发整20周年。20年前，1966年8月10日下午，巴金在上海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作协领导人叶以群的大会。
“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人们说巴金“过分善良”，并不讳言他性格中的“软弱”或者“怯弱”。软弱的可悲在于，起先打倒别人，后来便打倒自己。就在同一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巴金开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
20年后，巴金忆起这一幕，“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自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于是他郑重地提起“文革”受难者中他的三位亡友的名字：叶以群、老舍、傅雷。
1966年8月2日上午，叶以群跳楼身亡“自绝于人民”，巴金的冤死的朋友中，他是第一个。然而20年后巴金为了找寻这位朋友死亡的记录而翻看自己的日记时，却只看见记流水账的寥寥数语———当时他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他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他“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
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此前一天，他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遭毒打数小时。巴金能记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个多月两人在北京开会见面时，老舍对他讲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所以巴金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
《随想录》中几次提到巴金和日本作家谈及老舍的死。日本作家关注老舍，称他的投湖自尽为“玉碎”。巴金说：“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9月2日夜，他们写下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巴金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傅雷身上，巴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
《随想录》中有《知识分子》和《再说知识分子》两篇。巴金说，他很高兴读者通过他的《寒夜》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又说：“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
巴金怀念他的“马大哥”马宗融时，寄托的正是他扪心自问怀疑丢失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风骨和朋友的情怀。这是《随想录》中字数较多的一篇，蕴涵的感情也很深。马宗融“朋友多，对人真诚，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在他身上巴金看出了“交友之道”。虽然巴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但他记得，马大哥是对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1947年马宗融所在学校当局纵容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他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巴金说：“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然而巴金承认，自己不曾学到他的长处，“文革”中先是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后来又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回想起来，巴金说了四个字：“愧对亡友”。
《随想录》四十余万言中，除了冲击力强因而广受关注的“还债”、“噩梦”等词汇外，出现频率同样极高的还有“朋友”、“友谊”和“友情”。这些词汇，在巴金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巴金在他所留恋的法国和日本，看到的、感受到的，显然是与“文革”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这里有美好的东西，映照出“文革”中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巴金的思考也更具活力。所以他一再写道：在国外“清夜深思”，“静夜里在饭店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想起许多事情”。相比之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进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态。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正常生态的毒化过程。
巴金说自己之所以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是因为他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他甚至描述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嘶哑的”声音，反复说道：“债是赖不掉的！”这既是对道德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从道德层面，一个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经历过“文革”的人后来回忆巴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巴金却说：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我的确有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
在道德律令背后，其实还有一层历史观照———历史会记录下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巴金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一种朴素但绝非肤浅的历史意识，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深刻”也屡遭苛责“不深刻”。在这样的历史意识观照下，他接着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这才是道德忏悔。
巴金曾经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当他晚年编选《序跋集》时，他感到了厌倦。因为，几十年的包袱和辫子，要一一清理，这绝不是愉快的工作，“想一笔勾销，一口否定，但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全部摊开展览出来”。经历过这样的自我锤炼，所以他敢于说：《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54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
巴金相信，对于一个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时时与这样的劝诫抗争：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对于历史记录，巴金一方面是乐观的。“‘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观。“健忘的人习惯于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
巴金提倡建立现代文学馆，与《随想录》一样，其实是超越文学的，直指向历史。他说过：“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1966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但“梦总是要醒的”。醒来的巴金执著于为两段历史找寻存放、纪念和思索的场所：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
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顽强的趋势，总要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有对历史的这种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远溯春秋时期，所谓“齐之良史”。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接任其职，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简上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浩然正气的表现。
巴金的不断忏悔和两个心愿，一般谓得之于西方人文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接续上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史”之脉络。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文革”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对所有这一切的侏儒化、虚无化过程。
1981年全国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巴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
二十多年过去，巴金百岁诞辰时，不可谓不热闹，而今逝世，又极尽哀荣。不过，巴老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文革”博物馆来纪念巴老也许更适当些。
巴金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他又说：“写完五本《随想录》，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忏悔
――重读《随想录》
2005年10月26日
本报记者 徐百柯
《随想录》结束于1986年，是年，“文革”爆发整20周年。20年前，1966年8月10日下午，巴金在上海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作协领导人叶以群的大会。
“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
人们说巴金“过分善良”，并不讳言他性格中的“软弱”或者“怯弱”。软弱的可悲在于，起先打倒别人，后来便打倒自己。就在同一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巴金开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
20年后，巴金忆起这一幕，“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自问：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于是他郑重地提起“文革”受难者中他的三位亡友的名字：叶以群、老舍、傅雷。
1966年8月2日上午，叶以群跳楼身亡“自绝于人民”，巴金的冤死的朋友中，他是第一个。然而20年后巴金为了找寻这位朋友死亡的记录而翻看自己的日记时，却只看见记流水账的寥寥数语———当时他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他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他“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
1966年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此前一天，他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遭毒打数小时。巴金能记得的，只是老舍死前一个多月两人在北京开会见面时，老舍对他讲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所以巴金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
《随想录》中几次提到巴金和日本作家谈及老舍的死。日本作家关注老舍，称他的投湖自尽为“玉碎”。巴金说：“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
1966年9月3日晨，傅雷和夫人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9月2日夜，他们写下遗书：“……委托数事如下：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巴金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傅雷身上，巴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
《随想录》中有《知识分子》和《再说知识分子》两篇。巴金说，他很高兴读者通过他的《寒夜》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又说：“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
巴金怀念他的“马大哥”马宗融时，寄托的正是他扪心自问怀疑丢失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风骨和朋友的情怀。这是《随想录》中字数较多的一篇，蕴涵的感情也很深。马宗融“朋友多，对人真诚，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在他身上巴金看出了“交友之道”。虽然巴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但他记得，马大哥是对他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1947年马宗融所在学校当局纵容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他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巴金说：“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然而巴金承认，自己不曾学到他的长处，“文革”中先是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后来又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回想起来，巴金说了四个字：“愧对亡友”。
《随想录》四十余万言中，除了冲击力强因而广受关注的“还债”、“噩梦”等词汇外，出现频率同样极高的还有“朋友”、“友谊”和“友情”。这些词汇，在巴金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巴金在他所留恋的法国和日本，看到的、感受到的，显然是与“文革”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这里有美好的东西，映照出“文革”中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巴金的思考也更具活力。所以他一再写道：在国外“清夜深思”，“静夜里在饭店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想起许多事情”。相比之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进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态。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正常生态的毒化过程。
巴金说自己之所以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是因为他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他甚至描述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嘶哑的”声音，反复说道：“债是赖不掉的！”这既是对道德的敬畏，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从道德层面，一个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经历过“文革”的人后来回忆巴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巴金却说：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我的确有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
在道德律令背后，其实还有一层历史观照———历史会记录下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巴金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一种朴素但绝非肤浅的历史意识，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深刻”也屡遭苛责“不深刻”。在这样的历史意识观照下，他接着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这才是道德忏悔。
巴金曾经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当他晚年编选《序跋集》时，他感到了厌倦。因为，几十年的包袱和辫子，要一一清理，这绝不是愉快的工作，“想一笔勾销，一口否定，但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全部摊开展览出来”。经历过这样的自我锤炼，所以他敢于说：《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54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
巴金相信，对于一个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来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真正的裁判官。但他不得不时时与这样的劝诫抗争：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对于历史记录，巴金一方面是乐观的。“‘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悲观。“健忘的人习惯于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
巴金提倡建立现代文学馆，与《随想录》一样，其实是超越文学的，直指向历史。他说过：“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1966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但“梦总是要醒的”。醒来的巴金执著于为两段历史找寻存放、纪念和思索的场所：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
历史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顽强的趋势，总要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有对历史的这种敬畏。令人追慕的史家，可以远溯春秋时期，所谓“齐之良史”。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接任其职，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太史最小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简上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终不敢再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浩然正气的表现。
巴金的不断忏悔和两个心愿，一般谓得之于西方人文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接续上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史”之脉络。
通过《随想录》，巴金祈盼恢复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历史叙述、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建立一种经过“文革”淬炼的历史观。他的忏悔，在于当年没有阻止、甚至参与了对所有这一切的侏儒化、虚无化过程。
1981年全国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巴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
二十多年过去，巴金百岁诞辰时，不可谓不热闹，而今逝世，又极尽哀荣。不过，巴老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文革”博物馆来纪念巴老也许更适当些。
巴金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过：《随想录》是“在纸面上树立我的‘文革’博物馆”。
他又说：“写完五本《随想录》，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