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之守卫魔网:新京报:他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2005-10-19)

他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10月19日7:32· 来源：
晚年巴金的思想历程———《随想录》、说真话与文革博物馆
1979年4月，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五十年。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最后的高峰———《随想录》
《随想录》中的第十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被迫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这是可以揣摩到的巴金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自我忏悔与说真话
巴金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从主张文学“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在那些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金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
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与那些未能挺过来走进新时期的人相比，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了可以重新独立思考的时候。历尽沧桑的他，终于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而去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瞩目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他用《随想录》继续走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思想行程。
他走得很累，却很执著。有过苦闷，有过失误，也不断被人误解，但他始终把握着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义写得无比美丽。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称为“世纪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最后的愿望：建立文革博物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
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与方女士的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又一次病危，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无可能。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一百年行程中用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他所经历的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
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
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他永远与读者同在。
□李辉（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