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国情的光辉典范——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而作

发表于 2008-12-26 14:38:36

精通国情的光辉典范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而作

钱  宏

题记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后年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90周年。

为了完成工商文明为内容的现代主义，中国人在过去的90年内先后完成了对自身传统社会的两次毁灭性的颠覆。一个是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30年（1978-2008），一个是以革命理想为导向的60年（1911-1949），反思90年、60 年、30年，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和市场同时作为历史的双重角色，分别扮演着传统社会解体的冲击力量和现代社会整合的动员力量。革命导向与市场导向的成就和问题，是同样巨大的，中国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人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所谓“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算不算一个方向性的概括？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社会”是文明形式的承载体，假如“公民社会”依然停留在利益共同体阶段，地球村的居民们将拿什么超越三大极限：“增长的极限”（自然环境）、“对抗的极限”（国家社会）和“恶的极限”（个体生命）？

中国和人类，是继续在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故道上滑行，还是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这是一个问题。

费正清去世前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工商文明，是中国必经的历史阶段，那么，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阶段起过巨擘推手作用的毛泽东，无疑是不能遗忘的标志性人物。25年前，1983年，本人特别写了这篇纪念性习作，而今天毛泽东又一个诞辰日，应凤凰网编辑之约，重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以飨读者。

2008年12月26日于上海开关居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沐浴着新中国灿烂阳光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倍加缅怀这位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之魁和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更加珍视他缔造新中国的伟大历史经验．以为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借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由于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运中和我们党内，盛行过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等主观幼稚病，对于这一革命的“基本的根据”，大多数同志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是完全忽视的。这方面的事件和教训众所周知，无须赘述。而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我党的卓越代表，就在于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就在于他精通中国国情，就在于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作为批判武器，对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剖析，从而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以及革命前途等问题的正确结论，并不遗余力地诉诸革命实践。这一切，在他的早期活动及后来的革命实践过程和一系列著述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6岁就开始干农活，与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8岁上学后仍不脱离劳动。渐渐地，他从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和人民(主要是农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意识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地位十分低下。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部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0页)

    可以说，生于农家并从小躬耕的毛泽东，一开始识事，首先接触到社会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及其密不可分的土地问题，而这正是中国的根本国情。

    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满怀救国救民于水火的革命激情，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1913年春至1918年夏，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利用反动的封建清廷和军阀压榨中国人民，企图把中国永远变成乡村原料产地和洋货市场的事实。从而，他认识到中国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1917年夏，毛泽东徒步千余里，深入长沙、宁县乡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同年冬，他在长沙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团结的一批进步青年，在长沙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积极探讨“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同年8月，为了组织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同时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从事考察，并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组织和领导赴法勤工俭学，为的是有一大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学生和青年，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出路。这些进步青年亲身进行调查法、英、德等国工人阶段状况和工人运动，对欧洲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思想、政治派别做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并加以比较、鉴别，更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对中国革命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和必要的。到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达1500多人。毛泽东积极组织和领导了这一运动，但他自己还“另有计划”。当起航的汽笛撕破了浓烟笼罩的上海港口时，望着远去的战友的身影，谈到他不去欧洲而无限感慨地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

    1919年3月，毛泽东回到湖南。一面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要大家加强学习；一面“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前列。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中，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教训，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对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他坚信，中华民族蕴含着伟大的潜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联合必将成功，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早在19lO年，从长沙抢米风潮和韶山哥老会彭铁匠的事件中，毛泽东就意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到1920年新民学会组织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游行遭到警察镇压，他便得出结论：“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当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能够及时而明确地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毛泽东早年的实际生活和学习研究中，所接触到和认识到的农民和土地问题，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民众大联合问题，群众政治权力和武装斗争问题，正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领导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领导中国革命所必须弄通的基本国情。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水平的提高，一系列的中国革命问题便渐渐更为明朗化、理论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战略。

“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0年夏天，毛泽东已经研读丁《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系列著作，并在同年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也就是说，毛泽东一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从认识和实践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著述中，他确是实行这种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比别人更精通中国国情，更能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

正因为如此，在教条主义风行的时候，在“左”、“右”倾机会主义泛滥使革命受挫的时候，他觉悟到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要独立思考，对苏联经验不能机械照搬。因此，他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适合国情、充满求实精神的科学论著，解决了革命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并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参加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必须用最大力量深人地进行农民革命斗争。他指出：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精通国情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工作方法。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透彻地论述了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代表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震聋发聩的英明论断：“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论断，是对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各种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因此，他没有拘泥于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走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世界共运史上的伟大创举，给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去取得胜利的榜样。同时，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具有方法论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149页)这充分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精通，不仅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悉知于怀，而且对中国历史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他非常重视历史知识，谓之“前车可鉴”。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的延续。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文选》合订本第759页)他提倡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精辟地指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的”，也就是中国国情，它是由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历史两部分构成的。当我们读到《毛泽东选集》中一系列著述时，不能不为他那广博的历史知识钦服。我略略做了个小统计，在他的五卷选集里所引证、活用和化用的典故、成语和历史故事，单是出自典籍的，中国的就有320条之多。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也是读古书的，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他就读过八年孔夫子。周恩来说：“读古书使他(毛泽东)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读古书是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可以从中了解到昨天和前天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得失与经验教训。把这些历史的成败得失经验同现实的社会状况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剖析，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是他的这种伟大，红军和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被一一克服了，大渡河上翼王石达开的历史悲剧没有重演；游击战抗击了百万日伪军；蒋介石弹指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愧为精通国情的光辉典范，这是他的伟大和高于他人之处；而战斗在文化战线最前列的鲁迅的伟大和高于他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我们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现窭和历史状况，研论所及，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无不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

    这两位历史巨人，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贯串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也深深得益于他们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所以能对中华民族作出卓越的贡献。而那些把马列主义变为教条。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人们，他们之所以碰壁，使革命遭受挫折，就在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他们崇尚空谈，主观臆断，大搞本本主义和教条化，在自己的国家搞革命却不弄通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没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怎能不受挫或遭失败呢?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就是如此；王明的错误更加导致了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至于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等那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对此曾经总结道：“中国革命斗争和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鲁迅虽未曾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但他在另一条战线一文化战线上，却深得此中三昧。

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的压榨最为深重。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鲁迅在与农家孩子交往中从小认识了许多农村情况。“从少年到早期直到以后，鲁迅心目中总有着他未能忘怀的广大农民的身影，鲁迅的同情和注意总是在这一边。”他“希望使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从那种种落后、愚昧、麻木、被动的处境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精神面貌意识形态上有个根本改变。”(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46—447页)正是在农民问题上。鲁迅与毛泽东在不同的战线上不谋而合，时代、社会造就了这两位雄视千古的伟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鲁迅对“国民性”或“民族性”(英语Nationalism;俄语НаюоАосТь)有深刻的了解，并且不遗余力地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暴露、针砭和寻求改造的途径，唤醒“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两地书·入》)，他擎旗呐喊：“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指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空前的民族英雄”。解放后，毛泽东在封信中无限感慨地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严于解剖自己，就包括深切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革命队伍和革命实践，了解自己的民族，即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精通中国国情。从这一点出发，用马列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动员、组织亿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旧世界进行伟大、光荣、正确的轰轰烈烈的武器的批判。这就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这条基本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至关重要的。

(作于1983年11月2日，刊于1984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理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