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丰山实验学校口碑:农民与革命

 　　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但其发起者和领导者却主要是一些边缘知识精英。他们相互需要而又内含紧张，并非完全一致。革命者既是农民的代表者又是农民的教育者，毛泽东思想既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不只是农民革命要求的反映。党的群众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满足群众与约束群众之间寻找平衡，所以无论是从农民角度还是从边缘精英的角度都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革命。
    
    　1、“革命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1）因此，他建议毛泽东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泽东没有改变其基本判断。1937年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2）一句话，“无产阶级”等于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维汉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曲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3）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年2月12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1926年12月，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4）但就“当前实况”来说，毛泽东的判断是有效的。只有首先借助游民暴力，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5）在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中，担任村妇联主任的是在外面做过妓女的孙俊英；在韩丁的小说《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痞子的“革命性”。当然，“先锋”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6）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思想规训。
    　　例证之一是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7）19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8）
    　　农民运动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原始，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革命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革命需要。
    　　但湘南事件说明，农民并不只是被动的、受控的角色，他们内蕴的冲动和欲望也是党不能忽视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让群众的冲动和欲望有所释放。比如1947年晋绥土改，分局主要领导就在会议上说：“那种认为贫农立场不行，要无产阶级立场才行。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我来领导你。如果这样讲群众路线的，就是不相信群众，脱离群众。今天看，出主意用干部这一套是吃不开了。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对干部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去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现在……党内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恶霸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有的起坏影响。要群众监督党，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教育党和干部，只有这样今后才靠得住。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这就出现了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的做法，“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有些地方发展到乱打乱杀，错打死了党员干部和农民。”（9）在晋绥党校，“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10）
    
    　2、农民、知识人和军人
    
    　农民的革命性源自其苦难。但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知识人与军事家。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农民。在经历了11年的教育和3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1927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个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11）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出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春雷第一声。横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1929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斗争需要职业军人的组织和领导。横丰年关暴动前，方已经组织了“弋阳农民自卫军”，武器主要是方志敏从鄱阳搞来的十支枪。暴动后，方志敏先是挑选农民军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组成脱产的游击队；1928年6月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1930年7月扩编为独立师，1930年9月成立红十军，下辖三个团共3万多人。1933年初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迅即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新的红十军。他明白，没有正式的武装军队，“农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话。终生种田耕地的农民可以当兵却不一定组织军队、指挥打仗，革命的军事人才多由旧军阀和国民党输送。1928年，经过邵式平的运动，中士班长匡龙海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且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12）匡龙海后来成为新十军的代理军长。1929年冬，中央派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周建屏来到赣东北，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成为赣东北主要军事领导人。周建屏原是滇军团长，北伐时受朱德教育参加共产党，与方志敏感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说：“没有红军，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去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13）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1930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14）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种田产粮。
    　　战争需要由农民提供的各种资源。参军的主要是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青壮年，大多数农民在“农民革命”中的任务还是从事生产。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15）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指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由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先锋队”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3、农民中的典型
    
    　在资源极其贫乏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农民硬是靠吃苦忍耐和自我牺牲支持着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即使饿着肚子，他们也仍然在黄土地上辛劳。彭德怀当年曾说过：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啊！这样的农民在工农政权中本应享有必要的生活保障甚至各种殊荣，但是，这绝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各种光环和荣誉都送给那些因为政治需要而培养起来的典型。
    　　延安时期有一个吴满有，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首先是《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的概念；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 ……创造更多的吴满有！”（16）文艺家更是热情澎湃，诗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多次参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党提干。
    　　吴满有当然知道他应该干什么。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17）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18）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领导的响应，有对军队的颂扬。其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40年代陕北一个农民写的。
    　　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吴满有当了叛徒。虽然这不能说是对边区政府提倡的“吴满有方向”的讽刺，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吴满只是一个骗子，但确实说明这种“抓典型”的方式有其片面性。
    　　吴满有的教训没有深刻记取。在49年以后以建设新社会为理想的改造工程中，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从《三里湾》的欢乐笑声到《山乡巨变》的彩色描绘；从梁生宝们义无反顾地走向集体化（《创业史》）到萧长春们在乡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艳阳天》），我们总是被送来一曲曲田园颂歌。然而，当1958年“共产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歌声响起时，广大农民的厄运也就降临了。从1956年到1978年，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集体化运动前夕的1955年。历史无情，美梦破灭，1979年不得不进行的农村改革表明，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集体化道路并不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新时期的文学已经较为真实地裸露了农村和农民惊人的贫困和深重的灾难。在“谎祸”连绵的背景下一，伴随着农村无数悲剧的，是在朴实木讷、文盲众多的农民中，又连续出现了不少典型，从陕西烽火农业社的王保京到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这些“农民代表”基本没有农民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品质，也极少真正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幸福做什么建设的贡献，成名做官后，更是把农民的生活与生命当作官场交易的砝码。从199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的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作者卢跃刚）一书来看，王保京主导的烽火农业社从1954年到1997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大量“输血”、扶植典型的历史，一个不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权利的历史。
    　　这里的问题，不是王保京做了典型、升了官后蜕化变质，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欺名盗世、弄虚作假，连当地的农民都心知肚明，极为反感和不满，但为什么从《陕西日报》到《人民日报》，从科学家到省委书记、副总理都在一个劲地大唱烽火（社、大队、村）颂，使得一个基本没有受过教育、浮夸说谎成性，政治历史还一些疑点的农民成为科学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劳模？套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我们只能说当时的政治生活需要这样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大变动的时代，土地分给农民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毛泽东就急于求成地要分散自私的自耕农组织起来，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转化，加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几千年习惯于个体经营的农民当然难以想象这亘古未有的宏伟工程，而无论是此时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几十年的实践，都证明这样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并违背了农民利益。还在1951年9月，毛泽东在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后，就要其秘书陈伯达就会后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19）毛泽东虽然承认赵树理意见的合理性，但并未因此放慢互助合作的步伐，1955年夏季之后更是急剧发展。这种人为的路进不但在基层有阻力，中央上层也有异议，从陕西农民杨伟名到副总理邓子恢，都曾提出质疑和反对。正是在此一背景下，王保京这位关中风云人物起步了，成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典型。1954年8月31日，《陕西日报》以“烽火社的多种玉米增产试验”为题第一次为王保京戴上光环，此后他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不但农村的每一次变动，甚至与农村无关的上层政治清洗，也都需要王保京本人确也为极左政治作了有力的基层策应。从50年代的反右倾到70年代的反“右倾案”，王保京一次也没有拉下；与此同时，从1958年被评为“科学研究员”到1974年当上咸阳地委副书记，数不清荣誉，令普通庄稼人敬畏的权势，王保京终于由农村典型脱颖成为一名“农民政治家”。一直到烽火发生特大毁容案、《中国青年报》已经作了揭露后，地方领导还在说烽火说成是“精神文明”的典型，为王保京保驾护航。
    　　为什么要树典型？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极左路线并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正拥护。树典型，说到底是寻找“伪农民”，让“伪农民”代表真农民说话，把政治家的构思、幻想说成是农民自身的真实要求。大跃进是领导者鼓动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谵语却是王保京喊出的。同样，“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农业学大寨’是当代中国历史最不平常的农民运动。”（20）毛泽东本人只说了一句学大寨，他的具体的农村政策、政治理念，却是某些“农民”说出来的。这样，农村中一些聪明人、投机者、野心家，甚至农家败类都纷纷粉墨登场，背叛农民利益迎合政治需要，与权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却又代表农民享受政府对农民的“关怀”，甚至能够在产生他们的时代结束之后，仍然风光体面地做老典型、老劳模。
    　　农民政治家的出生和病毒是整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产物，是左倾错误干预农民日常生活的手段。对于中国农民来讲，如何搞好生活、如何发展农业，他们清楚得很，根本不需要上层来指手划脚。《大国寡民》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1962年5月10日，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社员杨伟民等三位农民，就当时农村形势和出路问题给镇以上各级党组织写了一份叫《当前形势情感》的建议材料，其中所提出的农村发展思路，几乎和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如出一辙。这份材料曾上达天庭，由此引起北戴河会议上的严厉批评。杨伟民因此罹难，但其见识和勇气，却为产生了王保京的中国农民挽回了面子。农民中出政治家也出思想家，前者是不正常的政治扭曲出来的，后者却是苍茫大地上日常经验的集聚。
    　　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中，农民的“自私落后”曾是领导者们忧虑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0年农村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典型”教育农民走出自家田地，放弃私有财产而认同集体和国家。以教育农民自居的人自居的人自以为比农民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但他们实施的农村改造方案使得无数农民降低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不管他们的构想如何美丽，但他们确实不具备农民本然具有的本能和常识。1978年12月的安徽凤阳小岗之夜，18个农民在一起立约分田到户以吃饱肚皮，没有战略决战，没有科技发明，但确实惊心动魂，慷慨悲歌，确实开始扭转历史，预示了10多亿农民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发展道路。事后看来，主持其事的严宏昌和支持他们的陈庭元等人，不过是承继了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而已，他们的意义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反抗，即以最简单、最原始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取代集体化、大跃进以来的农村社会制度。生命是最高的价值，但为维持生命却并不需要特殊的智慧，本能和常识足以使每个人活下来，而一些宏伟的追求和理想的规范，反而可能剥夺公民的生存权利，从大跃进到文革，首要的教训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每个拥有自己寻找生存方式的权利。所以，只有让父老乡亲自作主宰，中国农村才成为希望的田野，大大小小的王保京之流才不会危害农民。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2）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3）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54～555页。
    　　（5）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载《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90年，第1438页。
    　　（6）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02～103页。
    　　（7）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8）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60～62页。
    　　（9）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1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11）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12）方志敏：《方志敏文集》，第49页。
    　　（13）《方志敏传》编写组：《方志敏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
    　　（14）方志纯：《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62页。
    　　（15）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载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年，第79～98，101～102页。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43页。
    　　（1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52～553页。
    　　（1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54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20）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