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业精于勤繁体字: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刘文彩庄园背后的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55:34
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刘文彩庄园背后的故事
明 红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氏庄园，曾经是全国“阶级教育的大课堂”。悠悠岁月给这座庄园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光阴荏苒，将历次“政治运动”给庄园穿上的外衣一一剥去，就是一座中国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地主庄园建筑群，这不可多得的历史景观又引来众多新的参观者。今日的刘氏庄园仍透出当年的“皇家风采”，豪华、气派、考究、典雅。老公馆雕龙画凤的大门上刻着“受福宜年”四个醒目的大字。
1958年8～9月，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鉴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有系统地恢复它原来旧貌，用以对人民进行阶级教育，激发群众积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热情……”
1958年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的文件，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此开始筹建。人们毫不犹豫地捐出文物展品，有田契佃约、鞭子绳索、讨饭碗、打狗棍等。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室辟有刘文彩的中西会客室、寝室、珠宝室等。“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还掉了两个坐垫”(陈列馆首次非正式展出情况汇报)。
1959年全年，庄园陈列馆展出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符合历史的。
20世纪60年代初“四清”前夕，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示。这座为进行阶级教育而建立的陈列馆，自然就担当起为“左”的路线冲锋陷阵的使命。大邑县委、县人委以及陈列馆再次发出进一步征集实物、文物的通知。附近的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形势所迫，陈列馆采取为我所用的立场，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
馆内先制作了用石膏做成的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买飞田”、“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随后又调来民间艺人与馆内雕塑人员制作真人大小的彩色泥塑。
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刘文彩的残暴，陈列馆依据唐场乡“爱国模范”冷月英的控诉，也只根据她一人认定的“水牢”(实为冷月英1943年生孩子三天后就被另一地主刘伯华蒙住眼睛拉进水牢。刘伯华为刘文彩之侄。冷月英坐刘伯华家的水牢，十多年后误认为刘文彩家的)，在刘文彩存放大烟的地下室设计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复制了血水、血手印……在相距“水牢”几步远的地方，又安排了一座“地牢”(从附近另一地主家引进的)。在这样的展景前，参观的人群常常是哭声一片。
有知情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太阴森恐怖了，也不符合历史真实”。但立刻召来一片反对。为了宣传一种观念，历史被强奸，却无呻吟的权利。好些展览室的名称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出入更大。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还有外宾慕名而至。于是，刘文彩哥哥的公馆便改为“外宾接待室”。
各级新闻单位也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四川小镇，报告文学《从水牢中活出来的人》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记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戏剧《水牢仇》、《水牢记》等纷纷上演，刘文彩的“事迹”还上了小学课本。为了紧密配合阶级斗争主题，四川省文化局与温江地委(后拆地区合并为成都市)、大邑县委主管领导决定，对地主庄园陈列馆展出内容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调整修改和充实，并成立了改馆领导小组。
1964年5月，根据改馆方案，将原刘文彩收租现场整理出来，陈列了飞轮风谷机、大斗小秤等刘家收租时惯用的器具。
1964年国庆节前，改馆领导小组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被迫交租的情景。后经省、地主管领导批准，成立了《收租院》创作小组。国庆节后，馆内组成了20余人的调查组，深入农村走访刘文彩家当年的佃户。10月31日，讨论修改计划时，正式提出“收租院摆大型雕塑群”的创意。经过几个月的访贫问苦，逐步形成了泥塑《收租院》的构思设想，并集体拟写了初稿。1965年春，创作组再次修改充实，并专门请来大邑川剧团的演员们当模特儿现场拍摄，设计出第一套具体的画面。一个月后，调查组所有人员再次深入民间征求意见，又请新津川剧团的演员补拍了一些改进后的照片。
1965年5月26日，陈列馆将《收租院》第三次设计稿报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省、地行政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实施该计划，并明确指出其创作指导思想：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以此表现出旧中国农村交租与收租的斗争，让观众看到一个“收租院”，想到的却是整个旧社会，在感情上起到“哭、恨、劲”的作用。与此同时，陈列馆已于5月11日致函四川美术学院请求协助。
6月4日，美院师生一行7人(教师2人，应届毕业生5人)到庄园陈列馆参加《收租院》创作。创作组决定文字资料由馆内陈泽茂负责，摄影由馆内廖骐负责。创作组在原文字第三稿基础上研究讨论，于6月16日形成《收租院》塑像设计简要说明第四稿，同时温江地委宣传部又调来彭县川剧团，按照第四稿(即定稿)设计编排动作拍摄成第三套照片。创作组以第三套照片为蓝本，但也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同时，考虑到泥塑整体艺术风格统一，创作组决定由美院赵树同、王官乙和陈列馆李奇生及由陈列馆聘请的民间艺人姜全贵负责对塑像统一整理，使之更和谐完美。
6月26日和8月31日，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先后两次拨款3000元和2000元到陈列馆，用于《收租院》制作经费、房屋整修、学生补助等。
“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要有统一的风格，不要个人突出。”在刘文彩当年收租的118米的围廊上，雕塑家们摆开了“战场”。施工中，没有一个塑像是一个人包干完成的，往往是由一人上大泥，由另一人上细泥，由第三人来刻画形象。一段或一组塑像完成后，由创作组抽调人员组成整理小组作最后整理，以求得风格的统一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一组人物的排列，为了所表达主题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雕塑者常常费尽心血。如雕塑一组表现地主狗腿子因逼租不成而绑走佃家主人、抢走铺盖、揭走饭锅的场面时，在有关人物的安排上，既要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凶恶，又要表现劳动人民的坚强不屈和骨肉相连的阶级感情，雕塑者设计了三套草图都不满意。后一边雕塑一边修改，方将场面安排为：两个身强力壮的狗腿子从农民家中出来，一个押着被蒙住眼睛的丈夫，另一个一手提着抢来的铺盖，一手拎着一张锅，飞起一脚，踢倒农民的妻子，一个五六岁的男童从门边窜出，紧紧抱住父亲的大腿往回拉，另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被摔倒在地，啼哭不止……现场创作，四周都是农民，而且许多人过去原本就是刘家的佃户，他们经常来看，还主动当模特儿。
创作全部完成仅用3个多月时间，平均一天多点塑一个人物，前后参与创作的有10多人。《收租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泥塑全部安排在总长度为118米的收租院四周的围廊内，内容按“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盘账逼租”、“走向斗争”四部分排列(复制品在北京展出时分“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六个部分。后来的复制创作，又在“验租”与“过斗”之间加上“风谷”，最后的“反抗”改为“怒火”)，共有人物114个(正面人物94个，反面人物20个)，泥塑总长96米。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匆匆公开展出。四面八方的群众潮水般地涌来，大邑《收租院》火速红遍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称此为“美术界的一件大事”、“一个重大的开端”、“我国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界的大革命”、“现代敦煌”……由于《收租院》的空前成功和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有关部门很快决定复制到北京展出。《收租院》创作组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承担了复制任务。
自1965年12月起，《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参观，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收租院》在北京展出11个月，观众超过200万人次，“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将《收租院》塑像全部复制出来，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誓死捍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1966年12月2日，新复制的《收租院》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复制、改版后的《收租院》，整体环境完全模仿四川大邑《收租院》，也以圆柱构成一个围廊，将原来的四个部分变为六个部分，人物增加5个，并将原来的16个人物进行了重新创作。第一次改版增加的5个人物，都加在最后“反抗”部分的结尾处，而重新创作的16个人物也基本上在最后一个部分。这一加工修改和再创作，尽管“突出了被压迫人民只有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主题”，但破坏了原来设计中首尾呼应的关系，特别是后来添加的人物造型呆板生硬，如同样板戏中“亮相”的造型，在艺术语言上和前面的人物极不协调。
《收租院》的第二次改版是在1968年春。此次改版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又在第六部分增加了“军民团结”、“活捉刘文彩”、“建立红色政权”、“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四组塑像，共添加人物11个。其中军民高举“人民政府”招牌、手擎“红宝书”的造型，以及背景中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像和飘扬的红旗，都表现出典型的“文革美术”的特点和风格。1949年10月17日因肺病死在成都文庙后街公馆的刘文彩，先是变成了“吓”死的刘文彩，这会儿又活转来成了被贫下中农“活捉”的刘文彩。
1968年4月26日，《收租院》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展出，后又移到阿尔巴尼亚工业城市费里展出，前后两个多月。《收租院》担当起外交上的工作，其复制品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收租院》再一次“精益求精”。四川省革委政工组专门发文指示：“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应，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1972年秋天，为贯彻落实了这个指示，大邑《收租院》在原“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基础上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收租院》的宣传也进入了新的层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都连篇累牍竞相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记录片《收租院》在全国放映；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收租院》照片、画册(有最大开本的六开大画册，亦有活页小画册)、连环画分别发行全国，并由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出版，介绍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全国不少大中城市也大量复制了《收租院》泥塑群像。政治风浪中被哄抬上去的庄园又被政治风浪无情地打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声讨批判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温江地委请示省委，把“地主庄园陈列馆”更名为“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红卫兵仍然到处张贴大字报。陈列馆只好关闭除《收租院》和“水牢”以外的全部展室。
1974年，澳大利亚一艺术参观团看了展览后认为太不真实，直接向省委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国内亦有参观者提出一些看法，意见很大，于是省上决定关闭部分塑像。但由于大环境所迫，仍然不可能使陈列馆就此走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正路。陈列馆门前的大坝子又成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课堂和战场。
1976年，为了使“水牢”、“地牢”展出配套成龙，陈列馆又将刘文彩当年的瓷器室和年货室改建成吊打刑讯穷人的“行刑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指导方针，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曾经热热闹闹的庄园竟日渐冷清，小鸟也来树上筑巢了。尽管又挂上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牌子，大门钢架上的金属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取下了，墙壁上的水泥铸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旧社会”也铲去，但仍改变不了被冷落的局面。“文革”时期从知青中招收的10名解说员，也先后走得只剩3名了。全馆工作人员由鼎盛时期的200多人，走得只剩50人。陈列馆一再更换的解说词由过去的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孔老二”、邓小平到批判“四人帮”紧跟华主席。接下去又该批判谁，紧跟谁呢?庄园陈列馆还有没有办下去的必要?历史，似乎在这里沉思……
就在庄园门可罗雀的时候，影视界开始重新认识它的价值。第一个踏进庄园的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剧组，随后纷至沓来的摄制组在庄园驻扎下来。庄园里常有穿长袍马褂的“土匪”、着旗袍时装的“小姐”进进出出……庄园成了远近有名的“影视庄园”。
1985年，困惑中的陈列馆请来了20多位文史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庄园进行了仔细“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行刑室”，他们饶有兴味的目光落在了这座雕梁画栋的庭院里，落在了2 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座庄园保存的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专家们郑重向有关部门呼吁：“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1987年，陈列馆正式向上级递交了关于“水牢”和“行刑室”的报告，要求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后来，“水牢”里的铁笼被搬走了，水也抽干了，换上了“鸦片烟室”的牌子；“行刑室”里的刑具被撤掉了，换上了“年货室”的牌子。几经周折，陈列馆终于恢复了庄园的本来面目，阴森恐怖的场景消失了，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松驰了。陈列馆终于有了作为博物馆的办馆方向，再也不去紧跟什么了。不能否认，作为地主阶级典型代表的刘文彩有着赫赫权势，有过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有过腐朽淫奢的生活。但是，把所有地主的罪恶都“艺术”地集于刘文彩一体，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极左路线导演的戏法，迟早会被历史无情地揭穿。
1988年，庄园陈列馆在新公馆创办了川西民俗博物馆。民俗馆有婚俗厅、民间工艺厅、生产生活厅和刘湘陈列室。相对的沉寂之后，陈列馆以它新的面目，以川西民俗陈列为龙头，开始了它新的历程。“近代四川地主庄园建筑形式和风貌的典型。研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及四川军阀史、民俗学的重要场所”。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陈列馆终于走上了她正常发展的道路。
1993年，陈列馆又利用刘文彩的四哥刘文臣公馆设立了庄园文物珍品馆。珍品馆有文物展厅、书画厅、照片室、椅子室。馆内珍藏的刘文彩生前使用，购于20世纪20年代的福特派轿车以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使任何一辆豪华“福特”轿车都黯然失色。一座玲珑剔透的象牙球和一座雕刻精致的象牙塔，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座象牙球连同象牙塔、白狐裘三件宝物，是孙中山20世纪20年代送给老同盟会员、原川军总司令刘禹九将军的。
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博物馆分三部分，即民俗馆(川西民俗博物馆)、珍品馆(庄园文物珍品馆)和老公馆。
老公馆最大，也最有看头。有《收租院》、雇工院、内花园、后花园、小姐楼、风水墩、佛堂、鸦片烟库、棺材室、瓷器室、年货室、西式客厅、中式客厅、刘文彩住房、二太太杨仲华住房、三姨太凌君如住房、五姨太王玉清住房等，均按当时的样子摆设着当时的家具。因为是木地板、木墙、木屋顶的缘故，所有的房间都给人以清凉、舒适之感。刘文彩荒淫无度的一生除了正娶的5个妻子外，还与数不清的女人有染。内花园里的逍遥宫，是当年刘文彩和一些官僚、地主的太太、小姐“逍遥”的地方：房间里有张床，床单、枕套脏兮兮的，床边立一扇贴有几幅中国古代美女图的屏风；墙上有两幅西洋画，颜色已经变得颇重了；一把鸳鸯藤椅靠在窗边，阳光斜斜地穿过藤椅撒在红漆木地板上。挡在门口的是半人高的小栅栏。
棺材室内存放着7口朱红大棺材。棺材朝头部的顶头是一个圆形的篆刻“寿”字，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取“蝠”与“福”谐音，意“五福捧寿”。棺材上画一莲藕，藕上莲花盛开，莲花上方插三支方天画戟，取“莲”与“连”、“戟”与“级”谐音，意“连升三级”。棺材另一头画剑与书，意“文武双全”。这些棺材比寻常棺材大得多，叩之有声，音清绝幽雅又淳厚宏达，数步可闻。据说这些棺材是用雅安著名的建昌花板所制，土漆漆过49遍，一口棺材耗工2年，入土百年质不朽色不变、尸体10年不烂。刘文彩的棺材早在他1949年死去时随同入土。剩下的棺材是他为几个妻子和岳母准备的。
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华裔日籍艺术家蔡国强将泥塑《收租院》加以复制，命名为《威尼斯收租院》，并以个人作品参展获惟一金奖。
《收租院》在老公馆后院。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收租院》里的114个雕塑也静静地待在老公馆一角，与馆里的故物一同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明 红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氏庄园，曾经是全国“阶级教育的大课堂”。悠悠岁月给这座庄园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光阴荏苒，将历次“政治运动”给庄园穿上的外衣一一剥去，就是一座中国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地主庄园建筑群，这不可多得的历史景观又引来众多新的参观者。今日的刘氏庄园仍透出当年的“皇家风采”，豪华、气派、考究、典雅。老公馆雕龙画凤的大门上刻着“受福宜年”四个醒目的大字。
1958年8～9月，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鉴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有系统地恢复它原来旧貌，用以对人民进行阶级教育，激发群众积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热情……”
1958年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的文件，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此开始筹建。人们毫不犹豫地捐出文物展品，有田契佃约、鞭子绳索、讨饭碗、打狗棍等。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室辟有刘文彩的中西会客室、寝室、珠宝室等。“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还掉了两个坐垫”(陈列馆首次非正式展出情况汇报)。
1959年全年，庄园陈列馆展出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符合历史的。
20世纪60年代初“四清”前夕，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示。这座为进行阶级教育而建立的陈列馆，自然就担当起为“左”的路线冲锋陷阵的使命。大邑县委、县人委以及陈列馆再次发出进一步征集实物、文物的通知。附近的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形势所迫，陈列馆采取为我所用的立场，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
馆内先制作了用石膏做成的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买飞田”、“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随后又调来民间艺人与馆内雕塑人员制作真人大小的彩色泥塑。
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刘文彩的残暴，陈列馆依据唐场乡“爱国模范”冷月英的控诉，也只根据她一人认定的“水牢”(实为冷月英1943年生孩子三天后就被另一地主刘伯华蒙住眼睛拉进水牢。刘伯华为刘文彩之侄。冷月英坐刘伯华家的水牢，十多年后误认为刘文彩家的)，在刘文彩存放大烟的地下室设计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复制了血水、血手印……在相距“水牢”几步远的地方，又安排了一座“地牢”(从附近另一地主家引进的)。在这样的展景前，参观的人群常常是哭声一片。
有知情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太阴森恐怖了，也不符合历史真实”。但立刻召来一片反对。为了宣传一种观念，历史被强奸，却无呻吟的权利。好些展览室的名称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出入更大。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还有外宾慕名而至。于是，刘文彩哥哥的公馆便改为“外宾接待室”。
各级新闻单位也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四川小镇，报告文学《从水牢中活出来的人》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记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戏剧《水牢仇》、《水牢记》等纷纷上演，刘文彩的“事迹”还上了小学课本。为了紧密配合阶级斗争主题，四川省文化局与温江地委(后拆地区合并为成都市)、大邑县委主管领导决定，对地主庄园陈列馆展出内容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调整修改和充实，并成立了改馆领导小组。
1964年5月，根据改馆方案，将原刘文彩收租现场整理出来，陈列了飞轮风谷机、大斗小秤等刘家收租时惯用的器具。
1964年国庆节前，改馆领导小组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被迫交租的情景。后经省、地主管领导批准，成立了《收租院》创作小组。国庆节后，馆内组成了20余人的调查组，深入农村走访刘文彩家当年的佃户。10月31日，讨论修改计划时，正式提出“收租院摆大型雕塑群”的创意。经过几个月的访贫问苦，逐步形成了泥塑《收租院》的构思设想，并集体拟写了初稿。1965年春，创作组再次修改充实，并专门请来大邑川剧团的演员们当模特儿现场拍摄，设计出第一套具体的画面。一个月后，调查组所有人员再次深入民间征求意见，又请新津川剧团的演员补拍了一些改进后的照片。
1965年5月26日，陈列馆将《收租院》第三次设计稿报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省、地行政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实施该计划，并明确指出其创作指导思想：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以此表现出旧中国农村交租与收租的斗争，让观众看到一个“收租院”，想到的却是整个旧社会，在感情上起到“哭、恨、劲”的作用。与此同时，陈列馆已于5月11日致函四川美术学院请求协助。
6月4日，美院师生一行7人(教师2人，应届毕业生5人)到庄园陈列馆参加《收租院》创作。创作组决定文字资料由馆内陈泽茂负责，摄影由馆内廖骐负责。创作组在原文字第三稿基础上研究讨论，于6月16日形成《收租院》塑像设计简要说明第四稿，同时温江地委宣传部又调来彭县川剧团，按照第四稿(即定稿)设计编排动作拍摄成第三套照片。创作组以第三套照片为蓝本，但也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同时，考虑到泥塑整体艺术风格统一，创作组决定由美院赵树同、王官乙和陈列馆李奇生及由陈列馆聘请的民间艺人姜全贵负责对塑像统一整理，使之更和谐完美。
6月26日和8月31日，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先后两次拨款3000元和2000元到陈列馆，用于《收租院》制作经费、房屋整修、学生补助等。
“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要有统一的风格，不要个人突出。”在刘文彩当年收租的118米的围廊上，雕塑家们摆开了“战场”。施工中，没有一个塑像是一个人包干完成的，往往是由一人上大泥，由另一人上细泥，由第三人来刻画形象。一段或一组塑像完成后，由创作组抽调人员组成整理小组作最后整理，以求得风格的统一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一组人物的排列，为了所表达主题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雕塑者常常费尽心血。如雕塑一组表现地主狗腿子因逼租不成而绑走佃家主人、抢走铺盖、揭走饭锅的场面时，在有关人物的安排上，既要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凶恶，又要表现劳动人民的坚强不屈和骨肉相连的阶级感情，雕塑者设计了三套草图都不满意。后一边雕塑一边修改，方将场面安排为：两个身强力壮的狗腿子从农民家中出来，一个押着被蒙住眼睛的丈夫，另一个一手提着抢来的铺盖，一手拎着一张锅，飞起一脚，踢倒农民的妻子，一个五六岁的男童从门边窜出，紧紧抱住父亲的大腿往回拉，另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被摔倒在地，啼哭不止……现场创作，四周都是农民，而且许多人过去原本就是刘家的佃户，他们经常来看，还主动当模特儿。
创作全部完成仅用3个多月时间，平均一天多点塑一个人物，前后参与创作的有10多人。《收租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泥塑全部安排在总长度为118米的收租院四周的围廊内，内容按“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盘账逼租”、“走向斗争”四部分排列(复制品在北京展出时分“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六个部分。后来的复制创作，又在“验租”与“过斗”之间加上“风谷”，最后的“反抗”改为“怒火”)，共有人物114个(正面人物94个，反面人物20个)，泥塑总长96米。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匆匆公开展出。四面八方的群众潮水般地涌来，大邑《收租院》火速红遍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称此为“美术界的一件大事”、“一个重大的开端”、“我国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界的大革命”、“现代敦煌”……由于《收租院》的空前成功和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有关部门很快决定复制到北京展出。《收租院》创作组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承担了复制任务。
自1965年12月起，《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参观，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收租院》在北京展出11个月，观众超过200万人次，“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将《收租院》塑像全部复制出来，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誓死捍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1966年12月2日，新复制的《收租院》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复制、改版后的《收租院》，整体环境完全模仿四川大邑《收租院》，也以圆柱构成一个围廊，将原来的四个部分变为六个部分，人物增加5个，并将原来的16个人物进行了重新创作。第一次改版增加的5个人物，都加在最后“反抗”部分的结尾处，而重新创作的16个人物也基本上在最后一个部分。这一加工修改和再创作，尽管“突出了被压迫人民只有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主题”，但破坏了原来设计中首尾呼应的关系，特别是后来添加的人物造型呆板生硬，如同样板戏中“亮相”的造型，在艺术语言上和前面的人物极不协调。
《收租院》的第二次改版是在1968年春。此次改版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又在第六部分增加了“军民团结”、“活捉刘文彩”、“建立红色政权”、“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四组塑像，共添加人物11个。其中军民高举“人民政府”招牌、手擎“红宝书”的造型，以及背景中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像和飘扬的红旗，都表现出典型的“文革美术”的特点和风格。1949年10月17日因肺病死在成都文庙后街公馆的刘文彩，先是变成了“吓”死的刘文彩，这会儿又活转来成了被贫下中农“活捉”的刘文彩。
1968年4月26日，《收租院》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展出，后又移到阿尔巴尼亚工业城市费里展出，前后两个多月。《收租院》担当起外交上的工作，其复制品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收租院》再一次“精益求精”。四川省革委政工组专门发文指示：“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应，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1972年秋天，为贯彻落实了这个指示，大邑《收租院》在原“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基础上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收租院》的宣传也进入了新的层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都连篇累牍竞相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记录片《收租院》在全国放映；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收租院》照片、画册(有最大开本的六开大画册，亦有活页小画册)、连环画分别发行全国，并由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出版，介绍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全国不少大中城市也大量复制了《收租院》泥塑群像。政治风浪中被哄抬上去的庄园又被政治风浪无情地打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声讨批判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温江地委请示省委，把“地主庄园陈列馆”更名为“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红卫兵仍然到处张贴大字报。陈列馆只好关闭除《收租院》和“水牢”以外的全部展室。
1974年，澳大利亚一艺术参观团看了展览后认为太不真实，直接向省委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国内亦有参观者提出一些看法，意见很大，于是省上决定关闭部分塑像。但由于大环境所迫，仍然不可能使陈列馆就此走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正路。陈列馆门前的大坝子又成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课堂和战场。
1976年，为了使“水牢”、“地牢”展出配套成龙，陈列馆又将刘文彩当年的瓷器室和年货室改建成吊打刑讯穷人的“行刑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指导方针，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曾经热热闹闹的庄园竟日渐冷清，小鸟也来树上筑巢了。尽管又挂上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牌子，大门钢架上的金属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取下了，墙壁上的水泥铸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旧社会”也铲去，但仍改变不了被冷落的局面。“文革”时期从知青中招收的10名解说员，也先后走得只剩3名了。全馆工作人员由鼎盛时期的200多人，走得只剩50人。陈列馆一再更换的解说词由过去的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孔老二”、邓小平到批判“四人帮”紧跟华主席。接下去又该批判谁，紧跟谁呢?庄园陈列馆还有没有办下去的必要?历史，似乎在这里沉思……
就在庄园门可罗雀的时候，影视界开始重新认识它的价值。第一个踏进庄园的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剧组，随后纷至沓来的摄制组在庄园驻扎下来。庄园里常有穿长袍马褂的“土匪”、着旗袍时装的“小姐”进进出出……庄园成了远近有名的“影视庄园”。
1985年，困惑中的陈列馆请来了20多位文史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庄园进行了仔细“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行刑室”，他们饶有兴味的目光落在了这座雕梁画栋的庭院里，落在了2 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座庄园保存的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专家们郑重向有关部门呼吁：“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1987年，陈列馆正式向上级递交了关于“水牢”和“行刑室”的报告，要求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后来，“水牢”里的铁笼被搬走了，水也抽干了，换上了“鸦片烟室”的牌子；“行刑室”里的刑具被撤掉了，换上了“年货室”的牌子。几经周折，陈列馆终于恢复了庄园的本来面目，阴森恐怖的场景消失了，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松驰了。陈列馆终于有了作为博物馆的办馆方向，再也不去紧跟什么了。不能否认，作为地主阶级典型代表的刘文彩有着赫赫权势，有过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有过腐朽淫奢的生活。但是，把所有地主的罪恶都“艺术”地集于刘文彩一体，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极左路线导演的戏法，迟早会被历史无情地揭穿。
1988年，庄园陈列馆在新公馆创办了川西民俗博物馆。民俗馆有婚俗厅、民间工艺厅、生产生活厅和刘湘陈列室。相对的沉寂之后，陈列馆以它新的面目，以川西民俗陈列为龙头，开始了它新的历程。“近代四川地主庄园建筑形式和风貌的典型。研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文化及四川军阀史、民俗学的重要场所”。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陈列馆终于走上了她正常发展的道路。
1993年，陈列馆又利用刘文彩的四哥刘文臣公馆设立了庄园文物珍品馆。珍品馆有文物展厅、书画厅、照片室、椅子室。馆内珍藏的刘文彩生前使用，购于20世纪20年代的福特派轿车以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使任何一辆豪华“福特”轿车都黯然失色。一座玲珑剔透的象牙球和一座雕刻精致的象牙塔，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座象牙球连同象牙塔、白狐裘三件宝物，是孙中山20世纪20年代送给老同盟会员、原川军总司令刘禹九将军的。
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博物馆分三部分，即民俗馆(川西民俗博物馆)、珍品馆(庄园文物珍品馆)和老公馆。
老公馆最大，也最有看头。有《收租院》、雇工院、内花园、后花园、小姐楼、风水墩、佛堂、鸦片烟库、棺材室、瓷器室、年货室、西式客厅、中式客厅、刘文彩住房、二太太杨仲华住房、三姨太凌君如住房、五姨太王玉清住房等，均按当时的样子摆设着当时的家具。因为是木地板、木墙、木屋顶的缘故，所有的房间都给人以清凉、舒适之感。刘文彩荒淫无度的一生除了正娶的5个妻子外，还与数不清的女人有染。内花园里的逍遥宫，是当年刘文彩和一些官僚、地主的太太、小姐“逍遥”的地方：房间里有张床，床单、枕套脏兮兮的，床边立一扇贴有几幅中国古代美女图的屏风；墙上有两幅西洋画，颜色已经变得颇重了；一把鸳鸯藤椅靠在窗边，阳光斜斜地穿过藤椅撒在红漆木地板上。挡在门口的是半人高的小栅栏。
棺材室内存放着7口朱红大棺材。棺材朝头部的顶头是一个圆形的篆刻“寿”字，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取“蝠”与“福”谐音，意“五福捧寿”。棺材上画一莲藕，藕上莲花盛开，莲花上方插三支方天画戟，取“莲”与“连”、“戟”与“级”谐音，意“连升三级”。棺材另一头画剑与书，意“文武双全”。这些棺材比寻常棺材大得多，叩之有声，音清绝幽雅又淳厚宏达，数步可闻。据说这些棺材是用雅安著名的建昌花板所制，土漆漆过49遍，一口棺材耗工2年，入土百年质不朽色不变、尸体10年不烂。刘文彩的棺材早在他1949年死去时随同入土。剩下的棺材是他为几个妻子和岳母准备的。
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华裔日籍艺术家蔡国强将泥塑《收租院》加以复制，命名为《威尼斯收租院》，并以个人作品参展获惟一金奖。
《收租院》在老公馆后院。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收租院》里的114个雕塑也静静地待在老公馆一角，与馆里的故物一同见证着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