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原文地址]

　　

　　四次“围剿”惨败蒋介石办团挽颓势

　　军事从来就是与政治联姻相通的。19３3年7月至9月，蒋介石在庐山创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后简称为庐山军官训练团），与这之前对中共赣南闽西苏区的4次“围剿”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1930年12月起至1933年2月底，战争的命运之神接连4次捉弄了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兵力基础上递增到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每一次都是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和惨重损失而降下帷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之前，在新军阀的大混战中却是大赢家。这位胜利者接连打赢了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大战。中原战争的战火才熄灭，蒋氏便腾出身手调兵遣将，向中共赣南闽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实行首次“围剿”，欲从速扑灭这团熊熊燃烧在他脚下的“烈火”。

　　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飞赴江西南昌，在百花洲的原北伐军司令部设立“蒋总司令行营”，由赣省主席鲁涤平任行营主任。接着召开“剿共会议”，部署11个师3个旅共10万余军力，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向中共“赤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同年12月30日，“剿总”指挥部最为倚重的“铁军师”——张辉瓒第十八师，自恃实力欲抢头功，骄兵冒进，在永丰的龙冈撞入红军早已严阵以待的罗网中，张师两个旅9000余人，除旅长戴岳匿于破庙神像后得以逃脱，其余人无一漏网，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朱志先战场毙命。旅长王捷俊、师长张辉瓒均被红军生擒。蒋介石接到“第十八师两旅无片甲归还”的战报后，惊得目瞪口呆，在桌上擂了一拳：“石侯（张辉瓒的字号）误我！”然而3天之后——1931年1月3日，另一支深入“赤区”的部队谭道源第五十师在由源头向宁都东韶的撤退途中，又遭红军伏击，损失了8000余人枪。国民党军3天内连败两仗，被歼1．7万人，这样的“围剿”自然告于失败。

　　相隔了1个多月，蒋介石指派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总司令，调集20万兵，对中共“赤区”发起第二次“围剿”。何氏吸取上次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兵分4路向中央苏区推进。5月16日，不久前“扶杂为正”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与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按照何应钦电令，从富田向东固进击，正中红军的包围。红军主力3万余人已在东固隐蔽了10余天，就像一只屏息敛威的猛虎，单等那凶狠的一扑。一场激战下来，第二十八师万余人被红军开销，公师长也加入了长长的俘虏行列。只因他平昔待部下甚好，谎报是“营部书记”，并由旁边的士兵加以证明，才领了几块银洋逃去。红军这只出山猛虎从东固跃出后，又兵分两路直插广昌，5月28日上午，在广昌围歼胡祖钰第五师大部，胡师长在战斗中腹部负伤，3天后在南昌医院死去。国民党军半月内四战皆败，被歼3万余人，第二次“围剿”在赣江里打了水漂。

　　同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调集了30万人马，亲自坐镇南昌“督剿”。红军从福建建宁千里回师，以“中间突破”的战法，先打向兴国方向行动的敌上官云相第三路军。8月7日，红军突至莲塘以北的大土坳，歼灭了不惯山地作战的北方军队郝梦龄师大部。接着，红军在宁都的黄陂痛击毛炳文第八师，使之“受损甚重”。9月15日，红军主力在敌人北撤的必经之途——兴国方石岭，截住了蒋鼎文第九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三师。蒋师到底是黄埔嫡系，战斗力很强，被歼灭4个团，仍有两个团逃去。而韩师则经不起红军的凌厉攻势，大部被歼。此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先后被红军吃掉17个团4万之众。加之后期发生了李宗仁、白崇禧从广东出兵湖南的事变，蒋介石急于抽调兵力入湘应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

　　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件”后，恢复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兼总参谋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他将全部正规军整编为48个师，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讯等特种部队，大量向外国购买新式武器，聘请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又成立了戴笠为首的“复兴社”特务组织，强化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在完成了上述的军事和政治准备后，蒋氏调集50万大军，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战术方针，对中共的“赤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还把嫡系中的主力——陈诚第十八军推上战场，由陈诚担任中路军总指挥。

　　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是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虽然前三次反“围剿”的主帅毛泽东已被迫离开前线，但毛的战略指挥和战术思想在红军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周恩来也极为赞同毛泽东的一套打法。1933年2月中旬，周毅然摆脱中央局后方成员们的“军事上绝对服从指令“的羁绊，下令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南丰撤出，退入宁都西部，并令小部佯装主力向黎川行动。敌人果然中计，陈诚以10个师东进宜黄，然后直驱广昌、宁都。2月27日，敌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遭到红军的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围而灭之，师长李明负伤被俘，后来自杀。该师被歼的翌日，敌第五十九师东进到摩罗嶂山区蛟湖西面的山区，师长陈时骥急于邀功，率部踏入占据了优势地势的红军阵地，遭受沉重打击，全师除1个团逃脱，余皆被歼，陈时骥也成为红军俘虏。陈诚得知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俱被红军歼灭，被迫将主力改向广昌进击，寻找红军作战。3月20日，第十一师由黄陂经东陂向南行动，于黄陂到达草台冈附近，成为一支孤军突出在红军面前。红军抓住这一良机，向敌人发起突袭。2月21日，陈诚赖以起家、声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十一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只逃走了数百人，师长萧乾也负了重伤，数日后在南昌的医院里毙命病房。

　　蒋介石得知“王牌师”第十一师万余人马被红军歼灭，联系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的惨败，大为悲伤，在手记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隐痛！”陈诚更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在日记上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8个字。

　　自1930年12月起，两年两个月之内，蒋介石组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4次“围剿”，落得个每每败北的惨局。共被红军歼灭了8．7万多人，损耗的弹药物资难以数计。光是在战场上被红军活捉、击毙的师长就有10个之多！

　　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们一片惊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拍去“特急”电报，惊呼：“……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二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枪炮损失数万计，而前几次损失尚不在内。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淦、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掠地，更无可奈何。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连续4次“凄惨异常”的“围剿”失败，使得蒋介石心情十分痛苦，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是一支“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并开始意识到“对红军作战不能固守老一套的方法，想依靠兵力的优势，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红军的企图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听取周围亲信、幕僚和外国军事顾问的劝谏，决定改变战略战术，蒋介石萌生了必须重新整顿国民党军队的强烈意念，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一是改善国民党军的编配。19３3年5月6日，颁发了以汪精卫名义拟定的《赣闽粤湘鄂剿匪各路总司令部暂行组织大纲》，决定设立东南西北4路战区，“各路总司令直隶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其中的东路军是新增加的，包含了既利用陈济棠打红军，又以红军削弱陈济棠力量的居心。

　　二是加强对国民党军的统制。同年5月21日，重新成立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启用关防，下设3部4厅12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大军事政治机构。

　　新的南昌行营成立伊始，就接受了蒋介石直接交办的迫切任务——创办中国国民党赣闽粤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6月25日，蒋介石下达手令，指派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第五军副军长刘绍先为正副筹备主任，另外调集了10余人为筹备员，立即着手筹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对刘兴等人宣称：“此次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一切的设施，皆要以下一次围剿铲灭赤匪为对象。”“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没有血性，没有良心，不讲礼义，不明廉耻，丧失了革命精神。”“集结在赣剿匪部队之中初级干部，施以机会教育，以坚定其对于主义之信仰，陶冶其高尚之道德，同时涵养其精诚团结与奋斗之精神，并锻炼健全其体力，增进其对匪作战之技能，以期早日戡平残匪，实现主义。”

　　显然，为下一次对红军的“围剿”做好军事和政治上的准备，以期一举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就是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目的。

　　紧锣密鼓的庐山“海会寺工程”

　　蒋介石以刘兴为军训团筹备主任。刘兴，又号铁夫，湖南祁阳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唐生智部历任师长、军长。宁汉战争中随唐反蒋，失败后与李品仙、何键向蒋介石通电求和。不久，蒋桂战争爆发，刘兴在北方第二次跟随唐生智起兵反蒋，复遭失败，在何键的劝谏下再次投向蒋介石。19３3年成立南昌行营时，他被任命为负责团练的第三厅厅长。以刘兴两次反蒋附蒋的经历，又得到任用的情形下，怎敢不死命效力，克尽职守？

　　刘兴按照蒋介石的训示，从两大方面筹备：一是修建军训团的校舍营地，二是调集所需物资。军训团已定设在庐山，刘兴设南昌、庐山两个组，与刘绍先等上庐山勘址建设营房。由于筹备工作繁杂，事务浩大，涉及到地方及行营各厅各处，故经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签订，加派行营运输处长兼总务处长林湘为筹备副主任，行营各厅、处，江西省建设厅以及省政府，都加派专人投入筹备，使得队伍愈加庞大。因蒋介石严令督促，一时间筹备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军政部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起来。

　　刘兴、刘绍先等人到了庐山后，与筹备人员在山上勘察了两天，选定海会寺一带为军训团团址。

　　在海会寺一带设立团址，实际上是蒋介石已有授意的。在6月25日的筹备会议上，蒋介石就对刘兴等人有过这样的训示：“军训团及演习部队之驻扎地点，应在庐山海会寺、白鹿洞、栖贤寺、秀峰寺等处选定。我看还是海会寺较为合适。”蒋介石对庐山很熟悉。他每年的盛夏酷暑，与“党国”的要人聚于庐山，于凉爽宜人的气候中计议内政外交和党务军事，故庐山有国民政府的“夏都”之称。定海会寺为团址，蒋介石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

　　刘兴筹备下设5个组：第一组为购置、交通组，组长林湘；第二组为幕营地侦察、建筑组，组长唐锡夷，副组长钟秀实；第三组为操靶场侦察建筑组，组长傅仲芳、副组长林茂华，该小组的工作最为得力，进展也快。军训团开办后，傅仲芳被蒋介石钦点提为第六十七师长；第四组是设计组，组长刘一公，副组长王天民；第五组是文书组，组长叶南帆，副组长张沛德。在物资转运方面，行营于星子县设立了物资转运处。

　　对外称为“海会寺工程”紧张施工开始了。南昌行营调来了第五师独立团1500多人，加上驻于马头镇的行营特务团1个营，又在山下的星子县征用民工1000多人，将近3000人不分昼夜地投入修建营房、讲堂、射击场、操练场等场所的施工。

　　“海会寺工程”不单是基建施工，还包括军训团章程的制定。在任命刘兴为筹建主任之后，蒋介石召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林蔚和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指示他们加紧拟订军训团的章程。

　　林蔚、晏道刚忙碌了一番，拿出了几经蒋介石审定的《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章程》。文件对军训团的性质、目的，受训对象、编制、规模和受训时间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章程》开宗明义地宣布了开办军训团的目的，完全为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实行其**内战的政策：“本路军为严格训练中初级军官，注入剿匪特要之学术，以增进剿匪效能起见，特设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章程》明文规定该团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和指挥：“庐山军官训练团，直隶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要赶在发起第五次“围剿”之前完成训练，《章程》规定：“军训团修业期扣足两星期，全部中初级军官分作三期轮流训练，限二个半月训练完毕”，并确定学员范围为北路军各军、师，学员资格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即从团长到排长的各级军官。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军训团的各项筹备工作须在7月12日之前完成，“海会寺工程”的士兵和民工们从清晨天亮至日落黄昏，起码劳作12个小时以上，辟操场、盖讲堂、修道路、架电线等。与此同时，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源源不断运来的各种军用物资，囤集在星子县的后勤转运站，由第七、第八运输大队和雇来的大批民工，连扛带挑运到海会寺。参加过第一期训练的方耀在《19３3年第一期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回忆》中写道：“几千人的军训团，需要大量的营房和物资，建设营房和附设工程的士兵、民工们，在昼夜不停的吁吁气喘声和汗流中进行着。”

　　经过20多天的紧张劳作，在海会寺附近的山谷里架设了几百个帐篷，开辟了一个能够容纳数千人的大操场和一个大射击场，建造了16座可容纳一连人听课的讲堂，还有4个可集合一营人以上的礼堂。按照设立5个营区的规划，各营的活动区域用一排排竹篱圈立起来，而一条条弯弯的小道又将各营区连结在一起。

　　海会寺所有的房舍被征作团部驻地，寺前半里外建造了一座木牌坊，作为军训团的辕门；蒋介石手书的“军人魂”3个大字高悬其上，用石头垒起了一个主席台，台前高悬“服从统帅”的大横幅，这是为蒋介石训示而设置的。寺旁架设了无线电台，与临时架设于牯岭蒋介石住处的无线播音机相连接，并与十几台装备到军训团各营、连的无线电收发机、有线电话连网通讯。海会寺至白虎桥、儿女城两条直通牯岭的崎岖山路，由工兵修筑为坦途，方便蒋介石随时畅通无阻地巡视军训团。白鹿洞的庙宇、书院，被辟为军训团教官的居住地及军械库房。距海会寺1里外的龙云寺，住进了担任军训团学术科目指导的德国军事顾问。与海会寺相去半里左右的华严寺，则成了军训团各主任教官的下榻地。海会寺至白鹿洞、龙云寺、华严寺以及大排山射击场之间，都由工兵和民工拓修了道路，走起来极为畅达。在警卫方面，军事委员会特务团调驻归宗寺、秀峰寺一带，担任军训团外围警卫。原“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部特务队被派驻海会寺，担任内部警卫巡查。海会寺一带禁止游人临近，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

　　精心挑选的团长、总教官和教官

　　军训团开学在即，到底由谁来担任团长？这是蒋介石颇费心思考虑的事情。蒋氏是个很喜欢兼职的人，以往搞过很多次军官训练，大多是蒋兼任团长之类的主要职务。而这次在庐山举办规模空前的军训团，蒋氏却不肯自兼团长。他将审视的目光放在3个人的身上，即何应钦、顾祝同和陈诚。经营过反复地推敲、权衡，最终还是选定了陈诚，此举足以说明他对陈诚的器重。

　　浙江青田人陈诚，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后加入粤军，1924年入黄埔军校，任炮兵军连长、教练部炮兵科长。此人平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曾多次公开宣称：“自问一无所长，唯于主义与领袖，窃慕古人所谓忠义耿耿，公诚自矢之义，不避嫌怨，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较为正直廉洁的，能够不分享亲疏知人善任，重用会带兵打仗的人，从不揽功诿过，反而常为部下护短。这与其他的将领相比较，则是难能可贵了。另外，陈诚还有一些特殊条件：陈的夫人系宋美龄干女儿，加上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学子元宿，这些有利条件的总和，使得他备受蒋介石的宠信而飞黄腾达。

　　陈诚也栽过跟头。在第四次“围剿”期间，其统率的王牌师第十一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基本被红军歼灭，在军中引起哗然，幸灾乐祸者有之，趁机攻讦者也大有人在。何应钦、熊式辉、杨永泰等平昔对陈诚有隙的人，抓住这一机会不放。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的熊式辉，甚至密呈蒋介石，提出将陈诚所属部队缩编3师9团。而蒋氏不仅将这一密件拿给陈诚看，更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批示陈部改编为2个军8个师，其实力比以前大为增长。但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遭受惨败，造成了蒋介石“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是必要的，一则压一压陈诚的狂傲习气，二则平息一下舆论，于是陈诚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但是，陈诚毕竟是蒋氏的心腹爱将，蒋排除各种阻力起用陈诚，任其为军训团团长。蒋介石的苦心孤诣，陈诚自然感激涕零。他曾对幕僚们沉痛而道：“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领袖效力。”

　　7月１1日，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朱培德在牯岭召开军训团主要教官、顾问会议，陈诚以团长身份亮相讲话。7月13日，陈诚住进了海会寺团部，紧张地投入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一、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与教官之间的工作，保障军训的正常进行；二、侍奉经常前来视察的蒋介石或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三、对教官和工作人员作精神上的训示、讲演，重复和演绎蒋介石所提出的训练要旨、目的及方法，对蒋氏加以令人肉麻的吹捧，甚至说过蒋氏是“普照天下焕发于万古的宝石”。

　　军训团的团长选定了，另外两名副团长就不值得大动脑筋，蒋介石听信陈诚的提议，由南昌行营任命了两个副团长。一为筹备副主任、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刘绍先，此人虽非蒋氏亲信，但跟随陈诚多年，鞍前马后紧紧相随；另一个为少将柳善，也在陈诚手下充当幕僚有年，对于碉堡政策提出许多主意，为陈诚所看重。这个柳善为人圆滑，脾气亦好，故有“柳善人”的绰号。

　　蒋介石将开办庐山军训团视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关键的一举，对于总教官的人选自然是十分在意的，因为受训的全是嫡系子弟，总教官自然应该是第一流的。而这个“第一流”则非杨杰莫属了。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早年就读于云南陆军学堂，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18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1924年，曾经受到日本天皇赞为“天才将军”的杨杰，拒绝日本当局的挽留，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在广东任第六军总参议，赞襄军机，勋绩卓著。因将“军事救国”的理想与抱负寄托予蒋介石，随蒋谋划军事，投身于新军阀混战。历任新六军军长、第十八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兼陆军宪兵学校校长、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晋升为陆军上将，备受蒋介石的倚重。九一八事变后，杨杰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主张坚决抗日，培养抗日军事人才，成为为数不多的不愿意参加**军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在这种时候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总教官，足以说明蒋介石对他卓越军事才学的赏识。

　　1933年7月3日，南昌行营发出人事任命：杨杰为总教官，陈诚兼充战术主任教官，工兵学校校长林柏森兼任筑城主任教官；交通司司长王景录兼任通讯主任教官；中央军校教育处长李明灏兼任射击主任教官；南昌行营第四厅厅长朱怀冰兼任政治主任教官。其余教官人员由各主任教官在军事机关、军事院校或野战部队中挑选，“统限于本月十日以前，齐集庐山军官训练团”。这些中、少将军衔的校长、厅长和处长，接到任命后马上四处挑选本系教官，可谓诚惶诚恐。

　　这些主任教官，都是颇有资历或军事上有一手的非凡人物。射击主任教官李明灏，早年曾任湘军讲武堂教育长，大本营陆军讲武学院（后并入黄埔军校）教育长，1928年任过第六军代军长。战术主任教官王俊（虑及陈诚难以兼顾教学，改由王俊接任），早年在黄埔军校教授部任教官，后来担任了中央步兵学校校长。政治主任教官的朱怀冰，是个坚决**的人物，任过旅长、副师长、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蒋介石对他在“鄂中剿匪政治设计做法优异，效果良好”印象甚深，因此在南昌行营成立时委任其为主管党政的第四厅中将厅长，策划对中央苏区的政治围攻。重用朱怀冰这样的人，反映了蒋介石对下一次“围剿”采取军事与政治并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和方针。

　　对于各科教官人选的调配，蒋介石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标准：战术方面的教官由陆军大学、步兵学校、中央军官学校的战术教员及北路军各师的将官中“择优调用”；筑城教官从工兵学校、中央军校的筑城教员中遴选；通讯教官从军政部陆署交通司及交通总队的团以上官长中选取；射击教官从各军校的射击教员中择优征调。总之，每个教官都必须业务对口，而且在同行中是优秀的人才。一时间，庐山军官训练团成为国民党军各类高级教官的集合之地，诚所谓的“人才荟萃，卧虎藏龙”。各科教官按照调令于7月10日前赶到庐山，蒋介石于7月１1日在牯岭对全体教官训示说：“这次训练，并于实地演习中来讲评证明。”他要求教官们做到“设计务须完备，注重实地指导，增多会议时间，多用公开的讲评，从种种方面来增进训练工作的效能”。

　　杨杰将军训团的教学编为战术组、射击组、筑城组、通讯组、政治组（以后又增设了卫生组）。

　　战术组是军训团的重点教学组。该组先后有团以上教官47人，其中中将军衔者有王俊、张亮清（陆军大学）、章鸿春（陆军骑兵学校）3人，少将教官有石绎（训练总监部）、张卓、马崇六、张权（均为步兵学校）、向成林、郗恩绥、潘英杰（均为陆军大学）、柳维垣（南昌行营），贾康、杨挺亚、鲁渭平、徐琏、张桂龄、孙常钧、曹典江、唐宇纵（均为北路军各师）共16人。余者皆为校级教官。射击组有教官１1人。除中将李明灏，还有少将张公达，其余为校级教官。筑城组有教官9人。教学科目是步兵筑城学、工兵筑城学、架桥学、爆破学等。所谓的筑城，包括选择和构筑战前阵地，设置阵地障碍与排水、给水设备、构筑碉堡与碉堡群等。通讯组先后有教官１1人。主要教学项目为部队战时的通讯联络方法，各种各样通讯器材的性能和使用，至第二、三期还增设了工兵连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等学术科目。卫生组以陈辉少将为主任教官，有教官5人，到第三期增至7人。

　　政治组是军训团的重头教学组。除主任教官朱怀冰中将外，还从南昌行营调来了少将级的教官魏席儒、傅恒伯、舒适等7人，都是“**专家”。他们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向学员灌输**思想，该组的课时排列得仅次于战术教学组。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各组的教官又按级别安排到各营、连。每一个营教官带4个连教官，每个连教官又带1名教官分配到排，直接辅助连排长实施训练。规定“每天演练完毕，每营的教官要集合起来报告演习的经过，评论各连各排演习的优缺点，然后召集全营的学员，公开评讲一次”。教官们还必须同学员一道冒着酷暑演练，“一定要和受训练的人一样辛苦”。这些教官都知道，蒋介石对这次军训极端重视，视为“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兴亡，以及各个人的生死”之重要程度。而且坐镇于山上。因此每个教官如蚁负重，惶恐不安。

　　对于如何增加军训团的教学力量，特别是吸收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技术，蒋介石是花了心思和本钱的，特地从南京政府外国顾问团调来十来个德国人，住在离海会寺公1里多路的龙云寺。这些德国籍军事顾问有名字记载的是：首席顾问阔茨，担任战术科教学指导；通讯顾问史托茨纳，专门讲授军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信号枪、信号弹、无线电等通讯器具的使用，并指导演习。还有战斗射击教官渡勒等人。

　　针对红军的军事训练

　　对军训团的筹备工作虽然火急火燎地进行，但终未能够在7月12日之前全部完成，有些事务直至7月18日才勉强完成。蒋介石对此有些不满，曾斥责过陈诚。对刘兴的筹备工作，蒋介石没有说好，也不曾说坏，军训团的三期训练结束后，刘兴被调离南昌行营，担任北路军第一路副指挥，被赶到了**内战的军事前沿。此后10余年，刘兴的军阶一直停滞在正军的位置上，直到1949年8月加入长沙起义的行列。

　　19３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了。来自北路军的1840名受训军官和近百名教官排成方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头顶烈日，紧张地立正着。上午10时整，军乐队奏起了军乐，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操场中央升起。蒋介石、朱培德、陈诚等人，神情肃穆，身体笔直地立于主席台上，一阵经过训练的口号呼喊“服从蒋委员长，剿灭万恶赤匪，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喊叫完毕后，朱培德宣布由蒋介石讲话。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对这些来自**内战前线的中初级军官严加训斥。“到今天还要召集你们这许多官长，在此开办这个军官训练团，这是我们一般官长最大的耻辱，尤其是我做统帅的最大耻辱！”“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丧失了革命精神！现在军队不成个样子，腐败、骄惰、浪漫，自私自利，不团结，不统一，打红军打不了，抗日也抗不了，这统统是我们军官的罪恶，革命的人格没有了……”

　　蒋介石的训斥声色俱厉，骂不绝口，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表露罢了。因为这些来受训的学员都是他**内战、消灭共产党红军的老本。第一期学员为北路军中初级军官。所谓北路军，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后来加调的一些军队，也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即通常说的“中央军”。正是这支北路军，成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主力。

　　这些受训学员，有半数以上系行伍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只有少量人曾在各种讲习堂、训练班和军兵种专门学校接受到程度不一的基本训练，军政素质十分低劣。蒋介石多次说过他们“简直是一支连站队都站不好”的“野蛮军队”。

　　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基础训练，粗看不过是新兵入伍就应该受的基本军事训练，而实际上是蒋介石精心作了研究，将基本训练的内容概括为所谓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一个要诀。

　　所谓的六项原则，是指行军作战中的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6件事。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认为，红军的战术主要有4种形式：诱伏——利用熟悉地形和情报灵通，引诱国军进入包围圈；腰击——当国军行军和驻防时，突袭司令部与电台等要害，在国军展开攻击时，集中全力突破一点；包围——以优势兵力包围国军一部，得手后扫击其余；抄后路——在正面阵地施以佯攻，派精悍小股从国军后面抄袭，打乱战阵。为了使红军的“惯用伎俩”失去作用，蒋、陈等人思来想去，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这六项原则。蒋介石说，这六项内容，“如果缺少一件，或一件没有检点到，一定要失败”！在训练中，这六项原则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所谓四大要素，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蒋介石也强调“实事求是”，认为“确实为一切的基本”，要求在作战中将“确实”落实到命令、动作、言语和举止上，做到口到、眼到、手到、足到、心到这五到。对于迅速，就是要坚决遵守时间执行命令，做到兵贵神速。四大要素中最要紧的就是秘密，蒋说：“过去就是许多事情不能秘密，自己的计划，行动，往往还没有实行，就泄露出去被敌人知道了，这样当然不会打胜仗！”为力求达到“秘密”，军训中除了无线电之外，增加了使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手旗等通讯工具的练习。

　　所谓的三个口号很简洁：“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到第二、三期，蒋介石又在三个口号之未加上了“临难不苟”一句，变成了四个口号。

　　另外的两项要旨，指的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把握好这二者的关系，军事行动不为“赤匪”所左右。而最后一条的“一个要决”，便是“服从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蒋介石宣称，上述的一个要决、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完整地慨括了军训团“一切学术、术科的训练，系训练中的精华所在”。陈诚等人要求学员们“铭记于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军事训练，是蒋介石、陈诚等人在研究红军基本战术原则和赣南闽西地理环境基础上，再对国民党军历次“围剿”失败原因的检讨，然后针对性地改变战略战术，以提高国民党军战斗力为目的而设置的。因此，对于战术的训练就侧重在以上的各个方面。

　　在战术演练中，射击训练的课目排列得最多，被作为最主要的作战手段受到重视，强调“非多方研究，不分昼夜地练习不可”。陈诚对学员们作了两个异想天开又十分滑稽的“演算”：一是他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1个红军，每个国军士兵用200发子弹就可以击毙20人，各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人。这样一来，“赤区”的红军只够国军3个团打，最多用上10个团吧。二是国军士兵每5分钟开枪打死1个红军，1小时放12枪打死12人，3000人用6个小时便可打死21．6万个。于是，陈诚口出狂言：消灭红军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是为何集中了几十万军队还有能消灭红军呢？顺理成章的归结是“士兵缺乏实战射击能力与射击纪律”。

　　对于通讯的演练偏重于实用技术，主要针对红军进行的游击战特点——声东击西、飘忽不定两点，采用轻便器材，如信犬、信鸽、闪光能讯器、信号弹、手旗、轻重电缆、军用电话、5瓦轻便无线电台等，进行实地练习。调来军政部特种通讯教导队、交通兵团的技术人员到军训团作示范操作，还由德国军事顾问上课传授运动战、阵地战和山地战的通讯网结构等知识。

　　筑城训练着重在演练构筑阵地和修筑堡垒。学员们使用临时编成的筑城讲义，从工兵学校调来工兵连作为演习部队，在野外进行构筑堡垒、辟设阵地的实际演练。堡垒战术后来在第五次“围剿”中成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术手段，但在军训团的筑城训练中，这一项目还未得到特别的重视。国民党军队真正熟练地掌握堡垒战术，是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前后。不过到了军训团的第二、三期，增加了碉堡结构、架设桥梁等技术的讲授和训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战术教学和训练，基本科目是针对红军的山地战术和游击方针，而制定战略攻势和战术守势的训练，旨在提高国民党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蒋介石对这方面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在向学员授课时多次强调这样的战术指导原则：现在江西的“剿共”情形，其地形、交通、敌情均与曾国藩、胡林翼时代无甚差异，“因此就用咸同时代（指清咸丰、同治时期）湘军和淮军攻打长毛剿捻匪所用的战术”。蒋氏还进一步阐释说：“若不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而徒思仿效现代积极攻势战术，未有不败也。故今日剿匪战术，仍须如曾胡时代以守为主，以攻为客。”蒋氏主张仍然打一场旧式战争，战术上取守势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以攻为守，与红军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在蒋介石的这种“师承曾胡战术”的思想指导下，陈诚与杨杰将战术守势分成了守和攻两个部分，制定出用于防守的堡垒战术和用于进攻的山地战术，在军训团进行演练。

　　庐山军训团的训练特别重视山地战术，将山地战攻击演练辟成主要科目。无论在授课还是演练上，都大大超出其他课目的时间。即使是基础训练的一些项目，如“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等，也被纳入到山地战术训练的范畴。按照蒋介石与杨杰的设想，山地战的战术分为正面突破、包围、埋伏3种。而其中又必须掌握3条原则，其一是“立在主动地位”，要使敌人跟着自己的计划走；其二是“冒险犯难”，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来冒奇险犯大难；其三是“全力决战”，抓住敌人破绽和可乘之机，用全力进行决战，夺取战胜。

　　蒋介石、陈诚等人明了“战阵之事，习悉为上”，在对上述的战术思想、战术要领、战术技术进行反复灌输的同时，特别重视实地演练。按照陈诚的说法，就是“把平时所学的拿到野外去实施，将学和做打成一片”。庐山军训团的每一期都要进行3次大的演习，即连、营、团各搞1次。确实起到了学而致用的效果。

　　政治洗脑——“换灵魂”

　　参加军训的国民党军中初级军官们，无论来自行伍还是出身科班的，不唯军事素质低劣，政治上同样问题繁多，许多人对于什么“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一窍不通。**军事屡遭失败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兴起的现实，对这些军官的思想大有触动人，认为“长期的剿匪，匪势却愈炽，这样的军旅生涯不啻是痛苦的生涯”。惧怕红军心理，使得他们作战畏葸不前；更有部分官兵“以为剿匪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做工具，并不是为民众的”，对**内战心怀不满，并且萌生了北上御侮救国的情绪，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于庐山受训，也有人心存抵触，甚至有人不计后果，上了山又潜逃而去。对这种现实，蒋介石、陈诚等人感到“这是一种危机”，恼怒地斥之为“这部分人简直没有了灵魂”，要进行政治上的思想荡涤，使他们“恢复军人的灵魂”，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和所谓“仁民爱物”的精神，同时抑制部分人萌生的抗日情绪，让他们在内战战场上出力卖命。

　　军训团第一期开学的那一天，蒋介石在对全体学员、教官的训示中，讲到了“办团开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员的新精神”。何谓新精神？蒋氏自答道：“要有自信、信任和信仰，这三种信仰力就是新精神。”蒋介石的理论是，自信就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敌人，一定能剿灭“赤匪”；信任就是能够“诚坦取下，用人不疑”，使部下个个都有本领，可以尽到他的责任和达到他的任务；信仰就是“首先要有坚定的信仰一种革命主义，其次是信仰上官，尤其是全军的统帅”，“对最高统帅应该有绝对信仰和绝对服从”。蒋介石将自我标榜的“革命新精神”和“革命的前途”扯在一起，号召学员们“勇敢地洗涤自己旧的心灵，换上新的灵魂”。

　　庐山军训团的政治教育，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灌输封建主义观念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蒋介石的统帅和领袖地位，并以此作为国民党军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除了蒋介石的自吹自擂，在鼓吹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方面，最为尽力的首推陈诚。陈诚在许多场合说出了蒋氏想说而不便说明的话，对蒋介石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陈诚竭力美化蒋介石，他在《现代军人应有的常识与信仰》的训话中，吹捧蒋介石“是革命者的师表，军人的灵魂”，可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并驾齐驱；又说蒋具备了“卓越革命领袖”的5个条件，“中国现在找不出第二个领袖，就是现在有一个比委员长都好的人。蒋委员长是我们最好的第一领袖，对他要顶礼膜拜，深信不疑”。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的训话中，他又把蒋氏比作“一块奇瑰的宝石”，说“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他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精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若使宝石的光芒得以发扬光大而普照天下焕发于万古”。谁是珠宝商？谁是强盗？谁是正人君子？陈诚不敢明说。不过，听者都明白他是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所以号召别人以他为榜样，绝对地效忠蒋介石。

　　在国民党军队中延续了近20年的“规矩”，只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坐在一起，一见到蒋介石或听见“蒋委员长到”的喊声，便像中了邪一样，“唰”地一齐站立起来，躯体笔直，目不斜视，这样的场景并非杜撰，查其出处，起源于庐山军官训练团。为了表示对“唯一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敬崇，树立其绝对权威，陈诚及其幕僚们创造了流毒久远的“发明”：凡是在讲话中提到“蒋委员长”，都得起身立正，作出肃然起敬之态。

　　蒋介石、陈诚等人对于这些“丧失了灵魂”的中初级军官，以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填充其空虚，军训团的政治教育核心，是把“智、仁、勇”3字作为培养“新精神”的“三要素”。蒋介石在军训团的29次训示中，有8次是专门大谈“三要素”的。

　　蒋介石认为，“军人的革命精神，就是兼全一贯的‘智、仁、勇’”。一切智慧、勇气和道德都由“仁”而产生。“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按照蒋介石的说法，“仁”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8个字又可进一步约为“礼义廉耻”。这样的“博而约”，“更容易找到实际用功的要点，即明礼、尚义、勉廉、知耻，乃为做人，尤其做军人的切要功夫，与根本的精神修养”。蒋氏又说道：“天下强兵在将，将领必须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革命军人最大的乐事，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又说，“死是军人的本质。作为一个将领，如果不能打败红军，完成剿共事业，就要去牺牲自己，而不能活着回来或当俘虏。”

　　怎样才算做到了“不成功便成仁”呢？蒋介石对此的阐释：“你做我蒋介石的部下，就要学我的志与气，就是孟子说的‘志’气之师也，气，体之元也，两句话。”“还有你们无论到了什么失败或危险的时候，要知道除死之外，再没有什么旁的大不了的事！所谓天下艰难唯一死，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蒋介石向学员们提出了“杀身成仁”的具体要求：“子弹打完了，可以用刺刀刺；刺刀用坏了，可以用枪杆打；枪杆打断了，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可以拳打脚踢；手和脚都断了，还有一个口，口里有牙齿可以咬，有舌头可以骂。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要把这些天生的武器用尽了，然后才可以去死。所以我们革命军人不是将敌人完全消灭（成功），就是我们自已奋斗到死（成仁），绝对没有投降的道理！”

　　蒋介石与陈诚等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成了欺骗和驱使国民党官兵为其反动统治卖命拼死的符咒。

　　蒋介石在翻来覆去的封建主义论理灌输中，不厌其烦地鼓吹盲目服从的法面斯思想，号召国民党军的官兵“复活已经死去的革命精神”，说给军训团的学员准备了4件“法宝”，要他们带回去给未参加训练的官兵做“礼物”：第一件是“礼义廉耻”4个字。第二件是凡被战死的官兵都“照章抚恤”，他拍着胸脯保证说：“只要你拿了抚恤单子到南昌行营来，一定随到随发，做到一文不少和片刻不延。如果有人找麻烦，你就说这是我委员长亲口讲的。”第三件是经费、薪饷和伙食费按期发清：“如果到了期还没有发清，你可以问你们的师长，也可以问我委员长。”第四件是“革命军连坐法”，蒋特别强调说：“这是革命军队最紧要的一个生命。”

　　蒋介石及其幕僚们挖空心思搞出来的《革命军连坐法》，是一个中外罕见的封建法西斯残酷军事法规，是蒋介石为巩固自己“唯一最高统帅”地位以及维系国民党军纪与土气的重要工具之一。法规共有5条，其第3条规定：“班长同全班退，杀班长，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直类推到军长，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由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一直类推到全班兵卒。”难怪蒋介石曾得意地对陈诚等人讲道；“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腿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连扯，谁也不能脱身。”

　　为了让国民党军的官兵为“最高统帅”去卖命，而又不对死亡产生畏惧，蒋介石、陈诚等人在授课、训示中大讲国民党国旗、党旗、军旗的“妙用”，认为这些都是维系军心、振作士气、更换灵魂的宝贝，“官兵生命和精神所寄托的处所，唯有国旗和军旗”，“当我们自己受伤或快要死的时候，只要把头抬起来，两只眼睛可以看到国旗军旗，高高举在我们头上，临风招展在我们眼中，我们就可以安心瞑目，安然辞世，因为有了永远继续的生命。”这是蒋介石于9月13日在第三期军训示中所讲的一段自欺欺人的话。

　　庐山上的“黄埔军校”**历史

　　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办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黄埔军校第二”的高度。他在军训团的开学典礼训词中讲道：“我们军官团这一次在庐山训练，和民国13年总理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训练一般学生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不过黄埔的使命，是要完成第二期的革命责任而已。”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掉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尽到我们第二期的责任。”蒋介石这样说，主要动机是既抬高庐山军训团的地位，抬高自己的身份，又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辩解，欺骗迷惑更多的人，也是蒋介石对庐山军训团付诸了有如在黄埔军校的精力，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庐山军训团的原名为五省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因此参加受训的均为北路军中初级军官。北路军是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兵员最多时达34个师，此时北路军总司令为江西吉安人刘峙，即国民党军中的“五虎上将”之一。为了使各部有充裕的时间安排受训学员离队后的防务，北路军总司令部与南昌行营联合下达命令，规定每个团必须派团长或团副、1个营长、4个连长、13个排长上山受训。

　　军训团第一期7月18日至8月4日结业，受训时间18天。第二期训练自8月13日开始，是月27日结束，为期15天，共有学员2517人，陆军大学、中央税警团、交通兵团、浙江保安处都派了人入训。第二期还增设了工兵连、辎重连和陆大学员连。第三期9月3日开始，同月18日结业，为期16天，学员人数达到3241人，其中央军校所开办的暑期训练班604人也奉命受训。

　　军官训练团3期训练共有学员7598人。从籍贯上看，主要来自南方的几个省。以湖南籍的军官最多，达2940人，其次为浙江，628人，江西省511人，湖北省491人，余者为山东、河北、广东等省。从学员的出身来看，出自行伍的有2184人，上庐山之前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的2120人，其余的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或其他各种讲武堂、军兵种专门学校。在学员的年龄结构上，从18岁起至47岁不等，大多数为23岁至35岁，这部分人占6843人。其中28岁的人最多，有949人，30岁的有842人。

　　这些“低着头”走上庐山，跨过海会寺“军人魂”牌楼的中初级军官，经过军事的训练和“换灵魂”后，怀揣着作为“蒋委员长学生”标志的毕业文凭，手捧着蒋介石授予的《剿匪手本》和《剿匪部队训练要旨》，腰佩着蒋介石题签的“军人魂”短剑，加上“四件礼物”——“礼义廉耻”4个字，可谓是从身躯到心灵都武装起来了。特别是那把铸工精美而锋利的“军人魂”——中正剑，更是一件特殊的武器。用陈诚的话说：“这把剑是给大家为主义而奋斗的，与敌人肉搏到最后的时候，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志士所用。”说白了，就是给学员们自杀用的。

　　尽管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对庐山军训团倾以满腔的心血，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物资，但无论是接踵而来的第五次“围剿”，还是其后的内战战场上，还没有出现一个用“中正剑”自杀为蒋介石殉命的人，而在许多或投降或起义或逃亡的军官中，则有不少人是从庐山“军人魂”牌楼下走出来的。

　　庐山军训团于9月18日第三期结业，结束了它的存在。从当月的下旬起，南昌行营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紧锣密鼓地铺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的一个大动作是撤换了“指挥无能”的刘峙，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接任北路军总司令，统领34个师的30余万重兵，加上其他各路军以50余万的总兵力，在20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向中央苏区实行“铁壁合围”式的规模空前的进攻。在中路军兵力中，有结业于庐山军训团的学员7000余人，担任连、营、团、师级官长。蒋介石寄望这批于第二期“黄埔生”，在这次下了最大决心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他所想象的作用。而事实上他们在第五次“围剿”中也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接连4次“围剿”红军的惨败之后开办这一军训团，表明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第一次冷静下来，总结历次失败的教训，研究红军的战略战术，这与以前那种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依恃武器和兵力优势长驱直入冒进合击的战法大不一样，这是头一次在战略思想上将红军看成高明的对手予以重视。其二是军训团开创了蒋介石树立所谓“信仰领袖”的新途径，将那些不是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变成蒋氏的“学生”，基本上统一了中初级军官的思想，达到了蒋介石“服从统帅、服从领袖”的要求，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作战能力，在第五次“围剿”中表现出的死打硬攻的拼命劲头，那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其三是使国民党军克服了过去“不承认与红军作战需要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战术”的错误，第一次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战略指导原则和战术方法，尤其是针对游击战、山地战改变了作战方法，在军事上给红军造成了不小的困境。

　　当然，以上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逞和红军的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倾”领导者不但排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战略和高超指挥，反而一味依靠一个根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红军军情的洋顾向李德，由他实行野蛮的瞎指挥，全凭图上作业遥控战争，又在强敌面前不顾伤亡打阵地战，打攻坚战，打堡垒战。这些连国民党军都大为奇怪、认为“殊不适当”、“自居不利”的军事盲动冒险主义，才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红军也遭受惨重的损失。

　　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中央苏区，主力8．6万余人实行突围西征。这一事实给了蒋介石、陈诚等人抬高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口实。看到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突围西征，蒋介石等人大为振奋，言谈中常常搬出庐山军训团，同时也增加了蒋氏此后继续开办各种军事训练的兴趣和信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在蒋介石**内战的史册上，写下了粗黑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