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stiger是什么牌子:我本人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用事实说话

　　我本人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用事实说话
　　这些年，对于毛泽东的争论，有些持否定观点的人最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我都亲身经历了。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尽量客观地表述一下事实，其结论由网友们自己去做。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期
　　我体验的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1960，1961和1962年。我58年升入济南二中高中（即大跃进开始的年代）。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我读高二。记得国庆节时，各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白天我参加了济南市全市的国庆游行，还是仪仗队成员（8人手持一面国旗）。晚上，参加了大明湖游园和焰火晚会。那天的印象特别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看着天上绚丽的色彩和湖面上的浮光倒影，浮想联翩，我自己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觉：对生活，对人生，对未来的幢景和向往。
　　也许是因为国庆的缘故，所以政府还是倾其全力度过了国庆节。国庆节过后，我们就被派往农村劳动（支援三秋，深翻地）。在农村，开始有了一点对困难形势的感觉。那时，有些人怕苦，特别是有个别教师有怨言，所以记得有一次学校党支部书记（那时是书记挂帅）开会讲话（就是大家站在院子里列队“训话”）。他主要讲了国家的形势，批评了某些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其中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大家要明白，要奋斗，弄不好，今年国家要出现非正常死亡。我当时对“非正常死亡”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吃不饱），以为只是书记的“教导”而已。
　　从农村回来以后，粮食即开始定量了，慢慢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以后，隔一段时间，学校就进行口粮标准评定，主要根据男女，个头和身体状况评定。女生一般不超过三十斤，男生我们班最高四十二斤，我是三十七斤，这个定量，一直陪伴我进入大学（转换单位，粮食定量标准和其他关系一样，要开证明随身携带）。这样的定量，按现在的水平，不能算低，但那时是各种副食少，油水少，干吃粮食，当然是不够吃，所以每吨饭都不能放开肚皮吃。我记得，我的几个弟弟，每次看妈妈分窝头用刀割，割偏了一点都有意见。为了人多粮食好机动，我把户口转到学校，吃食堂。学校为解决粮食问题，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掺菜叶，用玉米秸磨制淀粉，发面多掺水，做的大一些...记得有一次：学校让我们去农村拉白菜，回来后，就煮了一大锅白菜，放点醋来填肚子。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能放开肚皮大吃一顿...城市市民每月底去买下月的粮食，因为每月不够吃，所以老是提前买，最后每月一过二十号，就开始买下月的粮食了...
　　61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还是吃不饱。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早上一个用地瓜面做成的“干面扣”和一碗粥加一点咸菜。到第四节课，就饿得撑不住了，一般就到图书馆去看“参考消息”，来转移注意力。整个困难时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停止了。但开始大一时，每周还举行周末舞会，高年级来教我们跳舞，62年以后，舞会被禁止了：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大学期间，我们班三十几个人，三分之二多来自农村。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吃粮状况要好于城市（我只能说山东省，因为我的同学都来自山东各地区）。农村有自留地和宅旁地，吃的东西总是比城里多些，城市是干巴巴的那点“定量”。这一点有下列事实为证：因为不够吃，所以我们班农村同学每个人假期都从家乡带一大袋子炒面（大多数是地瓜面），饭后各人用开水冲一碗炒面补充，能吃一两个月.他们假期回来后也说在家里总能吃饱。我是城市孩子，我爸还是“高干”(十三级干部），非常羡慕农村孩子。后来母亲不知怎么联系上了一个远方“表姐”，表姐夫是农村教师，我假期上她那儿住了一个时期，吃饱了，回来也带回一带子炒面，表姐夫还给了我几十斤粮票，我心里可自豪了!另外，我二弟当时读初二，因为讥饿，辍学到了农村老家（临沂苍山县），种地了，吃饱了。假期我去投奔他，弄些食品补充，农村的老乡看到我这个城市孩子的狼狈像，而他们在家门口拉二胡唱戏，微笑着看我，乡村人蔑视城市人..，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场面情景。（形势好转后我二弟又返回城市，进了中专技校）。
　　从63年，局面开始好转，已经没有挨饿的感觉了，吃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体育活动也开始恢复了...64年，毛主席有个讲话，说学生们营养不好，要增加营养。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发现每吨饭菜里肉逐渐增多，我从小不吃肥肉，把肉只能给别人。（那时是八个人一个桌，菜一盆，由轮流值日生分）。所以我提出与回民一个桌吃素食。后来知道了，伙食标准由每个月12元增加到14元。
　　那时的干部和老百姓一个样，我父亲母亲都患过水肿，腿上一按一个窝。听说只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有时有点“黄豆”补助。国家困难，我们家也困难。62年我父亲因地方党内斗争被行政降三级（由13级降到16级，工资由147元降到106元）。所以我在大学也享受一点助学金：每月七元（助学金每月最高14元），家里给我13元，共二十元，是我一月底开支。64年中央组织部来山东给父亲的问题甄别，官复原职，但因国家困难，工资没有补发。
　　现在争论得最多的是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我可以心胸坦白地说，城市中，我没有听说，更没有见到有一个人是纯粹因为“饥额‘而死亡的人（济南市），农村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老家（山东临沂苍山县）是山东省相对贫困的地区。至于有些年老体弱，或者疾病缠身，因为缺乏营养导致死亡或许是有的。但我的亲友，朋友，同学，（包括农村）我没有听说谁是因“饥饿”死亡！也许，这只是山东省的情况。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