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之温柔老七网:揭秘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恩来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恩来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四川调粮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功过是非，于当事人来说，都已成枉然。但作为党史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给以评说。李井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新中国，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皱过一下眉头或者有过任何动摇，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在四川调粮问题上，他动摇过、挣扎过。无奈，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保国家还是保一方已经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题目了。与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这“千古骂名”，这是李井泉唯一的选择。

　　当时当地，如果不是李井泉，换成张井泉、刘井泉、周井泉，又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又会怎么办呢？结果大致也差不多吧？！

　　每个人的为人处世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李井泉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怀私心，力保全国，其人格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留下痕迹。

　　长征路上，李井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中共七大上，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照顾各方，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中央决定要减少井冈山来的同志所占份额，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有老同志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就是李井泉的表态。”李井泉不贪名利、顾全大局的品格此时已可见一斑。

　　入川后，李井泉作为四川省的党政一把手，在干部问题上十分注重团结。他对随军南下的晋绥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比如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晋绥干部都提拔得很快，在四川的干部却压得很厉害，有时候批评起来还十分厉害，对四川本地干部却比较宽容。李井泉解释道：“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四川干部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带来的人提拔得多，提拔得快，人家会怎样看？我宁可把我带来的人压一压。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为了团结。在团结使用干部问题上，我确实花费了大量心思。”一句“亲者严，疏者宽”让我想到李井泉1974年的一次回乡探亲。他的堂弟看到李井泉热心地为集体、为乡里办实事，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却被李井泉严肃地回绝了。1977年李井泉再次回乡探亲，许多亲属都跑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李井泉坚持：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甚至还一再交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他的事就不要理睬。”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刻不忘维护集体利益的老党员，在国家遭遇艰难的时候，其忠诚的党性必然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必定是会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井泉一边含泪执行中央决定，将大批救命粮输向全国各地，挽救危机；一边努力带领四川人民实行自救运动。艰难的年代是压不垮这位男儿的脊梁的。他积极地面对现实，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眼看着满载粮食的汽车、火车、轮船呼啸着出川，再想想自己治下的人民忍饥挨饿，李井泉寝食难安、坐卧不宁。1960年至1962年，四川连年春荒，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粮食紧缺，浮肿盛行。李井泉带领省委一班工作人员奔波在全省各地进行救急。大批干部深入到缺粮地区长期蹲点，带领群众共度难关，积极寻找各种替代食品，缓解眼前困难局面。对于灾情严重的地区，李井泉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拨粮食、发放救急款、派遣医疗工作队等，组织生产自救，尽己所能及时有效地遏制灾情进一步蔓延，缓解人民群众的恐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国经济社会形势刚有所好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个谨言慎行的年代，因只言片语而“获罪”乃是平常事。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因对过度调粮有意见，一句“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呐”的气话，终于被“有心人”拿出来作为他搞“独立王国”的“证据”。人人自危的年代，为避免牵连，洗脱自己，好多夫妻、父子、朋友都不惜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甚至互相攻击。此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批斗、打压最终没能让李井泉屈服，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忠诚。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李井泉“揭发”邓小平和贺龙的“罪状”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关于贺龙，李井泉同志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例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

　　简洁的言语可以看出李井泉坚定的革命信仰，其不畏生死，坦坦荡荡的高贵品格也可见一斑。面对“老革命”的“不知悔改”，“四人帮”愤怒了，对他施之以更加疯狂的迫害。西南地区“最大黑帮”的帽子有了！“刘邓死党”称号也有了！伴随着更加猛烈的批斗，李井泉受尽屈辱和诽谤，甚至还有两位亲人蒙冤而死。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李井泉为求自保而出卖同志。

　　动乱的年代结束了，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总结和反思历史。李井泉的孩子数次想让父亲写回忆录或者保留点录音，却被李井泉很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李井泉很少与自己的孩子谈论自己的往事，以至于后辈们只能通过一些革命前辈或者其他的资料、文集来陆陆续续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李井泉同志已经逝世多年，当年四川调粮事件却还盘踞在当地人们的心里，久久不肯离去。作为后来人，我们不妨宽容一些，眼界更为深远一些，多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公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