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爱蓝小蝶: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建国初期|历史研究 - 军政在线 致力于打造一流的军政资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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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 sY?ryS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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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夏秋,在中国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而又议论纷纷的大事:一件叫“大跃进”,另一件叫人民公社化运动。二者都是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发生的。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统称为“三面红旗”。对这“三面红旗”,多年来争议颇多,或赞誉,或批评,评论大不相同。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已有定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发动的,因而产生了不良后果。以《决议》的科学论断为指导,对三年“大跃进”的历史发展重新加以研究,并总结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肯定是有裨益的。 _ORSd2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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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联的。但是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这篇文章仅就三年“大跃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X`C=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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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00L q?v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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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它的本来含义到底是什么?这是首先碰到并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为了不致流于主观臆断,让我们追溯这一口号提出的历史过程,引述当时的文件来作回答吧。 /) aiS-hL  
  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最早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是《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人民日报》的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序言》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已经加速完成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社论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一个响亮的名词:“大跃进”,因此,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口号从一开始提出,就是指的比正常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规模要大那样的一种高速度。 ]Ex]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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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当时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他在参加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说:我国在一九五七年真正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十五年超过英国。随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他说: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应当取争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推移和热情的增长,对完成这个目标的时间不断缩短,速度不断加快。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已经在内部要求,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公开的提法改为: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样,争取以尽量短的时间“超英赶美”,就成为“大跃进”的总的指导思想。 Wr"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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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中国终归有一天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希望用尽量短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问题在于时间规定得太短了,速度要求得太快了,脱离了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实际,成了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各生产部门的种种高指标,都由这个总的高指标派生出来了。 h9Wxi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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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的发展并不顺利,经过许多曲折,终以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的严重后果而不得不结束(这些我们在下面都要讲到)。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又对“大跃进”的含义作了比较确切的说明。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客观地说,这种思想是不错的,反映了全国各族亿万人民的意愿。谁不愿意祖国早日富强起来呢?但好的愿望并不一定总是能产生好的结果。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大跃进”,就是一个既具体生动而又教训深刻的实例。  xh>]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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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llVU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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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的口号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冬已提出,也作了不少酝酿准备工作,但真正形成为实际的运动,是在一九五八年夏天。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正式通过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认为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要求每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农村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实现“全面大跃进”。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指引下,各行各业、各部门纷纷召开会议,提高指标,制定措施,发布口号,于是“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就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热潮。 Dw5l~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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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搞了三年,情况各不相同,下面分别作叙述。 Z `v\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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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以钢铁翻番为核心的。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会议上提出的钢铁工业发展的设想,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明年该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推算,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产量将不是原来预计的三、四千万吨,而是六千万吨。报告甚至认为,一九五九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八千万吨、甚至九千万吨。毛泽东同志立即把这个报告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参考。经过反复商讨,最后由毛泽东同志下了决心,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翻番,即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当年上半年全国只生产钢三百一十二万吨,七月份又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原定年产量七百一十万吨钢的指标尚需作出极大的努力。现在突然把指标大大提高,要在剩下的四个月里生产出六百多万吨钢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党中央已经作 yVkR%!JJs2  
出决定,毛泽东同志亲自挂帅,任务不完成不行,只好求助于大搞群众运动和各种土办法。于是,一声号令之下,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修小土炉,大砍树木,大找矿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不断放出“高产卫星”。 B``QU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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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要大上,其他各行各业也要紧跟,于是,交通部门提出,“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教育部门提出,全民大办学校,要在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社社有中学,争取用十五年时间,基本上使全国有条件的青年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科研部门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五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农业方面调门更高,“卫星”不断,提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在这一片跃进声中,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左右。到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要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三点八倍。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原煤产量达到九亿吨,棉纱产量达到二千六百万件,等等,主要工业品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五、六倍甚至十多倍。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期间增长六点八倍。这样只要五年,我国就不仅可以提前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 ^y\*KU"  
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以为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wQ->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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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各种报刊上,还极力为“大跃进”造声势,在版面的显著位置上刊登各种“放卫星”的消息,并发表评论,极力赞扬。当时在理论宣传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存在的按劳分配、工资制度、物质利益原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都错误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认为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要考虑逐步废除,恢复供给制。不仅理论界展开争论,而且把有些东西也付诸了实施。十月,党中央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肯定了一些企业取消计件工资的作法,并列举了计件工资的所谓五大“罪状”。此后,不少地区和行业先后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结果助长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个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只要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科学技术的常规,生产就可以飞跃发展,产量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有的报刊上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等等。 cM:-@s@ 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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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以大炼钢铁为中心,配合以一系列“大办”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急剧推行,很快在实践上产生了恶果,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主要经济比例出现了失调现象。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增长很快。本来希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但这位钢元帅太大了,占用的设备、资金、原料、运输和人力等过多,它一升帐就把别的不少行业挤掉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也急剧膨胀,一九五八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结果造成积累率急剧上升。这一年的积累率从上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九,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从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了近一倍;而同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除粮食暂时有较大增长外,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注意。 /DU%p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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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共产风”等偏向和陈伯达等人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提出要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十二月,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主义,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并调低了一九五九年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 13F jk  
这样,“大跃进”的第一个高潮就缓缓地退下去了。 3*O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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