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火舞三个小孩原版: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龙应台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