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大步兵公司:人民公社岁月（7）最后的抗争

人民公社岁月（7）最后的抗争　　

古彭万俟轩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许多官方媒体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载：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亿万农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国农民在经历几十年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真正翻身的大喜日子。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我是1978年秋天抽调到公社机关工作的，一直到1983年底离开为止。那5年，正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年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亲眼目睹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过程，我完全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1978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因为有几篇小文章被省里和地区的报纸录用了，还有几首小诗歌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结果我就被看成乡下的“小作家”和“笔杆子”，被抽调到公社负责宣传报道。其实，到公社机关与在大队里差不多，区别就是变成了“社有人员”，那时也叫“亦工亦农”。每月发给28元工资，15元交生产队买工分，13元在公社机关食堂搭伙。那时候物价便宜得很，我每天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晚上6点下班回家，早晨8点上班。晚上如果加班就住在公社机关，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床铺。我记得那时候每顿伙食费只要1-2毛钱，别看工资不高，一个月下来还能结余七八元。　　

我到公社机关后没有干成“宣传报道”，因为公社党委秘书发现我会刻钢板，能打算盘（珠算），还能写文章，就把我留在办公室，帮他做统计、文书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就是每天与各大队会计通电话，索要生产进度和编制各种统计报表。除此之外，就是撰写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发言稿等。由于需要写总结、发言，我就需要经常跟着公社党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深入村队调研，所以对农村情况特别熟悉。　　

我们这里属于苏北地区，南面与安徽宿县搭界，中间只隔着一条河。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比一河之隔的安徽宿县要先进好些年。1978年，我们公社已经实现“旱改水”，绝大多数的耕地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全公社11万亩耕地，有5万多亩水田，一年麦稻两季，还有4万多亩属于山坡高亢地，一般都是小麦与玉米轮作，或小麦与山芋、大豆轮作。其余的1万多亩耕地为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花生、蔬菜、水果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个公社就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1978年，全公社劳动工日平均8毛钱左右，最高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一块五。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副业已经非常繁荣，各大队都有副业队，还有不少队办工业，那时候统称“副业”，如砖瓦厂、加工厂、采石场等。公社的工副业项目比较齐全，已经拥有20多家社办工厂，实力比较雄厚的有水泥厂、磷肥厂、农具厂、综合加工厂、大理石厂、服装厂、酒厂等，每年的工副业产值超过500万元。特别是水泥厂，1978年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0万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有小型拖拉机，公社有农机站，拥有大型拖拉机70多台，农忙季节分头开到各大队，每个大队2到3台。农田水利设施全部配套成龙，村队灌溉沟渠有“大中小”（大沟、中沟、小沟）、“毛腰丰”（毛渠、腰渠、丰产渠），公社有水库、专用蓄水河道等。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座“排灌站”，种植水稻的生产队一般不会少于两座。可以说，农业生产通过多年良性发展，这时已经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阶段。农林牧副渔，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关于“大包干”这股风，最早是从“河南”（由于我们与安徽宿县一河之隔，老百姓习惯称安徽为“河南”）那边刮过来的。1981年初，我们这里就开始陆续传说安徽“分田单干”的事。社员们人心惶惶地，不知道“分田单干”这股风什么时候吹到我们这里来。　　

说实在话，我们这里的社员绝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对分田单干欣喜若狂。他们不仅不拥护，反而极力反对。社员们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几句话：“那不是“胡弄”吗！分田单干，那么多大牲畜怎么办？那么多机械怎么办？那些沟渠怎么分？山林、河道怎么办？”还有的说，分田单干，那不是跟解放前一样了？　　

“单干风”越刮越紧，老百姓都在提心吊胆的等待着。1981年在不安地等待中过去了，我们这里没有分，但已经开始搞“小段包工”。就是把某一农活，按阶段划分成若干部分，最后按实际完成情况发放工分。这一年春夏两季，有的生产队还按上级精神，在播种后把地包给农民管理，收获时按规定的粮食产量上交生产队，剩下的留给自己。到1982年春天，安徽那边已经全分光了，这边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麦收前夕，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来到我们公社。他希望到几个大队、生产队摸底调查，看看老百姓都是什么反应。我和公社党委书记陪同他先后到了4个大队的30多个生产队，还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结果所有生产队的社员都异口同声反对“分田单干”。还有的社员和干部亲自找到县委书记，恳求他“到上面去说说”，千万不要“胡乱来”。那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正在大队办公室休息，县委书记突然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他接听之后，立即兴奋地告诉陪他一起搞调研的公社党委书记：你就放心吧，上级来“精神”了，咱们这里不学安徽，不搞分田单干！公社书记一听，也很高兴，他当即请县委书记通过广播大喇叭给社员讲几句，让群众先吃颗“定心丸”。我记得县委书记在大喇叭里是这么讲的：“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的精神现在已经十分明确，我们这里绝不搞分田单干！就请大家放心吧！”　　

当时我们都跟着高兴，认为大局已定。对于安徽那样的搞法，我们都觉得他们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基础差，可能适合分田单干。而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农业条件和基础，是无论如何不能分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县委书记保证的那样发展下去，当年秋天我们这里就强行开始分田了。至于内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公社党委书记带着一班人从地区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什么都不要说了，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上级的政策和精神，不要讲任何价钱！”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具体分田情形我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大同小异，都是那样的分法。尽管下面的干部社员有抵触情绪，但最终还是在公社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坚决贯彻上级精神，把土地分下去了。　　

那一年，我们家分了12亩耕地，平均一口人1亩半。其中9亩水田，3亩旱田。　　

我们家分到还一条牛“腿”，因为与4户社员合用一头耕牛。这条耕牛只用了一季，因为不方便，第二年春天就打价给其中一户社员。　　

我们家还分了六分之一辆“大车”（就是那种非常笨重的“太平车”），这种车至少需要3头牛才能拉，由于没有这么多牛，所以一直闲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外地收藏家看中了这辆“太平车”，花钱买走了，但这笔钱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　　

我们家还分了二十分之一台拖拉机，因为是20户社员共同拥有的。第二年我们就把这台拖拉机卖了，一共128个人，每个人头分7块钱。　　

我父亲通过抓阄，把生产队的3间饲养场“抓”来了，后来翻新改造，成了我弟弟结婚用的新房。　　

山林也分了，但因为山林面积太大，不好管理，先后调整了几次，最后也没有找到好办法。结果山坡上的杏树在分田单干的第二年春天就被砍伐干净。山上的松树都是1958年后栽植的，那个时侯已经郁郁葱葱，覆盖整个后山。但去年冬天我回家发现，整个山头已经光秃秃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而且没有多少枝叶，孤零零地在寒风中摇曳。　　

分田单干时，我们生产队的杂交水稻亩产1200斤，现在据说已经能达到1400斤了，比26年前每亩增产200斤。　　

改革还是有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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