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法外 第四季 云: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五)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五)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28]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29] 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30]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而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

发表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1]详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227—229、233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7年版，第237、292页；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679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据1982年英文版译)，第99页。

[2]时间表以美国东部时间为准(引文仍是汉城时间)，华盛顿与汉城的时差约14个小时。对这一过程描述的主要根据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125～269页；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联书店，1974年(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393～413页；《艾奇逊回忆录》，第261～278页；格莱姆·佩奇：《关于朝鲜的决策：1950年6月24～30日》（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纽约1968年版，第90～241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4～11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21～56页。由于对上述材料做了综合处理，经核查后有所取舍和调整，故除专门引文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3] 《杜鲁门回忆录》，第395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25～126页。

[4]有的著作说这两位军界主要领导人这时已回到美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参与当天晚上的商讨和决策。

[5] 《杜鲁门回忆录》，第399～400页。

[6] 《艾奇逊回忆录》，第269～270页。

[7] 《关于朝鲜的决策》，第240～241页。

[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263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页。

[1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0页。

[11]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据1967年英文版译)，第3、20页。

[12]约翰·托兰前引书，第19页。

[13] 《杜鲁门回忆录》，第403页。

[14] 《艾奇逊回忆录》，第266页。

[1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9页。

[16]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55页。

[17] 《艾奇逊回忆录》，第265页。

[18] 《杜鲁门回忆录》，第398页。

[19] 《杜鲁门回忆录》，第400页。

[20]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693页。

[21]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及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纽约1965年版，第31～32页。

[22] 《艾奇逊回忆录》，第268页。

[23]顾维钧前引书，第649页。

[24]约翰·托兰前引书，第39页。

[25]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55页。

[2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1卷，第329页。

[27]斯潘尼尔前引书，第33页。

[28]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回忆，6月25日晨他曾与联合国秘书长及助手商议，如果苏联代表下午返回安理会并使用否决权，他们一致认为可在48小时内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解决这一问题。见弗兰希斯·赫尔勒编：《朝鲜战争：25年以后的观察》（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劳伦斯1977年版，第22页。

[29]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86页。

[30]罗斯玛丽·福特：“解开朝鲜战争之谜：十年来对朝鲜冲突的政治分析”（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t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载《外交史》，1991年第15卷，第4期，第416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61页。不清楚斯大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或许他认为无需如此，北朝鲜也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许他想避免苏联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以致引起舆论的猜疑和指责。但无论如何不是葛罗米柯认为的那样，斯大林的决定是“一时感情激动而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