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天宗晓梦:《红楼 十二层》：第十二层 《红楼》答问

第十二层 《红楼》答问
讲坛会友，邮驿传书，时有不耻下问者，此亦切磋之良缘，助思之一乐。因摘其常见所问略同，关心一致者，粗述数则，聊以贡愚，未必即是，仍祈匡正不逮。 诗曰：
下问时时启我思，于中得益亦吾师。
一知十用深怀愧，学海如何酌一卮。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北大讲《红楼》
我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大的一个场面。我认为，今天的活动应当载入“红学”发展的史册，因为这标志着“红学”在北大的回归。我用的是“回归”，而非“引进”，因为“红学”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流的学子汇集于燕园而首先发起，并把“红学”提高至中华学术的地位。今天，让我讲 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我深感不能胜任，在这里，姑且就粗浅地说说拙见吧。
晚清有一位姓陈号蜕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20世纪初诸位大师，如蔡元培、严复、王国维、林琴南、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黄遵宪诸位先生，以及后来的毛泽东主席都对“红学”有所涉及或者做出了贡献，推动了“红学”的发展。这些人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但这么些大师都对《红楼梦》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系，这现象本身说明了什么?应该悟知：这就是因为曹雪芹的书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大师中以蔡、胡、鲁(周)三位对“红学”的关系尤其重要，而三位却都是北大的尊师。我刚才说，如今“红学”回归北大，正是要说明北大燕园，才是近现代“红学”的发祥地。
我认为单论“中华文化”这四个字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大”字，是谓“中华大文化”。“大”即中华文化的总精神和大命脉。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因为名字为“化”，故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言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才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曹子(即雪芹)的“情”与孔孟所讲的“情”都有“爱人”的本质，但却做了不同的阐释，别有一番滋味。“青”是个好字，其左边加“日”、“目”、“氵”、“米”、“忄”这五个偏旁，就成为“晴”、“睛”、“清”、“精”、“情”——都是万事万物中最美妙的部分。情，是对待人的关系时的心境。孔子与曹子的分别只不过是孔子将“情”伦理化、社会道德化，而曹子却将“情”诗化、艺术化罢了。通晓了这一关键点，就一切贯通了。
《红楼梦》重“才”。比如元春升为贵妃，是谓“才选凤藻宫”；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元春省亲不重于游乐，而命姊妹们和宝玉作诗，题咏诸处轩馆景色，这已十分晓然。至于书中所有女儿，都有一个“才”字在内，只是表现不同罢了。而中华文化，天、地、人谓之“三才”，请一参悟。
曹子过人的本领还有一点：就是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汉字、汉文化的美。若用一个字评《红楼梦》，即“灵”。曹子重视灵气，认为它高于智慧，譬如，“那快顽石经过女娲炼制之后，灵性已通”。曹子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创造性提出人性“正邪两赋”说。传统观念认为圣人、贤者禀正气，淫邪之徒禀邪气，而曹子借雨村之口提出：禀赋了这种“两赋”之气的人，其灵气在万万人之上，乖戾邪僻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下。这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骇世之言。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方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此名何义?这就应该温习王实甫大师在《西厢记》里给崔莺莺安排的第一处曲子《赏花时》，她唱道是：“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绕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有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黛玉其实并非因肺病而死，而系投水自尽。警幻仙子歌云：“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且款待宝玉“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群芳髓(碎)。”“沁芳亭”是大观园景致的主线，“泻玉”、“沁芳”正是暗示了众位女儿的悲惨归宿。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沁芳”二字的文化涵蕴，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说《红楼梦》的主题是用如此一种高雅优美的中华语文独特的手法来表现的，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一位学者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皆可用一个字来评：《三国演义》——“忠”；《水浒》——“义”；《西游记》——“诚”；《红楼梦》——“情”。我觉得这四部书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即人才问题。《三国》讲的是帝王将相类的文武人才：《水浒》讲的是强盗人才、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而《红楼》正是为一批受压抑、歪曲、奴役而又才气横溢的女儿鸣不平。正如曹子借秦可卿托梦给凤姐道：“婶子，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以前只有红粉佳人，且是衬托绿林好汉，而曹子前无古人地创造了“脂粉英雄”一语。
施公(即施耐庵)对曹子的影响极大，曹子甚佩其敢写世人之不敢写，亦欲发前人之所未发，为闺阁掬一捧辛酸泪。《水浒》好汉一百零八位，《红楼梦》出场女子共一百零八人，显见施公对曹子的影响。“一百零八”是“十二”与“九”的乘积。十二乃阴数之最大，九则乃阳数之最大。一百零八表示无穷无尽，多而又多，群体庞然。《红楼梦》首回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脂砚斋批曰：“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这一把眼泪洒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遭逢此极，况天下之男子乎?”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太深切了，我们这一点时间是讲不清的。我想在结束前，顺便说明一点：这部伟大的“子部”既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那它就应该走向世界。《红楼梦》的走向世界，就存在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但译《红楼》是太困难了——这又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华文化的极大特点特色。仅《红楼梦》这一题目的译文，我就极不满意。比如，“红楼”一词乃唐诗人用的美好语义，专指富家妇女的金闺绣户，而西方无此文化对应，译出后只能成为“红颜色的多层建筑”!汉语的“红楼”极有内涵。韦庄诗云“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给人以无限遐想。但是英语却把“红楼”译为“两层的红色小楼”，将“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Chamber”，美感顿失，意境皆无。同理，“沁芳”那么优美高雅又暗寓沉痛的文采，译出后只成了“被水浸泡的花瓣”!这样，一切意义、趣味、境界，全部消失——却只剩下一个滑稽感的(外国人莫名其妙的)怪话!
近年，“红楼”又译成“Red Mansions”，变成“朱邸”，这与《红楼梦》主题是女儿之核心眼目全无交涉了(朱邸即豪门，男人掌权的世界)。事情之难，由此可见。依此类推，世界读者要真正理解、领会“《红楼》文化(即中华文化)”，是困难太大了!一部《红楼》有上千上万的这种“文化难题”(人名、地名、物名、诗词、酒令、谜语、双关、歇后、笑话、戏谑……)都没办法“译”!
在这儿，把中华文化的亟待大力弘扬也显示得更加清楚。
如何解决这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弘扬宣传?看来还待中西双方努力，而非口号空谈所能济事。附：
“红学”回归北大
1999年10月21日晚，我应北京大学《红楼梦》研究会之邀，前往他们举办的为期六周的“红楼文化月”的开幕式上首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一重要主题。拙讲获得了十分热烈的反响，结束之前，收到了同学们递来的50多份书面提问，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有必要就此诸问作一番思考与报道。
在座者从研究生到本科，从各系到各年级等次皆所包括，可以看出较年小者喜欢提出对小说人物的看法、评价、爱憎等问题，年龄较大者则关心的是文化学术上的重要课题。如今先就后者略举数例，也足以供我们的教育、文化、科研等等诸多部门单位的深长思与细寻味了。
由讲题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而引起了听众的关心，于是提出了相关的三大问题——
一、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二、中西文化有何不同?
三、中华文化(特别是“《红楼》文化”)如何能传播于世界文化之间?
由此已然显示，这些提问者已不再认为《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的事情了，其体性品位实大大超越了“文艺”的层次范围。
我在讲时曾说：如英文Culture(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的先进之发展”或类似的概念；而中华的“文化”词义本身分明，文化首先是表现为“文”的形态的成就，而此“文”的力量、功能是“化”，化即教化、感化、潜移默化、归化……的那个功效作用。
而西方文化涵义中并无特重“文”的倾向，也没有专重“化”的理念。此其差异之一端。
再看中华文化的主体命脉似可分为两大脉络：一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一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前者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后者则以《诗经》、《楚辞》为首的历代诗文大作家为代表。而这两者在《红楼梦》书中正好都有其极高超美妙的表叙与涵咏、赞叹与评议。
所以，依我看来，欲向世界传播发扬“《红楼》文化”，即必须我们自己把上述两大主脉研解清楚，然后再根据与西方文化观念之间的异同而有针对性的讲解阐释与介绍推荐。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民族文化观念基准上的不尽相同，而是中西语文的巨大而深刻的差异!
我只拿几个“红楼”人物的名字为例，便有力地表明了这是无法翻译的语文难关——其实也就处处是个文化不同的大问题。
想沟通中西文化——具体地说即如介绍《红楼梦》的意义价值，这是人人赞同、寻求实现的共同愿望。但良好的愿望无大用处，讲空话唱高调(呼喊中西交流融会)更是无多实益；最重要的先须知己知彼，弄清双方的真际而切忌一知半解、生搬硬套，并且必须努力做些实事，寻求解决困难问题的方法与道路，如此积渐而行，持之以久，方可济事。舍此而行，毫无益处或且有害而滋弊端。
如果举实例，则最近《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了多少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及创作界都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现实主义”的最高准则，而实际那个“再现”Representation 却是一个误译，在欧洲此一词义早已不再是“再现(摹仿式)”，而是“表现”“表象”“象征”等意义了。因此一字之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依此而言，那么现行的英译本《红楼梦》竟将此三字书名译成了“朱门梦”“朱邸梦”，完全变了味，扭曲了原著本旨——因为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是“红色的大府第之梦”，这是贵家官宦的梦，是掌权享受的男性人物之事，而“红楼”本是专指女儿所居，是写女儿命运的伟著——也就是曹雪芹一生辛苦著书的崇高目的与心愿，我们却把它改变了，归属于男人了，这能让西方读者研者理解吗?一字之误译，能引出多么巨大的根本差异，还不令人憬然而反思反省吗?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并非如有些人想像的那么简单肤浅。
另一位青年学人提出了一份另外形式的新问题：洪之《长生殿》开场即有“看臣忠子孝，总因情至”的要旨“总题”，曹雪芹似受其影响。又如秦观词中的“飞红万点愁如海”，应与黛玉之父名曰“林如海”有所关联。
此二词，我早年读书时也曾心中触动，发生了同样的领会，可是稍过也就置之于忙乱之外了，今经一提，方觉唤起种种文思词绪，极是意味深长。
原来，在讲时我已提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脉是孔、孟的仁、义伦理社会道德论与才情诗文艺术创造表现说。曹雪芹的“情”，也就是“仁”“恕”的“诗人化”或“艺境化”或“感情化”“心灵化”的表现与阐述之异样辉光。然则二者是否永不交涉或绝不沟通?经那学人一提，《长生殿》的开场八个字正好就是二者交关沟贯的良好“说明”——请不必一见“忠”“孝”字样就急于“批判封建思想”等等一套僵硬教条审理，而应该不以词害义地去思索：“情”正是一切伦理社会道德的根本源头，二者同出于人的灵性的一源而被哲士才人们分流而“处理”“对待”了，如此而已。“戚本”《石头记》的一首题诗说：“画蔷亦自非容易，解得(这种真情，则可悟知)臣忠子也良。”正可合看。
我也讲了，“沁芳”是《红楼梦》全书的主眼，即王实甫“花落水流红”的重铸或“浓缩”，用以表述广大女儿不幸命运的深悲大痛。在另处，亦曾指出这都溯源于杜少陵《曲江》诗中的“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而秦少游的那句“飞红万点愁如海”，正是杜诗的重新表现法。悟此，又立即悟到：原来《葬花吟》的“花谢花飞花满天”之句，其实也正是从杜句、秦句脱化而来。
这一切，举例只能是单词零句，为了讲起来便捷而已，其实质无一不是中华文化的特点特色的独具丰标的至美至善的灵心慧性的奇迹之展现。
还有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红楼梦》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精心研究，包括了各个角落与方面，今后的研究前景又是着重哪些方面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过去研究收获不小，但空白、模糊、争议、错解、误认……诸点还遗留很多，即以对作者的研索与文本的考定两大基础课、基本功而言，成绩也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何况基础不全的其它论证?所以我以为今后的前景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上述基本功的继续寻求进境，一是改变长期以西方小说观念来讲解的模式，而回归到以中华文化的理念标准来观照这部伟著，如此才能重新发现其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藏——这方是我们必须努力以赴的“高山仰止”的弘伟目标。
提问提得重大的还有两例：一是问“礼”为中华文化之首要义(六艺之冠)，何以未见讲“礼”与《红》书之关系?一是问《易》为中华文化之大代表，其与《红楼》之关系是怎样的?
两问皆极好，会上无时间了，今补作粗答如下——
“礼”在雪芹笔下是鲜明而昭著的，他很重礼，毫无“讳言”之处。只要看他凡写大事的场面，宴席的座位，节令的举动，长幼的序次，都出以重笔，交代清楚，绝无含糊。省亲、祝寿、中秋、祭祠……那都不用再说了，就连晨昏定省、传命回话，也丝毫不爽；贾政唤宝玉来吩咐入园，一进屋，特写探、惜二人起立，而迎春不动……为什么?就是交代探、惜是妹之于兄，而迎为姊之于弟。知此，别例可以不必尽举了。
盖在中华，“礼”是人与人的关系、群与群的交往，场面之秩序，事业之职位，各有其分位、执掌、责任、作用，而这一切，皆为“礼”的范围与意义。雪芹对此，再三致意，十分显明。
至于《易》，讲起来便较为困难——不易片言解问。《红楼》一书不是《镜花缘》之为了显耀学问，当然不会明白“正面”地大讲《易》道，但如读到湘云与丫环翠缕二人讨论阴阳之理，也就可悟一二了。再如曲文中“这也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之句，亦即《易》理的注脚。谜语中也有“只为阴阳数不同”的表述，皆可为证——证明雪芹对《易》并非陌生疏远，只是偶尔流露几笔，便足资寻绎了。
与《易》不无关联的一个课题即是一百零八的回目与一百零八位女儿人物的这个“文化数字”的涵义。《东周列国志》与《歧路灯》二书皆为一百零八回，《水浒》的一百零八位绿林好汉亦即《红楼》的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的来源。一百零八是个象征数，表示最多，其构成式是九乘十二等于一百零八，九代表阳数，十二代表阴数，阴阳奇偶二数相乘，代表最大的数量，而不可作实数理解。
在此引起的两个提问有二：一问为何十二代表阴数之最多；二是一百零八中天罡地煞之分在《红楼》书中又如何?我答九为三乘三，三本义已是“多”，多而又多故为最多；三乘四等于十二，此乃以一年有十二个月，而月为“太阴”，故为阴数的最“多”代表——是以雪芹也用“十二钗”代表其“多”义(十二钗正、副、三、四……至九品合为一百零八钗)。宝玉神游“幻境”时只看了正钗、副钗、又副钗三册，合为三十六，是即“天罡”之数；未看的，尚有七十二名，是即相当于“地煞”之数，应有六册。
以上略举《红楼》与中华文化之关系的提问中大有份量的例子。对小说文本、情节、人物的提问也有佳例，但本文势难在一次尽答，俟另有机会续述，对此深抱歉怀。
在结束之前，再举两个十分特殊而饶有意味的提问之例——
一位学人问道：“(您的)讲座令我十分感动。您身上的东西那种光芒令晚辈佩服不已。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较重情感体悟，内心涵咏。而现在学术中有这么一种趋势：理论搞的越来越细，理论方法似乎很受重视，但文章写来则愈枯燥。我们在搞研究时怎样在重论证、方法时能使文章更有文采，更能用心去体会?”
这一问，提得真好，简直使我又喜又悲，感慨无限。在我看来，归根结蒂，大约仍然是一个不同文化的问题。他说的学术研究中只重方法精密细致——即证推理的逻辑“科学性”，而无情无趣，思想无光辉，笔路无文采，令人读来耗尽精神而所得甚少，也无享受可言。这种现象，大概来源就是人们(知识舆论界)常听说的“洋八股”。
我在开头已然指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脉，其一即是“才情”——这正好就是这位研究生所关注的情感与文采的问题，也就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精神差异中的一种显相。
年轻学人的感触，不可忽视。教育界亟应把培育英才的目标、方向调整，要注意加强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只有这样，方可望满足这一群有头脑、有心灵的中国学子的深切感怀。确实的，我们需要的恰恰是“知识”以外的“体悟”“涵咏”“领会”的能力与功夫。学风文风，都是当前与前途的一件大事。
再看一例：一位同学说，他向来主张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此论遭到不同意见的讥议，因而问我如何看法。我在讲时，又已提出陈蜕就指明曹雪芹《红楼梦》应归入“子部”，即谓雪芹实与先秦诸子同为伟大的哲士思想家。此一卓见，可为印证。所以我认为这位学子的主张是有道理的，看待《红楼梦》正要如此理解。(陈氏还提出雪芹应为“创教之人”，更为明显。)
本文初步选取一束问题试作答复交流，还有很多有意味的提问，俟有机缘，仍将续作解说，尚希多谅。
北京大学是真正“红学”的发祥地。这次的盛会，可以标志着“红学”已经回归于北大，其意义十分重大。在座与会的众多青年学人，必将对“红学”作出新的贡献，将这门独特的中华文化之学推向一个历史里程新碑碣。
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在国家图书馆分馆上的讲演
今天的课题应从哪里切入呢?
先来说，严格的“红学”本体定义，与读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不同，所以最初的清末人讨论“钗黛争婚”“孰优孰劣”等问题，并非真正的学术性质，只是人们茶余酒后闲谈的话题。 后来发展了，以王国维为始，又引来了一位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在解释《红楼梦》时他说：人的一切痛苦、烦恼都是因为有欲望，如果首先把欲望消灭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国维的论文是一长篇的读后感，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及其关键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切的研究。他对《红楼梦》的这种评价，不符合曹雪芹的创作原意。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王国维这个大学者，他在其他研究领域，诸如词、曲、史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但自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开始，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大范围。他们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讲艺术。以后的蔡元培、胡适之，一直到20世纪的文化巨人鲁迅、梁启超，以及严复、林纾、陈寅恪等诸位先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来揭示《红楼梦》，解释《红楼梦》，处理《红楼梦》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是要来讲小说吗?讲表哥、表妹，三角恋爱，是这样一回事吗?这些大学者，他们为什么都如此看重《红楼梦》，各自对《红楼梦》进行各式各样的思索、探讨?我认为这首先就是一个大文化问题。
拿当前的例子来说，王蒙、刘心武先生都是知名的作家，后来他们都对《红楼梦》感兴趣，开始研究《红楼梦》，成了“红学”家，要说他们这些作家研究《红楼梦》，肯定对人物形象、性格刻划、语言运用等问题感兴趣。而恰恰相反，根本不是如此。你说怪不怪?他们做了“红学”家，他们的兴趣集中点都不在那些文学理论常识，他们研究的路子完全在文化范畴。我草草地说这些，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红楼梦》这部表面上貌似小说的伟著，它本身的属性不是一部寻常的所谓文学作品、小说作品。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作品。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因为现在谈文化时髦，我们为了提高《红楼梦》的价值、地位，硬把《红楼梦》套上中华文化的桂冠，不是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重视《红楼梦》，据我个人所知，是1986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他说：你看今后《红楼梦》研究的方向、趋势(今天叫做“走向”)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说要从《红楼梦》所包含的文化意蕴来向前发展。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没有错。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不是很兴旺吗?!
但是，有人要问：什么是文化?你指的是什么?今天文化的用词含义很宽，很泛；很乱，也很滥。我们所关怀的是我们中华的大文化，并不是什么食文化、酒文化、筷子文化、装饰文化，现在所谓的文化太多了。从《红楼梦》里看，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化的基本整体大精神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思索、探索这个问题，这样才有意义。可是这个说起来就难了，而且非常困难。
现在一般的《红楼梦》的版本，普通的普及本，打开一看，仍然还是那一段：作者自云“曾经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借此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大概如此等等。这本来不是正文，是批语，后来混入了正文。这是作者同时代的挚友记录曹雪芹自己作书时候的感想。这里面就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内容。这话怎么说呢?他说借此通灵之说，把真事，不敢说的真事、大事故，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巨变不能明写，所以改其名曰梦幻。经历了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这个梦幻还不就是那个真事!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拐弯，有很多人弄不清楚，在那里争论不休。
曹雪芹经历了这个无法说明叫做梦幻的家世生平的巨大变故，然后借此通灵之说作这部书。这第一个总的大题目，我们要思索了：什么叫通灵宝玉?通灵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文化“切入点”。曹雪芹思考的是宇宙、天地、人，时间、空间、历史，人的来源、人和物的关系、人和己的关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家庭、伦理、道德，待人、对己，无所不包。《红楼梦》的内容是讲这个，而这个还不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真正的内容吗?请诸位想一想。我们今天讲这个，希望你们首先要把以往熟悉的那些看法都暂时抛开，那不是讲什么哥哥、妹妹，爱情、婚姻不自由悲剧，如果老是被这个缠着，那永远也进不到文化的层次。至于高鹗后续四十回书，他把曹雪芹经历的巨大的梦幻，也就是隐去的真事都撇开，把具有巨大的文化内容的部分都淹没了、掩饰掉，把你们引向一个小小的悲剧：很庸俗地用红盖头盖住一个假装的新娘，骗这个傻瓜贾宝玉。这么一个庸俗的小悲剧，这是高鹗的“杰作”，而不是曹雪芹的作品本身。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如果我们尊重曹雪芹的话，他这个通灵有来源，石头有来源，太虚幻境也有来源。大家注意，凡是曹雪芹要用梦、幻、虚、无、假来描述的部分，恰恰是有意用来迷惑你。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的虚构小说嘛，“假语村言”，无所谓。其实越是这些字眼的背后，隐藏的真正重大意义的内容越多。要掌握这一点关键。这是曹雪芹的秘密。
《红楼梦》的开头是从女娲炼石补天开始的。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母、老祖宗。中华民族这一群人就是从那儿开始的。经过她的锻炼，就能够有灵性。本来这个石头是没有知觉、感觉、感受、感情、思想、表现能力，什么都没有。现在经过娲皇一炼，就有了灵性。灵性已通，这就叫通灵。“通灵”二字从何而来?来自晋朝一位大艺术家、大文学家顾恺之，小名叫顾虎头。《红楼梦》的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说出一个名单，罗列了中华文化很多重要的、出奇的人才。曹雪芹把许由摆在第一位，今天我们姑且不去细说它。下面就是六朝的那些人：嵇康、阮籍、刘伶，下面一个就是顾虎头，然后是王、谢二族，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六朝的陈后主、唐明皇唐玄宗、宋徽宗，然后是大词人柳耆卿柳永，秦少游秦观，下面又罗列了一些唐代著名的艺术戏剧家、音乐家李龟年、敬新磨等等。另外还罗列了女子卓文君、红拂、薛涛(唐代的一个名妓)、崔莺、朝云(朝云者是苏东坡的一个姬妾)。等一会儿，话题回到这些女子时再来讲她们的意义。
顾虎头第一次给嵇康作传的时候用了“通灵”这两个字。顾虎头顾恺之这是一个奇人，他的故事非常有趣。顾虎头给嵇康作传，第一句话说的是：“嵇康通灵士也。”这个“士”，是士、农、工、商，即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他是一个通灵的士人。这“通灵”跟一般的、有点知识的、读过几本书的人就不同，他的天分、性情，天生的禀赋高明，有独特的性情，大概就指的是这个。这个“通灵”，开始曹雪芹不是说人，说的是石头，这就很有趣了。他是说女娲氏所炼的石头，通了灵性。本来石头是没有灵性的，通了灵性以后，又经僧、道两人施以幻术，变成了一块晶莹鲜洁的美玉。这块美玉投胎下世，才变成了人。那么这就好像是说我们中国也有进化论，有点像达尔文。但达尔文讲的是科学，有种种的物种变化、进化、发展，正像大家常说的，最后由猴子变成了人。人家多有道理呀!你这个曹雪芹算什么呀?怎么石头变了玉，玉又变了人。我觉得咱们不能那么看，这里就包括了咱们中华先民对文化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石器时代，人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个石头。这是什么道理?那石头是怎么回事?石头本身有什么可研究的呢?那是自然界的一个物体。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什么内涵也没有了，文化、艺术都不存在了。文化、文学艺术正是由这里开始。先民为了生活也好，为了劳动也好，他使用石头，使来使去，石头都磨得由生变熟了，美质也出来了。石头内部的宝光简直是无法形容的那么可爱，这才把玉从石中识别出来，由此又成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玉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过去的认识是：石头是顽，顽就是冥顽不灵。什么无志，无学，那就是一块死物。而玉则不同，玉是活的，有生命，能变化，这是我们古代的认识。这里边有没有科学道理?不敢说，你不能拿今天的所谓西方科学的那种概念来生搬硬套。我们的体会，这个自然之物，它本身也有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的，他的本质，它的性，它会通灵。
物，人，石头，女娲——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这要从女娲的故事说起：那时，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不住的大雨，整个大地都淹没了，人无法生活。女娲用石头把天补好，用芦灰把地铺好，重新用黄土和水捏小人。捏小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始。再想一想宇宙天地，我们中国的一个名词叫“造化”。“造”，是有创造。这个“化”是什么?是变化，但“化”本身是“生”的意思。这涉及文字训诂学，无法细说。“化生万物”，“化”也包括了“生”，千万种物种都是那么变化、进化出来的。所谓“进化”还不就是一个“化”嘛。我们要咬文嚼字，凭借我们汉字真正的文化意义、内涵，你就觉得有滋有味了。
我说到这儿，提出一个命题，就是天地——大自然，我们管它叫“造化”，那是第一次的造化。我们中华人认为我们的文化是第二次的造化。而曹雪芹这部书所思考的正是包含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的造化。
我们中华文化是第二次造化。你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用词：“感化”“教化”“文化”“潜移默化”，还有很多词语，今天不大用了。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讲到不好的事情，称作“有伤风化”。这个“化”和“变”有什么不同?我的体会，“变”，更多的是“骤变”，一下子变，变得很快，能感觉到，能眼看到。京剧有“变脸”艺术，好比本来很美，一下子变成大花脸，很丑怪。这就叫做“变”。
这“化”是什么呢?“潜移默化”。“潜”者，偷偷地，让你不知不觉；“默”呢，不声不响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一种“教化”“感化”的意味。“教”往往是一种训人的感觉多一点。这个“感”更重要，什么叫“感”?交流为感，感而遂通。我们中国讲“交感”，意为两人的思想感情一交流，然后才能通。没有“感”，就谈不到“通”，这即是“通灵”的那个“通”。
这个“交感”能“化”，也能“通”，这是中华大文化的“天人合一”，重要极了。也就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把它简化成四个字“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解释：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天”；或者说，人是天的代表。比如《文心雕龙》的开头就说“人是天地之心”，即是那个性，那个灵。人为万物之灵，人占了“灵”字。
这个“灵”字是怎么回事?您看那个简化字什么也看不出来，莫名其妙。本来这个“灵”字，上面一个“雨”，底下三个“口”，然后是一个“巫”，或者一个“玉”，简直妙极了。这表示什么呢?雨是从天上下来的景象，代表自上而降。下面的三个“口”，不是“口”的意思，我们假设想像为三个大雨点，它不是四方的，底下是圆的，自上而下掉下来。雨字里面有小雨点，之下又有大雨点掉下来，这就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象。“巫”是古代天的代言人，人有愿望祈求天，通过“巫”祭天，这就是一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感通。这个“巫”是我们中华文化开始的人，也是文学艺术的人。他们往往伴随着音乐以唱的姿态出现，他唱的是诗，还有表演，化装，这就是戏剧的雏形，都由“巫”来实行。所以不能一看到“巫”就想到巫婆在跳大神，在骗人、害人。
这个“灵”字代表了天人的交通。所谓“通灵”，不仅仅说它有了性情，也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于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巨大的感悟。人类在这种时空、环境、条件之下的地位，应该怎么办?如何看天?如何看地?如何看人?如何对己?这是中心问题。
下面我们转到曹雪芹作书为什么要以女子为代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作者自云：“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就将当日所有女子细细考较下去，她们的行止、见识都超过男人。说我要是不写自己的作为、罪状，不现身说法，就无法表现那些女子，使之传世，让人人都了解女子这样一个博大的心胸。他是为人，而不是为己，这是第一。为什么选择女子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他说这些女子的行止——“行止”是什么呢?就是行为、作为、一切言行；就是人品、为人、做事，都包括在内。有见识，有学问，有识力；什么是非、高下、优劣都看得清。这些女子比我们男人都要高得多。曹雪芹书中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些话被“红学”家一千遍一万遍地引用，但就没有人真正深入探究过。其实这还是继承了女娲炼石，第二次大造化。女娲创造中华民族，是用土和水做人。按照曹雪芹这个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思路，是这样的解释的：男人这个须眉浊物，简直是不堪设想。他通过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之口说，我见了女儿感觉特别清爽；一看见男子，还没走近，就浊臭之气逼人。这种意念来自何方?人是泥——泥代表一个质，和水——水代表流动的生命机能、血脉、录秀之气，而合成的。我们如果按照西方的科学来想一想，人的起源——生命最早还不就是发生在水里面。现在探索火星，说火星上有水，有水就可能有生命，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了。
这反映了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他探索人类起源、大自然的第一次造化、女娲娲皇的第二次大造化，我们中华文化的起源，为什么产生了人?人为什么有灵性?灵性是从哪儿来?天人的交感。人又分几大类?男女一大类，一类是清爽、清洁，见了他我心里就明白清爽；另一类，他看不上——浊臭逼人。还有分类：有秉正气的，秉邪气的，正邪兼有的。还有一种人特别奇特，说他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说他乖张、乖僻，又在万万人之下，这又是一类人。这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上的巨大的课题，曹雪芹都在书中加以阐述、揭示。
尊重女子这个文化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的历史，无论是正史、野史、小说，都是男人占了主要的位置。争权夺势，是他们；做一些很坏的事，也是他们。当然也有写坏女人的，比如《金瓶梅》《水浒传》里都有，但那是个别的，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曹雪芹有鉴于此，姑且以四大名著举例说明。《三国演义》是写帝王将相等级的人才，魏、蜀、吴三国各自占有文武出色的人才，写得不错。到了《水浒传》的时代，作者说，你们把帝王将相、文武才子写得太好了，不用再添加了，我要写另一类人，你们谁都不敢写，就是那些谁也不认识、不理解的强盗。真是石破天惊!整个可以震惊世界。今天是不足为奇了，人人都看《水浒传》。但在我们的历史上，你想一想，简直是了不起!强盗，该杀呀!那是最坏的人，你怎么敢写他们呢?然而作者说，不然，这些人才都是出众出色的，结果一个个地遭冤枉、遭诬陷、遭迫害，最后没有办法，逼上梁山。宋江那个堂还叫忠义堂嘛，讲忠、讲义。戏里上演的林教头林冲家破人亡，黑夜里自己一个人夜奔梁山，曲子里唱的是什么呀：“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那个忠心哪!这是一个层次。
到了曹雪芹时代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个石破天惊比那个写强盗还要惊天骇世。写女子，这还不是我们中华文化上最值得思考的大课题嘛。
中国历史上最先开始尊重女子的，是汉朝的刘向写过的一本书，叫《列女传》。著录记述的都是有贤、有德，也就是贤妻良母类型的女子，而以后妃为主。虽然还没离开帝王将相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这个圈子，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毫无意义。《列女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录了七十二位贤德的女士。后来还有后续的《列女传》，不知道著录了多少女士。到了清代，好像是记述了梨园，就是唱戏的女伶，叫《金台残泪记》，这是最早记录女戏子的一部书，继承《列女传》的体例，还是记述了七十二位女子。你看，这多么有趣。七十二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中国喜爱的一个数字，包含着阴阳的组合。什么都是七十二：孙悟空七十二变，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大贤人。然后顾恺之顾虎头大画家第一次创作列女图，据说画了两次，一次是大列女图，一次是小列女图。
看来通灵多情，情到极点就变成了情痴，情种。顾恺之也是情痴的老祖宗，这是对曹雪芹的文化源头影响最大、最多的一位奇人、奇才。六朝有列女图之后，画家又兴起了画百美图的风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楝亭看见过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画的一幅大百美图，当时最有名。石涛是明代的宗室，是朱元璋多少代的子孙，他的山水画画得非常好，每一幅画都有大变化，无一雷同，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画百美图。曹寅记录他看到了石涛画的这一长卷百美图，简直是爱不释手。这些事情都给了曹雪芹文化艺术上的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还有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俗话叫天齐庙。天齐庙里供的女神叫碧霞元君。碧霞元君的最后的一道殿叫寝宫。元代最有名的高手塑造了大约一百零八位侍女。所塑各个侍女，神态活现，无一雷同。她们都一同侍候着碧霞元君这个圣母。这又给了曹雪芹巨大的艺术联想，这个是有证据的。太虚幻境都有原型，不是凭空虚构的，当然书中警幻仙姑可能是虚构的。但周边环境描写得那样具体：门外一个大长石牌坊，进了庙以后，两厢有诸司，一共七十二司，太虚幻境就是运用这个素材写就的。这里掌管着天下所有女子的命运，每一个司里都贴着匾、联，有朝啼司、暮哭司、春愁司、秋怨司、薄命司等等，这些女儿都是这样的命运，这就是曹雪芹对女人的处境、命运的一个总的看法。然后这种种文化艺术的头绪、线索都聚焦于曹雪芹的笔下：好，我要如此选材，如此描写，最后才出现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
《红楼梦》中描写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这也是从七十二发展、扩展而来的。这是有事实的：十二钗，正钗，副钗，再副，三副，四副，一直排到九层。九乘十二，一百零八。《红楼梦》开头说那个大石头高十二丈，脂砚斋批了：照应正钗；宽(正方)二十四丈，脂砚斋又批了：照应副钗。四乘二十四是九十六，加上十二，正好一百零八。你看看，处处体现这数字也是文化。女娲炼的石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仍然是我们天文历法的一百年，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嘛，那不就是一百年的总数嘛。处处有文化内涵。
如此细想来，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并不是溢美之词，有意提格。在曹雪芹选择的主题、人物、写法、体例，种种的艺术构思等等方面，我们都先不谈。他最伟大的、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永远说不尽的就是这个心田：我呢，种种短处，不值什么，不足道言；我写是为了这些人，我要是不写，这些人都要被埋没。你读读他写的那两首《西江月》：“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每一句都是不堪的贬词，他把他自己放在什么地位呀：你怎么骂我，侮辱我，都不足为论。再看看他写的这么多异样的女子“小才微善”。“小才”是小有才，“微善”是有小的道德、好处、长处。你看看他对这些女子的态度。他刚刚说了，那些女子的行止、见识都处于我之上，又说这些是“小才”“微善”；然后又说“异样的女子”，跟一般不同。他的这些措辞都很有意味。这些女子，在他看来都是很深刻的悲剧性人物。因此，他在太虚幻境，听的曲子，喝的酒，饮的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为了千万的女子，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哭，而悲痛。这才是《红楼梦》。也就是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
刚才说以四大名著作代表，这太粗了。曹雪芹时代的小说太多了，简直成千上万。你看他开头批评的那些小说，所以曹雪芹的伟大即在这里，它确实是一个集大成，不是虚的。有人会问：所谓集大成是不是就是常说的百科全书呀?什么都有：易卜星相、服装、园林、音乐，你找哪个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也对，但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百科全书者是已定的，具体的，说的不好听点儿，是死的。每一条有一个定义，有个权威性的介绍，这是死知识。而且是摆摊儿似的，东一条，西一条，谁也可以不挨着谁。《红楼梦》何尝是如此，《红楼梦》是一个大整体，里面那些知识不是在那里卖弄，也不是摆摊显示，所有的诗词、谜语、酒令等等都是切合了诸多角色本身，还带有预言性，与后面的情景发展都有联系。所以《红楼梦》不是一个破碎的、摆摊式的、显示卖弄的败笔之作。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中国汉字语文的大问题。
最近召开了一个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红楼梦》与世界文学”。讨论《红楼梦》应该怎样走向世界，如何与世界名著做比较。听说王蒙同志有一个发言，他说《红楼梦》要走向世界不容易，因为他们(外国人)不懂中文，不懂中文就无法读出《红楼梦》的真意味。不是《红楼梦》要走向世界，而是世界要走向《红楼梦》。哎呀，好极了，还是人家伟人的措辞，确实好!这个想法与我的一模一样。我在另外的场合就不会这样说，我怎么说呢?也是要借一位名人的话，我最敬佩的大学者就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季老说，今后的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东化。哎呀，真好!我简直是不知道如何表示我的高兴了。“东化”，就是要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方。
怎么介绍呢?现在西文的各种译本不算少了，最有名的就是两种英文译本：大陆译本、英国译本。法文译本最好，俄文译本早就出来了，还有欧洲的，日本是平均每两年出一本新日文译本。这些译本都是译者投入极大的热诚与精力才完成的，值得感谢。但对外国读者来说，是否仅靠译本就能读懂中国的《红楼梦》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信息库，都是一个文化联想，如何看待《红楼梦》的诸多译本呢?好像王蒙举了一个例子：《红楼梦》中王夫人被译为Lady Wang。Lady 只是一个比较高贵的夫人的尊称，没有任何其他别的意味，而书中的王夫人并不单单仅是这个意思。诸如此类，今天不可能讲很多，我在别的场合也常举这些例子。有的译文简直令人毫无办法，经常会引起巨大的误会，而且是可笑的误会。你说怎么办?不懂中文，不知道中华文化，而要讲《红楼梦》，读《红楼梦》，困难是巨大的。
现在归到正题。你们会问，照你看，那么我们中华文化的大整体、大精神到底是什么?如何体现在《红楼梦》里呢?好，我试着回答。
中华文化的两大命脉，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才情。讲道德，就是讲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也就是待人、对己的问题。这一条大脉络以孔、孟为代表，所讲的道德概念：仁、义、忠、孝等等，都是人际关系。这个很好懂。过去讲中华文化往往偏重了这一面，讲得很多。一度要打倒，说这个都是旧意识、旧观念，要不得，要建立新的。这些不是我的话题。我要说的是另一面，是实际发生了极大的文化作用影响的那一面：才、情。我把它分成两大阵营。所谓两大阵营并不是对立的，是每一个中华真正有文化教养、修养的人都具备的两大方面，他的人品、心田、道德、待人对己、及其摆位都是极高尚的，正当的。比如孔子不是一个老古板，不要把他当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读一读《论语》，片言只语，有情有趣，其哲学思想见解是很高明的。孔子是一个大艺术家，擅长音乐，擅长艺术，对玉石有极高的鉴赏力。玉石的历史很长。从大禹做了帝王以后，手里拿着一个圭。圭代表什么?这里有深刻的内容。中国是很讲究礼仪、仪容的。皇帝正位端坐，其面对群臣的仪容不是演戏，那是真实的。这个玉是什么做的?玄玉。玄是什么颜色?天玄地黄，就是青玉。古代都是青玉。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新疆和田白玉进到中国，才有了白玉，那是汉代的事情。而清代人最重视的就是汉白玉。所以《红楼梦》里：“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这是汉代建章宫的典故。“东海缺少白玉床”，还是白玉，这里面奥妙无穷。今天没有时间细讲，这四句话里隐藏着极大的奥秘。
那么，讲到才，曹雪芹就是个好例子。他思考了社会、伦理、道德、家庭，人、己、物、我这些关系以后，写就了《红楼梦》。在《红楼梦》里他是如何表现“才”的呢?翻开《红楼梦》一读，你看看曹雪芹整个是才华横溢。中华人，文化人，知识分子，有文化教养的人，如缺少这两方面之一，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那一面要讲才，要讲情。要理解《红楼梦》，也从这两大命脉来看。你看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表现的如此之精彩、如此之深刻，除此外，还找不到一本如此精彩的书呢?!正像王蒙最近说的：我也是个作家，也读过些书，但所有的书，到今天回顾起来，只有《红楼梦》一部让我百读不厌，拿起书来，随便翻开一面，就能看得下去。而有的书只能看一遍、两遍，就不想再看。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所以曹雪芹说这些女子“小才”，把“才”点出来了。“小才”者，是与大才蔡文姬、班昭相比而言。“无才可去补苍天”，又是这个“才”。说元春有贤、有德，怎么选作了贵妃呢?——“才选凤藻宫”，是以“才”选到宫里去的。贾元春没有正面写，因为她早就离开家了，可是等元宵节回到大观园之后，你看她做了哪些事?第一次是行礼，转了一圈，这就叫游幸观赏，坐在正殿上，让家人行国礼；然后回到正斋行家礼，这都是仪式。她让姊妹、兄弟用大观园四大处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为题作诗。所有《红楼梦》的女子都有德、有才，这个“才”包括文才，也包括处理事物的才干。不要认为《红楼梦》就是写的吃喝玩乐，行酒令，游大观园，哪里是这么回事。从五十五回凤姐病了以后，写的通通是那些当时称为下层奴仆的事情。这些女子没有一个雷同，都有才，有善，令人喜爱、佩服，又令人怜悯，同情。
这个“才”，中华文化叫做“三才主义”。明代有一部大书，叫《三才图会》，把天地万物都包括在内。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天有才、地有才、人有才。天之才，即是日月运行，云霞雷电，种种表现，我们认为都是才，这个“才”字怎么理解?并不仅是摇头晃脑、吟诗做赋方叫才。地是什么才?山川万物、品类繁盛，正如王羲之所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是地的才，大地的表现。天地都有如此之大才，我们人——天地之心，代表天地之性、情。我们看《红楼梦》所思考的正是这些问题，而曹雪芹一个一个都提出来，摆在那儿了。如果诸位对中华文化和《红楼梦》的关系发生了兴趣，从这个角度重新再去读《红楼梦》。如果你们已经试过，我希望你们再试。把以往那些高明人士对《红楼梦》的婚姻、爱情的看法暂时放一放，从这个切入点再去看一看《红楼梦》。
我可以借释迦牟尼这位大智慧者的话，他讲了一辈子佛法，最后一次他说：如果有人说，我有所得，有所获，我有所说法，“是名谤佛”。如果你们这样看我，就是诽谤我。我没所得，也没有讲什么。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不像某些学者那样夸夸其谈：我的学问如何、如何，我比谁都高明，都正确等等。曹雪芹没有这样的小气。所以释迦牟尼是大智慧，大仁勇，大慈悲者，要普度众生。他说：“情”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要把“情”斩除。而曹雪芹说：我的书“大旨谈情”。这是针锋相对。曹雪芹是不讲佛法的。但是曹雪芹的大仁、大勇、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为了千红万艳而哭，我认为这个心胸足以和释迦牟尼的博大相比。
佛教传入中国，把我们中华文化化了一部分，我有一首诗说“大化涵融儒道释”。我们中华的文化把儒道释三大家都涵融在一起。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照样搬过来了，而是被我们中华文化反过来化了，将印度的某些古文化、古佛教，融会贯通，进入我们中华文化。你看看我们中华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化”。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还要讲这个“化”。
“教化”、“感化”、“潜移默化”，当时那个大汉、大唐是全世界文化、文明最高的一个地点，古代外族、外国都要来中国留学，甚至接受当地官职的名衔。杜甫的诗曰“万国衣冠拜冕旒”，各国穿着不同服装的官员到大唐朝廷拜见皇帝天子。《千字文》中说我们中华文化“化被草木”。这个大化可以加于草木，草木都受了文化的教养。所以《红楼梦》里都受了这种思想影响：把物和人一律对待，物也是人，物也有性、有情、有灵，不仅仅是刚才说的石头。你们还记得贾宝玉挨了打以后，玉钏送来莲叶羹，她含着一肚子怒气，因为姐姐受了宝玉的调戏，含屈而死，甄家的两个婆子也在，等她们看望完宝玉，走出怡红院大门左右一看，四顾无人的时候，两人就说了：你瞧瞧，这个傻瓜，自己烫了，他不知道疼，反而问丫鬟你烫了没有?世上哪有这样的大怪物?!见了天上飞的燕子，河里游的鱼儿，就和燕子、鱼儿说话，他把燕子、鱼儿当作我们一样的人来交流，他要寻求交流、交通、交感。中华讲究感悟。婆子说，他见了月亮不是长嘘短叹，就是咕咕哝哝。这两个婆子对《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作了如此一番的评论、评价，好极了!请问世界上哪一位大作家敢于将自己花费十年心血，流着眼泪写出的这本书中的这样一个主人公加以如此的评论，而且由两个没有文化的婆子的口中说出。他用如此巧妙的办法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智慧、容忍、慈悲、物和我、人与己的关系，摆得如此之高。所以鲁迅先生才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一切的写法都打破了，写人，不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这个话，你们怎么理解?好人嘛，故意挑点毛病；坏人嘛，得给他找点好处，给他和和泥。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就是对鲁迅先生的大不敬了。凡是大人物说的这种言简意赅的感悟，自己去体会、领悟、感受，就会悟出来这里面真有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