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李牧:为吏：帽子与镜子--为僚：轿子与点子--为官：位子与脑子

为吏：帽子与镜子

——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三

我此生很少做吏，有机会做过一段，但很快就被别人清理出场。当年我还忿忿不平，以为是有人整我，或者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过，现在与许多为吏的青年同志们交往后，看到他们是如何为吏的，才深深感到自己不是这块料，不由汗颜。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干不好就去教”。你什么时候看过经济学教授是干好了再去教的，当银行行长多好；什么时候看过管理学教授是干好了再去教的，当企业老总多好。我虽然没有干好吏，但是我知道，在从政的人之中，做吏是最多的，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需要研究，也需要指导，也为我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因此，我对如何做吏的研究，颇下了一番功夫。

吏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在我看来，吏有三个特点，第一，被官管着，第二，职业化；第三，不同于僚。首先，这个行当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吏的帽子攥在官的手上，官是管吏的。吏不管有多大，那怕大到“封疆大吏”，也从来不敢公开对朝廷的“主官”或者其他管吏，如皇帝或吏部尚书有任何的怠慢或放肆。春节期间，我看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何等人物，但是见到朝廷下来视察北洋水师的七王爷以及太监李莲英等都是毕恭毕敬的。其次，吏与僚往往是同一层面的人，许多人早年从政不是做吏就是做僚，并且经常被为官之人在二者之间做切换，但吏不同于僚。吏和僚都是为为官之人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僚是完全没有自己东西，只需要把为官之人招呼好即可；吏是可以有自己东西，不仅要得到为官之人的认可，还得有些自己的业绩。再次，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主要靠此谋生，西方把做官的人往往称为“政务员”，是随着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把做行政的人往往称“公务员”，是不随党派胜负的变化而变化的，吏就类似于这样的人。职业化还体现在行规上，这个职业有其独特的行规，只有按照某种规则做事才有利于从业者生存和发展，而只有从业的同行才最清楚其内在的规则。为吏有“三好和三不好”。“三好”：有一个“饭碗”可以供自己和家人谋生，有一套晋升体系可以供自己向上攀登，有一块工作领域可以让自己施展才华。“三不好”：虽然有谋生的手段，但吃得好吃得不好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一套晋升体系，但走得近走得远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干得长干得短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这一切都源于为吏是一个独特的行当，于是在我的教案里有了这样三组概念：“基础：帽子与镜子；形象：勤勉与精细；本事：主要与主管”。

——基础：帽子与镜子。会做吏的人都知道“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是首忌和大忌。因此，当一件事情办成了，从来是将聚光灯向上挑，告诉天下人，我仅仅是在为官之人给定的框架下把具体事情做好而已。这有点象领导学里的一句话：领导者是指出什么事情是对的人，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吏就是管理者，定位在此，既有功业，又有安全。吏手下还下有一批直接管理的下属，这些人既要为你服务，也要依靠他们把事情办成。当上级把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没有一批死心塌地跟你一起干的人，没有一批在你的业绩薄上留痕迹的人，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出事业。因此，对下属的杀、赦、奖、惩、激，往往成为考验为吏者水平的重要尺度。而且，当事成之后，人们把功劳算到你头上时，你要学会将聚光灯往下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吾从众”。我看过清华大学校史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当他主校十年颇有建树，同仁们为他开庆功会盛赞其功业时，他这样说道：“诸位都看过京戏里演'王帽’（即演帝王角色的），'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有这样的气度和理念，才能做出一等一的业绩，才能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出名的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只有蒋南翔校长能与之齐名）。我在领导身边工作时，也看到这样的人，当着他顶头上司说他下属的坏话，有功归于己，有过赖于人，真正下属要造反你帽子也戴不住，蠢呀！所以，我认为，上级和下级既是为吏者的攥帽子之人，也是为吏者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人自己戴着帽子可以不照镜子就知道戴着是否端正。常想一想我的上级如何看我，常想一想我的下级如何看我，你不想成熟和发展都不可能。对此，老人家当年就说明白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工作的角度看，群众就是下级，党就是上级。

——形象：勤勉与精细。为吏之人贵在勤勉，为吏之人成在勤勉。我们考察干部往往是五条要求：德、能、勤、绩、廉。“勤”看似只有五分之一，但作用绝对不止这个数。“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既是做吏者的真实写照，也是某些做吏者的挡箭牌。所以，会做吏的人，都善于“忙”，大多数人是“真忙”，手头之事堆积如山不得不忙。也有少数人是“假忙”，不管他在忙什么，总是给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连周末休息日都不休息。我刚进机关时，一是对这种人的做法不理解，二是对这种人的做法瞧不起，认为他们是“猪鼻子里插蒜——装象”，而当后来他们甩开我们，在从政这条羊肠小道上阔步前进时，我才悟出点道道：领导者对于这样的人是难以说出什么的。为吏之人贵在精细，为吏之人成在精细。吏也是一种“蝙蝠”，即官员眼里的专家，专家眼里的官员，因为行政工作本身是个行当。除了领导交办的事情，吏是当急则急，其它事情，吏从来不急，但求精益求精。刚入此行的年轻人对老同志这种慢条斯理的做派甚为不解，甚至攻击有加。其实这是行规，是套路，什么时候交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出去的东西要像个样子。这个行当和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九十九件事都做错了，一件事做对了，你就是专家，你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就上升了，想让你出局都不可能。做行政，九十九件事都做对了，一件事做错了，你就不是专家，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你不想出局都不可能。对于做吏者的习性，为官者是最需要理解、了解和谅解的。完全不理会他们的习性，交办的事情太多、太急，做吏者不是为违反自己精细的传统和原则而痛苦，就是敷衍塞责，甚至欺上瞒下。完全依照他们的习性，你就难以做出创造性的业绩，当年尼克松访华，早期策划和实施不用吏（国务院的国务卿罗杰斯）而用僚（总统身边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是这个道理。

——本事：主要与主管。做吏挺难的，难就难在，他上面的为官者往往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要把这些人都“整”明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包括：主要领导，即班子里的“一把手”，主要是管人的，得罪了是要摘帽子的；主管领导，班子里的分管领导，主要是管事的，得罪了是要打板子的；至于其他班子成员，则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得罪了是要穿小鞋子的，请他们帮你的忙，他们未必会做，让你难受，一句话足矣！更何况随着班子工作分工的调整，那些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人，甚至平常非常怠慢甚至有过过节的人，会突然之间成为你的主管甚至是主要领导，那是一个郁闷。基本的行规是如此：多与主管领导汇报，少与主要领导接触，一般不让其他领导讨嫌。多与主管领导汇报，你做的事情就有人认可，就有人指路，就有人记得住。少与主要领导接触，接触少了麻烦就少，印象就深，漏洞就不易被发现。不让其他领导讨嫌的办法就简单得多，一句话，不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管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介入了，是好事，他们之间都分不均，有你的吗；是坏事，他们之间都扯不清，你担待得起吗？以上，是讲形式，至于内容，记住：在主管领导面前绝对不谈人事问题，只谈具体工作，谈人事问题不仅他管不了，也容易生是非。在主要领导面前少谈些具体问题，他一般不感兴趣，但是也不要轻易谈人事问题，那是他的职业和专业，谈浅了他瞧不起你，谈深了他会误会你。哪谈什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所问即所答，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至于，与班子里的其他领导谈什么，有个诀窍，只要是他不单独找你谈，他们在谈什么你谈什么。有没有什么犯忌的地方，不会有的，“法不传六耳，坏不出一人”，是从政者的行规和底线。谈要害事情，你什么时间看到有二个以上的人，只有“四耳”，没有“六耳”，否则一定会泄密的；做坏事的时候，你什么时间看到一人以上的，只有“老天爷”看得到，没有第二个人看得到，否则一定会牵出来的。但记住：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他单独召见你，那就先不要想谈什么，而要想某些“格局”性的变化。这要么是更高的领导希望如此，要么是他本人希望如此，但不管怎样，他都有可能成为你“新的”主管领导或主要领导，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按照上面的套路办就行了。

最后，谈谈“吏治”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曾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吏治，是当前的一件大事，重点又在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指出，这件事“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抓好吏治，一在教育，二在制度，但我以为制度更要害一些。常识告诉我们，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用人首先不要用贪官污吏，但没有多数人天生就是坏人，而是后来变坏的。我们常说，用好的制度选拔好的人，用好的人维护好的制度，这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一句，用好的人制定好的制度，用好的制度保护好的人，用好的制度管住好的人。当我们真正做到“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还怕天下不太平！

为僚：轿子与点子

——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二

古人说，男不言官，女不言娼，即男人不谈做官之道，女人不谈做婊子之道。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两个行当，一是不便谈，二是谈不清楚。从去年开始，为了备《领导魅力论》课而写的一些半认真半不认真、半正统半不正统的关于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游记，开始还很顺，但越写越难写。不仅是对某个领导者描述和评价的分寸难以把握，而且只写一个人也往往难以将一类人的特征说清楚。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年还要给研究生上的《领导魅力论》，欲写不顺，欲罢不忍，但还是要写。这是因为，想、说、写是不一样的，想的不见得说的出来，说的出来不见得写的出来，不写思路就难以清晰，不写表述就难以细腻。既然写一个人难，那就写一群人吧。于是我找到了一个人群最多的地方来写，那就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地方，人们不断的来，不断的走，总是写不完的。加上去年写任弼时和陈云的一篇，算是“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一组。

长眠在八宝山里的前辈们，除了少数文化界和其他知名人士，主要是从政的之人，最早来这里的人需要有副处级以上的身份，后来人来多了，级别也随之提高改为副地级以上。但不要认为从政之人的区别就主要在地位上，其实从政之难，首先难在如何定位上。定位就是对角色的把握，定位就是工作方法的选择。以多年的观察，我认为，至少可以将从政之人定位在三种角色上：为僚者，为吏者，为官者。

僚，即幕僚。这种角色的定位在于辅助为官之人，做幕僚往往是一个人从政最初或最重要的经历。有些人从做秘书之类的工作开始，有些人做到大吏之后回头做大内总管，不管地位有何不同，但同属一类。作为一个职业，很难用好和不好来分析，但人们一般总是要这样考虑，以作为选择职业的判断标准。我以为，做僚有“三好和三不好”。“三好”：可以很早就跻身于一个特殊的圈子里，看见一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可以近距离与领导者接触，学到领导者身上的种种东西；在领导者晋升之后，被领导者看中的人可以得到比他人更多的发展机会。一句话，做僚是一个人从政的宝贵资源，包括体验、经验和考验。“三不好”：过早跻身于一个你完全不知晓的圈子，在不懂时装懂，容易犯低水平错误；近距离与领导者接触，容易失去神秘感和神圣感，在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之前干些傻事；当为之服务的领导者边缘化之后，容易受其牵连。一句话，做僚是一个人从政的宝贵教训，包括错误、失误和耽误。我读过一本书，名叫《影子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秘闻》，就把这“三好和三不好”讲透了，大伙不妨去读读。

我做过多年的“僚”，干得好还是不好，自己很难评价，更何况做僚是为为官者服务的，自己说了不算。不过我对这个行当却是颇有心得的，我以为，一个做僚之人，要多想三组基本概念，才有利于生存和发展，我上课时备课的思路就是如此：基础：轿子与点子；形象：谨言与慎行；本事：文字与关系。

——基础：轿子与点子。“参与政务，管理事物”是幕僚部门的基本职能。幕僚，现代称呼为参谋和助手，参谋就是出点子，助手就是抬轿子。一般而言，做僚的人要切记：轿子在前，点子在后；轿子为主，点子为辅。这是因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领导者往往比幕僚的见识还是要广一些、本事还是要大一些，只是他们的精力和体力，当然也包括智力的有限性，才使得他们需要有人帮衬。由此，领导者和幕僚的关系往往十分微妙，不会抬轿子，领导不喜欢；不会出点子，领导不器重。但是，你刚刚到领导身边就想不通过抬轿子而通过出点子来出人头地，就大错特错了。这样做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有风险的。为人切忌交浅言深，过早出点子，出歪了、出错了，你必出局无疑；出正了、出好了，也未必会得到认可。只有当轿子抬到一定火候，双方逐渐了解了习性，逐渐建立了感情，逐渐有了宽容度，你再来出点子才会得到认可。说到出点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建设性的意见，二是批评性的意见。无论何种意见，都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内容，二是效果。内容决定点子的准确性，效果决定点子的可接受性。不过，正确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确性并不是一个定数，要学会站在领导者的角度来判断你所出的点子正确与否，否则你认为的正确未必是领导者认为的正确。有人会说，真理是唯一的，做僚的就要敢于和善于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告诉领导者，那是屁话。做这个行当不是在做学问，你可以不说，但你说的一定要是领导者认可的，至少是听得进去的，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废话。不过最能够显示为僚者学识和胆识的，是如何提那些让领导者不喜欢的意见，即所谓谏言。古时候，朝廷就专门设有谏官，负责给皇帝提意见。这个职业不好做，有“武战死，文谏死”之说。不过，宋朝人苏洵的《谏论》，对此行当说得挺透彻：“说之术，可为谏法者有五：理喻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理而喻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

——形象：谨言与慎行。陈毅有句话说得好：做秘书嘛，一要能“秘”，二要会“书”。谨言，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学会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具体而言，一是不要说领导者没有说和不让说的事情，二是要注意保密。首先，幕僚要记住一个底线法则，我们可以代替领导者的大部分功能，就是不能代替领导者嘴巴的功能，这是为僚的大忌。还有一条，在领导面前，只能说“错话”不能说“假话”，道理很简单，说错话，领导能容忍，说假话，领导不能容忍。至于“保密”，《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保守机密，使不外泄。”一个人、一个组织，都有因某种需要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东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恰恰是个人和组织的一种势能，是力量所在。幕僚之人，官不大但责大，位不高但视高，为此，要忠于职守，忠诚可靠，埋头苦干，严守纪律。慎行，就是要管住自己的腿：懂得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具体而言，一是不要说领导者没有做和不让做的事情，二是交友必慎。忠诚是为僚者职业道德的根本。但领导者看一个幕僚是否忠诚，既听其言，更观其行。为此，要耐得住寂寞，要经得起名利，这二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人的一生，许多东西是守恒的，早得到了可能晚就得不到，大的都有了剩下就是小东西了，人要学会看得远。还有一事万不可为，那就是做涉及领导们之间矛盾的事情，记住：他们是阎王，你是小鬼，阎王之间的恩怨，往往最终和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牺牲小鬼的利益和前途。另外，由于幕僚与领导者的距离较近，他们也往往成为别人接近的对象，完全不与这些人接触，会被他们作为“清君侧”的对象，过分与这些人接触，甚至结成死党，会成为领导者“自清”的对象，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本事：文字与关系。文字就是会写，不会写算不上好幕僚；关系就是会跑，不会跑同样算不上好幕僚。会写并不是说文笔好就行了，那是当作家不是当幕僚。会写者，一是好看，二是好吃。好看，就是你写的东西至少象个公文，讲清楚事理即可，不必太花哨；好吃，就是你写的东西要有用，要与天下的大势相一致，与本组织的情况相一致，与领导者的意图一致，缺一不可。会跑者不是说腿勤就行，那是当车夫不是当幕僚。会跑者，一是会识，二是会钻。会识，就是跑得到位，要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道理，讲“联系“的时候着眼于”发展“，讲”发展“的时候立足于”联系“；会钻，就是跑得深入，要知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舍得下功夫，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以上两条做好一条就不容易了，而且，长于文字的人往往疏于关系，而长于关系的人往往疏于文字。许多人做好了一条，就沾沾自喜，以为本事大得不得了。但经验告诉我们，一味会写的，天天写得头昏眼花，且最多干到分管秘书和文字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就打住了；一味会跑的，天天跑的两腿发软或喝酒喝的头昏眼花，且最多干到分管联络和接待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就打住了，既当不了正主任更进不了常委班子的。所以，当领导者长期要你写，你得让他知道你还会跑，当领导者长期要你跑，你得让他知道你还会写。

除了这几条之外，做幕僚的还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为谁而参，为何而谋的问题。我国古代的许多谋士都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节和气节，在选择所谋对象时，一是看重对方事业的长久，二是看重对方对自己青睐的程度。合则谋，不合则不谋，否则就没有“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经典故事。此外，还有不少谋士是以所从事之事是否是正义的，来判断自己工作的对象，这就更难得了。但如今，在一个难以选择领导者，难以不为稻粮谋的时代，这样的英雄豪杰是越来越难以找到了。

以上种种道理，不在乎它是否全面，也不在乎它是否全对，而在乎你是否会灵活运用。让我们共勉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