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灰烬的火雾: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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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势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时达到了有些偏执的地步。
他的经纪人都明白，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选择的股票，甚至连办公室里的人也一样。据他的一位奥马哈的桥牌密友凯。克特尔说，巴菲特甚至认为附近的黑石饭店通过望远镜放大技术对他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施行了窃听。克特尔补充说，巴菲特雇佣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检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真正的问题倒不是在于人们偷他的股票，而是由于他不能找到足够的符合自己标准的股票。同时也因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他们正纷纷从树上猛拽着累累硕果。
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经超过了他的业绩。另外，他还警告说，尽管他不分昼夜地拼命维持着，他灵感的源泉已经变得只有“点点滴滴”了。他的语气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如果他灵感的涌泉“完全干涸了，你们会收到我诚实而迅速的通知，这样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这些可怕的预言是与华尔街厅里出现的令人眩晕的狂乱成正比的。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
电子类股票刮起一阵狂风，每一股新发行的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西尔若克斯公司。难道是华尔街突然崛起了一位电子界的专家吗？如果有谁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他错看了这个时代。华尔街就是迷信电子学。即使像《美国音乐指南》之流的癞蛤蟆，都因自诩为宇宙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君王。
在对高技术蜂拥而上之后，紧接着，在巨大的企业集团推动下，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李腾工业集团（Litton Lrdustries），莱特维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场兼并的浪潮。公众们在那个充满自信的年代里对官僚主义毫不信任，而将竞争的秘诀传授了这些庞大的组织（比如技术）。
于是，市场上突然闯入了“信件股票”，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确定性很多的公司发行的。因此，作价也很奇特。每一次时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时候，当一种时尚消退时，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于是
在60年代期间，华尔街进入了一段更为令人心酸的投机时代。
投机时代的雏形源于“业绩基金”，它是传统共同基金的翻版。这种新型的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期范围内超过市场赢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连续的季度、月、周乃至每个小时内。业绩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尽快赚钱的虬髯之徒来经营的。他们频繁地从一种股票换到另一种股票，拥向大红大紫的热门股，就像一个演员奔向一户又一户人家想要将掌声维持下去。简单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抓住货币的摆动行情。拉尔德。查伊，曼哈顿基金的经理，就是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据称，一点点有关查伊牵涉到某种股票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引发一场小小的惊慌。这是因为这帮人根本不想坚持霍华德。巴菲特式的独立性。他不过是一个年纪轻轻，手头空空的没钱的当代人物罢了。
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年轻人呢？他来自一个兴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毕业于一所出色的商学院；他不到30岁，或比这更年轻一些；他穿着粗条纹衬衫，系着宽宽的飘动的领带，浑身散发着一种自信，一种博学，几乎接近于一种傲慢。他可以脱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陈词滥调，什么“业绩”、“概念”、“革新”还有“协同”之类的词语，他谈吐很急促，而做起事来却相当勤奋。
投机在弗雷德。卡尔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引导着公众，并成为了企业基金的领头人。在1967年时，他所获利润达到了116％，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卡尔投资于一些很小的，所谓的突然成长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记信件股票。他被新闻媒介尊奉为“冷酷而果断”的典型。作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范人物，卡尔在他贝弗利希尔斯的浴室里装了一部电话，并且开着一辆“积架”去上班。他的办公室是用欧普艺术装饰起来的。他的策略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张股票乃至于我的衣服和我的领带。”
在名义上，买空卖空的实行者正越来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做一个买进？这个问题时时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做出的反应，既从自己利益的角度也从他的合伙人的角度。“现在的‘投资时尚’”，他写道，
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 （或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会以这种途径投入我的资金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做这件事。
据他的儿子波特说，巴菲特把自己和格伦。米勒的故事相比较，这是一首好莱坞的叙事诗，它描述了一个乐队领队想要找到他“自己”声音的故事。
对于巴菲特来说，所谓正确的声音并不仅是挣钱，而是一种单纯的推理。在股票上拥有一份权利和下棋时精彩的一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格伦。米勒也好，或是博比。菲特尔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对于投资决策来说，某种我不了解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这场交易之中。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的了解更多。
看起来似乎投机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刹住。事实上，他在墙上很明了地贴满了有关1929年危机的剪报以时时提醒自己。他没有欧普艺术的装饰，没有任何在贝弗利希尔斯风糜的东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书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暖气片上，还有几幅照片，他的办公室很像是一个事业上比较成功的牙医的办公室。接待区挂着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钱会被很快地挥霍”以及一幅1830年拍摄的华尔街的照片。这儿没有任何像弗雷德。卡尔所做的那样的活动，巴菲特甚至连股票行情牌都没有一个。 （行情牌每分钟报出一次股价，几乎每个职业投资家都有一个或与之等同的计算机设备，并且成天地核对。）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似乎可以追溯到他开始干新闻简报的时候。在 1966及1967年，合伙人企业花了约1500万的价钱买下了一对零售店，霍赫希尔德及科恩公司，它是巴尔的摩的一家百货商店；另一个是联合棉花店，这是一家服装连锁店。在每一种情况下，巴菲特买的都不是流动的股份金额，而是整个企业。在基金管理者当中，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巴菲特常带着长期持股的念头来买股票，但他被霍赫希尔德店和联合棉花店给锁住了。他不可能拿起话筒，然后就像卖弗雷德。卡尔的领带一样将它卖掉。另外，认为城内零售业已经落伍的说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价值低估。两家工厂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作为一个经营者，他能获得很多利润。
他对零售业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仅是从金融财务的单一角度中看到的。
当他就联合棉花店提出询问时，他那种对商界的全面了解让商店里63岁的拥有者本杰明。罗斯纳大吃一惊。但当罗斯纳提出带他看看商店时，巴菲特谢绝了，解释说他对所看的东西是不会明白的。他只想让罗斯纳通过电话给他读一下过去5年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天，巴菲特便回电报了一个价位。当罗斯纳接受后，巴菲特便带着查理。芒格来到纽约签了这项生意。
联合棉花商店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它的商店位于日趋破落的内城附近，罗斯纳，它的建筑师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觉得再一次需要一个桑乔。潘萨式的人物。巴菲特严肃地问罗斯纳是否可以继续留任6个月来协助他采取行动。私下里，巴菲特对芒格说：“有一点我们不用担心，那就是这家伙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罗斯纳是奥地利—匈牙利移民的后裔，他于1931年在芝加哥开办了一家服装店，他是一个靠自己努力出人头地的典型人物，在一个年销售额 4400万的企业占有价值3200美元的份额。和其他自强不息的人一样，他是工作的奴隶，又是雇员的独裁者。他那紧紧抓住每一分钱的工作观念使巴菲特回想起自己的祖父，从前那个巴菲特父子杂货店的君王。罗斯纳 （巴菲特喜欢讲述这件事）有一次曾数过一卷卫生纸上的张数，以免受骗上当——他绝对是巴菲特式的那种人。他极力吹捧罗斯纳，尽管他找罗斯纳要每月财务报表，他从来都不介入罗斯纳的商店和事务之中。正如巴菲特曾预言的一样，罗斯纳很快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急着要退休，而且开始从这个日趋败落的企业里①榨出新利润来 .巴尔的摩的零售商霍赫希尔德就无法如此轻易地挽救，不仅是因为主要的商店早已破旧不堪（有一边商店只能经过楼梯间才能走过去），它需要不
① 罗斯纳在职位上呆了20 年。在卸任时，他对巴菲特说：“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经营下来，那是因为你忘
了你买过这家企业，而我忘了我卖了它。“
时地追加资本来维持市场份额，而且巴尔的摩市中心也相当衰破。不管价钱是否便宜，巴菲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十分愚蠢。
另一个长期的“协议”，即纺织品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同样也存在很多问题。成衣行业很不景气。正如索尔。帕索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在1967年仲夏，巴菲特郑重通知他的合伙人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伯克希尔的状况能被改善。
与此同时，华尔街正洋溢着空前的喜悦。它不仅利润可观而且是——自60年代来首次——很有意思的是成交量高居不下。试想一下当50年代巴菲特刚起家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是每天200万股，到1967年，它达到了1000万股。欢乐的精灵被霍夫曼捕获在手心里。他在那年夏天来参观交易所，然后从走廊上扔下一把把美元，底层的职员们纷纷四处疾奔抢夺战利品。
在西海岸，克莱利。贝尔的客户们都站在行情机面前欢呼叫喊着“升、升、升”，道。琼斯指数又回到了900点左右。
好像就在这时，国会又召集了意见听取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在8月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像十年前的本。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议会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泛滥成长的问题。萨缪尔逊提供证据说，有5万个共同基金销售人员——每7个投资者1个——正一遍遍地搜刮国家。大多数人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但还是依靠工业界泛滥的高工资。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8.5％的先期销售附加费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还不足以支付全年的管理费用，仅够用来支付市场营销费用，以及让销售人员能有皮鞋穿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了利润的一个股份，但没有预付的和非管理费用）。据萨缪尔逊说：
我付出的每一美元中只有91.5美分为我赚取赢利和资本增值，而有9.5％的数量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掉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副产品是官员阶层投资者的崛起。破天荒第一次，职业投资家们——共同基金，养老金等等——比散户在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巴菲特的看法是：职业投资者在投机性上与业余人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看到，职业家们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业余选手成为冲动的牺牲品的事实恰好颠倒了过来。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注意到：
人们也许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资者所没有的判断力和学识的专业投资人员之间的竞争，会纠正某些无知个人异想天开的念头。然则，真正的情况是这些专业投资者和投机家的精力与技能都转移到了别的方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更关心的不是对一项投资的可获收益在其整个生命期中做出一个出色的长期预测，而是想赶在公众前通过一种传统的估价基础来预测变动。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投资对于买下它来“保留”它的投资者有多少真正的价值，而是关心在众多心理因素影响下，3个月或一年内市场会如何估价它。
实际上在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经描述过这些情况。尽管凯恩斯理所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但是巴菲特在阅读他的著作中体会着他对市场也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凯恩斯的职业历程在某些方面上预示着巴菲特的职业历程。早些时候，他在做货币、玉米、棉花和
橡胶投机时，损失了大笔的财力，后来，他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成为一位做长期的，有选择性投资的倡导者。他冷静地跟踪市场，每天早上花一小时来观测市场，为自己和国王学院的账户编撰了一份明星档案。他作为主席，在国家共同人生保险团体年会上的发言，因其对市场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30年代的伦敦广受称颂。
巴菲特认为，凯恩斯在“投机”时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问题，在于他深深懂得公众们会如何影响股市的价格。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集群，是由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跟随价格的人们组成的。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新估计价值。然而一个给定的企业形象——比如沃尔特。迪斯尼——变化起来就要缓慢得多。公众对所有MP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二个月都没什么改变。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数波动，来自于这个企业被公众感受程度的改变，而不是来自于企业本身的改变。
这些职业投资者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机智便能抢先一步，即始终比人们观点上飞快地转变领先一步。凯恩斯说道：
我们已经到达了第三个阶段，此时我们须发挥聪明才智来预测人们普遍的观点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观点究竟是什么。
从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公众观点所持有的同样的怀疑。巴菲特把公众看为某种智慧集合的潜在源泉。这群人中任何一个人单独赞同的观点不是来自于每个部分的一种集合，而是行为和感受的一种创造。
巴菲特用一个石油勘探者的故事来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石油勘探者来到天堂门口，听到一个令他万分沮丧的消息：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经满了。在得到圣彼得的恩准可以说几句话后，他大声叫到：“地狱里发现了石油。”——于是天堂里每个石油工人都纷纷出发寻找冥府财宝去了。圣彼得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告诉他说现在天堂里有足够的地方了。巴菲特说道：
这个勘探者犹豫了一下，“不，”他说，“我想我该跟余下的这些人一起去，也许在谣传的背后会有些真实的成分。”
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听来这个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在投机时代里，这个故事显得十分贴切。业绩基金在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说，这种股票是包含着一种简单的概念（比如“地狱里发现了石油”），它很快就会被消化领会。“国家学生交易”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价位向公众发售，而在一年之内就价值82美元。
国家学生交易是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头脑的产物，它是一个由30几个以服务于高校学生为宗旨的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说：书、笔记本、青年航空费用等。就这样，他将公众对公司集团的狂热心理与一个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兰德尔这个该死的销售商，对证券分析家们甘言奉承，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城堡里旅游，还在他的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预测一个三倍的赢利率。
而每次，他都达到了他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某种协助，他也能
达到这个目标。华尔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价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尔布雷斯的评论，“也许值得去为瞬间的富有而长期地忍受贫穷。”
至于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股票。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富人的典范会如此易于受骗。答案就在于他们都害怕被落在后面，他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流行的股票，毕竟它正在开值；要么是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季度里都无法追加新资本，对于处于投资时代的资金管理者而言，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
1967年麦乔治。邦迪的一篇评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邦迪是福特基金的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严格地给他手下的捐赠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这些任务不是担心过于大胆，而是担心勇气不够：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学院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
这句话令华尔街震惊。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大肆挥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于他能通过在市场上的精彩运作来弥补资金的短缺。他对《幸福》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便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谕被世人皆知之后数月，巴菲特像是一个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自己的一份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业有6500万财产，但他该把它们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为了过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
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的确这种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游戏会非常有赚头。同时，这些时髦的股票确实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确信”，自己不能把这些股票做好，他也并不想去尝试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证明价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对别人的一种说服。
当游戏不再以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才会说新的方法是统统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麻烦的等等。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行径无比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经历——而不是按现在情况来评估条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和现在的条件基本上是步调不一致的。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从前那种我理解其逻辑性的方法，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以及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有些雇员谎称“狼来了”而被合伙人解雇，这些合伙人都从事空头交易，因为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面前：巴菲特将他击败道。琼斯指数的目标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从现在起，他将朝一个中等程度的目标奋进：每年赢利9％或是超过道。琼斯5个百分点——任何一个目标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机会的合伙人都“理性”地决定离开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表示深深的遗憾。”
同时，这里还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万的财产，他想采取一种比自己“年轻瘦弱时”所承受压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31岁这个成熟的年龄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他想去追求一种非经济的活动或是不以金钱作为唯一考虑因素的商业活动。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镜子里看来，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理性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客观性。他不同寻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标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刻苦奋斗。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加在实验鼠上的设备一样，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们公开许诺的目标。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使自己“倾尽全力”的程度减弱下来。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一种“压力减小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点。正如小苏茜回忆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雾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那天苏茜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她父亲的林肯车被撞出一个小坑。自然地，苏茜很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捅到父亲那儿去的话，那可太不妙了。她回忆道：
我一路哭着上了楼，爸爸正在读报纸。我说，“爸，我弄坏了你的车。”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我又接着哭了。大约5秒钟之后他说：“行了，有人伤着了吗？”我说：“没有”。
我在那里等着，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一眼。
这就是所谓新的减小压力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应该说几句做父亲该说的话，于是把头探进苏茜的房间说：“苏，记着，那个家伙是个蠢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那天晚饭后，苏茜想用车，而他一言不发地给她了。
巴菲特的投资纪录显然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汇报了1967年合伙人企业向前推进了30％——比道。琼斯多出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捷运公司，它已狂涨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顶峰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有许多在拉斯维加斯聚会，巴菲特激起了伙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们认为玩吃角子老虎机不利于即将组成的新联合的准备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前任同事沃尔特。施格斯所说：“我们去了锡泽斯宫——那儿税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格雷厄姆带着一种苏格拉底的架式走了进来。“你们是一群精明的年轻人。”他开始说道，“我给你们做个测试，这儿有十道辨别正误的题目。我提醒你们，它们相当难。”没有人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外——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每题都写上正确。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绞尽脑汁——这正是对投机时代巧妙的提醒。
汤姆的合伙人，埃德。爱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本呆在一起。”但是这次会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于是提前离开，而且也丧失了扮演“蜜蜂”这一角色的乐趣。于是这个集会实际上成了巴菲特集团核心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狭小。亨利。布兰特是个天生忧心忡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在行囊里装上阅读材料，然后在比奇。波因特俱乐部四处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维“桑迪”戈茨曼经营着曼哈顿的首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财务状况。（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戈茨曼便转向一个他刚刚认识的妇女问：“你有钱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外向型的胖胖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对他的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将货币经理转换为行为心理学的化学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们都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面对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谈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这些信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同样严峻的看
法。“我们都对缺少机会而深表遗憾。”安德森说。巴菲特怂恿杰克。亚历山大，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谈谈他的主意，但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守口如瓶。
让人怀疑的是，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开始觉得管理证券组合有如一场激烈的竞争。某人叼着一个雪茄烟头吞云吐雾一番后就将它扔掉，转瞬而逝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从自己长期投资的与伯克希尔和联合棉花公司类似的控股公司中，以及从和他们经理如霍雷肖。阿尔杰，本。罗斯纳的共事中，的确要承认，这样的公司很难都达到美国捷运公司那种令人兴奋的利润额。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又有哪种生意不是这样的呢？）用投入的资金实现可观的回报（比如10～12％）。通过在一种格局和另一种格局之间来回奔波来挣得多点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种很愚蠢的作法。
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产生“多点的百分点”的话，合伙人们又怎么会对它如此着迷呢？严格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弗雷德。卡尔的举动似乎更有意义。“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虽然是沉醉于他的投资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同于数学的东西——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隐藏在它的背后。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持续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书信也有一种不持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的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条线——即什么时候该持有所喜爱的企业，而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飞快地发出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的交锋，它显得越来越响亮，就好像逐渐升高的政治温度在华尔街引起了高烧。
在那个充满着暴力和对暗杀的震惊的动荡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这般持续了许多天。人们可以在寂静中听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场还在不断结集，就像一个醉汉想要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已经大亮都毫不知晓。
经纪商理查德。詹瑞特给它起了个诨号叫“巨大的垃圾市场”。新的股票在发狂地发行，比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肯德基炸鸡公司以及应用逻辑公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笔可观的数额被变成连锁信件的股票促销模式，这场游戏的参加者中有的人轻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还有的人愤世疾俗。
他的脑海里记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个例子。这个自诩为罗宾。胡德的人在一所自己取名为“集体广场”的办公室里，与之共事的还有一个被他称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轻职员。梅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种名叫奥米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没有作价市场，因此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梅茨在计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确定奥米茄的价值为每股16美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因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价格得到股票的。就这样，在奥米茄的外表或前景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过40％的账面赢利。
尽管巴菲特不到40岁，但他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经进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视过自己竞争者们出现的懈怠，但是他们现在也表现出了“严重的高血压”。他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或每小时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这些言论也许是来自一个对华尔街一无所知的乡巴佬之口，他写信给他家里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巴菲特无论如何不会与华尔街脱离开来。实际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经纪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数次。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总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地说，这些年来他肯定已经和巴菲特说了“一亿句话”。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泛。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情况即使不比在纽约的人掌握的情况更好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好的。他从奥马哈得到了一种均衡的感觉。有一天，当他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豪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了。”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奇人能继续留在内布拉斯加，尤其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巴菲特在1968年谈到《邓恩评论》时说：“奥马哈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而在纽约，很难看到树木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纽约人有名的“内部消息”途径又怎么样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够的内部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可能会在一年内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风格化而且揭露本质的话。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报也许就是罪恶——这与华尔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说明问题了。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买进股票，以汤姆。克纳普的曼哈顿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纳普作为经纪商。一天，当特威迪。布朗为他买进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后，霍华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奥马哈打来的一个电话。他放下听筒，然后说“真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听到了内部消息，但他没有要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个获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会留意到，它看来有那么一点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处于某种危险中——或是两者兼有——与此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倾向于一致，因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把它们妥善处理的。不用说，这种观点在他的华尔街同行的头脑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春天和苏茜一起，也有别的一些时候。他在广场，和许多商界人士和朋友们见面。在他们中间，有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尔、瑞恩，《幸福》杂志的作家甘罗。卢米斯以及未来的旅馆业主拉里。蒂施。所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联系相当紧密。
尽管苏茜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屋，巴菲特还是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欢的牛肉汉堡。一次，
马歇尔。温伯格鼓足勇气提议他们去吃一点不太清淡的东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们为什么不去鲁本斯餐馆呢？”巴菲特反问。
温伯格指出他们在前几天已经在鲁本斯餐馆吃过午饭了。
“那就对了，”巴菲特说，“这样你就知道那儿饭菜怎么样了。”
“按这种思路，我们该天天去那儿吃啰？”温柏格说。
“当然，为什么不天天去那儿吃呢？”
还有一次，巴菲特在环境优美的和声俱乐部吃午饭，一同进餐的有萨姆。斯泰曼，她是桥牌冠军，同时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资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对巴菲特身上那种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礼节有很深的印象。她回忆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区后，沃伦也到上城区来了。我想再和他会一次面，他说他觉得在纽约很受限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从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这还是在纽约兴起慢跑风尚之前的事。我们迈着飞快的步伐沿着麦迪逊大街走着。他穿着他生意场上的衣服，他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
试想一下这个穿着毫不入时的网球鞋的华盛顿男学生。人们都不习惯看到一个奥马哈的牛仔在麦迪逊大街上行走。通常，人们也不习惯一个坐头等舱的数百万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他们心目中的华尔街是J.P.摩根那样的。而他们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尔。罗杰斯。
有一天晚上，鲍勃。马洛特，数据文件公司的总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来走去，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顶级企业的百货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萨斯血统的马洛特得出结论说：“巴菲特毫不自负，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长起来的。”
到了 1968年底时，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公司集团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尔德。查伊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罢休。12月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停了对奥米茄权益的交易。对于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这无疑是当头一棒。而梅茨基金，拥有30万股奥米茄股票，这个曾是全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资产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资产流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明证交会停止了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上了出纳柜台的窗口）。梅茨，正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蓝筹股听众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在四处传授他的行家观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却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却了。“我们没有理由比担心1968年更担心1969年会发生什么。”梅茨充满信心地说道。后来，“窗口”又打开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当他的基金摇摇欲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布尔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了他的担心。
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慌不择路地拼命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一样。
诚然巴黎和谈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促成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的赢利，也就是说赢利率
59％，他的资产增加到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巴菲特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道。琼斯指数不仅仅是5％的差距——自己订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就像有一局桥牌中赢13墩一样。
“这次是他做的最后一手。”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华尔街不管价格高低拼命推荐热门股票。美林银行买进了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IBM），宝丽来还推动施乐（Xerox）达到50倍赢利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有可能“值”那么多吗？一位基金经理回答这一问题说，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补充道，每一笔学院捐赠都觉得自己“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施乐以及其他各种股票。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这些都再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再也无法扭转，他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业周刊》称弗里德。卡尔是“美国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担心自己陷入对苦难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
我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我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我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
隐藏在他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决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后。
没有人会那样做。巴菲特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它的资产换成现金，然后等候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压力，要带领整个联盟。自从1967年那封标识着分水岭的信以来，他曾经试着减轻工作压力，但是，只要他在“这舞台上”，就绝不可能轻松。
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兰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细审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他的金钱——他现在拥有的总财富达到了惊人的2500万。对于他的合伙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着要改变自己的步伐。
你们中的有些人要问：“你下步预备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岁时，我将会尽力去实现一些个人目标，而这些目标与我在20岁前订下的目标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诉《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说他希望把大量的时间“尽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关人类问题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访问中，他说他想追求一些不仅仅为了赚钱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奥马哈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奥马哈俱乐部——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商业人士常常光顾的用餐地点。巴菲特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纽曼，他经营着一家奥马哈杂货连锁店，而且他对自己被拒之门外极为愤怒。巴菲特对俱乐部委员会提起过这件事，他被告知说：“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俱乐部。”（奥马哈也有许多乡村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来，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迄今为止，奥马哈的犹太人家族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了。他们一直都为整个社会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参与了奥马哈的建设，而他们却不能像约翰。琼斯一样加入那个俱乐部。约翰是一个新来的中等阶层的联合太平洋公司职员，他一转到这儿来就加入了俱乐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当然，巴菲特并不打算在奥马哈俱乐部外面领导一场抗议游行。他极具特色地选择了一种被动和间接的策略，这样他可以巧妙地转移负担。他向全犹太人的高地乡村俱乐部申请作一名名义上的成员。
高地俱乐部成立于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奥马哈的公开课堂上被众人嘲笑为“kike”和“sheenie”（对犹太人的蔑称）的犹太籍高尔夫选手创建的。
60年代，反犹太人的事件就已屡见不鲜了。而奥马哈的犹太人做好被非犹太社会所完全接受和欢迎的准备。高地俱乐部中坚持种族纯粹主义的人士强烈反对巴菲特的加入。他们的感觉是：“这是我们的俱乐部，他们会将它夺走的。”巴菲特的朋友们以及俱乐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奥马哈的犹太法学家们都赞成种族融合。这场争论相当激烈，但是在1969年10月1日，巴菲特被接纳了。然后他回到奥马哈俱乐部，通知他们说“犹太人俱乐部”不再全是犹太人了。现在，奥马哈俱乐部无法再找借口了，只有迅速接纳了一些犹太人。
巴菲特后来坦白了他此举的动机——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开玩笑说他加入高地俱乐部是因为“那儿的食物更好一些”。实际上，他很少去那里。除了他对公民权的关注之外，人们都怀疑他对犹太人有种特殊的感情——也许是稍微有些对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拉比。迈里。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觉得巴菲特是一个“犹太人哲学家”（巴菲特总是和克普特开玩笑说他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了一个“出众的犹太男孩”。）
在奥马哈人的印象中，有关高地俱乐部的这段插曲常在心头隐约出现。
它把巴菲特与他的约翰。伯彻父亲分隔开来，拉比。克里普里，曾经和霍华德一起就霍华德对公立学校祷告仪式的支持问题讨论过一番。他说，沃伦的“手势”是对着（他父亲）做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我认为他把它当作了一种政治声明。
巴菲特还参与了具有开创性堕胎事件。苏茜在计划生育的活动中非常活跃，沃伦和她一起强烈支持将堕胎合法化 （那时在许多州里还是非法的）。
到了1969年，加州高级法院同意听取利昂。贝洛斯的上诉。利昂。贝洛斯是一名医生，他因把一名妇女归为堕胎主义者受到起诉。查理。芒格曾在报上读到有关贝洛斯的事情，然后打电话给巴菲特。两人决定承担此次起诉。
芒格把贝洛斯说成是一次个人的运动。他组织了两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名医学院院长和教授联合签名，另一份则由芒格自己起草并拿给17位知名律师签名。在1969年9月的时候，贝洛斯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第一次
一部堕胎法被宣布为是违反宪法的。①从巴菲特的角度来看，高地俱乐部的插曲和贝洛斯事件之间有着相似的本质。他偏袒了他认为是团体利益的一方，而摒弃了宗派主义。在他这种理性的、股票选择者的观点中，社会在拥有开放的机构和减少不需要的婴儿数目方面的利益远远超过了隔离主义者和反堕胎主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对投资组合的清算上。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关闭——这个家族杂货店恰好在100年前开业。在秋天的时候，沃伦和苏茜很合时宜地举办了一个聚会。他们邀请了180位客人，还从斯特奇熟食店弄来三明治和成架的腊肠。巴菲特家的大门被一串闪烁的小灯照得灯火通明，门两侧还放置着一对3英尺高的百事可乐瓶子。不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黑人和白人，乃至“富有的人和尚在奋斗中的人”都纷沓而至。妇女们有的穿着鸡尾酒宴的服装，有的穿着喇叭裤、裙裤，还有的穿着迷你裙。参加聚会的人在日光浴室里画了两个穿紧身衣的女孩子。W.C.菲尔德和梅。威斯特在网球场上一显身手，还有从一台机器里炸出的香喷喷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奥马哈有“所有这些人物”。
与此同对，巴菲特所做的隐退的决定开始显得精明起来。直到5月份，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附近盘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点以下，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李腾工业集团——公司集团时代的标志——从它的极盛点下跌了70％；另一个是莱特维，从169美元跌到了2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所纷纷关门倒闭。股票交易厅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份额”悄无声息地飘落了。业绩基金彻底溃败下场了。
刚在5月份，被《商业周刊》奉为神明的弗雷德。卡尔，就在12月份洗手不干了。只留下企业基金堆满了未清算的信件股票。它在 1969年下跌了26％，而在这场浩劫结束前，它又跌了50％之多。科尔特斯。兰德尔的国家学生市值——被重新估价，从140元掉到了3 12 元。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69年以平均800点收盘。
杀手已经来监，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种股票都比1969年初下降50％，四季护理中心——68年垃圾市场的宠儿——以91美元跌到32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降了50点——致使它那拿破仑一世的建立者，H.罗斯。福罗特的财产被残酷地减少了4亿4500万。福特基金组合也变得支离破碎，迫使麦乔治。邦迪不得不咽下这口苦果。
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维持了7％的收盈水平，这是合伙人企业最后一次运作。尽管这是结束的一年，它还是超过道。琼斯18个百分点。巴菲特长期以来预计的下滑年月并没到来，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赢利，并击败了市场的尺度——道。琼斯工业指数。
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年投资1万美元到道。琼斯，13年以来的总利润将达到15260美元。同样的数额如果投资到合伙人企业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后，会产生150270美元的利润。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长着，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则是7.4％，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此相媲美的东西——有音乐领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领域的1927年扬基队。然而在投资业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相比。
投资公司都想买下他的合伙人企业，但巴菲特将他们一一拒绝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从前的投资者们将把他们的金钱投到哪里去呢？
巴菲特只给了他们一个名字：比尔。瑞恩，格雷厄姆班上循规蹈矩的人，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的许多合伙人都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说它将在城市债券里投入大量自己的资金，并且，他写了一封最后的长信答应帮助他的合伙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但他申明他将不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这封信，既随意又散漫，但是内容非常具体。在一个地方——记得这正是纽约城财务危机看到一丝曙光的5年以前——巴菲特勒住思想的骏马，写下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我对如何分析纽约市、芝加哥、费城等等的股票毫无主意。（一个朋友曾提到有一天，纽瓦克准备以令巴菲特深感不安的诱人利率出售债券，因为纽瓦克给这些债券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你对纽约市的分析会和我做的一样好——我承认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偿付款项。我用在债券上的方法和我用于股票上的十分相似。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就会将它忽略掉）。
除了它的两个投资外，合伙人企业把其他投资都做了清算。这两个投资分别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服装连锁企业的控股公司①。这样，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用股票或是现金的形式获得伯克希尔和戴维斯菲尔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选择了股票。
我觉得两种证券都是非常体面的长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财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到它们当中去。
他恳请他的合伙人们在考虑伯克希尔时——伯克希尔是两个投资中更大的一个——把它当作一个企业，而不是一种“股票”。但是他的计划有点含糊难懂。一方面，他对纺织业并不重视；而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欢管理它的那个年轻人。他允许它一年应该增长10％左右，但并没有做硬性规定。另外，尽管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的政策设立，但他的合伙人们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要“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
桥牌冠军萨姆。斯泰曼认为巴菲特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把自己的伯克希尔股票以43美元/股出售给了巴菲特。但是许多投资者继续持有。他们无法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过程中投入有多深。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将保留他的伯克希尔股票，正如忠实的德。安杰利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头脑，都会听他的。”
① 巴菲特幸运地把总部在巴尔的摩的霍克斯切德卖给了通用超市，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7 伯克希尔。哈撒韦
对于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经历了两次而非一次的经济腾飞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自从清教徒建起它来以后，它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劫掠的洗礼，成为了世界捕鲸业的贸易中心。潮湿的、被海盐浸透的鹅卵石一直铺到码头，这码头曾给新贝德福德带来无限生机，同时也将这个城镇抛入捕鲸业可能陷入的风险之中。当地一名海员——赫尔曼。梅尔维尔说，“也许这个城镇是整个英格兰最适于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富有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去看看远处环绕着高耸的大厦的那些作为象征的铁制捕鲸叉吧！你会找到问题的答案……它们都是从海底拖到这里来的。”
内战时期，捕鲸者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宾州的第一口石油钻井开始勘探时，便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然而新贝德福德在战栗中捉住了身躯——这得归功于它的资本都有先见之明地分流向多处。
早在1947年，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者们就筹资建设了一个纺纱厂。目的是为了减轻城市对海洋的依赖。后来建立的一座纺织厂以捕鲸人阿库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标志着资本流向的转变。最后，约有1亿美元投入了纺织行业，即使当鱼叉闲置起来时，轮船依旧在船坞上堆满了成捆的南方棉花。到 20世纪初叶时，新贝德福德的70家纺纱厂纺出来的棉花比全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
最突出的一条经验便是：资本是无限运动的。轮船也许会腐烂，但是利润却不必由于船长的灯语便被扔出船外。正是这一点使得城市里最大的纺纱厂维持了近100年的历史。
哈撒韦制造公司是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韦创办的。哈撒韦家族在19世纪初就开始经营中国的帆船业。它拥有40万的资本，大多数来自于捕鲸者，这次可以从它座落在考夫大街的位置明显地看出来——直接面对着海洋。“新贝德福德晚报标准”鼓吹说这个雄心勃勃的新企业将“雇佣约450名工人，经营3万个纱锭”。赫蒂。格林是沃伦。巴菲特的纺纱厂的初始投①资者之一，她是一个以“华尔街巫师”的绰号而臭名昭著的吝啬鬼。
哈撒韦的财产以及整个行业的财富，都随着棉花的增加而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这得归功于军队对制服和飞行服装的大量需求。在内布拉斯加，有3万工人——几乎是劳动力总数的一半——都在纺纱厂工作。
后来，纺织工厂突然衰败了，或者说逃向南方寻找廉价劳动力去了。在20年代新贝德福德的工人们——大多数都是移民者——被迫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削减工资，在1928年，纺纱厂业主要求进一步削减10％的工资；于是工人们只有奋起罢工，此次罢工痛苦地持续了5个月之久。之后，许多纺纱厂没能重新开业，而那些重新开业的在不久以后又被太萧条拖得停滞不前。到了1940年，纺织行业的工人队伍减少到只有区区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工厂的业主对日趋衰败的行业评价十分冷酷。到了 20年代末，尽管他们依旧赢利丰厚，但他们是用陈旧不堪的机器来运转着他们的工厂，同时，红利也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基本上达到10％。业主们把资
① 格林，一个船业的女继承人，据说在冬天把自己裹在报纸里取暖。她死于1916 年。作为世界上最富盛名
也是最富有的女人，她留下了10 亿美元的财富。
金抽到了南方的纺纱厂里，抽到了股票市场上，也抽到了他们的游艇耗费上。
不论金钱流到哪里，业主们都牢牢铭记着捕鲸者的训诫，一旦这个工业走向灭亡，他们就不会再重新投资到纺纱厂中去。这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哈撒韦制造公司。
哈撒韦是由西伯格。斯坦顿经营的。他是一个豪情满怀，令人尊敬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鲸船的船长，父亲曾任哈撒韦的总裁。年轻的西伯格出生在内布拉斯加，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法国打过仗，就地提拔为陆军中尉。战后他又回来作为哈撒韦的合法继承人，在纺纱厂里做学徒工。要不是他遇到了沃伦。巴菲特，他也许会在那里呆上半个世纪。
斯坦顿身高6.2英尺，身材瘦长。他显得不苟言笑而且十分冷漠，目光犀利如剑。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是在1934年大萧条的顶峰时期。一个个的纺纱厂倒闭了，或是迁往了南方，但是斯坦顿，像他祖先一样的一位航海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要安全地闯过这场风暴。他构想出一个计划来使工厂实现现代化。在后来的15年里，他总共把1000万的公司基金投回到了纺纱厂中。
怀着美国人忠实的信条，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走进了典当铺，买进了哈撒韦的股票。他们带着一种高尚的念头，认为如果股东的钱面临风险，那么他们自己的钱也应该在同一条船上。有西伯格做舵手，考夫大街上这座红砖盖成的纺纱厂勇敢地经受住了浪潮的冲击。
接下来的年份可谓喜忧参半，哈撒韦建立了合成纤维厂的分支，而且在人造丝的制造商中也居于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降落伞纤维的需求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战后哈撒韦继续开发人造丝，终于成为全国，也许是全世①界最大的男士服装衬衫制造商 .可是麻烦在于产品非常易于仿制。它逐渐遭到了来自南方厂家乃至远东厂家的强烈冲击。后来，在1954年，一场飓风吞噬了整个工厂，使它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斯坦顿接到一份利润诱人的邀请，要求他去南方重新选择，但这位老船长决不投降。他不愿意离开新英格兰，于是他决定把哈撒韦和一个同样弱不堪击的北方制造商伯克希尔。费恩纺丝协会兼并在一起。
伯克希尔的血缘可以追溯到塞缪尔。斯莱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纺纱厂。奥利费。察思，一位曾经为斯莱特工作过的木匠也紧跟着于1806年在罗得岛建立了自己的纺纱厂，随着察思家族的延续，企业一直兴盛不衰。
一个半世纪之后，察思家族依旧控制着伯克希尔，而伯克希尔已经变成了一个专门为床单、衬衫、手绢，细平布和衬裙生产主要纤维的多个工厂的集合体。
和哈撒韦一样，伯克希尔在二战期间及后期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赢利都非常可观，后来它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但是，马尔科姆。察思总裁采取了与斯坦顿截然不同的策略。哈撒韦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建立了时装、成衣衬里以及窗帘等几个分支；而以节俭为本的伯克希尔，仍旧使用古老的机器来加工棉花。察思——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瘦瘦的新英格兰人，自从1930年以后就从事商业——觉得这个工业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前途，而自己没有任何潜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后来成为了财政部长——于1954年在哈佛商学院以评估伯克希尔为他的毕业论文。他得出的结论让人十分忧虑，于是他立即把它的股票脱手了。
① 哈撒韦同哈撒韦衬衫无关。
两个公司在1955年兼并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新的公司非常庞大，有14个工厂、12000多名工人，年销售量达11200万，有些人认为哈撒韦的现代化管理与伯克希尔的现金留存结合在一起将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
公司总部迁到了新贝德福德，由斯坦顿担任总裁，察思则任主席。
斯坦顿对伯克希尔进行了一番观察。当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织布机与房顶的滑车相连运作时，他下定决心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纱绽，重置了纺机，提高了纺机的速度，还把所有最好的工厂合并到了一起。
西伯格。斯坦顿有一种特定的高贵感，在他看来，他是塞缪尔。斯莱特的延续。斯莱特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人，是他把湍急的河流，旋转的飞轮，粗糙的纺机和纱线联系在一起，织出了一片王国。”他永远都会以自己在大萧条的一切经历来指导自己前行。那段时期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人们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勇气来生存的时代”。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新英格兰最大的一家——最后也变成了唯一的一家生存下来的——纺织品制造商。
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他倒还不如去捕鲸的好。据一位中尉说：“西伯格对于投资回报没有任何一点点概念，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让工厂持续经营下去。”他不停地注入资金，而过低的纺织品价格却总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资。
在管理过程中，斯坦顿变得愈发孤僻了。他严格要求经理人员穿多色菱形花纹短袜和白衬衫，秘书们必须戴手套穿长裤。他还对凡是在公共场合身着运动夹克的人员严厉地惩罚：他俨然是领地的主人，所有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几乎都要清一色地用书面报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种令人敬畏的疏远的状态之中，被大家背地里称为“象牙塔”。据马尔科姆。察思说：
西伯格在二楼的顶楼房间里有个办公室，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人都会路经他的秘书，秘书还有她自己的秘书。如果你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你就得爬上长长的楼梯，在顶头有一扇门，摆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办公室。
中午的时候，他会从设备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来，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凯迪拉克车中。车子载着他飞速驶过南区的工薪阶层木结构的房屋，回到家里吃午饭。尽管从他的楼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纺纱厂的厂房，斯坦顿和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见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脸色阴沉地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和工人们握手——工人们精心地在手上涂抹油脂，期盼着老板的轻轻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性格不合。奥蒂斯对西伯格的重投资计划颇有异议，同时他对西伯格不惜冒罢工的风险坚持削减工资的作法相当不满。两兄弟之间的派系斗争逐渐渗透了整个公司。
奥蒂斯的时间一部分花费在新贝德福德，另一部分则花费在位于纽约服装大街的公司销售办公室中。他是一个性情外向，热情奔放的人，对哈撒韦的人造丝纤维服装衬里的事业很有责任心。正是奥蒂斯把哈撒韦的合成纤维，其中包括它的衬里材料，推销给“加工者”，由他们印染和加工这些材料，并把它销给服装制造商。战争时期，其他供应商纷纷以红包为主掺加少量的纤维材料，而奥蒂斯一直都奉行诚实无欺的原则。战争结束以后，供应变得充足了许多，那些喜欢他的客户们纷纷下订单来回报他。
但是，擅长于制造业的西伯格侵占了奥蒂斯的地盘。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分部，使得纤维材料在厂内就可以完工，然后直接销给制造商——这样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环节。这一举动对于新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贸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纺织商业是由非犹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犹太人，服装制造者也同样是犹太人。“你要和他们做生意，就必须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鲁宾，纽约伯克希尔的一位销售副总裁解释说：“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它便是后来最终结局的开端。”
渐渐地，伯克希尔已如同一座墙缝越来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极力渲染纺织工业光辉前景的时候，纽约负责推销公司来加工纤维的人士——他们称它为“灰色货物”——纷纷窃笑。生意就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衰败下去。有一次，伯克希尔的一位推销员和一个客户呆在第五大街上时，推销员想推销手绢布料。客户指着窗外一位走进劳德＆泰勒的女士说：“看见了吗？所有的妇女都带着手袋，每个手袋里都有一满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这就是手绢行业的结束标志。”
到1961年底时，伯克希尔只剩下7家工厂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万资金投回到企业之中。尽管纺纱厂增多了，生意却没什么长进。它生产的“普通平纹”纤维无法在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当竞争者充斥整个市场时，伯克希尔显得孤立无助。于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现代化改造完成的当年，它蒙受了220万美元的惊人损失。
这时，西伯格和奥蒂斯之间的血缘宿仇终于激化了。这是因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杰克。斯坦顿是一个高高瘦瘦，脸庞如石雕般坚毅的人，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但他朦胧的蓝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杰克步西伯格之后尘进入了哈佛，也参加过世界大战，还曾经在海军扔出了不少好球，费城的运动学院曾邀请他来学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这个极富责任心的儿子放弃了棒球，来到织布机面前工作，“和工人肩并着肩，浑身满是油污”。1962年，冷峻的杰克一跃升为主计长，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几年以后就任命他为总裁。奥蒂斯和马尔科姆。察思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于是便开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选。
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华尔街上受尽冷落。研究价值曲线的一位证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荐过伯克希尔的股票。那时的价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来的几年中，蒂利经历了市场供过于求以及纺纱厂纷纷倒闭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时，股价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资时大跌了45％。
但是这位纺织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963年3月，蒂利报告称伯克希尔现在的形势比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形势要有希望得多，6月时，他不留余地地跳出来，预测将有适量的季度赢利，而到了9月份，他却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计到的，伯克希尔现在有可能会分裂成收益栏目。因为大量棉花织物制造商都迅速转产到混合纤维上来，这一趋势导致市场价格暂时处于疲软状态。
由于“暂时”的疲软，“目前”没有任何利润。这种境况延续了8年时间。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
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与蒂利松同时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那时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霍华德。纽曼曾去伯克希尔考察过，然后便决定要买下它。
而直到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股价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尔的营运资金价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于是巴菲特通过合伙人企业买进了一些股票。但是，他还没有产生要接管它的念头。他操作它的方式与别的股票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也假想自己会持有它好几年。
然而，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丹尼尔。考因，他的一位纽约的经纪商朋友，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1963年时，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已经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暂时隐瞒起自己的股东身分，而由考因来充当自己的烟幕弹，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
后来，有消息传出来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要买进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词地说：“有可能，也没可能。”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当他得知杰克。斯坦顿有自 20年代以来的有关伯克希尔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赶忙又去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要求看看厂房，杰克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于是，杰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察思（他与马尔科姆没有什么联系）作为取代西伯格的人选了。但是，对此权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察思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他是本地人，总开着一辆雪弗莱车。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学校念过书，在 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合成纤维部门工作，之后通过奋斗晋升到了生产副总裁的高位。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纱厂四处转转，巴菲特觉得可见的一切都像是从塞缪尔。斯莱特的速写本上搬下来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沙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不论巴菲特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不再被人称颂的行业中，总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存在。它和新英格兰的精神有相似之处。据察思说：
沃伦像疯子一样拼命地问问题。关于营销方面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公司该怎么发展；关于它的技术年限，我们目前销售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我们销售对象是谁等等……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问底。
察思坦率地谈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行程结束时，他给察思留下了一个暗示：“肯，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与此同时，斯坦顿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身陷重围之中。1964年，伯克希尔一再要求购回股票——这样可以增加斯坦顿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时巴菲特正处在对是否卖出犹豫不决的时候，但他认为斯坦顿想在价格上耍花招。
“他们两人在价格上有3/8美元的争执”，否则巴菲特就会把股票出手了。据查理。英格回忆道：“伯克希尔能成为巴菲特的财产绝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司机构，伯克希尔没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觉得自己和斯坦顿之间的账目还没结清，于是不想袖手旁观。巴菲特加斯坦顿在一项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样，让别的人专门策划，仍然觉得没有让他满意。
丹。考因和斯坦顿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斯坦顿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当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时，这位执行副总裁冲了进来，提醒斯坦顿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主要股东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带着巴菲特参观厂房的言辞坦率的主管人对伯克希尔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和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竞争者进行了一次谈话。1965年初，斯坦利。鲁宾给察思打过一次电话，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动。察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鲁宾神秘兮兮地说尽管相信他的话就是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鲁宾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已经以斯特里特经纪所的名义持有了股票。”鲁宾说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谈谈，希望察思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面。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当时已经有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察思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道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他让察思暂时先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他并不知道巴菲特已经找过了董事长马尔科姆。察思了，并且提出要他入选。马尔科姆提到自己与公司多年以来的感情，并拒绝了巴菲特。但是马尔科姆家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克服。奥蒂斯。斯坦顿肯卖出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乐部安排和巴菲特、奥蒂斯共进了一次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格全部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杰克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格对此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在拥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杰克。斯坦顿，曾经记得不愿意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同时也太晚了——他必须见巴菲特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赶到了纽约，在广场饭店和沃伦及苏茜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要说什么。据一名叫拉尔夫。里格比的织物推销员说，凯蒂比杰克恳求得还要厉害许多。后来，巴菲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雇凯蒂。”
也许巴菲特想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对杰克讲述起自己的事业，叙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成千上万”份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后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邋遢却热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召集所有的会议人员作好准备后，西伯格仔细地把议程安排读了一遍，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后，西伯格。斯坦顿在上面签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药，两人一言不发，满腹愤懑地冲出了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察思被选为总裁，巴菲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在给他哥哥的最后一击中，把票投向了多数派，而且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管伯克希尔的是巴菲特。股票当天——1965年5月10日——便涨到18美元/股收盘。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几乎被严重破坏，当一个信息员递进一份下午的标准时报的复印件，显示了首版上的震惊的消息。西伯格把这件事披露了出去，对因“某种外部利益”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离开痛斥了一番。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作一个借标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制造厂的令人憎恶的词语，他显得十分恼火。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的转变，并且也使他的计划实施得缓和点。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把与原来相同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曾经关闭了除两个纺纱厂以外的全部厂家，共计累积净损失超过1010万元，它的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业中每5个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财富却似乎有所好转，市场对合成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可以扭亏为盈。人们本来希望知道蒂利松将为巴菲特的到来做些什么工作，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家却同西伯格。斯坦顿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价值线”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表是由另一个新的分析家签署的，他发现“新的控股人”的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思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察思并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这个观点对于他来说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于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来保证存货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思所说：“巴菲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诺言，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他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实上，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千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察思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他们没有再返回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这笔钱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发放股息之后，巴菲特说：“当时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后来，他再也没有付过股息。
自己所说过的那样。
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来说——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奥马哈做出的。公司总部仍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表也是由肯和马尔科姆签发的，但是任何细心的读报表者都可能怀疑在舵柄之后有一双手正在操纵着它。
公司一直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可以想象的是一直没成功。
这些话写了没多长时间，巴菲特被惊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像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家赔偿公司，它的主要拥有者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巴菲特的要求而没有向合伙人企业投入 5万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已经听说了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也对他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个满脑袋捉弄人的鬼聪明的大学退学生。他靠在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提供保险发家，他的结论是：要想挣钱就得为那些别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风险提供服务。
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竞争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学历，更大的
①决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来获利的，但林沃尔特愿意为任何别人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论是钢锭缺陷，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为这类保险的效益通常会更高一些。他还因为在全国各城市广播台承办寻宝节目而名声大噪。比如：某个广播台播出一系列线索，暗示说某地有一张1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如果这张汇票被找到了，林沃尔特就会将它兑现，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林沃尔特把它藏了起来，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线索都很晦涩，比如这样的语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经过乔的家时你便来到一个街区中。”等等。他只在旧金山曾经兑现过一次。
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各自都乐于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于他们时才这样去做。在巴菲特认识的一群人之中，林沃尔特是最吝啬的一个。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衣脱在办公室里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巴菲特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那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巴菲特问道。
“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还有其他原因吗？”
① 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轶事》。
“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别的呢？”
“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成交价格总共是860万美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但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作一个纺织品公司，而是看作一个其资本应被用到赚头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
虽然纺织品行业需要厂房和设备投资，故而很消耗现金；但是保险业却是能产生现金的，收益可以马上得到，而债务可以到以后再偿付。在两者之间的时间内，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投资于基金，这在贸易中叫做筹款。
传统上来说，承保人都相当保守地经营自己的筹款，在手中持有远远多于需求的资金，但自从巴菲特早期在尝试以来就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筹款可以像火箭燃料一样威力巨大。筹款不过是资金，而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
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很快就流行起来了，但在当时，保险业还是一潭死水。
许多保险公司甚至懒得公布他们的赢利情况，同时几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看这些东西，交易商查尔斯。海德说：“巴菲特比全国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领悟了筹款的本质。”
一旦巴菲特吞并了国家赔偿公司，伯克希尔就有了资金来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又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公司——奥马哈的一个周报公司群体，以及规模更大的位于罗克福德的伊利诺斯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罗克福德银行的经营者是尤金。阿贝格。他从1931年开始接手管理，当时的罗克福德一文不值，而且镇里的其他银行也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他本人也是一个奋斗不息，牢记大萧条教训的巴菲特式的人物，仿佛是巴菲特从中央铸件中造出来的。从30年代起步开始，阿贝格打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存款基础，并使资产收益率 （银行业的主要评价指标）接近大的商业银行的最高值。
许多类似于阿伯格的年龄偏大的企业家都想在自己卖空以后就退休，而新的业主们一边称颂他们的业绩，一边巴不得将他们扫地出门。巴菲特却不同，无论经营银行，清算所还是零售连锁店，都是他领域之外的，他本人也井没有去尝试的欲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喜欢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式，那又何必要买下它呢？
他在物色这样一类人：他们靠奋斗起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忠实于他。阿贝格在卖企业给巴菲特时已有71岁了，他们继续在巴菲特的所有权下管理着企业——这就和杰克。林沃尔特经营的国家赔偿公司，本。罗斯纳经营多元化公司一样 （阿贝格将主持经营这家银行直至80高龄为止）。
其实，这群数百万富翁中没有任何人需要去工作，但巴菲特懂得：无论
大多数的人怎么说，他们对满足感的渴求与他们对金钱的渴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到他依靠了他们，而他也通过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及对他们表示信任来突出这一思想。
一次，希尔斯的一位纺织品买主怒气冲天地打电话给巴菲特，想把肯。察思弹劾下来。他提醒巴菲特说他们都认识同一位朋友，以此要求巴菲特按自己的理由撤掉这位经销商，巴菲特对这过时的套话显得极为不屑，认为这完全是感情用事，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直率地告诉这位来自希尔斯的人士说这件事的决策取决于察思。自然，这种忠诚的表示只会更加增强察思对巴菲特的忠心。
当巴菲特把伯克希尔的资本投入到保险业、银行业以及出版业时，他还在从纺织业中抽取资金。1968年——在他许诺出售同样厂家生产的相同产品之后3年——他关闭了罗得岛上一些相对小规模的纺纱厂。它和绵织品业不可避免地拴在了一起，并且由于精美品等衬裙以及服装加硬材料市场的逐渐缩小而日趋没落。辉煌一度的棉花王国只剩下了一所纺纱厂——也就是在新贝德福德的那一家。连考夫大街上的厂房也都停工了。霍雷肖。哈撒韦创办起来的企业只剩下了纱线衬里和合成纤维窗帘的生产。
巴菲特亲自过问每一笔资金，甚至于办公室削笔刀的费用，伯克希尔的“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此次会议是某个夏季通过新贝德福德和巴菲特在加州度假常住的地方之间的电话召集起来的——说明任何费用都难以逃脱巴菲特的目光。
同意，确认购买一台二手的整经机和经轴架，成本估价为11110元。
同意，确认购买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织布机，估计成本为71160元（包括包装费在内）。
同意，确认修理办公大楼楼顶，估计成本9340元，修理装货车间地板，估计成本9940元。
在写给察思的信中，关于不确定风险，巴菲特专门提醒他，“除了现金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
让我们更严格地审查我们的客户，保证他们不存在财政困难。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当他们偿还过去所有的欠款，并且连支票也结清以后，才能给他们更多的货物。
巴菲特不对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顾客。70年代初，苏茜曾到伯克希尔在纽约的办公室去买一些呢绒。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说：“我们尽量以最昂贵的价格把呢绒卖给她。这是一件好事。后来巴菲特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收了她多少钱。”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他任命自己为主席，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里拟就了一封写给股东们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与他私下里对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权益资本收益——也就是投资的每一元钱赚到的利润百分比。在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绝不会对凯威特广场用一个尺度，而对新贝德福德用另一个尺度，再对公众用其他别的尺度。
另外，在评价投资时，巴菲特也从不放宽自己的标准。许多投资组合经理都说：“它看起来不够走红，因此我们只投资一点点吧。”巴菲特绝不会
做出这种让步，反而会老实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残忍地压下一种颇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奥马哈数据文献公司的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顿伯克希尔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霍德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希望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应在他独立行动前为他测评一下将来。霍德描述说：
我为他买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里去。这些公司中有一家制造了一种新产品，一种供医院、饭店使用的薄纸容器。他们希望我能投入6万美元。巴菲特说：“你觉得这件事成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相当不错。”他说：“这样就不错了吗？
为什么你不背着一个每开启二次可能打开一次的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跳呢？“我为他买了另外一家——米比丽制造公司。它生产的汽车喇叭很有创意。我问：”你觉得它投资于我的量够了吗？“他说”不够“。我又问：”那你的投资足够了吗？“他说”也不够“。
他毫不犹豫地就说出口来，让人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他没有任何一句解释的话语。
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和臆想中的降落伞下降属于同一类事物，不论制造商们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抬高价格。因为这种产品是一种日常品，而且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境况中，所以，他们再也不愿意追加投资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000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从银行业赚了260万。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对肯。察思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纺织业“正逆着一股强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的回报率是10％，达到了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准，而且“它远远超出了假如把资源全部投入到纺织行业中去可以得到的回报率……”
当然，关于巴菲特作为一个外人，是否会关闭纺织厂这个问题从最开始起就一直萦绕在马尔科姆。察思心头。他声称自己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没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资金为纺织业添砖加瓦”。杰克。斯坦顿，一直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静观，他得出结论说巴菲特不过是个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却始终在进行适量的再投资。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他关闭了新贝德福德的最后一家纺织厂。在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喜欢在纺织业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改善企业辛劳地工作；而且，尽管回报率不高，只要它的产量保持在当前水平，我们就希望把纺织业继续经营下去。
他觉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评时，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说道：“肯，你从一无所有终于奋斗到了现在的地位。”
他给察思的报酬相当吝啬，结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纺织厂的竞争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时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经5年了，他的工资还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公司一样对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儿。“沃伦对于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察思说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思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松手，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
察思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因为关闭纺纱厂而引发一场骚乱。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欢变化。“沃伦倾向于继续经营下去。”察思说，“他还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它的过去似乎比它的未来更有生机。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哈撒韦纺纱厂从精神上，而不是财务上，象征着一种一直被巴菲特奉为神圣的新英格兰的工作伦理学。于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满足感以及金钱之间达成了浮士德似的协议。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织布机还会嗡嗡地响下去。
8 本性回归
“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
沃伦。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鲍勃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时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个活动，于是他问鲍勃那是在干什么，“那是您的40岁生日庆典，看我们的吧。”鲍勃毫无表情地说道。当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群朝他涌了过来，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尽管巴菲特极力克制住自己，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气。在奥马哈，他的确算个人物：既是《太阳周报》的主席，也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据一个参观者在穿过奥马哈市中心途中观察到，巴菲特能够说出路经的每一座楼房和企业的财务特点。
在他的合伙人企业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专职的工作了。关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韦纺织厂只花去仅仅一点时间。他的3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杂志之星》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物，说他在一个四套间里掌管着他的投资，并且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的资金管理者，巴菲特简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资管理业务了，因此只能拒绝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在说华尔街将无法再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
在他40岁生日以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团，但这次没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再捣腾股票的人了。市场价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开始问一些自然而然的问题，比如：有2500万美元的话，要把它积累得更多的关键方法是什么？
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幸福》杂志中写道：“巴菲特强烈地感到，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投向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瑞恩甚至怂恿他去参加总统竞选。
实际上，巴菲特正在严肃地考虑有关公共事业的事务。他倒不想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实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认对于那场弱肉强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过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渐涉足于舞台的后台，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政治家们结成密友，比如说参议员弗兰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员杰伊。洛克菲勒。
杰弗里。考恩，《乡村音乐》的一名作家和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这个约翰。卡尔弗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位候选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几位数百万富翁的餐桌上谈论的竟全是关于自由政治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以一个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变化的封闭的社会观点征服了美国。沃伦则还有美国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心理。他与本。罗斯纳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关系一样，他憎恶无本获利者（比如他对股票期权的憎恶），但是他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对它们表现得还是很有见解。有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当一位客人报怨说穷人的福利费用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给富人的福利费用太高呢。”
这正是巴菲特生活风格的鲜明反映。他或多或少还要依靠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金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念书，而且沃伦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计较他们能挣到些什么。事实上，彼得是在报纸
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年轻的苏茜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衣服，而永远不会陷入麻烦——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我连自己的车也没有，16岁的时候就得去工作——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当他的财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惊讶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该在门上放个标志，说今天是比尔。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钱财。”或者他还会说句俏皮话：“还有彼得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啊！彼得！”
当然，这并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沃伦对自己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他们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点钱都会让孩子们变坏。
这也许有点过于成见了，但结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对金钱很淡漠，并且处于一种随意和平等的气氛。在好莱坞的苹果—滑雪车队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请每一位路过的要礼物的孩子——这种举动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维斯身上是绝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们顺路走过时，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场，来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紧跟时代的老苏茜影响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时代的上下代冲突避难所。小苏茜的一位朋友，莱内。叶奇称之为“安全屋”。人们可以就这么走进来，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如果下雪了，城里堵住了的话，那儿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叶奇回忆说，“坐在客厅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茜将房子装扮成标志性的明亮的桔红色和黄色。不仅有她资助下的艺术家们作的画，还有天瓶宫时期的海报，比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时会下楼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无论他是否已从资金管理行业“退休”了——他通常还是呆在楼梯口埋头工作，莱内。叶奇又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儿，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演奏几曲。到晚上12点半左右时，就会听到一声“苏珊呀——你上来一下好吗？”。在这儿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年，苏茜和沃伦商量在洛杉矶南部的海滨买一幢价值15万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贵的房子一样，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临海。几把藤椅将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个夏天里，13个十几岁的孩子们呆在这里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从办公室里带堆报纸来，然后自己回去，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一大帮人去吃晚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过来说：“您已用到限额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扬了扬眉毛，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没有说任何话来显示他实际上付这些钱是绰绰有余。
当沃伦为自己参与什么样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时候，苏茜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奥马哈黑人地区上了（这儿也是马尔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愿者组织做主席以外，还到各个学校进行观察，而且在北部似乎总有一些差事或任务。（汤姆。罗杰斯，她的一个侄子曾这样讽刺她说：“噢，难道你是黑人吗？难道你很穷吗？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苏茜的鼓励下，沃伦开始大胆尝试了。他们的私人信托基金——巴菲特基金——开始每年为50多名黑人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70年代初期，罗德尼。威德，苏茜的一个正在推动黑人经营的商业发展的朋友，要求沃伦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怀有“黑人资本主义”幻想的威德，认为巴菲特正是可以协助他，使他的内布拉斯加联营银行起步腾飞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纽曼（他的乡村俱乐部的共谋者）加入了银行的顾问委员会并且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巴菲特还做了一笔名义上的投资——占银行资本的 1.4％。与苏茜不一样，沃伦远远不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人，他再三警告银行的董事们数目失调的少数民族银行因为坏账而被迫倒闭。当银行营运走上正轨后，巴菲特给董事会送去一张令人心惊肉跳的便条，里面夹着一张报纸报道的复印件，是关于丹佛一家类似的银行倒闭的消息。
你应该注意到银行的总裁说：“当我们开始业务时，我们的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投资者和那些所谓的小企业。我们做到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偿还债务的时候对我们却不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败落下去的。”总裁在谴责贷款人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每家银行都遇到大量坏账，而当初答应这些贷款者才真正是银行家的错误。
当联营银行也限入挣扎的地步时，巴菲特自己离它远远的。威德曾建议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学生进行庇护，再教授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给他们，但是巴菲特没作任何反应。“沃伦像一个谜，”威德得出结论说，“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诚实，而且他还很勤奋。但他从来没有懂得，在咱们这个被围困的社会中自己所处的富人角色。”当未偿债务堆积如山时，这正是巴菲特害怕发生的，他明确地拒绝再追加投资。
威德曾抱怨说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穷人的圈子”，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这群人了，因此他才紧紧扣上了他的钱夹。当他意识到没有希望得到任何回报时，他同不愿意投资于纺织业一样不愿意投资于联营银行之中。
出于他的信仰，巴菲特对公开的只是简单的花钱动机很有戒心。乔治。麦戈文当时正在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赢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后来，他宣布如果当选，麦戈文总统将赏赐给全美国的每个人每年1000美元的奖赏。巴菲特立刻像扔一个热土豆一样地扔了他，然后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从某个方面来讲，巴菲特是很小气，但是他真的认为人们或组织机构（或自己的孩子）不应该享受来得容易的钱。他通过同样的镜头像测度商业冒险事业一样来测度社会事业：他要有回报。好的事业要求人们以反复试验乃至于忠诚的基础为依据，但是巴菲特无法迈出这一步。实际上，正是那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的原则担保了这种为社会变化而工作的爱好。他需要一个尺度。“在投资领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对一个记者坦白道，“而对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和许多其他显赫的人物一样，巴菲特认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资本家。杰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绍给查尔斯。彼得斯，
和平集团的前任总裁。他现在正在创办一本杂志：《华盛顿月刊》。这本月刊所拥护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于是他投资了32000美元，并且找来自于得梅因的一位自由党朋友乔。罗森菲尔德做合伙人。巴菲特脑子里充满高尚的理想，告诉罗森菲尔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赔不赚，那还是值得的。”
彼得斯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资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来到纽约并且聘请了一位顾问来评判这份杂志是否值得创办。当得出结论值得创办时，巴菲特答应再投资5万。这时他开始怀疑它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电话告诉彼得斯说他想退出——这将是致命的一击。于是彼得斯语速很快地向他保证说《华盛顿月刊》一定会是个滚滚的财源，其实两人都不相信会是这样。于是两人在电话上讨价还价了一番，巴菲特总提他那可恶的数字，而彼得斯则力图诱他上钩。最后，巴菲特同样妥协了。
这笔钱的数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这倒无关紧要。“沃伦要的是年度报告——就这破玩意儿。”彼得斯说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过的那种社论的传声筒——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常常惊天动地。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月刊着实是一个笑柄。尽管它人手不够而且以极少的资金运转（彼得斯挣2400美元），巴菲特还是差点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没有做年度报告。甚至在一个分文不挣的企业里，巴菲特都还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对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他们对开放的政府倒会高谈阔论，可是却不送报表来给我。”
巴菲特的确对新闻界十分关心，1971年，他打电话给月刊说了一个他声称的热门的内部消息，遭到了一个年轻编辑的拒绝。他们认为如果这消息来自于一位百万富翁，那就不会好到哪儿去。
于是巴菲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阳报》，就是他为伯克希尔买下的那块奥马哈地区的周报。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会转到巴菲特那里，喝上一些百事可乐，然后两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话题无非是如何提高报纸质量，如何把它变成奥马哈的一种社会力量等等。他们还尝试过当当决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举一位候选人当市长（但失败了）。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说有一篇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工资和价格控制的社论写得精彩极了。“沃伦，你给我看过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内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奥马哈机构。它是由一位爱尔兰传教士爱德华。弗拉纳根于1971年创建的，为的是给任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栖息之地。它因1939年奥斯卡获奖明星斯宾塞。特蕾西而声名卓著。有消息来源告诉巴菲特说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钱上，而且与创始人弗拉纳根的梦想相距甚远。
这个故事对于活跃的但相对 《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而居于次席的《太阳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且巴菲特还给利普西一个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记一份独立的税收申报单，从报告上表明，它已经积累了惊人的一亿一千二百万的投资组合——这是诺特尔。戴姆大学捐赠的两倍。
同时，它却很少为孩子们服务，并且在贫穷的伪装下进行着攻心的直销宣传。
这种故事点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对资本赋予了一种如神般的忠实。因为任何数量的金钱，甚至是王后伊莎贝拉微薄的财富，都为未来的亿万财富播下了种子，对金钱的挥霍或是误用都无异于一种罪恶。
青年之家这件事的报道是秘密进行的，巴菲特以及编辑在卧室里校对了这份长达8页纸的报道。巴菲特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做这个故事的标题。
这是他对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业中误用资金的人想要重复的一句话：“就你的职位作一段描述。”
这个故事于1972年3月发表了，并获得了普利策奖。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经常怀念童年时在《华盛顿邮报》做报童的时光。
他也喜欢报纸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感觉。但是他对奥马哈《太阳报》却十分不满。和其他准社会企业一样，比如说联营银行和《华盛顿月刊》，《太阳报》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尽管他为普利策奖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润。
而《太阳报》却是一个贫穷的企业，当它提高报价时，它的发行量便骤然减少了。“沃伦可不希望那样。”利普西说。局势似乎令他相当震惊。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关报纸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详细地研究报纸以及其他媒介资产的经济学理论。就跟从前他在发现GEICO以后完全沉浸在保险业中一样，现在他没把报纸行业从头到尾彻底搞清就绝不睡觉。他了解得越多，他对 《太阳报》就知道得越清楚。《太阳报》作为一家二流报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在写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后不久，巴菲特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到：
我曾经提到过在1910年，全国1207个城市有日报，其中689个有两家或更多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到了1971年，有1511个城市有了日报，其中37个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竞争报纸。自从我那封信写出以后， 《华盛顿每日新闻》在无数强大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联营网下关闭了，与此同时的还有《波士顿先驱开拓者》和《纽瓦克晚间新闻》等。业主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明白了，一家在消费者接受情况和社会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报纸只会产生大量的亏损，而这亏损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财力所无法扭转的。
提到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强调说，光靠有挽救故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必然可以赚到利润。
总是不断有各种建议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对地区垄断日报业的评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提出来的——建议说，如果我们都转向一家日报，那么美好的未来就会等待着我们。这个建议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是也是很诚挚的。而无法摆脱的事实是，它从来未被实施过……没有被这些理论家们提及过。
但是巴菲特已经注意到拥有一家主要的报纸的确是很美妙的一件事。这样的一家报纸，他对同伙们说，就像一个小城里唯一的一座桥，任何要从桥上过的人都得付过桥费。在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里，所有的广告者都在同一条船上。奥马哈的百货店只有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登广告，先驱报就是垄断了的日报业——这意味着这家报纸有相对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价格。它拥有受到保护的特许权，而对那些次要的企业，比如哈撒韦纺织厂，这只能是个梦想。
巴菲特很乐意买下《世界先驱报》，但它并不出售。于是他开始在报业界四处搜寻，企图找到一家报纸。他在加州和马里兰查过所有可能的报纸。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却遭到了回绝。
他还让比尔。瑞恩安排和汤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饭。汤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个同班同学，现在是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在广播企业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两人一见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带巴菲特去参加了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会议，而且决定把巴菲特弄进自己的董事会。默菲从瑞恩哪里得到消息后，便去了奥马哈，在那里他可以会见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扰。
他们打了“一场可怕的网球”，之后巴菲特请默菲吃了一顿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图，他不想让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
“你知道，默菲，”他说，“没有多数的股份我无法成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价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帮忙的，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自从合伙人企业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意。进入1972年时，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亿1百万，其中有1700万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都投到债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去了。
他们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克萨斯工具等等。它们被起名为“漂亮的50种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高材生”，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它们被说成是“安全的”——的确，在任何价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赢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华尔街从大繁荣中倒是总结出一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本身都不见得正确。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但风险却从不专注于这种或那种股票。它在投资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
此时巴菲特开始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并且为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买下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种股票”开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们又在恐慌中退缩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该往哪儿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点的道。琼斯指数，回落到了950点。广大的市场也摇摇欲坠。华尔街，刚从大繁荣时期的癫狂中彻底痊愈，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这种精神上的贫血症给巴菲特带来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的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现在，在市场没落时，他却活蹦乱跳得像一匹马驹。
回顾1973年伯克希尔经济所的业务，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席卷出一个巨大的商品通道——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在另一条小径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当市场下滑时，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尔特问普森公司，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米切姆。约翰及坦普尔顿公司，格兰德联合公司，斯塔贝克一华盛顿公司。
纺织品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参观了奥马哈，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研究垒球地位或是竞赛规则，”里格比说道，“他却有一种让他赚钱的嗜好，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伙伴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他曾在审判一个有趣的案子时深得其乐。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跶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年度报表。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是一项工作，而对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他不仅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这样地工作着，当他醒着的时候，车轮就转个不停。他会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他的父亲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一天当巴菲特回到家里时，他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缩在楼梯平台上，彼得在换电灯泡时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习惯性地向书房赶去，吹着口哨从他身边上了楼。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残酷无情，于是主动向彼得道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是这个家里的儿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的热爱达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极具个性地吃东西，他对改变的恐惧，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风趣，都有着一种为人所不常见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说当她和他在一起时，她觉得他们就像“玩弹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无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扰。据苏茜透露给她的密友说，她渴望更多拥有夫妻间那种共享的快乐。当豪伊，他们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遇到麻烦时——有时会阶段性地发生，苏茜就只有求助于身为心理学家的父亲给予指导，她那迷人的丈夫仿佛在一间梦幻之屋里。
倒不是沃伦对自己的家庭不关心，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们甚至知道他不会故意伤害一个跳蚤。正如彼得所说，他被遮眼物挡住了视线。
整个家庭都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来讨论这些遮眼物。他们认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种奋斗，是任何人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在那间梦幻小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发生了许多从前没有过的事情。”
巴菲特会拿起电话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说，“巴菲特会每天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电话进来。”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见，他会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情况。我就会说：“你想要什么， 5000股？ 10000股？”他会说：“买了。”
他还会顺着手指一行行地读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通常每个 P/E（价格/每股赢利）比率都是单位数，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应却很独特，“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如今他有了现金之外的别的想法，这完全是 60年代的一个彻底反转。
1973年的时候，经营FMC公司的鲍勃。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养老基金的几位候选人发言时做一个没有看见的旁观者。他们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却觉得他们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都坐在那里聆听，最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原来马洛特问巴菲特是否愿意尝试一下管理部分FMC的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许FMC只会得到我灵感之后的渣滓。我把伯克希尔放在首位，其次是沃伦和苏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实，他完全有足够的点子用来分配在这3个公司上。
对于马洛特来讲，这可真是个锦囊妙计。没有任何人——无论是领取FMC养老金的人，还是任何股东，任何公众人士——知道巴菲特在为他经营资金就好像乔。迪马吉奥曾经丢开他的华基服装秘密地为另一个队效力一样 （巴菲特经营5年之后，他的FMC组合增长了51％，而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只有3％。）
正如他所说的，巴菲特首要关心的是伯克希尔。早在1973年，他就聘请所罗门兄弟通过出售优先债券来筹集2000万美元。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投资银行家丹尼斯。博温在纳古那比奇和巴菲特相遇。他们一边欣赏着太平洋的风景，喝着百事可乐，一边规划这笔交易。博温对巴菲特在华尔街的声誉并不太了解，后来又在纽约的所罗门兄弟总部遇到巴菲特。他们漫步走过宽敞的公开交易大厅，人们都冲着巴菲特指指点点，交易商们也爆发出一阵阵叫声——这一切都预兆着巴菲特在公司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股票总交易商罗伯特。施皮格尔跑过来脱口而出说道，“沃伦，我有一大堆……”，拼命地向他兜售股票。
巴菲特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做出了出售债券的决策：趁着便宜多捞点进来。 （如果你等到需要一笔贷款时才去借，很有可能此时别的人也想借，这时——不得已的——利率就升高了。）
借到款的人并不是十分热心。所罗门兄弟得说服他们，说这钱是为了给巴菲特——而不是纺织品行业的，债券出售文件再次注明了伯克希尔已经把纺织品中的资金从2400万降到了1100万。即使如此，借款人还是坚持要一条款，以便他们在巴菲特售出自己股票时要求偿付。终于，他以8％的利率得到这笔钱。几个月以后，所罗门公司的唐纳德。马奇耐尔给巴菲特送去了一份贺辞：
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资金市场明确地证实了著名的巴菲特在财务方面确实相当精明。我无法肯定有没有可能今天就为你融资，或者是否……利率将达到9％，这对你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还有一件事是马奇耐尔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正在一点点地吞食《华盛顿①邮报》公司。2月份的时候，伯克希尔在27美元 的价位买了18600股，到5月时，股票跌到了23美元/股。在所罗门低息资金的支持下，他又买了4万股，价格还是大跌，巴菲特还在买进。9月份时，他以20 34 的价格买了181000股。到十月份时，在公众面前并没有什么名气的伯克希尔已经成为 《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投资者。这份报纸是巴菲特童年曾经发送过的，它也正是他心目中渴求的媒介资产。
由凯瑟琳。格雷厄姆经营的《邮报》还拥有4家电视台，《新闻周刊》
① 这个价格是为了和现在价格作比较。到1994 年为止《邮报》股票已经一股拆四股。
杂志以及印刷工厂。这些资产通常就是私人买卖交易，因而难以估价。巴菲特以为它们值4亿美金，而股票市场却只将整个公司估价为1亿美金。
做空头的人们——那些职业基金管理者——不会对这些数字有什么争议。那他们又为什么要抛售股票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股价会跌得更厉害。他们担心别的人要做空。
巴菲特独自将《邮报》分析了一番，认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场上人气正在低落——事实上是严重的消沉。这种时候，股票价值和标的资产的价值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实世界中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巴菲特回忆说：
去卡拉马祖和让那些拥有电视台股份的人出售股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当天又下跌了20点，所以他该以更便宜的价格把电视台卖给你。当你做生意时，你便置身于现实社会中，但每个人都在考虑股票的相对价格。当我们在一个月内买下8％或9％的《华盛顿邮报》之后，卖给我们股票的人之中不止一个都会觉得自己把价值4亿的资产以8000万卖给了我们。他们之所以愿意卖给我们是因为电讯业股票已在下跌，或是因为其他人都在抛出，或别的什么因素，这些理由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很清楚他们的理由，当巴菲特投资于《邮报》时，华尔街记录单集结了一群华尔街的媒介分析家来评估这个行业。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基本原则”来判断，正在出售的报纸股票已经超过最近距离，可是他们不敢抠动扳机。奥尔巴赫的肯德里克。诺布尔承认说：“《邮报》显然是一家极高成长潜力的大报纸。”但诺布尔依旧沾染了华尔街最致命的习惯：
市场正在抛弃这些基本的原则，根据我们经济资料的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市场的这种冷淡态度还将持续下去……对于基础分析家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
事实上，它正是基础分析家的黄金时间。媒介类股票部十分便宜，只需简单的数学证明便能说明这个事实。媒介类分析家的工作并不复杂，他们刨根问底只有一个目的——评价媒介公司的股票。股票正在最低点左右徘徊，现在正是他们的时机，而他们却让这时机悄悄地溜走了。
8月份的时候，《波士顿环球》的拥有者联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认为，它的财产太少，因而风险会很高，却没有注意到《环球》占领了2/3的市场份额。令人感到恐惧的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假如波士顿市民不再想看红袜队的比赛，RedSox——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第一波士顿银行作为承销商只好把价格定得很高，在听说巴菲特对报纸很感兴趣之后，这家投资银行向奥马哈发出了一份试探性的建议，而巴菲特的态度十分含糊。
他私下里却像车轮一样做着旋转运动。联合出版公司由两个古老的波士顿家族所控制，自1872年以来开始出版《环球》，它的发行量、收入以及利润都频频上涨，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据巴菲特所知，它的对手《旅行者先驱》在去年倒闭了。感谢上帝，波士顿正变成一个只有一家报业的城市，或者说，正如巴菲特所预测到的，一个垄断的收费桥梁正横跨在查尔斯河上。
对于巴菲特来说，联合出版公司的单一性，不再是一个弊病，而变成了一种美德，因此他那皇冠上的珠宝并没有变得黯然失色。
伯克希尔公司在市场上是最大的购买者。在写给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泰勒陈述理由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释道：
H.安得森（《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出版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会告诉你，我对好的报纸怀有多么大的热情，我同样也热衷于证券买卖。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种诱惑力是我无法抗拒的。《波士顿环球》的股票市场价值只有不到3千万美元，这简直太荒谬了。
在市场上投资的技巧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按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结清支票”。由于巴菲特及时发售了债券，伯克希尔公司有了充足的资金。
它到处买进股票，尤其是传媒介的股票，有布思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它一直在买进。
这个时候，巴菲特向奥马哈的迪克。霍兰老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幼稚的问题：拥有一家广告机构有什么样的好处？霍兰没有多想什么，便口若悬河地谈起自己当老板的感觉有多么多么好，很快地就发现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图。伯克希尔想要买下两个大机构的主要部分，国际出版集团和奥利维。马①萨尔国际集团 .巴菲特把广告业看成传媒业的一张免费票券，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呢？比方说，与新贝德福德的工厂所不同，广告机构不需要资本——一张桌子加上几支铅笔足矣，对巴菲特说，没有资产是锦上添花的事，因为利润就可以直接流进所有者腰包中了。
华尔街上的箴言却恰恰与此相反，只要一个机构的“资产”在晚上从电梯上搬下来，这个机构就不复存在了。像GSO这样的机构，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英语专业的人在空喊口号，从理论上来讲，谁都可以做得到。比尔。瑞恩和巴菲特一样也在买进相同的广告股票，就这一观点，他对《华尔街纪事》着实恼火了一番。
纪事： （广告业）是种开放的行业，任何人在明天都能成立一个广告机构。
瑞恩：我们谈论的不是指那些呆在格林威治山庄阁楼里的留着长发的艺术家。我们所说的是一家遍布世界的国际出版企业，它就像可口可乐，通用以及爱克森公司这样的客户，它的净收益估计能达到1亿5千万！
事实上，大机构都相当稳定。另外，由于华尔街上人气低落，巴菲特和瑞恩在做多时，价格都在底价为3～4倍赢利率左右。
到1974年为止，伯克希尔公司拥有了国际出版17％的份额。执行副总裁卡尔。施皮尔弗格突然意识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虑接管国际出版，赶忙打电话给巴菲斯询问他下步的计划是什么。
巴菲特笑着问：“什么计划？”
这下施皮尔弗格真的有些担心了，巴菲特邀请他在下次飞往西海岸时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期。“太巧了，下周我就要去加州。”施皮尔弗格撒了个谎。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奥马哈气温大概有零下十度左右，我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我没有穿高统橡皮套靴，因为我得假装自己是在加州的路上。”
巴菲特向施皮尔弗格说自己买进了国际出版公司纯粹是为了投资。他拉长音调谈论自己的哲学：收费桥梁；本。格雷厄姆……等等，整个儿是个问
① 巴菲特仍然在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但是，有规定要求所有的投资者披露5％的执有额。
答考试。在施皮尔弗格听起来，这些东西都过于简单了。身为麦迪逊大街的智者，他适合于做一名自然哲学家。实际上，他一点也不相信巴菲特说的话。
这并不让人觉得惊奇。尽管巴菲特在市场上有所活动，但他还是相当隐蔽的，他在伯克希尔公司年度报表的信都内实真实、言简意赅，丝毫没有他在写信给合伙人时的那种文采飞扬。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则更让人难以捉摸。
年度会议是在新贝德福德召开的，就在西伯格。斯坦顿陈旧的象牙塔里。
会议正式开始以后，巴菲特就会让大家敞开提出各自的问题，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可以问巴菲特有关投资方面的问题的机会，但是很少有人来问，曾经和巴菲特一起上过课的科拉德。塔夫以及塔夫的兄弟——证券专家埃德温会来参加，而巴菲特会花上几个小时来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问题。
人们对伯克希尔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连报纸上都不标出它的股价，公众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进它的股票，然后“免费搭车”（无须付费，正如合伙人一样），但是对它本身的兴趣几乎是零。自从1973年达到 87美元的价位以后，伯克希尔股票就一直在随大势暴跌。到了1974年，它的价格竟然只有40美元/股，据埃德温。塔夫说：
人们普遍都丧失了兴趣，即使那些认识沃伦的职业投资者也是如此。有人说过他想在80美元的时候买进，等着看它升回去，结果沃伦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把这帮人都给甩了。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头脑里已经为伯克希尔公司的未来做了一番打算，他还在更多地买进，甚至让证券行业的朋友们罢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现就可以第一个落入他手。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尔说道：“沃伦不乐意让别人买伯克希尔的股票。”巴菲特下定决心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他让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不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投资。（直到1978年，巴菲特才终于告诉麦肯齐说他可以投资了。——此时已是麦肯齐受雇以来的第12个年头了。）
与此同时，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底，伯克希尔公司曾花费5200万美元的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万美元了。巴菲特给洛克福特银行的吉恩。阿贝格写信说：
你说银行的计划在1973年里业绩有多么糟糕，我的情况比你更惨。幸亏我做的时候已经解散了合伙人企业了，这对我的合伙人来说真是件好事。
到了1974年，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而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士气却没有任何打击，另一位也在凯威特广场工作的资金管理者斯坦。帕尔米特说：“从巴菲特的谈话中来看，他仿佛没意识到什么。”
巴菲特这种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隔离开来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当他有成堆的金钱时，他却满脑子是恶兆。而如今当他的投资组合陷入困境时，他却对此垂涎三尺。他在给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觉得手中持有的证券具备在未来显著升值的潜能，因此我们对股票投资组合很满
意。
他所持有证券之一的联合出版公司，在1973年内赢利率增长了40％，但是它的股票却如巨石落地般一跌再跌。一度曾以10美元/股上市的股票，在一个月里连连滑落，先是9美元，然后是8美元，7 12美元——已经少于5倍赢利率了。当一种股票跌幅达到25％时，这对投资者而言可谓是一场酸性测试。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有任何失误之处，但是巴菲特坚信自己比别人内行。1974年1月8日那天，他又买进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11、16日再次买进。在2月13、15、19、20、21、22日连续多次重返市场。
一年来他都在不断地买进，就像一个拿着桶的喝水人站在雨中那样。
有107天他都买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买价达到5 12 美元/ 股。
在投资业历史上，1973～74年的市场滑坡奇怪地被众人忽略了，然而它确实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可以和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股票像熟透的水果从高空坠落，一度热衷于以80倍赢利率买下“漂亮的50种股票”的基金管理者们，不愿意买下只有5倍赢利率的联合出版公司股票，他们倒不是害怕有可能出错，而是担心自己的步调跟不上潮流。他们担心自己是在主观臆想，不是在长期范围内，而是一季度一季度的期间：从《华尔街纪事》对奥本海默的管理者埃里克。F.米勒的一则采访上，便可见一斑。米勒住在纽约落后的布鲁克林郊区地带，他热爱球类运动，一点儿也不喜欢城市。
我希望我们可以脱口而出说自己对这些独特的领域有强烈的爱好，但我们从不这样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现在不是去做一个英雄的时候，这会有相当大的风险，除非你可以把我放到一个岛上观察上3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现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时机。尽管资金管理者都曾在最模棱两可的股票上押下过赌注，现在却又把最好的股票拒之门外，虽然乐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但这是鲜为人知的。剩下的一切便都是恐惧的。
1972年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 《商业周刊》：“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可怕的崩盘”；《巴伦》：“弥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观正在加剧”； 《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杂志：“关于股票悲观的一个案例”；《福布斯》：“经济形势失控了吗？”
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的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经济学家们又杜撰出一个丑陋的字眼：“滞胀”，利率升到了20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正面临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总统对水门事件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纷乱不堪。尼克松铤而走险，宣布自己并不是恶棍。整个华尔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关于弹劾，而金融圈里的却是萧条。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的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只剩下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证据。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下跌了80％，宝丽来从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乐从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则从140美元到1858 美元，仿佛从顶峰坠入了深渊。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的50种股票”的忠实支持者——摩根。葛兰蒂把客户的资金亏损了近 2/3，银行家信托公司也不再为它的信托账户买进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却是买进市面上所见的一切股票的时机。
道。琼斯指数在7月底以757点收价，到9月时，它只有607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40％的美国工业都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了。但是道。琼斯没有着手衡量损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来，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种股票创下新低，比过去人们常念叨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糟糕。熊市已持续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时间长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巴菲特对通货膨胀充满了恐惧心理。他对此的反应是拼命搜寻股票，例如报业股票，因为它可以逐渐提高赢利率。同时，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资本费用（在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来更新设备和存货）。
巴菲特并没有以客观经济预测为基础来买卖股票。举个典型的例子。亚纳尔公司，费城的比德尔公司，因为能源危机的到来便极力敦促客户们卖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级市场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潮流的兴起，顾客都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少跑几趟。也许他们愈发不愿意在车上载满占地很大的软饮料了……
巴菲特应邀去哈佛商学院作讲座——就是这所学校曾在多年以前将他拒之门外。巴菲特讲到投资者们正在以非理性和“极端压抑”的风尚来各自行事，也许他想起了霍华德。斯坦。他曾在几周前出现在《纽约证券分析家》，斯坦是一个投资公司——德赖弗斯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曾以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广告片而名声大振——这部广告片的画面上是一只狮子正潜行在华尔街的边道上。但是现在，这头狮子看起来像一只小小鸡。斯坦承认股票太廉价了，但他却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预言将有一个充满匮乏的可怕前景，在这个新世界中价值的标准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市盈率，历史赢利状况，每股收益率计划以及许多其他的被你我用过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脱离了现在的实际状况……在那么多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中，我认为，将含有来自于外界某种特殊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睁大眼睛，在他专业之外的附近领域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
在斯坦关于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启迪性观点中，每股赢利率已经无关紧要了。巴菲特决定抛弃这种观点而呆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内，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会如何影响《华盛顿邮报》股票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企图去回答它。社会的文明形色多样，而它的动力来源又何等的丰富，因此人们无法预示它的潮流，只能听任大波小浪冲击证券的价格。战争总是有胜有败，繁荣和兴旺会因永恒而欢呼，也会因消
失而悲叹。政治、裙边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气又何尝不是如此。分析这些东西是华尔街最大的游戏——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嚣的沙龙会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没有哪件事是确定的——不论是总统，是经济，还是欧佩克对百事可乐销量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无法代替对某种股票作出严格的评价。当你买了一股《华盛顿邮报》时，你得到的最终回报是不会以中东战争爆发与否为基础的，你所买的不多不少，只是企业的一个份额——是对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资产在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的权力。诚然，如果你知道《邮报》或任何一家企业的价值是多少，那就好像发出一个清晰的音符。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声音。其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而最无足轻重的是成千上万在对未来争论不休的刺耳声音，正如他曾经对合伙人说过的“未来永远都是模糊的”。
而对他来讲，真正的清晰是某种证券可以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其他每件事——儿子摔伤的背部，小家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边。
痛苦的问题依旧存在，旧的价值标准是否难过时？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对议员富布莱特的问答。20年前，议员问他：“为什么连很廉价的股票的价格也必然会回升起来呢？”
“那正是我们行业的秘密所在。”
9月份时，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劝告证券分析家们，敦促他们认识到他所谓的“价值复兴”，他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
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
还有其他人，比如比尔。瑞恩和约翰。内夫，都公开指出采取重大步骤的时机来临了。但是整个华尔街还是沉醉于哈姆雷特式的练习中，“做或者不做——股票”，华尔街经济所海登。斯通发出了怀疑，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市盈率达到了战后最低，股票也十分廉价，海登。斯通痛苦地说：
还有那么多问题摆在面前，也许一次事情也无法解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变得如此不同……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能充分地领悟和成功地应付它吗？
它使人非常沮丧，海登。斯通提议对主要股票的购买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确定性出现”。难道会有人如此好心地按响铃声，在市场转变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吗？人们所丧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坚韧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顽强不屈地”行动下去。
就在这个时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福布斯》对他采访的过程中，那时道。琼斯指数只有580点。
“您有什么感想？”《福布斯》的记者问他。
“它就像一个在妓院里纵欲的男子。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
他对未来的疑虑悄悄消散了，尽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热情不减。伯克希尔被堆满了证券，巴菲特日复一日地买进它们。
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这是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击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了，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这儿不再有什么”，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东西，正如他对《福布斯》所说的，“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又回来了！
9 变化的自我
霍华德。巴菲特，沃伦的大儿子，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查理。芒格。对于作家莫里。伯恩斯坦来说，芒格是一个真正神秘的人，是一个古怪得总与你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两人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而且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曾协助安排两人见面的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对他们相似的举止和机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儿认为他们像“无性繁殖系”，向前迈着相同的步伐，甚至长得也有点像。
巴菲特总是一副欢乐的样子，然而他这位洛杉矶的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样轻松优雅而且从来不会犯傻，他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而且喜欢在他对自己生意做出结论之后就从椅子上直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
芒格对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可怕的非人类”。事实上，这倒为芒格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点点线索。他对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时采用的方式——就是去问什么会出问题。他总喜欢引用几何学家卡尔。雅各比的话“转化，总是在转化”。就这样，在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芒格所做的“布道”并不是关于那些带来幸福的品质，而是关于那些必然导致悲剧生活的品质。
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师。芒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额。然而他们的职业是彼此分离的。
自从60年代以来，芒格就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公司，这是一个投资合伙企业，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楼层的一个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办公室里。这种结构很适合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顾。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书安置在背后的单人房间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堂办公。
连一小时还没过去，芒格就会又朝秘书大喊：“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
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到巴菲特正在培养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职业上的联系纯属偶然。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乃是一块褪色的美国古董。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当然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
蓝筹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但是可以长时间分批地偿还基金。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帐支票。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
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亿2千万美元的数量，于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尔拥有的货币储备以外，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帐支票投入运作。
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一个经营着两部分资金的投资者在为一个竞争的，而且有潜伏性冲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对自己名誉十分爱惜，这种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经历着买进廉价股票的大好时光。当巴菲特偶尔在加州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对选择股票谈笑一番，使它听起来似乎易如反掌。
有一个例子是有关原始资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闭型共同基金，同样也在洛杉矶。原始资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尔这位投资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尔隐退之后，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确，它和别的股票一样跌得太多了。尽管原始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价格却只有9美元。蓝筹在基金中占有20％的份额。就这样，巴菲特和芒格又绕回到投机上来了，但这时其他所有者都已经走开了。
芒格代表蓝筹进入了原始资本基金的董事会，并且对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有一次，当他审阅了债券组合之后，他发现原始资本基金将有一些安全级以下的债券。他直言不讳地对投资组合经理说道：“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令人羡慕的Baa级债券名单，但对于原始资本基金而言，除了A级债券，别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代理人了1
——尤其因为巴菲特自己是如此不善于处理这样的难题。
在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面向一种“好生意”——遇上了具有潜力的好机会——芒格偏好的那类“好主意”，不同于那种本。格雷厄姆类型的廉价股票。罗伯特。弗莱厄蒂是蓝筹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店将要出售。蓝筹公司的一位决策者威廉。拉姆齐也很有意思要买下它来。威廉来到弗莱厄蒂的办公室里，两人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件事情。
“噫，鲍勃，”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做糖果生意。”
话音刚落，他就挂上了电话。
拉姆齐在听筒里听到他这番话后，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着再接通巴菲特的电话。每一分钟都过得那样漫长。秘书在慌乱之中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里去了，那儿没人应答。
约摸三四分钟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正在看它的数字呢。好吧，我愿意出个价买它。”
这些“数字”告诉巴菲特：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喜诗公司的深受赞誉的糖果多付一些钱，购买公司的价格是3千万美元，但由于喜诗糖果公司的账面价值较小，巴菲特和芒格决定买入价格不能高过2500万美元，于是谈判搁浅了。而这次，巴菲特却犯下了一个常见的错误。
投资者常常臆想账面价值可以估计或者至少可以暗示一个公司的 “价值”是多少。事实上，这两种表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账面价值等于进入到企业的资本量加上所有留存下来的利润。而投资者关心的是将来能从企业里取出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也可称为“内在价值”）的关键。
暂且假设有一个新的公司在糖果生产设备、商店以及存货上的投资与喜诗公司完全一样，可是他生产的糖果品牌却是鲜为人知的，因而这个突然崛起的公司比起喜诗来赢利能力要差许多，其价值也必然小许多。由于账面价值无法反映出品牌之类的无形资产，因而对于喜诗这样的公司来说，它的价值标识作用便显得毫无意义了。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运，喜诗公司回电话答应了2500万的价格——这也是巴菲特所做的最大一项投资。仿佛在突然之间，巴菲特的王国就已经拥有了糖果、纺织、零售、保险、银行、出版以及赠券。
巴菲特的策略是把它们都划分区域，就好像每个部门都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样。戴着他的喜诗公司帽子，他常常挤入人群中去听有关白糖期货的课。
在他写给喜诗公司总裁查克。哈金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巴菲特是如何惊人地探索着各种细节。
我所犹豫不决的意向是接受12月29日周日那天的价格。我现在的想法是每磅20■～30■……如果砂糖期货还像前几天那样继续下跌的话，我倾向于推迟购买，直到我们得到市场对精炼砂糖作出的反应再说。
巴菲特不断敦促哈金斯加强喜诗公司品牌的声誉。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不适合于作一个美食家的特点反倒启发他明白了公司真正“销售”的是什么东西。
也许产自法国8英亩葡萄园里的葡萄的确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是怀疑其中99%是说出来的，而只有1%是喝出来的。
此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赠券业上。折价的超级市场从那些不用赠券的商店里把生意抢了过来，顾客也越来越觉得光顾后者很吃亏，在他对着蓝筹公司大肆鼓吹如何解释这种洞察力的同时，他也带着一点自我剖析的意味承认营销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像会计师或是保险精算师那样来考虑问题。我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对消费者解释所有的事实，并且完成所有的数学计算，然后向她表明她买了我们的赠券是多么合算。我想我能说服一群数学家、保险精算师、证券分析家乃至会计师，……但是却无法说服家庭主妇们。
巴菲特又从来自于伯克希尔的资金源存取出4500万投入到银行股票中。
迄今为此，他在这场危险游戏中仍旧安然无恙。他代表三个公司进行投资，它们分别是伯克希尔，蓝筹公司以及戴维斯菲尔德公司，它们各自有独立的股东群，而他也肩负着办好每一家公司的责任。他该把《华盛顿邮报》放入三个口袋中的哪一个呢？喜诗糖果公司又该放在哪儿呢？巴菲特小心翼翼地想尽量公平一些，即便如此，利益冲突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安排好这件事情的确非常困难，而且也很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况且只要哪件事情一旦复杂化，证券稽查人员就会理直气壮地盯上你。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游戏中，有位经纪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萨迪纳的韦斯科贝格公司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一定量的储蓄与贷款。巴菲特知道韦斯科公司，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都读它的年度报表——和他曾经读过的成千上万份储备与贷款报表一样。韦斯科公司股在市场上交易价只有十几美
①元，比它的账面价值的一半还低 .巴菲特和芒格查核了一番，芒格也认为韦斯科公司股很便宜，于是蓝筹公司便买入了它8%的份额。此时是1972年夏天，韦斯科财务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只有200万美元投资的公司；但到了1973年1月，它便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拥有储蓄和贷款业务的圣。芭芭拉财务公司兼并。
巴菲特和芒格立即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韦斯科公司准备放弃这个商店。
在兼并的条件中，韦斯科股票的持有者将把他们手中持有的低估的股票换成圣。芭芭拉的股票，而后者的股票又似乎高估了。引自巴菲特的话说：
我看过这些条件之后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我把宣布的条件告诉了芒格，他也同样认为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白纸黑字地写在道。琼斯的行情牌上的。
芒格想多买进一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并希望借此可以阻止兼并。因为兼并要根据股东投票来决定，巴菲特则不然，他属于能对偶尔的损失坚忍克己的人。他说：“要是为这事痛苦，那可真是个错误。”然而芒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六周里，蓝筹公司买下了每一张出现的股票，逐渐积累了股票总数的20％。
可是，他们还是无法阻止兼并，并且现在蓝筹公司已经陷得太深。正如芒格所说的，他们就像落入鼠夹的耗子，已经放弃对奶酪的渴望了。
2月份时，芒格给韦斯科公司的总裁路易斯。R.文森蒂通了一次电话。
芒格遣词用句显得异常古怪。他说蓝筹曾一直买进股票，目的是“想形成一种氛围”，使文森蒂和其他韦斯科公司的董事不会因为感到任何的“道德的义务”而实施兼并。
而文森蒂坚持按原计划施行。他发现蓝筹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反对自己，而且还会劝说其他股东也这样做。在芒格看来，这个民粹派人士的行径简直无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宣称说自己很喜欢韦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与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种类型的人。实际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亲自过问他，两人面对面地交谈的话，蓝筹公司就会停止购进股票。
文森蒂觉得这简直是古怪之至。他无法理解芒格在常规的商业交易中竟会对道德有如此执著和喜爱，然而这也正反映出芒格与人不同之处，他是一个坚持旧式学堂伦理观念的人。他从未试图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句，但他却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学院所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不论是身在商界内外，芒格都恪守绅士应有的礼数，他执著地走自己的路，却对最后结果的褒贬评价看得很淡。当医生给他作了一个极其拙劣的白内障手术而致使他视力减退时，他竟毫无怨言地承认发生这种事会有10%的概率，从而开始热衷于研究眼科学。
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当积极主动，继贝洛斯堕胎一案之后，他为洛杉矶设立堕胎诊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古德。萨马林坦医院的志愿主席，他彻底重组了医院的工作团和专家组，只是他也会欺负一下医生，就像他曾在当地计划生育活动中欺负手下受托人一样。巴菲特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而
① 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账面价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为银行资产由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构成，所以类如品
牌等无形资产通常不太重要。
共和党人芒格则俨然位高任重，他飞奔进会议室，搜肠刮肚找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讲，仿佛是一位戴着形状吓人并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镜的独眼哲学家兼国王。
“查理十分有趣，同时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员说，“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总觉得世界上有一群经挑选出来的富有才华并且事业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总是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芒格的“王朝”，当他与第一个妻子——“第一夫人”——离婚以后，就开始阅读各种讣告，期望能为他臆想中的后代找一个具有他认可的品质的寡妇，他和他的“第二夫人”养育了8个小芒格君王和贵妇。
和他的奥马哈合伙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丰富，他常在河里或各种野潭里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他在加州俱乐部里掌管游戏场地，有时还主持晚会，尤其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艾拉。马歇尔想起在贝莱尔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音洪亮，颠三倒四地独白着，说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觉得这样很有趣味。当主人问马歇尔说：“你能让查理闭嘴吗？别人都没法儿说话了。”
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奥蒂斯在一次钓鱼旅程的午夜醒来，发现芒格正坐着仔细研读一本书，而且神情十分诡秘。还有一次与巴菲特以及马歇尔去澳洲雨林探险的途中，他们的吉普车在丛林中拐来拐去，芒格却一直在读一本极其晦涩的古生物学著作。后来到了晚上，芒格便给同伴们讲述他读到的东西。“在晴朗深蓝的天空下，他向我们讲述恐龙是怎样进化成鸟类的。”
马歇尔回忆道。
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内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演说给吓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勃兰特说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矶的医院只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驳她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学家，其行为举止尤其像一个学生。
他看透了许多现象背后的罪魁，比如：人们往往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显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被他称作“首次结论偏见”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组织总是乞求公众的诺言。真见鬼！这也是一个家庭组织总是举行结婚纪念的原因。
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手法来运用这些理解力。巴菲特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克服一个人的“首次结论偏见”的伟人。
在韦斯科公司这件事情上，在芒格与文森蒂交涉失败以后，巴菲特开始设法说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并的董事。伊丽莎白。彼得斯是旧金山的一位女财产继承者，也是韦斯科公司最大的股东。彼得斯的父母亲建立了储蓄与贷款业务，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们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于是重担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语的彼得斯被送去学商业，以维护家族的利益。她发现：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当出色；其次，韦斯科公司为她其他的追求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包括去
盛产优质树木的纳帕峡谷葡萄园以及读乔瑟的作品。
到 70年代早期时，韦斯科公司还业绩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给它一点激励，但是其他董事不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圣。芭芭拉财务公司提出收购条件以后，尽管彼得斯意识到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并能够鞭策一下韦斯科公司的发展。
巴菲特派蓝筹公司的总裁唐纳德。克佩尔去和彼得斯谈过一次话，但是她还是强硬地支持兼并活动。在克佩尔刚离开不久，巴菲特又打了个电话来。
他很高兴地向彼得斯介绍了自己一番，并建议两个人找个机会好好商谈一下。
几天以后，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休息大厅里，巴菲特告诉她自己认为韦斯科公司的股票价值比圣。芭芭拉公司提供的价格高出许多。尽管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彼得斯从克佩尔那里听过多次了的，但从巴菲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更有说服力。比如，他对她说话时显得好像他是她的合伙人，他的资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
彼得斯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重新激发韦斯科公司的活动，巴菲特则说他乐意试一试，他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他称之为一种合伙人关系，他还谈到了自己。他语气镇定，让人觉得十分放心。
彼得斯终于发现自己很愿意成为这个人的合伙人，她喜欢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欢他的风格，同时似乎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彼得斯只有一个问题还悬在心头。“巴菲特先生，如果我买下你，那么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车撞了怎么办？那时又由谁来挽救韦斯科公司呢？”
巴菲特说有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当的朋友。他已经安排这个人掌管伯克希尔公司，并且如果发生了类似的“卡车”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将由他来保全。他认为完全可以托付给自己和他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当巴菲特说完以后，彼得斯就已下定了决心，于是兼并之事终于化为乌有了。
巴菲特和芒格也开始感到对她要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决定提高他们在韦斯科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他们本来可以在低价位买进股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兼并活动出现时，股票会上升。但是由于欺骗型投资者鉴于交易失败而作的保证偿还活动，而巴菲特和芒格对这失败负有直接的责任——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因此他们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在价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蓝筹公司以17美元的价位向韦斯科投标，这个价格是在这项交易失败之前的普遍价格。尽管此举非不同寻常，据芒格说：“我们在富于幻想的时刻作出的决定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蓝筹公司把自己占有的份额提高到24.9%，后来，韦斯科公司的股票随市场行情一起跌了下来，而蓝筹公司做了许多股权收购活动。在 1974年中期时，蓝筹公司拥有股票总量中的绝大部分。（彼得斯仍旧是少数几个大股东之一）。事情似乎还没有完结，然而巴菲特和芒格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盯上了。
灾难来临的第一个预兆出现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间错综复杂，很不规范的合伙人关系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蓝筹公司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中各自拥有独立的股份额，但芒格与伯克希尔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于是，当巴菲特从他的蓝筹公司口袋中掏钱花时，这是带有合作性的，而当他涉及到伯克希尔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时——他又是独
立的，这个内部关联的所有权关系令人十分迷惑，于是易于导致冲突和混乱（图示如右）。
作为解开这团混乱如麻的关系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里去。但是证券会及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质疑，向他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起初芒格以为也许是由于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证交会才会拖延他们的进度。在他脑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画面：管理当局仔细察看蓝筹公司，就仿佛它是一只爬过显微镜的非同寻常的臭虫。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芒格渐渐变得焦躁不安。在写给查尔斯。里克绍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里的律
师——的信中，芒格显得十分不满，仿佛在交通厅和一个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务员打交道一样。
但愿我放弃这件事后，证交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该尽快地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的兼并计划顺利完成。
可是，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里克绍沙把一份措辞相对缓和的信件送给了证交会。在12月份的时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尽管这答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证交会对奥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关于蓝筹邮票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沃伦。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号，等等，巴菲特成为了被全面审查的目标。
蓝筹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单独或相互协力增加过一些活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种机制、谋划或是策略来进行欺骗。或者还包括有一份不真实的事实陈述材料或遗漏了……
这些询问都是集中在蓝筹是否曾操纵过韦斯科公司股票价格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指控。在证交会的执行部门中，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于是很快事情就扩大成对巴菲特涉及过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调查。
在调查期间，巴菲特向华盛顿运来了纸箱的档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经纪人的记录，有他给蓝筹公司的信，还有他对纺纱厂和喜诗糖果公司的每份备忘录，以及巴菲特的银行，一切都被证交会这个“真空场”给吸进去了。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
富有的人，于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个恶棍。“
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表现得很镇定。他和作投资时一样从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声誉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芒格却正好相反，他几乎要中风了。
罗德里克。希尔斯，芒格的前任法律伙伴，当时正担任白宫顾问的职务。
当调查时有消息传出来，说希尔斯曾被邀请担任证交会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把此事拒绝掉，并声称如果他就任这个职位，证交会就会欲罢不能，从而导致更加严厉苛刻地对待他们。“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希216尔斯问道。他暗指的是调查的事。里克绍沙说：“没有，一切都是胡扯。”希尔斯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后来芒格又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都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他。但是希尔斯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