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同人之秋水长天TXT:南方周末 - 回看百年蒋经国((二)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