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凡虎符获得:我的中学生活

初中阶段
金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无论环境条件，设备设施，还是师资队，都是相当好的。
解放前，射洪的县政府就在金华镇，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决定把太和镇定为县城。但人们还是把金华中学称为一中，把位于太和镇的射洪中学称为二中。
金华中学的一九五五春年级，又叫作十班，分为两个组，我被编在十班乙组。当时，国家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对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春季招收的学生，实行学制改革（只学习两年半，与秋季招收的学生同时毕业）。我当时还非常高兴，以为我考起九班未能读成，现在照样可以同九班同时毕业，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
金华中学当年的校长是杨林，大约不到一个学期，杨林就调走了，喻宁锡来接替了校长职务，冯心一调来担任副校长，曹随和张玉伯担任教导主任。一直到我们毕业都没有变动了。
学校的实验仪器、标本和药品都相当的齐全，物理、化学、生物课程的演示实验、学生分组实验都能开展。
第一学年第一期是赵协勋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作我们的班主任，并给我们上算数课。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是蒲庭松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上生物课的是程孟节老师，上地理课的是简登元老师（后来调入射中），上古代史课的是喻洪钟老师。上美术课的是马德老师。上体育课的是陈玉清老师（后来调入射中）。
第二、三学年先后作过我们班主任的还有喻洪钟、宋和湘、蒲庭松老师。为我们上过语文课的老师还有陈源清（后来调入射中仍然教我们语文），宋和湘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是梁工凡老师。教我们代数的是李时谦老师（后来调入射中，教我们制图）。教我们近现代历史的是李显华老师（后来调入射中），教我们几何的是蔡老师，教我们物理的是胥红珠老师，教我们化学的是马德老师。
进校后的第一个月就评定了人民助学金，我获得的是丙等（大约甲等六万元、乙等五万元、丙等四万元）。学校的集体伙食，每月大约就只需四万五千元左右。由于第一个月是自费交的，所以第一个月的助学金就没有发给了本人，而是存在学校。以后就直接拨给伙食团，按当月的伙食实际开支多退少补。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读翻身书，尽管助学金的比例较大，享受到的人也较普遍，但是在伙食之外，仍然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开支，所以有很多同学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买不起牙膏，我们都是光牙刷刷牙。用香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我买不起练习本，就买草纸来自己订本子，当作练习本。我是将第一个月发的助学金，精打细算，计划着用于以后几个月补交伙食费和其他必须的各项生活费用。有了助学金，可以说读书的最大困难就得到了解决。这也许就是新中国第一代读翻身书的广大学生，之所以能树立正确的为人民而学，为祖国而学的学习目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这一代人，永远的，无比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华中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在每学期初都要指导学生订出自己本学期的学习计划。其内容有学习目的，要达到的学科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安排，落实计划的措施等。由于期期如此，就渐渐地培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由于学习目的明确，目标具体，措施有效，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最理想的学习效果。我当时可以说对每门功课都是感到新奇的，各门学科都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授，专心专意地作好笔记，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业。所以我既不感到那门学科难学，也不厌恶那一门学科。李显华老师教中国近代历史时，我就被选为学科代表。至今我都对近代历史较为熟悉。简登元教世界地理时，记得指导我们画地图，我就画过一幅美洲大地图在全校展出。
我也热心班上的公共事务，有一学期同学们还推我作生活委员。我按照生活委员的职责，对班上教室和寝室的清洁卫生都要天天检查，要督促当天的值日，一定要达到学校的统一要求。记得有一次都上晚自习了，当天担任教室清洁值日的同学，还没有把扫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撮走。我当时就要求值日赶快把垃圾撮走，值日同学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他也许认为，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小小芝麻生活委员，尽敢对他发号施令，公然对我极其不满地进行侮辱，他气势凶凶动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回忆起来，我小小年纪，就能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已，我当时镇静得很，不与此人一般见识，我没有还手，也没有流泪，而是继续执行我的使命，一直督该同学把垃圾撮为止。
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虽不是最好，但总是在上游之列。第五期，我的综合成绩是全班的第三名，在学期末的全校总结大会上，我受到了表彰奖励。
学校图馆的藏书很多，每个学生都有借书证，可以自由借阅。阅览室有各种报纸、刊物、连环画。我当时就是看连环画的常客。记得《水泊梁山》、《新儿女英雄传》的连环画，曾吸引着我每天都往阅览室跑，真有不一口气看完，誓不罢休的架势。
我们住校生，天天早晨都要出早操，先是做一套广播操，然后就在校内操场、或者在校外的公路上跑步。每天上午，课间活动还要做课间操。下午，上两节课后，有一节自习，然后就是课外活动。有时开展体育活动，有时开展文娱活动。开初还有老师指导我们活动。记得有一次马麟高老师把我们带进西山坪的山坡山，给我们讲了《王爷的耳朵是马耳朵》等好几个故事。
我很喜欢文体活动，无论是上体育课，还是作早操、课间操，或是参加课外活动，我都非常认真。到我初中毕业时，我已成为一个状小伙子了。这为我后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打下了基础。我有两次在全校的文娱晚会上表演节目，一次是在学校礼堂，同一个同学合演相声，内容是宣传注重清洁卫生。一次是在镇上的天上宫的舞台上，同一个同学合演双鐄和魔术。
学校的活动多种多样，晚自习第一节下课，各个班都要到操场上跳集体舞。
第一学期，学校组织我们背着背包，行军到龙宝山，吃住在龙宝山。以后还组织行军到射中，与射中同联欢，交流学习经验。我们班也曾组织到香山场去旅游。中学里的生活真是丰富多采。
第一学了期，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是一个有组织的人了，感到非常的光荣。红领巾是红五星的一角，我特别地珍惜它。每次洗衣服时，总是用最清洁的水, 首先洗好红领巾，然后再洗其他的衣服。在自已的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要真正表现出先锋少年的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积极地创造条件，争取达到作一个团员的条件。我们班的张瑞兰同学就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到第五学期，即一九五四年的上学期，在我已经十六周岁后，张瑞兰和本班的赵本权同学介绍我由少年先锋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新生进校都要进行身体检查，我被查出患有支气管炎，安排寝室时，就要我去住病号隔离室。作为新生，当然只得听从学校的安排。我当时却没有生病的感觉，但从此对于作早操、上体育课、课外活动以及个人的清洁卫生等，几是与身体健康有关的活动，或者生活习惯，我都特别重视。我不甘于被大家视为病号，大约在一个多月后，我发现其他寝室有空着的床位，就私自从隔离室逃离出来了。以后就永远的同病号隔离室无缘了。
学生食堂的伙食办得非常好，三个学年中，粮食是不定量的，每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都是用大木桶装出，任凭你吃个够。每天有两餐新鲜的菜肴。开初是每周一次牙祭，后来纠正了这种不科学的膳食方式，改成了天天都有一餐是荤素间有的。这种伙食，比起我在广兴小学读书时吃的老师伙食还要好些。一个在农村天天吃稀饭咸菜，一月两月才能吃上一回肉的孩子，吃这种伙食，一个月下来，面色就红润起来了，人就长得丰满起来了。同千千万万的广大农民孩子相比，深深地感觉到过上了当时最幸福的生活。
由于被丰富多采的学校生活所吸引，加之我自己确实太不懂事，没有想到二妈是多么地挂歉我，多么希望看到我，多么希望了解我的详细情况，竟然一个多月了，我都没有回家去向二妈请安，向二妈报告得到人民助学金的好消息。向二妈汇报自己在学校的详细情况。我更没有想到进学校时借小学老师的钱，还了没有。二妈实在是不放心，她老人家到学校来看我，问到我为何不回家，我真是无言以对。她告诉我，把家里的樟木板卖了，已经把借的钱还了。今天回忆起来，她老人家为了我的读书，为了还清借款，承受着多大的思想压力和经济压力啊。我当时为何就忘乎所以，以至愚蠢得想不到这些啊。
二妈为了我的读书，她就买双月猪仔来养，养成架架猪时，就卖掉，然后再买双月猪仔来养。从中获得的钱，就用来作我的学费，或者给我添制衣服。
有一次赵泽缓老师（他当时在县总工会工作）到武东乡了解盐工工会工作，他从我哥哥那儿了解到我已经在读金华中学了，他非常高兴，慷慨热情地对我和二妈说：“以后交学费有啥困难，来找我就是了。”从此，赵老师就成了我的又一个大恩大德的家长。从初中第二学期起，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的开学，总要去向赵老师要一些钱来作为进校要交的学费。
我的二姐夫于映华，解放前后都一直在教小学，他是一直供给我学费，帮助我读书的亲人。
后来，我到射中读高中后，会到了我读广兴小学时的校长杨光玺老师。他也非常高兴,知道我读书在经济上有困难，他也像赵泽缓老师一样，叫我有困难就去找他。可不，以后就期期都要去找他要钱做学费。
一贯坚持，并尽一切努力，要把我送到大学毕业的是我的哥哥汪俊。解放前，他在读射洪县盐业高中时，父亲不幸，生病早逝（尚不满五十岁）。当时，全家有婆婆、母亲、哥哥、嫂嫂、二姐、三姐、四妹、弟弟、还有个侄儿，加上我，一共十口人，突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长子的哥哥，不得不选择了休学，从而撑起这个家。哥哥为父亲的丧事操劳后不久，又为二姐操办了体体面面的婚事。他自己去应聘作一个小学教师，还不就都是为了把我们弟兄姊妹抚养成人。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成为汪氏家族中少有的一个大学生，一是有党和人民给予的最大关怀，是助学金把我从初中送到大学毕业的；二是有赵泽缓老师、杨光玺老师，对我的无私帮助、支持和鼓励；三是有汪天雯二姐和于映华二姐夫的大力资助和热情关怀；四是有母亲、二妈、哥哥、嫂嫂、三姐等等亲人，为了我的读书，从他们自身实际出发，想尽千方百计，为我的学习生活提供了最大的帮助。
早在我们入学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学校就根据上级的指示，宣布我们这一届的学制改革停止执行。不但一九五四年秋季不能毕业，读满三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春季毕业后，因中小学都一律取消春季招生，我们毕业后还得回家等上半年，才能参加高中招生考试。
高中阶段
一九五五年八月下旬，在家庭、亲戚、老师的共同关怀和帮助下，筹够了学费，按时办完了新生入学报到手续。我的户口和团组织关系也从武东乡转到射洪中学校。我就成了射洪中学一九五八级高一班的学生。     射洪中学是一所高完中，到我们这一届，已经是高中的第十一班了。高五七级，还习惯地称为高十班，高五六级仍习惯地称为高九班。当时，正是我国教育大发展的年代，射中的校园一下子扩大了，新建了和平楼(是一幢楼上楼下各八个教室，共十六个教室，七个办公室的二层教学大楼)。我们进校，全校有五个高中班，二十七个初中班，全校三十二个教学班。在校学生一千六百余人。我们的教室就安排在和平楼上。
射中的前任校长是胡敬祖，刚被调到遂宁中学，廖涪中接任射中的副校长。他是一位在解放前就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地下工作的老资格地下党员，只是因为没有大学的文凭，所以任命为副校长，但实际是履行正校长的职责。后又调来张大成担任第二副校长。整风反右之后，又任命县委宣传部的部长陈隆准兼任第一副校长，我们的高中毕业证就是东隆准的签章。
教导主任一直都是傅元伟，后来教我们历史课的余博文老师被任命为教导副主任。总务主任是刘光杰，后来又增加了徐纪鹏老师为总务副主任。
一年级的上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我们地理的杨友蓉老师，她是胡敬祖校长的夫人，第二学期也调遂宁中学了。
第一学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杜正刚老师教语文，郭辉霞老师教俄语，吴明远老师教代数，贾守鼐老师教政治，陈春芳老师教物理，青荣老师教化学，青元芳老师教生物，冯庆诚老师教历史，李时谦老师教制图，罗梦繁老师教体育。
以后几个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青荣老师。上课的老师还有：蔡清晏、陈源清老师教语文，胡显祥、顾正权老师分别教立几、三角，刘文郁老师教化学，简登元老师教经济地理。余博文老师教历史。
我在高中阶段，同样是对每一门学科都有兴趣，也没有觉得那科难学，或者认为那科学了无用。正因为没有偏科，高考前，先准备考理科，高考体检，发现我的心脏收缩期有杂音，限制我报考理科，临时改成报考文科，也就是说我只有不足一个月时间的文科复习就敢于参加高考。
在射中三年，因为一直作班干部和校学生会的干部，所以在班上学科总成绩是不可能排在前几名的，但是也决不是下游，起码也是一个中上吧。可惜的是我在第一个学期却有过补考代数的历史。在第二学期提前入学补考，记得考了八十多分。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不良的记载了。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拔尖的有许伟国、曾加蔚、周传杰、黄绍青（女）等同学。我的社会工作用去了很多的时间，但我在课堂上或自习时，却是有效地在学习，因此我并没有感到学习的困难。我还买了一些课外读物来学习，如《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轨迹》《方程式》等就是我喜爱的书籍。
第一学期学，校团委从高中部抽出一些团员到初中一年级（五八初有十二个班）当学生辅导员。五六高的赖应祥和我被派去担任这个年级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派去的其他团员和五八初的唯一一个团员钱发常组成一个团支部。这一年我们这个支部就发展新团员二十多人。我们的工作，一是发现青年积极分子；二是组织团知识学习小组，培养积极分子；三是谈心指导，考查积极分子；四是召开支部团员大会讨论接收新团员。总之，我们支部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得到了校团委的充分肯定。自然我们所花去的时间那是相当多的。这也是影响到自己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学期，我被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主席是五七高的邓文彬。第三学期我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这一上台，就一直任到第五学期。先后同我一起在学生会任职的有罗会琼、庄茂森，赵家荣（副主席）、黄澄清（学习部长）、陈长义（生活部长）、达凤惠、陶文珍（文娱部长）、陈裕才、宋开全（体育部长），还有一些委员是担任各部的副部长，或者是各部的成员。他们都是一批极其优秀的同学。
为了作好学生会的工作，我当时积极地阅读一些相关的政治理论书籍和提高工作效果的书籍，由此，有了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我向学校党支部交上了我的第一次入党申请书。可是，因为上级通知停止在高中生中发展党员，我的愿望也就在中学阶段落空了。
第六学期，为了照顾毕业班同学的复习迎考，一律不再选派学生到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担任干部。我和从团委会任组织委员回到班上的黄光怀却又同时被选为班级团支部的书记。
作学生干部，的确是提高了我们的组织能力，也养成了严于律已，处处以身示范，立志作出表率的好品德。这为后来从事任何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但也不得不看到，在我们学生干部身上，也潜在一些消极的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对共产党比一般学生多了些愚忠，受左的思想影响也比一般的学生多得多。甚至在反右时，还作过某些极左的事情。比如，全专区的中学老师集中到遂宁学习时，我们学校团委、学生会的部分干部也参加了。组织上发动我们给老师写大字报时，我们就抓住个别老师的生活小节大做文章。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多么幼稚和错误啊。
我们毕业时，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弦已经绷得越紧了。不少同学的政审中都有一些无线上纲的不实之词。我的家庭出生也硬叫改为地主家庭出生。还不知结论意见，是不是有不能报考绝密、机密之类。
进到大学，照样是左得出奇地执行阶级路线，有的学生干部、把我这个享受人民助学金才读上大学，而且中学里也是很红的一个学生干部，只因为高考政审时，把我认定为地主家庭出生，也就被他们看成了不可靠的接班人。在这种心理压力中，我才对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所反思，有所总结。从而也就慢慢地冷静起来了，理智起来了。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向成熟靠近了一步吧。我当时，冷静到写好了的第二次入党申请书也不交出去了，当然是已经认识到了，党的大门已经不再是为我等家庭出生的人敞开着的。
当时的学生入学时都要缴纳会费，每学期每生交五分钱，这集中起来也不少啊，学生会每学年也就有近百元的经费。我们用一部分投资作本金，办起了学生小卖部，方便住校生购买便宜的牙膏、牙刷、墨水、作业本、草鞋、肥皂之类的生活、学习用品。学生会自身的办公费用是极少的。有一次到羊毛山上去开学生会全体委员会，总结工作，一餐午饭，就买了几斤机制的水面，在山上借用庙里和尚的锅灶自已煮来吃，大概也就只开支了几元钱。历年积累的会费，越来越多，我就提出，为学校添置一幅舞台上的大幕，得到大家的支持，经学校同意，张大成校长还派校工张育青具体办理这事。这也算学生会为学校做了一件看得见的实事。
学生会的委员是通学生代表选举出来的，主席、副主席是由委员们再次选举产生的。我担任主席时，期期都要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我要向代表们报告委员会的工作。为了提高校、班两级学生干部工作能力和工作的积极性，有一学期，还专门搞了一次学生干部培训。请了团委的党富金、王玉清、学生会就是我和黄澄清等给大家讲授学生干部的素质提高问题。
学生会的工作总是和团委、体协密切配合的。校团委书记是上级派的专职团干，刘功富、陈泽昌就是当年射中的专职团干。党富金、王玉清同学任团委副书记，两个副书记都已经是学生中的第一批党员了。他们的确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对我们帮助和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体协的主席是陈裕才，副主席是宋开全。我们在工作中都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的。
射洪县成立首届政治协商会，我被推选为青年界的代表，成为了最年青的政协委员。我也就有机会参加射洪县首届政协委员会和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听取到了当时县委书记张子伟的政治报告，听到了当时统战部长李杰的讲话（他被选为了政协的副主席）。我还听到了委员们和代表们在大会上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的发言。有的发言成了后来给这些发言者划右派的所谓罪证。其实，我当时都认为发言者是些很有水平的人，所以，我对这些发言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我甚至情不自禁地以赞扬的口气，把一些人的发言，向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干部作过非正式的传达。后来，这些发言者有的被划成了右派，我也傻眼了，好在还没有人来找我调查，幸好我的笔记还未成为反右时的炮弹。可是，我在当时，还真的认为是自己太幼稚，是自己缺乏辩别是非的能力。
射洪中学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很好，学生会的文娱部在一个学期要组织几次晚会，尤其是节日的晚会，就要准备得更为出色一些。学生会副主席罗会琼演老大娘，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准专业水平。学生会文娱部长陶文珍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演卖唱女孩，也可以使观看的学生，感动得流泪。还有欧世炳演老头，也是准专业水平。至于独唱、舞蹈、器乐之类的节目，那就更是有不少为大家公认的出色同学了。
每年的寒假中，学校团委还要根据上级的布置，组织自愿者参加春节文艺宣传队。射中的春宣队到下半个县的乡镇演出，金华中学的春宣队到上半个县的乡镇演出。我参加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宣队。一放寒假就集中队员，由学校领导作动员，讲明春节宣传的重要性，宣传的内容，要求队员们在宣传期间，向工农学习，经受锻炼等等。县教育局拟调射中的校专职团委书记陈炽，团委的副书记党富金、王玉清是这个宣传队的总负责。下面还分成了几个小组，其中主要的就是剧务组，要在计划的时间内，在学校里排练好所有要下乡演出的节目。我们班的李太诚就扮演一个积极参军的青年。这是一幕很有趣味，也很有意义的独幕小歌剧。他扮演的这个青年担心自己的体重不够，就在身上藏了石头秤锤，医生对他体检时，藏在身上的秤锤掉下来，差点打在医生的脚上。我也和一个同学，准备了一个相声。但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舞台的挡幕。我们下乡的第一站就是星光公社，这是王玉清的家乡，据说她的恋爱对象，就是这个公社的社长。接着就是在洋溪镇、青堤镇、柳树镇、大明乡、太乙镇演出。当时交通不便，其他各项条件也都很差。我们都是自带被褥，还要搬运所有的道具，全是步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还真是状观，那可是比如今的鸟鲁木齐文艺演出队下乡巡回演出艰苦得多啊。在青堤演出时，大概是那个节目的演员生病了，党富金就组织我等几人加上一个体操表演节目，尤其党富金的高台倒立，还真获得了大大的喝采。可是由于没有专门的垫子，是以我们几人的棉絮作为牺牲品来添加这个节目的。我准备的相声，大概也只在青堤演出了一次。
学校期期都有大型的体育竟赛活动，每期田径运动会，那是停课进行的。此外，还有广播体操比赛，单项的球类比赛。还有班级集体舞蹈比赛，班级歌咏比赛。若是自创歌曲、舞蹈，比赛中是要加分的。我们班以周传杰等为首几个同学就编写了一首以青春为主题的合唱歌曲，在参加比赛时取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我们班的男子排球队在文多成的领导下，那是经常与其他班进行比赛的。经常出阵的队员有文多成、陈裕才、黄光怀、王远林、谌登志、陈含义、李太诚和我。我们班还有以陈裕才为首黄光怀为干将的几个体操爱好者，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我们班在劳动方面也是很有名的，平时的清洁、义务劳动、突击性的劳动，从来都是出色完成任务，总是获得甲等。１９５７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也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于是，全国各级各类的学校为落实这一方针，掀起了一个勤工俭学的高潮。我们班当时也是最积极响应的。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勤工俭学小组。我参加了最苦最累的搬运队。我们经常是课外活动一开始，就挑起箩筐到河边码头，起运船上装载的煤炭。起完一船十吨左右的煤炭，回到学校，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但是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洗净身上的煤灰，吃下同桌帮忙留下的饭菜，就又赶紧去教室上晚自习。苦是苦点，但也可以因此而挣到几角，几元的现钱，这可是用来开支学习、生活上必不可少的费用啊。我们也参加过罗丝池凿隧道的义务劳动，我们的任务是把洞中的粹石挑出来运到指定的地方。这也是非常艰苦的活儿，但我们大家都是争着多干，而没有一个人叫苦。我们这支搬运队，总是走一处就得到一处的好评。
我们的班级，也曾组织大家到大榆乡的资福寺（当时是大榆小学）开展过一次班级活动。我们就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召开的讨论会。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粮食的紧张，于是在全国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口粮定量供应政策。我们学生的伙食逐渐难办了，首先是取消了吃大蒸子干饭，改成了用大瓦盆把饭分到每一桌席，仍然不够吃，就改为一天两顿稀，仍不够吃，就改为一天吃三顿稀，就是打牙祭也是吃稀饭。
我们班困难的同学多，每个学期的第一个月，申请助学金的同学非常多，评助学金就特别吃紧，只好把等级评低些，可让更多的同学都能得到补助。我们几个学生干部，更是得高姿态，带好头，把自己申请的等级降低。等级低了，就不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足的部分就要缴足，这样才能开伙。我没有钱交，就只好到住在软脚坡的三姐汪天云家去搭伙，说是搭伙，其实就只把从伙食团退出的粮票给了他们。学校规定：助学金是不能退给本人的，等两个月的助学金凑在一起，够全月的伙食费了，我就又到学校的伙食团起伙。三姐的婆婆对我非常好，三姐的哥哥、嫂嫂、三姐的丈夫、三姐的弟弟都对我很好。我这一生永远忘记不了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恩情。
当时先后在射中任团的专职书记的刘功富、陈泽昌就很了解我生活上的困难。刘功富老师见我雨天连一双胶鞋也没有，就把他的一双胶鞋送给了我。陈泽昌老师见我冬天的棉衣又薄又旧，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衣送给了我。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
不知是一九五六年还是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讲卫生、除四害运动，我们学生会也公布每周各个班级消灭苍蝇、老鼠、麻雀的成绩。我当时也特勇敢，尽敢爬上和平楼，沿着房檐翻出麻雀窝，取到了很多很多的麻雀蛋和刚刚孵出的嫩麻雀。许多同学都自制了蝇拍，一有空闲，就一手拿着蝇拍，一手拿着一个玻璃瓶，瞪着双眼，指望能发现一大群苍蝇，会一举歼灭之。有的同学为了消灭洞中的一只老鼠，一伙同学大家出主意，研究出好多种围歼的方案，动用了好多种武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后消灭掉一只老鼠。
当时还全县统一行动，在规定的这一天中，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按单位、分地区，划片包干，打一场吼麻雀的人民战争。我们学校负责紫云乡全坝区。一见麻雀就一齐吼叫，总之，不得让麻雀落地，一直到活活的把麻雀累死，这一天下来，还真消灭了无数的麻雀。
我们学校的学生干部，还参加了全社会的移风易俗的活动。我被分到上北街的一家餐馆，做的是跑堂的工作。我们热情的为赶集来吃午饭的农民端上饭菜，他们都吃得非常简单，但是，喝汤是决不会少要的。有时我给他们舀了一碗又一碗，他们真正是饭不够，汤来凑。当他们的确感到肚子已经饱了，这才满意地，对我表达出了感激之情，然后才走出了餐馆。
为了弥补作学生干部在学习上带来的损失，一九五七年的暑假，我争取到了留校守校的差事。我也向二妈讲明了要提早复习的原因。这个暑假的复习，对我第三学年的学习和对付高考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我就住在学校二院的团委办公室里，一天三餐都到三姐家去吃饭。早上洗漱后就读俄语、语文，吃过早饭后，就按计划复习数理化，演练习题。下午，午睡之后也是按计划复习。晚上读报纸，或者读课外书。还要不时地到校园各处巡逻。第六学期的农忙假，我也是同样的原因，向二妈作了解释，没有回家帮助生产队劳动。仍在学校复习迎考。我仍然是到三姐家去吃饭。有一天三姐他们告诉我晚上在他们村上有露天电影。我就通知陶文珍和陈裕才，相约晚上去看电影。因为前段时间，我的左手中指根害疮，医治了十多天，成天用一张纱布把手掉在胸前。陶文珍就天天在食堂里为我舀饭，洗碗。我请她来看电影，自然是有一种感谢之意。但为了不在同学中间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影响，所以还请了陈裕才一起同行。我们三人就只端了一条木板凳，来去的路上和等放电影时，我们谈天论地，过得十分愉快。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是十分紧张的，要考的学科，都印发了一些复习的资料。我们班的刘伯毓同学，因病不能考大学，他就刻写复习资料，来挣一点儿劳务费。在高考前，毕业班同学都进行了体查。县医院的袁念慈院长，检查内科，他给我的结论是心脏收缩期有杂音，于是就限制了考理工科。都已经是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但我也就只有放下理化两科的复习,赶紧突击史地两科的复习。因为我要报哲学专业，所以对数学还是没有全丢。
以前的年级是到南充参加的高考，我们这一年改在遂宁中学参加高考了。考试前一天，我们各自从不同的地点，三五成群的就往遂宁走。我们走到蓬溪县的回龙场就到饭店吃午饭，我们这一路都是些穷朋友，就只吃了一碗干饭，一碗面条，却喝了店家一碗又一碗的面汤。到遂宁也是捡便宜的旅馆住宿。先是去遂中找到考场，然后才是去吃晚饭。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连遂宁的市容也都不愿去观光了，我们一行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作好一切准备，按时到达考场，各自找到考室，钟声一响，个个鱼贯而入，各就各位，像伏在战壕的战士待冲锋号令一样，只等考卷一发，满弦的弓箭就会发射出去。别的同学两天半考完，第三天下午，就观光市容去了。我因为多考了一科，只得考完就与约好的同学，立即上路往回走。我们同行的大概是八九个同学，为了忘记疲劳和驱逐瞌睡，大家轮流讲笑话或者讲故事。走到柳树镇，天都还没有亮，但是个个都喊来不起了。不知是谁，也不知凭的什么关系，喊开了柳树的茶旅店的门，主人在楼板上铺上竹席，我们一落席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半上午了，不知是怎样吃的早饭，我们又忙着往青堤镇走，过了青堤，又往洋溪镇赶，到黄光怀家才又饱饱地吃了一顿午饭。下午，黄光怀陪我们到汻溪河游泳，这样才洗去了昨晚和今天的疲乏，冲走了全身的脏汗和臭气。直到快傍晚时，我和陈裕才等人才告辞回到太和镇。第二天又才回到自己的家。于是就开始了感觉是非常慢长的等待高校录取书的日日夜夜。
大约是七月下旬，我就得到了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当年，我们班的好些同学都是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身的聪明才智，像我一样填报了贵州大学。这一年四川支援贵州的考生，我们也就立志去建设落后的地区。
于是，我就赶紧把这一喜讯告诉我的姐夫于映华，我的老师赵泽烜、杨光玺，我的哥哥汪俊，一则是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快乐，同时也是请他们帮助我筹备上学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