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存希宋依诺免费:管理理论误导管理实践的最新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23:42:34
     戈沙尔认为管理理论误导管理实践的观点介绍
     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至今还是见仁见智;本文先介绍一位著名的反方人物,他就是伦敦商学院的著名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他的观点是:“为了避免安然事件重演,商学院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情,相反,他们只要停止做一些正在做的事情就行了。”在他的一篇反思管理理论发展的论文中说道。
 这篇论文发表在《管理教育和学习》上,题目是《恶劣的管理理论正在破坏优良的商业实践》。虽然这位著名的教授在已去世,但这篇文章至今还是在全球的商学院和企管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
  戈沙尔认为,如今的管理实践中很多饱受抨击的弊病,都可以在管理学术理论中找到根源,“我们的理论和观点可能助长了我们如今正在厉声谴责的管理实践”。具体如下:
1、管理学不是物理学
  戈沙尔提出,主流管理理论对实践的破坏作用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不顾学科差异,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盘移植到管理学中;二是对人性和世界的“灰暗”看法。前者把管理学变成因果决定论,抹煞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后者导致管理学假定人和组织都是自私自利的,忽视了人性中有道德和伦理的一面。
  过去50年中,管理学术界致力于把管理学提升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大量引入了“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去发现管理中的规律和法则;并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人在其中即使有作用;也被认为是完全受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定律来控制。”
  戈沙尔承认,“科学化”的模型的确给管理研究和教学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代价是昂贵的。这种研究方法导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否定;而道德和伦理,是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密不可分的。因此,这种管理学“科学化”,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管理理论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
  比如,学生在商学院学到的思想是不能信任公司的管理人员;因此,当他们日后成为经理人后,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持严格的操守。(whb_wh@tom.com)这种倾向不仅仅限于MBA学生,而且通过成千上万的学习管理课程的经理人;散布到公司管理的各个角落,融入经理人的日常行为和思考方式中去。于是,这些似乎“不涉及道德”的管理学“科学”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蚀了MBA学生和企业经理的道德责任心。
2、企业不能用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
  戈沙尔在文中特别批评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这个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经理人的职责就是最大化股东价值。如今,这个理论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行其道,以致于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反驳,但戈沙尔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指出,从理论角度,股东并不是真正像“拥有”自己的汽车那样“拥有”公司;他们只是拥有对公司利润的分配权,而公司的价值创造来自于多种要素;包括员工的人力资本。股东权益最大化理论实际上认定股东的财务资本高于人力资本。但这需要其他一些先决条件才能成立,比如劳动力市场是完美的,即每个员工的收入完全体现了其对公司的贡献,或者,员工可以无成本地立刻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股东承担的风险比雇员更大,因此,股东价值最大化应该成为首要目标。“而事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股东卖掉他们的股票,比公司员工换一个工作要容易得多。”戈沙尔认为。
  他进一步指出,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基础是代理人理论,这一理论给公司治理开出的药方包括:增加独立董事的权力以便有效地监督管理层,董事长和CEO由不同的人担任以限制CEO的权力,用期权来保证管理层同股东的利益一致,乃至允许恶意收购者的存在来淘汰低效的管理层。
  “然而事实表明,这些手段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应有的预期效应。”一项综述性研究分析了54个关于董事会构成与公司业绩的研究,发现二者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另一项类似的研究分析了31个关于董事长和CEO分任的研究,结论是这一措施同公司业绩没有任何联系。
  戈沙尔总结说,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证明股东权益最大化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不符合实际。然而,这一理论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并且通过政界和学术界的支持者,取得了几乎无人敢于质疑的合法性。
  “事实上人们有其他理论可以选择。”比如,公司应该对顾客、雇员、股东,乃至社会同样关注,才能兴旺发达。这种视角的理论实际上是存在的,如管家理论。
  “但为什么我们在公司治理中如此青睐代理人模型?”戈沙尔认为,原因仅仅是其他理论还不能很好地“数学模型化”,而代理人理论可以导出理想的数学公式。“把股东置于所有者的首要地位,把管理者看成自我中心的、只会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whb_wh@tom.com)的代理人之后,学者就可以用优雅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社会和道德问题了。”
3、管理背后人性的本质
  戈沙尔觉得,过去半个世纪中迅猛发展的主流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除了特定的理论或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背后的对人性“灰暗”的假设和世界观,被“整合”到商学院学生头脑中后,通过管理者的管理实践变成了现实。
  戈沙尔指出:同物理学不同,管理学理论能够“自我实现”。比如,一个关于微观粒子的理论,无论正确与否、影响多大,并不会影响到这些粒子的运动;而一个被经理人接受的管理理论,即使不正确,也会使得经理人的行为思想发生变化,逐渐与这个理论契合,从而变成现实。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管理理论假定“人都会投机逐利”,由此发展出的管理措施和手段会导致更多的投机逐利行为。而基于“不能信赖经理人”这个前提制定的公司治理方案会让经理人变得更加不可信。
  戈沙尔特别对当代经济学带给管理思维的“去人性化”倾向进行了批评。该倾向突出地表现在“芝加哥学派”中,这种被弗里德曼称为“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重点关注人的缺点,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在于解决人类自身缺陷所导致的“负面问题”,而不是让好人做更多有价值的事。他们认为道德伦理是个人的事,可以被社会科学排除在外,同时假定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这一理论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管理学的一些基础,比如代理人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博弈论、组织(whb_wh@tom.com)理论中的网络分析,等等。于是,如同在公司治理理论中把经理人视为不可信的“代理人”一样,在组织设计理论中,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理论家鼓吹对人的严格管理和控制来防止“投机行为”;在战略课程中,学者更关注占有价值而非创造价值。著名的波特“五力模型”就暗示,公司不仅要同对手竞争,还要同供应商、顾客、雇员和监管机关竞争。
  这些理论集合起来构成的画面,就同人们眼前的管理实践非常相似:公司成为等级森严的组织,管理基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惟股价导向的领导人为了成功可以不顾一切。“安然和世通不过是这种理念的极端反映。”管理理论所描绘的“灰暗的景象”变成了现实。 “我们这些商学院教授应该反思,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在创造“安然们’中起到的作用。”
  戈沙尔相信,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一直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面对诸如利他主义、志愿工作乃至照顾孩子的母亲等诸多现象,经济学的假设显得苍白无力。如果管理学的理论假设能够承认人性的多样化,既看到人的逐利性,又看到其他倾向,而不是只把目光投注在弗里德曼所说的“负面问题”上,管理理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