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小程序 运动轨迹:中国文学与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简辑

 
中国文学与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简辑
第五辑
要  目•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           金惠敏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童庆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回顾     复旦大学 章培恒  重  庆  文  理  学  院  图书馆
2007-1-9 
目  录
文艺学 2
1、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金惠敏 3
2、“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北京师范大学  童庆炳 10
3、《文艺研究》2006年第六期目　录 1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回顾     复旦大学 章培恒  14
1、文艺学（美学）章培恒 14
2、中国现当代文学 21
3、中国古代文学 26
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1
2006年《文学遗产》总目录 34
“《文学遗产》论坛”专辑（上） 34
“《文学遗产》论坛”专辑（下） 34
“《钱钟锺书手稿集》研究”专辑 35
论  文 35
短  文 37
学者研究 38
学术活动报道  学术动态 38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介绍 39
札   记 39
读者•作者•编者 40
其 他 40      
文艺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文艺学这门引领思想启蒙大潮的学科，曾达到它的辉煌期。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文学终结论”、“消费社会论”等现实和语境方面的压力，研究者对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惑，甚至研究者所持观点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下面金惠敏和童庆炳两人的文章虽不属于论辩文章，但其观点的对立可以看出文艺学或文艺美学研究内部的观点分歧。
1、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金惠敏
提要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美学的沉寂都是一个事实。美学的复兴当在于积极回应当代社会的变迁。由于审美现代派的巨大影响，“美学”一直处在与“社会”的尖锐对抗之中。而今，由于以“物符”为标志的“消费社会”的到来，原本便具有文化向度的“社会”就显在地“文化”化了，它是符号化，同时也是美学化，这种符号一美学借助于无所不及的商品逻辑和电子媒介取得了空前的社会化，于是一个普遍的“美学社会”已赫然在目。这意味着，如果文学研究仍然可以被界定为与“社会”相关的一种“美学”研究的话，那么“社会美学”将是它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新的理论图景。换言之，这就是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相关性。
关键词  消费社会美学  社会  文化  物符
能否用“社会美学”这一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或文化的变迁并因之而致的美学转型?这是一个令人迟疑不决的问题。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尚不是理论上的，即这一概念能否贴切地表征现实，而是语义上的，“社会”和“美学”两个术语先已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语义。
先说“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它被规定为“阶级”及其角力场，意味着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形构的既抽象又物质化的某种实体，一个看不见但又穿不破的网状结构。在学术层面，它不仅是研究方法，一切对象都要放置于被如此规定好了的语义中才得以阐释，而且也是研究对象和价值归宿。在日常生活层面，它基本上是指芸芸众生构成的世界或活动的场所。对于不断变化的当代现实而言，这一传统定义或理解即使其本身说不上有什么错误，也是力有不逮而需要修正或丰富了；况且，深层地追询，术语概念原本就是我们主观的意识现象，其中固然有现实，但在此现实已转变为观念的存在或简言之就是观念。
再说“美学”。在中国，“美学”已沉寂多年了。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引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而如今“美学”盛况不再。国际美学界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妙。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工一方面使美学在其内部取得了不少精深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它则成了少数人圈子里的自娱白乐。美学自然应当是一门快乐的科学，但问题在于它只是自娱而不是他娱，即引不起局外人的任何兴趣。“美学”自绝于“社会”，其结果也就是“美学”为“社会”所抛弃。
一、“美学”反对“社会”
或许更为复杂的是“美学”与现代性在理论和历史上的重重缠结。由康德所奠基的审美现代性即“自由美”(freie Schtinheit)对于“依附美”(anh~ngende Sch~nheit)的优先性，换言之，对审美自主性的高扬，曾经在席勒那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那里、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最后是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演变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和社会罪恶的批判。一个谬传甚广的观点是，这种批判属于与启蒙现代性相对立的审美现代性，其主要特点可简单地表述为：如果说前者是理性或理性主义的，那么后者则是感性或感性主义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两种现代性，“启蒙理性”原本就包含着“审美现代性”。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话语不仅不排除感性的艺术，而且还给予艺术自主性以深刻的理论支持。理性不在与感性相平行和对立的层次上，毋宁说，在现代性框架之内，它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而成为独立“自由”的主体性。这就是康德何以在美学上标榜“自由美”的原因，那是对于一个主体性原则的贯彻。所谓“审美现代性”即文艺上的现代主义，其矛头所向绝非以主体性为主导价值的现代性，恰恰相反，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肯定了这一现代性理想。现代主义不变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正是“启蒙现代性”对个人自由的合“理”化酿成了现代主义者与社会相遇的精神苦难。在对这苦难的倾诉和对造成这苦难之原因的揭露中，审美现代派所渴望的仍然是现代性所倡导的个体自由或个体主义。他们高扬审美的大旗，向社会发起一次次绝望而悲壮的冲锋。这情景给人的错觉就是“审美现代性”，似乎审美的事业就是颠覆现代社会的价值核心即“现代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第一，个体自由天然地具有审美性，但文艺不是它惟一的表现领域，它同样或许更广泛地表现在对于个人之社会权力的要求上，如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所极端地表现的那样。第二，“现代性”话语无法覆盖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不惟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其意义要远为永恒和丰富。第三，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亘古就有，而“启蒙现代性”赋予这对立的双方以理论的同一性即主体性原则。第四，审美主体性只有精神的实践性，而不存在社会的实践性。主体性原则一当被付诸社会建构，它就必然发生各种变形以至于走向它本身的对立面。第五，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说有“审美现代性”的话，那也只是现代性在精神上的自我反思、自我调节，其目的是回到真正的即原初的现代性。第六，由于这样一个“审美现代性”并不在根本上否定现代性，甚至是以现代性为其反思的亮光，其反思的重心则倾向于与理论一极相对立的社会实践一极的现代性，因而如果说“审美现代性”话语对于我们仍有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以表象性的概括所凸显的美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审美现代派，“美学”在他们手上就是“社会一批判”。阿多诺将艺术规定为“社会的”，而它之所以能够承当起“社会一批判”职能恰在它的非社会性或反社会性，即康德一唯美主义所一直强调的“自主性”：
更确切地说，艺术是通过其与社会的对立性位置而成为社会性的，那一位置是惟在艺术作为自主之物时才能取得。不是去遵从现存的社会规范，也不是把自身修造得“于社会有用”，而是将自身凝结成一自在的本体，艺术由此而恃其纯粹之存在批判社会……
阿多诺看得分明，唯美主义的“自律性”与批判理论所要求的社会性不仅不相矛盾，倒是郁郁葱葱地相生相发。原因是，艺术通过对“自主性”的诉求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身份，凝聚为一种独立的生命或力量。没有艺术自身的出现，何谈艺术的功用?自律性使艺术诞生了，也使其社会功用的发挥成为可能。
美学在强大的“审美现代性”观念中被定格为对社会可行使批判职能的一极。站在那一极点上，它可以指点江山、粪土世俗的荣光，引导黎民苍生走出沉沦的幽谷，向着完满的人性攀进。如果说艺术从前靠着神性的力量，那么在现代以来它则自视为在一个去魅化了的世界里惟一的神明。
由是说来，在现代性语境中，除了其联系性的意义之外，不管这联系性如何地被建构、被述说，“社会”一词又新添了另外一重暗示，它往往被作为鄙俗、市侩、平庸、刻板、权力、规范、服从、愚昧等等或近或远的同义语；即使中性一点，它也是一堆没有灵性的物质，有待于美学的点化和提升。这就是说，凡是社会的，就不是美学的；而凡是美学的，也就一定不是社会的。美学与社会被分别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甚至会体现为在同一作家那里内在的精神分裂症人格，如恩格斯在歌德身上所发现的“天才诗人”与魏玛朝臣两种身份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在人类可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美学与社会的统一，要说有恐怕只是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五柳先生的“桃花源”以及青年马克思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先已假定了美学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关系的。    既然美学与社会事实上总处在对抗之中，且现代性理论又一直地在强化这种对抗关系，如阿多诺所言，“艺术惟因着其社会抵抗能力才得以生存”，那么企图在美学与社会之间寻找统一并建构所谓“社会美学”将必然面临一个逻辑的困境，就好像要说有黑的白和白的黑一样地匪夷所思。但是，“社会”的、“美学”的或者就是“社会美学”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性理论也不能作为“社会美学”的惟一逻辑。最深刻的原因是，“美学”与“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相应地它们在概念上的变化正在使之一步步地逸出现代性逻辑，于是一个“社会美学”的新逻辑在对现代性逻辑的扬弃中开始呈现出来。
二、“社会美学”与“艺术”无关
溯“社会美学”之渊源，人们极容易想到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的那个名篇《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④。据他规定，“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概念应含有三重意义：其一是指20世纪在一些先锋派那里出现的纯粹艺术的日常生活化的趋向，如马塞尔•杜尚对“现成品”的呈现，如安迪•瓦侯对商品世界的复制，再如行为艺术的即兴表演，等等。费瑟斯通提醒：“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先锋派的许多策略和艺术技巧，已为消费文化中的广告和大众媒体所吸收。”其二是指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费瑟斯通提到的例子有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唯美主义作家佩特和王尔德、倡导生活审美化的福科及其所标举的波德莱尔的“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受和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作品”。对这一类的审美化人生，我们中国人恐怕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它就是一直为我们所称道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别具情致的生活方式，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甚至有以生命作赌注的祢衡的“击鼓骂曹”，等等，都是将生活提升到艺术化的境界。费瑟斯通认为，这些“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
严格说来，以上两重意思都不是我们“社会美学”的题中之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从中清理出去的或者至少需要与之划清界线的东西；而且即使在他本人所开辟的理路上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表面上的“似是”与内在里的“而非”。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短语中，“日常生活”是审美地呈现和审美地提升的对象。这样的解释当然十分贴切地概括了先锋艺术对日常现实的挪用和审美主义者对人生的净化。或许对费瑟斯通具有特别诱惑的是，两种趋向都在对艺术与生活之历史鸿沟的假定或承认中试图予以弥合，仿佛前者是将艺术拉近到生活，后者是将生活提升为艺术。但实际的效果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并未因此而缩短多少，恰恰相反，它们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再次提醒了艺术与生活相互间于实际上的不可逾越和混淆。杜尚的“现成品”艺术、瓦侯的丝网印制品看起来似乎是向日常生活的靠近、趋同，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源于一种绝对的艺术自信，也就是说在这充满了风险的与日常生活的肉搏中他们深信艺术必然能够最终胜出。他们反艺术的作为因而就有向日常生活炫耀艺术霸权的意味。有批评家早就指出：“越仔细研究美国的波普艺术，越觉得它不像是对群众文化的赞扬，甚至也不像是反群众文化的运动。相反的，通俗的艺术形象被当作一种借口，当作一种手段，以便躲在后面偷偷地接近深奥的哲学问题。艺术家们在被询问的时候，所谈的总是对事物的观察方式，而不愿谈实际被看到的事物。广告、招牌、连环漫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吸引力在于形象是‘给定’出来的，形象是凭白无故地就在那儿，没有必要多惹麻烦去重新创造。”日常形象并不特别重要，它尽可以无限制地“波普”下去，而波普“艺术家”的意图则是教导人们如何去特别地看待这些司空见惯的形象，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即创造对于日常事物的新异感仍是他们的绝密武器，由此他们的艺术感觉和哲学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大胆地断言，在背后支持波普艺术家的依旧是与他们的先辈一样的精英主义理念，对生活的表面上的讨好掩饰不住其英雄欺世的嫌疑。艺术家的艺术永远是精英主义的，“审美”是绝无什么“现代性”的，它一贯就是那反日常、反社会的桀骜不驯的姿态。在艺术史自身的发展路线上谈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呈现”注定一无所获；也许更糟糕的是，如果将“日常生活”作为刻板、平庸或工具理性的同义语，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立刻就会一反费瑟斯通之初衷，变成该命题的反题，即那一所谓的“审美现代性”。
费瑟斯通当然谙熟“审美现代性”并对它保持高度之戒备，但非常不幸的是，在其所赋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第二重意义上，他再次跌落“审美现代性”的陷阱。他所称举福科等几个范例不仅不能支持后现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而且每一个都在公然地反对它。王尔德、福柯这类人都是些自命不凡的才子，对他们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抵抗就是对它的逃离，因为日常生活本身毫无审美价值可言，惟有将“日常生活”彻底地锻造成“非常生活”，它才可能是“审美生活”。如果说波普艺术家还有胆量与“日常生活”短兵相接的话，那么对王尔德等来说则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离得越远越好，它最好就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王国。
不过王尔德还是有社会使命感的，他多次宣称过通过艺术改造社会的抱负，因而他之远离生活就只是实现其人世抱负的一种策略，即由此而获得社会批判所必需的审美距离和立场。这多少有些像庄子所做的，通过“出世”而“入世”，通过“无用”而“有用”。对此“社会美学”愿意表示敬意和理解。但旨趣不同的是，“社会美学”不在艺术及艺术史自身的范围内说话。诚然它也谈论美学，但是其兴趣并不在艺术的自主性及其迂回的批判战术。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两重意义相对应，它关心的，首先是“美学的社会化”，即美学积极地参与社会建构，以致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学。
三、“社会”即“文化”
其实在“美学”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只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社会”这一关键词。从前的界定在其本身的语境内也许至今看来都是有效的，但对解决这里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在此我们必须进行一次视点转换，否则就看不到其新的意义维度。
传统上“社会”被界定为人们相互间所结成的各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则更深入一步地将此关系描述为物质的或利益的关系与为此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及其操演。《共产党宣言》的起首语，“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在另一角度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个个社会形态的更迭，即历史是动态的社会，而反转过来说，社会是历史的理论定格，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宣言也就可以理解为它对“社会”的定义：作为关系的社会实质上即是阶级及其表现为斗争的阶级关系。将社会定义为阶级斗争与定义为物质利益关系并不矛盾，因为阶级无非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其形成和发展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动。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定义因而就是活动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被划分为阶级的人群与保证此活动得以进行的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机器。
由于这一定义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革命性目标，重在唤醒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因而其特色就是它深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为此政治经济学所赋予的意味和视点。但是当被问及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何以未致立即的分崩离析，例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何以仍然充满经济活力，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范例时，我们就需要转向“社会”之如何被组织、被建构的积极意义方面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意识形态”，尽管它本质上属于统治阶级，而实际上却是为一切阶级所签约、所信从。这就是说，是意识形态拯救了“社会”，社会之成为社会，赖其沟通、协调和团结。
 既然一种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某一阶级的却同时为全社会所拥有，那么它就不再是单一属性的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了。葛兰西曾提出“霸权”概念，似乎揭示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与被统治阶级的协商、谈判甚至对后者做出部分让步而重新确认了其统治地位，而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却暗示了一种全民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以及仅以阶级视点观察社会的某种不确当性。“霸权”概念是自我解构的，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这一自我解构性则意味着迫切需要从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狭隘视域中解放出来。葛兰西的自我解构的“霸权”概念使我们想到了更高一级别的一个概念，即“文化”。说它是更高级别的是因为，它不仅包含了“霸权”的阶级性，而且还允许一个阶级的“霸权”与其他阶级的对话性共享关系。“霸权”当然仍是活跃在“文化”之内，甚至活跃在作为意指实践的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但是与英国文化研究由此而对意识形态斗争无处不在的强调不同，我们想指出的是“文化”的霸权性力量，即文化对社会整体的构建作用。其愈是被证实无处不在，就愈是说明了文化之介人社会的强劲、细密和深邃，以至于我们无法再辨识何为社会以及何为文化了。就文化对社会的建构而言，文化本来就是社会。不能设想一个先于文化的社会，或者一个先于社会的文化，它们之间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文化与社会相携而生，即一方面是文化建构了社会，这可以说是没有文化的建构就不会有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文化也同时在其建构社会这一活动中成就自身，在此文化决非某一观念的现实化，那是唯心主义的说法，而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即马克思主义那一经典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所聚焦的“劳动”：“劳动”是从“生产”(“制造工具”)开始的，也就是说“生产”“劳动”一定是为“人”所界定、为“人”所独有，没有“人”在其中的“劳动”就不成其为人的劳动，就不是能够创造出“人本身”的那一“劳动”。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本质，反之亦然，它们是从不同角度而言其实则一的两个概念。当然，“劳动”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的，从动物性的筋肉“活动”到属人的“劳动”。文化与社会的同一性，就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的劳动与人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使我们采取一个更紧密的措辞：“文化社会”，它与任何升华社会的精英意图都无干系，社会在其发生学意义上本就是文化，而如前所说，反过来，文化亦即社会。
将“文化”与“社会”同一化可能遇到的一个质疑是，“社会”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内容，而“文化”则似乎没有，它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上空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但是我们需要反问：究竟什么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性内容呢?解析开来，它应该首先是指如马克思在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⑨时所提示的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但是，第一，“物质生产”就其严格的意义上说只能是属于人类的和社会的；第二，“物质生产”就其纯粹物质层面还不能构成为“社会”，而只有生产“关系”才能“构成为所谓社会”。这即是说，以“关系”为其本质的“社会”其实就是“文化”。在此我们决不想以“文化社会”贬低“物质生产”，那恰恰是我们要反对的一个观点。“文化”可以有无数个定义，可以是相互矛盾以至相互取消，但无法解除的是其最初级和最根本的意义，即“文化”意味着自然向人的生成，而非人向自然的嘲归。“社会”虽然为“自然”所决定，但它不是自然，而是“文化”。人与自然的恩恩怨怨与这样地定义“文化”没有关系。老庄哲学对“文化”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以及所谓的“生态批评”，都不能视为对“人”、“人为”因而“文化”的斩绝，它们只是不满于过度“人化”、“文化”即“人文化”，而试图在对此极端的反思和矫正中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替代性的文化模式，这仍然在文化之内，仍然是文化的问题。
“社会”的物质性表现也通常指向那些使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种种机构，包括政府权力机构以及民间社团组织，但它们就更是文化性的了，因为如果说在“生产关系”意义上界定社会还不得不顾及“自然”一面，那么社会机构则纯粹是人的作为，是不限于阿尔都塞意谓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因而也就是文化了，在此文化是包含有实践性或物化之维度的。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论“社会”之构成，“文化”据其半壁；而就“社会”之组织或者说组织“社会”来看，“社会”实则是“文化”的等义词。这不只是一个逻辑推论，而且也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借助于技术的提高，人的活动空间的扩大，“社会”早已超越了其国家形态甚至是其帝国形态而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了。因为这一潮流，全球化就成了社会学家近二十年最热闹的工作场域之一，其成果似乎也正在牵引着当代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一个在过去看来可能是不伦不类的组合“全球社会”(g10bal society)开始悄悄成为社会学家们的语词新宠。
四、在“社会美学”之前
“社会”所具有的“文化”性质从根本上保证了它被视为一件美学产品或者说就是一部美学大书的合法性。只要将“社会”当作“文化”，那么说“社会”即“美学”就毫无生硬突兀之处了。但是合法性并不意昧着立即的现实性。社会之真正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其美学性的显露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过程的。
柏拉图可能是西方美学史上触及“社会美学”的第一人：在其《大希庇亚篇》里，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但我们要说美好的习俗和法律也是美的，就像那些通过我们的视觉和听觉而产生的快乐一样，或者说它们属于别的范畴?”就其执著于寻找能够将美的性质赋予一切事物的美本身而言，柏拉图本人当不会拒绝习俗和法律等社会性现象对美的理念的分享，但他显然又是依违不定的，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美经常被认为主要体现在经由视觉和听觉的对象即今日所谓之纯粹艺术方面，这是一个流行而强大的立场，柏拉图可以怀疑，但无力颠覆。或许就其最基本的立场而论，毋如说他更坚持视觉之于成为美的本体决定性，因为，作为其哲学核心概念的“理念”本身就具有视觉性特征，这也暗示，西方哲学一开始其本体论之内即潜伏了认识论的种子。而没有认识论，则不会有现代性西方，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其文化、艺术、审美精神，以及作为其反对的后现代性，等等。这是在“社会”尚未成为“美学”之前柏拉图对于西方哲学文化的必然的效果史，即一个认识论的和视觉至上的柏拉图，而在另一方面，其对“社会美学”的大胆猜想无论如何富于启迪性都不可能引人注意。理论虽然超前和抽象，但终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对于“社会美学”来说，其土壤就是一个充分视觉化了的“社会”。当视觉化主要发生在“艺术”的而非“社会”的领域时，就只有“艺术美学”而不会有“社会美学”。正是这一历史语境及其深刻的哲学力量使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开宗明义地将美学规定为对“美的艺术”的研究。对于现代主义艺术家，如前所述，就更不能指望其考虑什么“社会”之为“美”的可能性了。在这些人眼中，“社会”不仅不是“美”，正相反，它是“美”的不共戴天的夙敌，成为“美”的必须以“社会”的牺牲为代价。
在此或许应该特别铭记曾经提出过“社会学美学”(soziologische  Asthetik)的格奥尔格•齐美尔对于“社会美学”的开拓性贡献。作为一位大都会思想家，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现象倾注了在当时知识界极为罕见的“文化研究”热情，包括时尚、装饰、观光、冒险、饮食、卖淫、社交、感性、空间、货币和博览会等等，而这一切又每每被置于“美学”的观照之下，捕捉它们与“美学”的相关性或者其“美学”意蕴。由此，在齐美尔那里，如果说一个逻辑形态的“社会美学”尚未成型的话，那么一个批评形态的“社会美学”则早已在“运动”着了。他揭示了例如“冒险”与“艺术”在本质上的相类，它是与世俗日常世界的“断裂”，是生活中的“岛屿”或“飞地”；例如“时尚”追逐中的群体认同与个体区别之间的统一和张力；再如饮食超越其生理意义的文化和美学结构，等等——似乎现代生活正经历着一个全面的审美化过程。不过，原其内在旨趣，齐美尔也是一个“审美现代派”，因为他要在这些寓有“美学”理想的“社会”现象中发掘出美学与资本主义计算理性的对抗性关系，与其说他所描述的是“美学”泛化于“社会”，毋如说是“美学”突出于“社会”之重围。不独齐美尔如此，那一切在现代性语境中谈论“社会美学”现象的思想家骨子里都是唯美主义者：试想，本雅明不就是在艺术品的机械复制中哀悼“灵韵”的丧失吗?
20世纪60年代，我们进入了一个堪称“后现代”的理论时期。在美学上，如果说现代主义成就了一个艺术“自主性”概念，那么 后现代主义的任务则是拆解这一概念。所谓“自主性”(autonomy)，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作者对于其作品以产权为基础的独立支配权，正像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一样，艺术作为精神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业已完成的艺术产品，而且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可能更有效于他们的创作过程。不言而喻，艺术创作的过程由艺术家所主导、由他们单独完成。接受美学反对艺术的“自主性”概念，提出“自主性”的作品如果不经阅读就是一堆死的“文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生作用的因而也就是活着的、活动的“作品”。在沃尔夫冈•伊瑟尔对“隐在读者”的假定中，它表示一种内在于文本的“反应邀请结构”，甚至连这个死的文本也不是由作者独自完成的，一个“读者”早就“隐在”那里。通过将读者“请进”文本之内，接受美学瓦解了作者对于文本的“自主性”．但遗憾的是，读者从而也被封闭在文本之内，作品仍是作者的作品，是经由作者的作品，这就是伊瑟尔坚持其美学仍在德国现象学传统之内的原因。虽然对于接受美学来说，要完成对“自主性”的基础性颠覆，就必须将读者从对文本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变文本性读者为社会性读者。
接受美学当然拖着一条现象学的尾巴．但在其对“自主性”概念的解构方面，它又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德式后现代主义”。比较而言，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则要激进得多。例如罗兰•巴特为“读者之诞生”干脆宣布“作者之死”，将“可写”(1e scriptile)即阅读之创造性置于“可读”(1elisible)即被动阅读之上。或许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对美之不可言说、终止于“我是我所是”的描述，与柏拉图对美的理念化和神秘化看似接近，但意图或效果则正相反，在柏拉图就是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而在巴特，却可能是对不可言说者之言说，对不可再现者之再现及其多样性的开放和鼓励——作为“文学符号学教授”，巴特走向通俗文化如身体、服饰、影像、广告、消费之研究，尽管仍在符号学的名义下，一点也不偶然，因为它们都在述说着那不可述说的意义、神秘之物或者就是美。及至德里达，文本根本就不含有符号学或解释学所追寻的那个意义，能指不是指向所指因而获得意指，而是指向另一能指并如此地无限“延异”下去。他也不相信有所谓“文学性”之存在，如果有，那不过是一种体制、惯例和集体认同，换言之，文学性就是社会性。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如伊格尔顿、杰姆逊等，如其先辈普列汉诺夫一样，将宽泛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缩小而强化为文学即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论断，这可以称之为一种极端的文学社会论，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组织而不是惟一或全部；喻乎此则不难理解葛兰西和霍尔何以要讲“霸权”及其对社会的“接合”(ar-ticulation)：其中一个文化的视角被引了进来。
解构文艺“自主性”，将“美学”还原为“社会”，其积极意义对“社会美学”而言是重新确认了美学与社会的关联。如费瑟斯通所提到的审美泛化的前两种情形一样，这里还必须加上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界回归“生活世界”的冲动，以及往前追溯如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的著名命题，说到底，都只是在社会生活领域推演那个其间已踪迹难觅的纯粹美学的理想，因为简单的是，一当追问起怎样的“生活”才是“美”时，回答只能是符合“美”的理想的“生活”才是“美”。并非所有的生活都是美的，只有经过思考、选择和认定的生活，即只有被认为是“应当如此”的生活才称得上“美”。美学上的“民粹主义”、“人类学主义”，通常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主义，仍然是“审美主义”，即仍然是“美学至上”，不同只在这种标榜“生活”或“世界”或“经验”的美学赋有崇高的社会使命感、深沉的救世情怀，它表里如一地介入社会，试图改造它、提升它，因而一个恰当的命名给它就是“社会审美主义”，当然称其为“审美社会主义”或“审美乌托邦”亦无不可。
“社会审美主义”尽管以区隔为前提，即在“社会”中甄别出美学的和非美学的，“美即生活”这一有意义的命题旋即陷入“美的就是美的”之无谓的同义反复，但是它执著地指示了对全部社会进行美学化改造的艰难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为“社会美学”开辟了可以前行的道路。但是，如果说“社会审美主义”是乌托邦的、浪漫主义的，可情动、可理喻而不可征之于实，因而是遥不可及的，那么“社会美学”则是现实主义的，它认定眼下的社会现实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美学转换运动。
需要再次声明，并非在“社会美学”之前就不存在社会美、生活美，中西皆然，但是有社会美或生活美不等于就有“社会美学”。因为第一，前者是建立在对美与非美、日常与非常、劳作与闲逸、大众与精英等等之区分和对立即建立在对艺术美的暗喻之上，即使如何地普遍和经见，也总是以另一面之存在为前提的。与此相反，后者则是对此二元对立结构之拆解，以期将整个社会都变成美学，只有美学而不再有社会，或者说，社会即美学，美学即社会，二而一也。更切本质的是，第二，“社会美学”根本就不是美学自身的运动，其驱动力既非来自艺术美亦非源于社会美或生活美之发于自体内在需求的自然扩张(如前所示，这类美只能永远活跃在美学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之内)，而是外于它们、外于它们活动在其中的二元对立结构，简言之，真正驱动其发展的是一全然的外力，这个外力就是波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而艺术美之类则是以“生产社会”为相克而相生的前提的——其实，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叫异化劳动)与诗、与美为敌而扼杀了艺术的创造，恰恰相反，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这种敌对状况才激发出人类对于自由之审美境界的向往和求索，于现实中求之不得，则凭空而创造之。当然由于“社会”基础之不同，这些凭空所造之美是无法直接发展成为“社会美学”的。这里需要一个基础的变动，即从“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
五、“物符”化与“社会美学”的诞生
按照波德里亚的理解，“生产社会”是以“生产”为轴心的社会，而所谓“生产”是指对“使用价值”即对能够满足人们具体生活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这样的“生产”组织和协调了社会，并推动其发展。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当然应该包括“消费”一环，否则“生产”将无法继续。但此一“消费”只是隶属于整个“生产”链条的一个环节，是“生产”的实现即对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承认，因而尚不具备独立于“生产”的地位和意义。而“消费社会”之“消费”则不再是“生产”的镜像，它不反映“生产”的特性，即“消费”与所“生产”商品之“使用价值”毫无关联，而只与其符号相关。这不是说“消费”不再指向“物”、指向作为广义之“物”的商品，而是“消费社会”里的商品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指谓：商品不再只是仅具使用价值的物品，其所以有“交换价值”一直是由于它先有“使用价值”；现在，商品变成了“物符”(objet-signe)，既是具体之物，又是抽象之符号，是特殊的即以物体形态出现的符号，是所谓的“实体能指”(substance signfiante，或译“指意实体”)；然既为符号，其作为物或局限于物的意义即使用价值则必被淡化以至清除，以此为代价而最终获得超越其自身的意指功能，用波德里亚的例子说，洗衣机在“消费”领域不是洗衣的工具，而是指示“舒适”或“有地位”的符号。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符号，而整个商品世界就是一符号体系，个别的商品归属于这一“物体系”或符号体系，简言之，“物符”体系。波德里亚有一名言：“欲为消费之物，则此物必先为符号”⑩，这一命题当然别有深意，此处不遑追究，现在的问题是，它极易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消费”将物品从“使用价值”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波德里亚的确多次从“消费”出发谈论“物”的符号化，而事实正相反，是“物”的变化即从“使用价值”转向“符号价值”决定了“消费”的诞生，或者说，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是商品的“物符”化宣告了——如果不避波德里亚式的夸张——“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能指一所指之辩证法的终结”，“同时，使用价值一交换价值之辩证法的终结”，“话语之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之线性维度的终结。符号之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可以比较的是，假使说马克思创建了一个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物”化社会，那么波德里亚则构思出一个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文”化社会，因而在马克思那里对“物”之“异化”的批判便转至波德里亚这里对“文”之“拟像”的揭露，此中意向我们暂不究论，只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当代社会景观而言，一个以“物符”为标志的“消费社会”确已峥嵘而起，不容漠视。虽然我们亦可挑剔一个严格的“生产”与“消费”的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或者说商品世界的日益丰盈，“消费”问题注定会取得较“生产”如果不是更加也是与它同等重要的位置。如今，“文化的经济化”，或者说，“经济的‘去物质化”’，作为对“物符”“消费”的另一表述，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新时期以来中国专心致力于“生产”，尚不足三十年而就早早经历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移，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云云，我们是耳熟能详的。何以“刺激消费”?何以“拉动内需”?政府自有大政方针，而商家则似乎天生地熟谙此道，无须他人指点就将“消费”演绎得如火如荼，其中奥妙自然是波德里亚所说将商品“物符”化，让商品倾情抒发其超出自身的意义，例如，“我不是别墅，我是豪门至尊”，“我不是全自动洗衣机，我是对妻子的体贴和关爱”，“我不是酸酸乳，我是想唱就唱的青春和个性”，等等。这一“物符”化能够使消费者不再以自身之物理性需求为限，而进入一个类“物理学之后”即普通人的类“形而上学”的精神境界，或哂其虚荣，但它毕竟是超越的。再则，由于符号的意义来自诸符号间的差异而非其与实在之物的潜在关联，同理，由于“物符”，如波德里亚所揭示，“它从未在其物质性中而是在其差异性中被消费”，这就是说，由于“消费”并不意指具体之物，其意义如德里达所言被一再地“延宕”，那么消费就总是处在一种无法彻底解除的紧张状态。消费并未带来欲望的满足，而是对“物符”差异的认识和由此而来的新的消费期待。俗谓贪得无厌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其实正相反，它来自于人的社会性，来自于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理性的动物，因为惟有人能够超越动物性的肉身需求层次而坚定地追寻例如“物符”差异所闪烁不定的意义。应当看清，对物的疯狂占有实则是对符号意义的百折不挠的执著，在此物非物，而是会说话的符号，是“物符”；而只要“物符”想表达意义，那么它就必须经由与其他“物符”的关系即差异；“物符”之差异无限，于是对“物符”的消费也就永远不会有终期。
可以断言，“消费社会”即“符号社会”，而一个以符号为主导的社会实质上也就是“美学社会”。这一论断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对符号与美之必然关联，干脆说就是对符号即美之命题的肯定。对此我们拟做出两点说明：第一，所有符号都是认识论的表象，而美即发生于这样性质的表象之中。甚至，由于表象在始源上对美的决定性，我们也完全能够说，表象即美，或者，美即表象。显然，个中原因就是表象即意味着一个距离性的“看”，一个将对象摆置于眼(包括心灵之眼)前的活动(Vor．stellung)，它不是对象的自我呈现(presen!)，而是再一现(re_presenta—tion)，是假定了主客体分立的被一呈现(re—presented)。任何符号，无论形象的抑或抽象的，本质上都是对物的“表象”或“再现”，都是由我创造且亦为我的“可见性”。由此而言，一个符号的社会就是一个“看”的社会因而是一个美学的社会。
第二，如果说“物符”化或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之必然，如果说“符号”美学以前还只是局限于“纯艺术”的象牙塔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天才的专利、脱离了物质匮乏的有闲，那么电子媒介的出现则使得这种理论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存在，“符号”美学亦因之而泛及全社会，成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诚然，电子媒介就其自身而言并不等于消费社会或符号社会，因为印刷媒介也可以使物符号化，即生产“物符”，但是，惟有电子媒介才有能力在技术层面上将“物符”美学普及到全社会乃至全球的程度，这是其传播更多地依赖于物理时空的印刷媒介所无法比拟的。比较而言，电子媒介更擅长于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而图像以其震惊效果、视觉性、似真性和多向阐释性更易为有意的“物符”生产所操控，更易于形成与现实相绝缘的“拟像”、“比现实还真实的超现实”⑩因而“模拟的泛美学场域”⑩。丹尼尔•贝尔指出：“群众娱乐(马戏、奇观、戏剧)一直是视觉的。”④若将此文化传统联系于电子媒介之视像生产，那么贝尔无疑是在提示我们电子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亲缘关系；这也就是说，电子媒介将消费社会的“物符”化发展为图像化，而且通过图像化而接合了大众文化的视觉性传统，把“物符”化提升到社会无意识即一个更加深入人心的新阶段。由于电子媒介发自其本性的推助，以“物符”为主导的“符号”美学才终于真正地将自己伸张为社会性的。
至此，“社会美学”作为一个概念，其自身之内在合理性，其对于描述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现实的确当性，已有了基础性的说明，因而一个“社会美学”的草图已然绘就，同时其多方面的问题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也可能一并交给了有心的读者和方家。
《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2、“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    北京师范大学 童庆炳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时候，中国的仕宦之家，衣美裘，吃美食，盖房子要有后花园，工作之余琴、棋、书、画不离手，等等，这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谁喜欢这个话题，谁肯花精力去研究它，完全是可以的。为什么“日常生活审美化”突然之间，会成为一个话题或问题呢？大概几个月前，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前后召开了两次“文艺学学科反思”会议，提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容”问题，有的青年学者要把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去研究广告、美容、美发、模特走步、街心花园、高尔夫球场、城市规划、网吧、迪厅、房屋装修、美女图……，后来他们又前后在《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分别发表两组文章，大大地鼓吹了一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甚至有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研究置换原来的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倾向。有的人走得更远，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学派”走到这一步，几乎要颠覆原有的文艺学和美学，这就不能不引起不少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者的关切，而且提出质疑：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如今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的分歧，实际是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究竟应如何定位的分歧。在某些人看来，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义”时代，消费成为社会的主题。既然消费成为社会主题，那么自然对于消费的对象就要十分讲究才行，吃要吃名牌，穿要穿名牌，住房要高档，装修要高档，玩要高档，休闲要高档，头发面孔的化装更自然不在话下，更要讲究再讲究。问题是中国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了吗？不错，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不错，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国民生产平均总值，只有区区1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我们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多数人年平均收入只有1000多到2000人民币。这1000多到2000元什么概念呢？去年深秋时节，我想买一件对我来说穿得出去的风衣，我跑了北京的五个比较大的商场，我期待用500-800元买它，结果跑断了腿，也没有买到，原因是太贵，每件风衣的售价竟然高达2000元人民币左右。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在边远的农村，我如果买了2000元一件的风衣，就等于他们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我在作了这个比较之后，放弃了买风衣的念头。那么，是不是有人买得起呢？当然有人买得起。不过这些人就是某些青年学者整天挂在嘴边的可能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了。这样说来，如果硬要说我们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对于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城市打工者、下层收入者，并没有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决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部分城里人的美学，决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
主张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文艺学研究中去的人，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鼓吹文学终结论。认为现在是图像时代，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总有一天文学是要被图像所取代的。文学终结了，文艺学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与其等待文学终结，文艺学自取灭亡，还不如乘“文学性”、“诗意”还在广告、美容、美发、街心花园、房屋装修等地方蔓延之际，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也说不出道理来。我的看法是，就目前来看，文学尽管失去了80年代初中时期那种轰动效应，也可以说是边沿化了，但文学仍然存在着、发展着，在图像时代继续生存着发展着。我曾经在网上搜索过，不但那言情的作品继续发展着，反腐倡廉的作品继续发展着，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继续发展着，就是一些所谓的纯文学，如杨绛的《我们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印数多达几十万部。我从来不相信文学会终结。文学永远不会终结。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有它独特的审美场域，语言艺术的心像、内视特点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图像给予读者是确定的东西，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往往是与个人体验相联系的内觉。就如同我们大家读《红楼梦》，你根据你的体验有你心目中的林黛玉，我根据我的体验有我心目中的林黛玉。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内心视像，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往往一辈子愿意在心底珍藏它。这也就是我们不太愿意看电影或电视《红楼梦》的原因。为什么有许多作家的作品不能被改编为戏剧、电影或电视剧，原因是文学的某些韵味是不可改编，一旦被改编，那独特的韵味就被毁坏。因此，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文学人口永远是存在着的成长着的，文学不会像某些后现代的轻浮学者那样，说终结就终结。既然文学人口存在着，他们的需要也就存在着，那么文学也就永远会有新的太阳。等待文学终结的人肯定是白等了。文学既然顽固存在着，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网站
3、《文艺研究》2006年第六期目录
理论专题
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对时下中国传统诗学研究四观念的再思考　　萧驰　　　　　　　　　　　
中国诗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以中古诗歌运动中比兴的历史命运为例 张节末　
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麦永雄　
媒体革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危机　　胡大平
媒体的现实逻辑与道德自律 　贾磊磊　
一脉天风百年旺泉--中国新文学中的"鲁迅风"杂文　　姜振昌　
徘徊于"通"与"专"之间--关于现代文学的若干思考　　郑春　　
民族话语的二元解读--论李欧梵的文学现代性思想　　李凤亮　　
论坛
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　　谭学纯　　　　－（78）
访谈与对话
中国与日本:《金瓶梅》研究三人谈　　黄霖　大冢秀高　铃木阳一　
黄宾虹论　　范曾　　　　　　　　　　
谢赫"六法"及"气韵"西传考释　　邵宏　　　
涉及吐蕃美术的唐宋画论　　谢继胜　　　　　　　
书与批评
"文化中国"能走出困境吗? --评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张文涛　　　　　　　　　　
视觉•经验
透视学在西方传统绘画中的意义　　李雅君　　　　　　　　　
青绿山水画的技法与情感表现　　谭智勇　　　　　　　　　
中国画时序性特征　　邬建　　　
探析平面设计中的力态　　王苑丞　
汉字在广告标识中的应用　　陶煊琼　
《人物龙凤图》的艺术精神分析　　戴一黎
中国书法与西方抽象绘画的相似性　　王元建　　　
《雪磊诗词选抄》序　　郭汉城　
短论•动态
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　　史小军　　　　　　　　　　
《诗经》中的器乐演奏　　李婷婷　
为了震惊而震惊?--从英国青年艺术看当代前卫艺术问题　　邵亦杨
民歌就是民歌　　何畏　　
湘中梅山民歌的审美情态　　谭建光　
本刊优秀编辑家杨志一同志在北京逝世
图版
美术作品　　　　　　　　　　　　　　　　　　　　　
Main Articles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回顾（摘录）
1、文艺学（美学）章培恒
　　文艺学是研究文艺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学科。因此，文艺学的研究与美学的研究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在许多方面几乎难以分割。所以，虽然按照学科分类，美学属于哲学而文艺学属于美学，但在回顾文艺学学科在“九五”期间的情况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美学。
　　就文学的领域而言，文艺学科对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特别是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抑或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有赖于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的指引。而文艺学研究取得成绩，又必须以众多的文学现象为依据，所以也必须以各国、各类的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参考；因为，要文艺学研究者一空依傍地直接去研究各种文学现象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目前，文艺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还没有结合起来，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具备结合的条件。
　　文艺学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要解决这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和阐明文艺的特征，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历史上的和当前的文艺学家的研究成果。就我国现当代的文艺学研究的情况来说，在这问题上还停留在介绍国外有影响的文艺学流派的有关见解或从这些见解中有所选择地来加以阐扬的阶段，而没有进入就这根本问题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作出自己的结论的阶段。大致说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采取从二、三十年代起就在苏联占据主流地位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对文艺特征、功能的种种说明、规定。进入新时期以后，这一观点的权威地位逐渐动摇，并从国外引进了种种其他的见解，包括现代主义、形式主义（通常称为形式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但是，虽然有企图从其中的某种观点出发来阐明文学的本质、特征等一系列问题的，而其实仍限于介绍，并未对国外的已有科研成果有所推进，而且这些观点中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种已在国内取得明显的优势。至于坚持或基本坚持“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观点的研究者，虽然仍陆续有研究成果出现，但并未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这一学科在九五期间的进展，主要在于：
　　第一，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与基本完成这一任务尚有很大距离，但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首先，在思想上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针对文艺学研究中的上述情况，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要从根本上突破当前的研究水平，必须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去努力。因为，一则马克思主义迄今仍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最先进的理论，再则只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才能使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摆脱只是西方的各种文艺学流派的观点的介绍、阐述的现状。
　　与这一基本认识相关连，在如下三点上已有较多研究者具有了基本相近的见解：
　　一、文艺学的中心问题。由于文艺学的内容广泛，而以前又把文学仅仅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学术界对文艺学应以什么问题为中心的认识颇为纷杂。在“九五”期间，这点已在多数研究者中有了比较类似的见解。以收在《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中的童庆炳教授《文学审美特征论》和孙绍振教授《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等著作为代表，把审美作为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征，并把情感与这种审美价值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观点，已可说是今天文艺学领域中具有主流地位的意见。因此，要对文艺学的基本内容加以阐释，也就不能不以此作为基干。
　　二、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已有较多同志认识到：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特定的理论内涵，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与发展的体系。马恩经典作家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却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这就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真理，不是个凝定的体系，而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过程”的“阐明”而存在着。因此，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特别是建构当代形态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充分吸收当前世界上各种文艺学流派的积极成果，重视并体现迄今为止的文艺创作实践中的种种成就，特别是出现于本世纪的最新成就，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既保持旺盛的活力，在世界文艺科学的发展中永远处于前列，从而高瞻远瞩地面向未来，又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方法论和立足点。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怎样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有较多同志已认识到了那绝不只是简单地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某些概念或术语吸收进去，更不是在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上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作综合的研究，由此来发现文艺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规律，然后再与体现在其他民族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中的根本性规律相比较，求其共同点（包括异中之同），从而发现文艺的共同规律，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体系。因为在这体系中不仅不忽视体现在中国文学及文艺理论中的文艺学规律，而且给予它们以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不像现有的西方各种文艺学说那样地对此加以忽视，所以这一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其次，已经开始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九五”期间出版的在这方面最具规模的著作，是童庆炳教授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吴中杰教授的《文艺学导论》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部书在经过专家评审后，都已在1999年被列入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重点推荐的教材。但它们并不是一般所谓的教科书性质的作品，而是颇具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具体显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努力。大致说来，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立足点，广泛地吸纳西方各文艺学说中的有价值的观点，也对中国古代文论有所采取；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则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出发，由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作较深入的探索，并较多地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实例来加以阐明。在“八五”期间出版的陈传才、周文柏教授的《文学理论新编》原已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并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两部书则在已有的基础上，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并为今后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富于启发性的借鉴，所以是可喜的收获；尽管今后所要走的道路大概会更加漫长和艰苦。
　　除此以外，还出现了一批对文艺学（美学）的重要方面、学说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也都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起了直接或间接的推进作用。其中既有单行的著作，也有丛书。
　　在单行的著作方面，以下三种各有其代表性。
　　一、李衍柱主编的《文艺学范畴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书企图系统梳理和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体系，也可说是国内第一部这样的著作。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有些什么范畴，是否构成体系的问题，是学术界的难题之一，本书所述，当然未必就是定论。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体系，这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书的出版，是在解决这问题的道路上所跨出的扎实的一步，至少可以引起广泛的思考。所以，它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二、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本书是对西方形式美学的较为客观而具体的阐述，也较准确地阐述了形式美学的价值。因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审美功能是离不开艺术的形式的，所以，任何忽视艺术形式的文艺学观点都是缺乏科学性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不例外，从而必须吸收形式美学的积极成果。但由于“左”的干扰和前苏联的影响，中国文学界的左翼自二十年代开始就存在着忽视形式的倾向，以后愈演愈烈；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根本改变。因此，本书对形式美学的价值的阐述，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积极作用的。它也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三、周来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本书提出“美是和谐”的主张，并由此出发来探讨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解释由古典艺术发展到现代艺术的深层原因。作者的这种美学主张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为美”的观点显然有其相通之处。倘若这一主张能够成立，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种很大的贡献，指明了怎样运用中国古代美学的经验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具体途径。当然，这还必须进一步经受以往的一系列审美现象和当前及今后的各种审美现象的检验，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种有益的思考。本书也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在丛书方面，以下几种尤其值得注意。
　　一、由钱中文和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六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有：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胡经之《文艺美学论》、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和朱立元《理解与对话》，都从各自不同角度概括了作者二十年来研究中引发的、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创见。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华读书报》专版予以评介，许多中青年学者认为这套丛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前瞻”，是“中国当代文论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前辈学者钟敬文先生更是誉之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里程碑”。
　　二、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共九种，包括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陆扬《精神分析文论》、李钧《存在主义文论》、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方珊《形式主义文论》、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这套丛书所收也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最为系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研究性专著，每本书不仅对所论的思潮与代表人物作了认真的研究，而且用相当篇幅论述了这些思潮与代表人物在中国的影响。
　　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年美学博士文库》，共十种，分别是马驰《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程孟辉《西方悲喜剧艺术的美学历程》、徐碧辉《文艺主体创价论》、彭锋《生与死》、张海明《玄妙之境》、傅谨《感性美学》、王一川《修辞论美学》、金元浦《文学解释学》、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这套文库的选题不拘一格，其中包括了中西方美学史、美学原理及其门类艺术史的研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潮与理论家的研究，这套丛书被列入教育部重点选题，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点图书。
　　这些成果，都对其所研究的专题作了不同程度的推进，深化了对文艺学的学理的认识，从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介绍和阐述国外文艺学、美学学说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就。
　　我国对外国的文艺学、美学学说的介绍始于二十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处于高潮。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很多工作都来不及做。抗战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就滞后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工作才受到高度重视。但一则任务繁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西方重要的文艺学、美学学说有许多应该介绍的还没有介绍过来，对这以后的新学说当然更为隔膜；再则改革、开放之初，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在展开工作时自不免有种种不足。所以，直到九五期间，这一工作才有了较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西方文艺学、美学的理解，而且也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其主要成果为：
　　一、译介出版了一批高品位的、体现学科前沿水平的著作。较成规模的有：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已出版十六种，丛书的作者都是当代国际文坛上活跃的批评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这些批评家与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范畴。对于这些批评家的理论，近十年来，国内已有不少介绍性文章，但真正系统的翻译工作却没有开始，以至常常造成以讹传讹的现象。这套丛书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所选择著作有相当的代表性，为当前国内西方美学和文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2．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博学丛书》。选题角度与“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不同，其选择的均为已故二十世纪著名学者代表作，其中包括吕西安•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本亚明的《经验与贫乏》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有影响的代表之作，这些书的影响波及至今。
　　3．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王逢振主编的《先锋译丛》，基点定位于文化研究。所选作品带有某种“先锋”的特点，但这里“先锋”一词的含义不是指“先锋派”，而是指新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套丛书在力图跟踪国外文化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选择新近出版的作品。在第一辑的三本书里，编者分别侧重于三个不同方面：（一）《摇滚与文化》，收入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摇滚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听众的影响。摇滚音乐在西方影响了现在仍然活着的几代人，在我们国家正在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认识摇滚音乐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二）《“怪异”理论》，论及当前在美国出现的文化热点“怪异”的文化内涵及意义。“怪异”（queer）指性别关系中的“奇怪”现象，如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第三性等。这些现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怪异”或“奇怪”，有这种现象的人常常遭到歧视，形成不平等的群体关系。而有这种现象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奇怪，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与他人的平等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怪异”现象可以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相类比，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构成和无意识的影响。（三）《六十年代》，是对20世纪60年代某些文化现象的探讨。60年代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和反传统运动，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历史意义？《六十年代》收集了当时一些参与者的文章，从不同视角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活动和事后的认识，并根据今天的认识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由于总结60年代，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是当今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此项研究也是很值得进行的。这套丛书计划每年出3至4本，是国内学者跟踪西方最新思潮的参考文献。
　　以上这些丛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的状况，为我国知识界了解西方社会思潮与哲学、文化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此外，西方学者的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论文字学》，保罗•德•曼的《多义与记忆》等论著也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都是理论界近几年来普遍关注的热门书，它们为我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中，也有不少涉及文论与美学的理论著作。
　　二、出现了一批对西方美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将上述介绍和阐述工作从个别引向总体；这是在提高西方美学总体研究水平方面的一项重大进展。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首推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规模最大的西方美学史。这套通史所论述的内容上自古希腊，下至20世纪末，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上海举行的“《西方美学通史》研讨会”上，许多知名学者指出，该书对西方2000余年美学发展的曲折、复杂的历程作了的细致梳理，并力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揭示其发展轨迹和内在规律，不仅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备的西方美学通史，也是我国西方美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它获得了2000年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这方面另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四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善忠主编，撰稿人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的研究人员，全书有不少新说与新论，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放在思想史的高度加以研究与总结，这种研究思路有其创新之处，是国内近几年来同类研究成果的佼佼者。
                            
2、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九五期间的成绩也很明显。这是一个受“左”的干扰和影响更为直接的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学科经历了一个否定“左”的干扰、影响和加强学术性同时进行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大致说来，在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上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作的《祝辞》中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及稍后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之后，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的认识就越来越明确，对以往研究中的问题也就看得越来越清楚。因此，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科学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于20至40年代的文学和50至70年代的文学都分别作了认真、深入的重新思考，对这两个阶段的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义蕴的重新探寻方兴未艾，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发展趋势的研究也愈益深化。这种过程在九五期间进展更快，对对象的研究也就愈益深入，无论是对于本世纪初至1949年的文学，还是对于50年代以来的文学的研究都有了可喜的收获；尽管在研究者中间对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评价还存在不小的分歧，不过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而且分歧正在日益缩小。然而，这学科在形成之初就存在的有些根本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一是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性质问题。现、当代文学通常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有许多学者赞成这种划分法，但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例如，王庆生教授是赞同的，谢冕教授则把他主编的研究现当代文学历史的书称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说明了他是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整体来看待，而并不是视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的；陈思和教授与洪子诚教授虽然也把1949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但陈思和提倡“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意味着他也主张把新文学（包括1949年以前的和以后的文学）作为整体；洪子诚则承认“当代文学”这一名称的“运用”“带有权宜的意味”，只是他本人“还缺乏必须的深入研究”来“转换”名称；还有很多著名学者则使用“二十世纪文学”这一名称来取代“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称呼。这种情况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的重大分歧，也即对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把握上的分歧。换言之，这实际反映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与其前的现代文学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的问题。二是这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直只重视对大陆文学的研究，对台港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的研究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更确切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对台港文学是不予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些零星的研究，但还远没有进入其核心。特别是台湾文学，确有其自己的成就，但大陆的学术界对之还相当隔膜，目前尚未形成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两点都是在十五期间应予解决的。
　　现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九五期间的重要成果简述如下：
　　一、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将1895年开始的中国百年间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丛书——一种自成体系的、在各书间具有紧密的内部联系的丛书。其研究方式是选择这百年间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年分（例如1921年、1942年、1948年等）来进行描述，从而显示出这一百年来的文学进程。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所选择来进行描述的年分都很具关键性，因而大致能通过在这些年分所发生的文学上的变化而把百年文学的进展贯通起来；二、各书的水平虽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能叙述清楚各该年的文学上的重大变化，有些且很深入。因而通过整套书系，实际上为撰写更具有科学性的、深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就其中的单本著作来说，有些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阶段的深入的研究。
　　类似的丛书还有河南大学编的《百年文潮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虽不如《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之为学术界所注目，但其中如沈卫威的《自由守望》、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等也各具特色。此外还有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专题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等也都值得注意。
　　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本书是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其主要成就在于：第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革”前夕的文学发展作了尽可能准确的描述。这较之以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见的夸大成就的描述是一种明显的进步。第二，对“文革”结束后的文学的进展的分阶段的描述较为清晰而有层次，因而能较明确地显示中国八十年代后的文学走向。这种描述也较以前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描述为实事求是。
　　三、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洪子诚的上述著作相同，其不同于洪书的特色是力求做到以点带面，即通过若干作品的重点描述来显示文学的趋势，与洪书的着重总体描述有所不同。换言之，洪书着重在面，此书着重在点。因而尽管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大体与洪书接近（二书出版时间相近，因而这种接近并非一种著作受另一种著作影响的结果），但由于叙述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成就，可以相互补充。此外，陈书还着重探寻49年以来的在当时未能正式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即书中所谓的“潜在写作”），指出其意义和价值，这是洪书所未曾进行的工作；其对“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的强调，也是本书独具的特色。——陈思和著有《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载《上海文学》1994年1月），强调“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该文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是教育部推荐教材。
　　四、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教材。它很强调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把中国当代文学定性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起点”，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绪言》）。在当代文学的具体划分上，将建国初期至70年代中期描述为“当代文学除旧布新、曲折发展的一个时期”，将“70年代中期至今”描述为“当代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中，既肯定了建国初期作家们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和“50年代末至60年初”在文学上的“蓬勃发展”，也批判了从《武训传》批判开始的“左”的干扰和破坏以及“文化革命”的浩劫（均见《绪言》）。书中对当代文学各阶段的发展的具体描述，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对文学现象的阐述，都相当具体而详明，并与上述的概括密切相应。较之洪、陈两书，在学术上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五、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1998年版）。本书是对1919年至1949年的文学的概述。书中在充分肯定鲁迅的传统的前提下，对文学革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和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以后的文学作了重新解读，对二三十年代的左翼以外的和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学和其他的非主流文学都力求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有些作品的重新解读——例如对曹禺剧本的解读——富有创见。是一部包容性较广的现代文学史。为教育部的推荐教材。
　　六、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突出主流，但也不对非主流的文学采取简单的、笼统的否定，力求给予适当的评价。在叙述上主次分明，轮廓清晰。与上一部书同为教育部的推荐教材，而在对现代文学某些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评述上则不尽相同，叙述方式也有差别。
　　七、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书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描述，把通常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因而消泯了1949年作为现当代文学分界线的作用。就目前的研究界情况来看，无论是对1949年以前的文学抑或其后的文学的评述上都有观点上的歧异，此书则对双方的意见都有所吸取，但又并非调和折中，仍有其自己的见解。本书也是教育部的推荐教材。从上述诸书都被推荐来看，现在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上确实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凡能自成一家之说者，尽管看法上有所分歧，但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八、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的叙述，上起1895年，下迄1990年，对这期间的各种文学批评（含理论）现象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较清晰地勾勒出文学理论批评在此阶段的发展概况。材料收罗较富，评价也较平实，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九、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对晚清至现代的通俗文学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较大规模的描述，资料丰富，对通俗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力求公允，打破了以前轻视通俗文学甚至视为反动、腐朽的观念。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由上所述，可见在九五期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总体的史的研究，而对于作家、作品、单个的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的重要成果则相对缺少。现当代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研究（例如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宗教、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出版社及报刊等的关系的研究）也都显得薄弱。
3、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二者本来是密切结合的，但在研究中却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到八五期间为止，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包括文学创作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的方面，即对单个的作家、作品和批评家、批评论著的研究；虽有一些“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的著作，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近于作家作品（或批评家、批评论著）研究的汇总，而看不出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内部联系，当然更难以阐发文学发展过程和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和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既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指导来探讨和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以其他较具体系的文艺学说为指导来从事这样的探讨和阐述，而只是简单地以所谓政治标准来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加以分类；以致文艺学学科的进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并未产生积极作用，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未能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提供依据。在八五、九五期间，这一学科取得了较大进展，这种情况也就有了较大的改变。其成绩可从指导思想和科研成果两个方面来叙述：
　　在指导思想上，在八五、九五期间，对于把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观念和以对古代文学作品在政治上的简单分类来代替研究的做法已较普遍地加以否定，加强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在这一前提下，出现了以下几项新的特点：首先，对五十年代以来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学史模式强烈地要求改革，从而开始了文学史研究的转型，对于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贯通起来的任务也已提上了日程。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学术性与细致深入，既反对上述以政治分类来代替研究的做法，也反对恢复到旧的、以感悟式的评论来代替研究的方式。第三，重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加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例如，罗宗强教授开创的文人心态学的研究，把文人心态作为文学的外部环境作用于文学的中介来加以重视和阐述，就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的展开。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二等奖，而且，魏晋以后的文人心态学的研究也成为研究者所重视的课题在不断地得到研究和取得成果。再如项楚教授对王梵志、寒山等的具有较明显白话成分的诗歌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加强以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的很好例证。这类研究，一方面开始改变了以前忽视俗文学研究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使国外很早就很重视的王梵志、寒山一派诗歌在大陆上也出现了重要研究成果，并有后来居上之势。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在科研成果上，九五期间在继承八五期间的成绩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也可从两个方面来叙述。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从总体上来探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期、某个领域的演变的工作开始有了较明显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部著作中。
　　一、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前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论述，来探讨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并由此来建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框架。这是我国第一部较深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和探讨其内部联系的著作，提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因而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其缺陷是对文学的艺术特色相对忽视。后者是在上一部书的基础上，发扬原有特色，并加强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艺术形式的演变的探讨和描述的著作，因而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进行了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艺术特色为依据来探讨文学发展的新的实验。此书在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重点推荐教材。
　　二、袁行霈主编、聂石樵、李炳海、罗宗强、莫砺锋、黄天骥、黄霖、袁世硕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教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集合了多所高等学校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编纂而成。其主要特色，是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演进中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阐释和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的分析也多有创见。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都是企图打破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模式而探寻新路的著作；虽然视角不同，取径有别，但都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总体上来探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方面的成绩。此书也是教育部的重点推荐教材。
　　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至2000年陆续出版）。前一种书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融入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具体研究中，同时也吸取了现当代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合理因素以及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中至今尚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证的史料来探讨并勾勒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全书7卷，共380万字）。不仅材料最为丰富，诸如小说与戏曲批评、晚清文学批评等为以前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较少涉及的方面，在此书中都有详赡的叙述，而更重要的是，此书第一次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各种观点、各种流派的主张的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内部联系，为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清理和总结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过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书获上海市人文、社科优秀著作特等奖、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后一种书是在前书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前后的演变，分为《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部，分别描述中国古代文论在本体、范畴、方法三个方面的观点，把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从史的领域推进到了理论体系的领域。
　　四、周裕锴著《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本书是对宋代诗歌理论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从宋人对于诗歌本质的阐释，直到宋人对于诗歌的技巧问题的理解，一一从大量资料中加以收罗和归纳，并使之成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就这一点说，此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有助于对宋代诗歌理论的全面把握，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总体上探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书中对宋代诗学的现代阐释及其对宋代诗学的评价，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此书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五、张荣翼的论文《从边缘到中心——词、曲、小说的文体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4月）。本文是以新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和描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尝试。作者认为，词的形式的出现使古代诗歌更有了个人化的特性，曲的兴起则在加强作者个人化情趣的同时，显示了更强的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性，小说在近代以来的兴盛则与知识分子以此作为启蒙工具的诉求有关，并通过以上三个方面阐述了文体变迁与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转型的关系。这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也赋予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以新的意义。其所述是否能成为定论固然还是问题，但却显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努力。本文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六、张福贵、刘中树的论文《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6月》）。本文通过探讨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异同，表现了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贯通起来加以研究的努力。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第二，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作家（或批评家）、作品及若干现象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方面继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其主要成果大致可分两类。
　　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九五”期间在这领域里的成就的是以《寒山诗注》为首的一系列成果，现择要举例如下：
　　1．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这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作者不仅对传统的古文献的掌握深厚而渊博，而且精熟佛典、语录、敦煌俗文学，是以对寒山诗这样看似浅易、实则要真正了解却颇为艰难的诗歌的注释能做到举重若轻，触处逢源，真切、深入地显示其义蕴。与作者的另一部著作《王梵志诗校注》均为二十世纪古籍校注方面的第一流科研成果。
　　2．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在吸收前人对李白作品的注释方面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底本用宋蜀刻本而又以缪本参校，对王琦注一一依其所据原书重校，并加上引文卷数、篇名，纠其缺失，是本书最大优点。其串讲、集评，用力甚勤，也各有其功用。
　　3．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在古代典籍中钩稽关于屈原及其相关史料，以进一步阐明屈原生平及其时代的著作（论文集）。经过从汉代以来的长时期研究，古籍中关于屈原的史料几已被搜罗殆尽；而作者通过细心的爬梳，仍能有所发现，因而显得难能可贵，也是学术领域的研究作风越来越深入、细致的体现。本书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二、对文学现象（包括文学门类、体裁等）与特定领域所作的研究。此类研究，范围甚广，所以包含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下诸种，仅是举例而言。
　　1．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湘潭师院出版社1996年版）。本书是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其主要内容是：1．考证诗中未知人名；2．考证已知人物事迹不彰者的事迹；3．结合考证人名订正诗中人名、地名．官名等的文字错误；4．结合人名考证，考察含人名诗作的系年，并甄别其中的伪诗与重出诗。这是在《全唐诗》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在学术界获得较高评价，并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2．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此书是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所作的系统论述，并进而探讨当时音乐文学的发展与整个文学的发展的关系。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在文学观念上接受了文学的发展变化总是受制于某种传播方式的认识，因而结合音乐体裁的演变来探讨诗词的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思路；另一点是在对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的研究上发掘了不少新材料，提出了若干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见解，如考定骚体《胡笳十八拍》是五代时的作品之类。此书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3．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本书是对传世的唐五代二十八种诗格著作的校考，对于阐明诗格的内涵及这二十八种诗格的真伪很有意义，也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而长久以来遭到忽视的领域——诗格——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4．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本书所收甚广，包括中国曲学的各个方面（如作家、作品、音乐、研究论著等），因而辞条众多，而且释义简明精确，对曲学研究有较大贡献。既是一部优秀的工具书，也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科研成果。此书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优秀成果二等奖。
　　5．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至1999年陆续出版）。这是我国现存的全部元代戏曲（包括已佚残曲）的辑集，为多位专家经长时期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用多种版本校勘。是研究元代戏曲很有价值的重要成果。
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学科曾长期遭到漠视，改革开放以后，各主要高等学校始对这学科逐渐投入力量，目前已成为热点之一。但由于起步太晚，整个学科还处于奠基阶段。在九五期间，本学科在基本理论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果，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上，也已趋向深入。考虑到其原来的基础，本学科在九五期间的进展还是很可喜的。
　　九五期间比较文学学科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学术思想上的进展和研究著作的撰写。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在学术思想上，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由分歧较大而趋向彼此靠拢。第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就具体的比较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外国文学对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影响；从七五期间开始，在研究中出现了重视乃至强调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传的现象，并出版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有的著作写得相当扎实，例如，作为该丛书之一的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对17、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及其被接受的情况的描述就颇为细致，该书由于其首创性和材料的丰富而获得了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三等奖。所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这样的研究是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显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性”的工作。这就导致了另一个疑问：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否就不能显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性、甚至有损于民族自信心了呢？那样的思考显然不利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正常开展。经过讨论，彼此取得了共识：研究中国文学在国外固然显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性，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同样显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只要这种研究是以中国文学为主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和敢于吸收国外文化的先进部分的气魄和能力，从而同样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第二，影响研究的运用问题。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本是比较文学的唯一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中叶源于美国的平行研究出现以后，比较文学才具有两种研究方法。但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是以研究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为内涵的；所以，在近一时期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是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存在的，在开放的环境中，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可供借鉴的对象的增多，一种文化单一地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影响的现象已不可能出现，继续进行影响研究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从而这种研究方法必须加以瓦解。有的学者则提出：目前所从事的影响研究已经不是注重单一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了；其所注重的，乃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创造性借鉴，在这样的借鉴中，不仅包含着借鉴者的自主选择，而且还包含着借鉴者对被借鉴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所以，不应否定影响研究本身，而只要对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的具体内涵加以变更就可以了，至于影响研究本身，仍要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加以重视和应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目前也正在渐趋一致的过程中。第三，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关系问题。由于国际上兴起的文化研究的热潮，把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而不注意文学自身特征的研究方法也就日益受到重视。所以，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界也就出现了要求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向比较文化的方向转换的要求，这种要求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力量。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固然必须从文化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和认识，但它又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属性，脱离了这种特征和属性也就无法获得对文学的真正认识；因此，比较文化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不能取代比较文学学科，同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固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性质，但也不能撇掉文学自身的特征和属性。通过彼此的意见交流，既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进一步明确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内涵及其与国际的文化研究热潮相衔接的必要性。在学术思想上的这三项收获，对比较文学学科今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著作上，九五期间的以下几项成果都具有代表性。
　　一、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加以探索和阐述的著作。在这以前，虽然也有类似的著作，但处于初创阶段，较多地吸收国外和港台的成果，在融会贯通上有所欠缺；本书则不仅能多方面地吸收前人成果，加以综合，并能有所发展和较好地结合实际。所以，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上最早出现的优秀著作，在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也是探讨和阐述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著作。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不仅对比较文学的原理的阐述更为全面、深入，而且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加以阐发，与国际的文化研究热潮相结合，使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又前进了一步。
　　三、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同上）。它们分别是《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一和之二。涉及到西方当代各个重要的文艺思潮（包括最新的思潮）及若干作家作品，也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所收的各篇论文虽然都只是概述性质，但其所提供的信息量之众多及其对西方当前文艺思潮的广泛了解程度，在中国现今的比较文学界却是值得重视的。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本书选择若干专题来探讨中西文艺理论的交流过程及这种交流在总体上对中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就对西方文艺思潮的熟谙程度来说，此书不如上述王宁的著作；而就西方文论对中国所产生的作用的理解程度来说，本书则超过王著。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的写作，是“试图在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意义，为人们提供一个中西方文化互相交流、渗透和应合的整体景观。”本书的实际是与这一意图相应的。作者与王宁分别出生于1956年与1955年，所以这两部书可以
2006年《文学遗产》总目录
“《文学遗产》论坛”专辑（上）
古典文学研究的“二重证据”与“三重证明”…………     傅道彬（1•5）
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
——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 陈伯海（1•8）
文学的社会身份与文化功能
——文学史研究提出的追问    …………………………………李昌集（1•10）
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仰……………………………周晓琳（1•13）
辞赋源流与综合研究………………………………………………曹  虹（1•15）
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吴承学（1•18）
漫谈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之“缺失”……………   ……… 谭  帆（1•21）
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刘勇强（1•24）
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潘建国（1•26）
“《文学遗产》论坛”专辑（下）
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 ...........周勋初（2•4）
关于小说版本和古今贯通研究的随感....................刘世德（2•6）
重提“内藤命                               ........王水照（2•8）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 郭英德（2•11）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2•14）
古典诗歌研究中的语言艺术自觉......................韩经太（2•16）
“《钱钟锺书手稿集》研究”专辑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王水照（4•4）
严别正变说唐骈
    ——《管锥编》未完成稿“《全唐文》卷”探原         聂安福(4•11)
《钱锺书手稿集》论《樊川诗集注》                      慈  波（4•17）
江湖派、江湖体及其他                                  季品锋（4•21）
论  文
文学史有限论                                          徐公持（6•214）
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特征的影响         葛晓音（6•15）
“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廖  群（6•218）
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       曹道衡(5• 4)
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                                   李洲良（5•18）
战国时代《诗》的传播与特点                             马银琴（3•4）
两汉掖庭女乐考论                                       许继起（4•20）
另类的“修炼”—一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             韦凤娟（1•46）
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                            许逸民（2•29）
顾广圻与《文选》学研究                                  穆克宏（3•15）
《楚辞》编纂体例探微                                  周苇风（5•24）
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                            鲁洪生（1•29）
论以兵喻文                                             黄鸣奋（3•32）
柏梁台诗真伪考辨                                       王  晖（1•35）
贾谊赋考论四题                                         张  强（4•29）
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           汪春泓（3•22）
诗人之外的沈约：对沈约思想与生平的文化考察             唐燮军(4•37)
论萧纲的文学活动及其宫体文学理想                       吴光兴（4•46）
论吴歌《六变》的“因事制哥”                           孙尚勇（5•29）
边塞诗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                               佘正松(4•56)
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                   陈  飞（6•37）
论贾岛诗歌的“僧衲气”                                 张震英（6•45）
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                   曾智安（1•57）
暮归的诗学：孟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                     查正贤（4•65）
寒山：重构中的传说影像                                 崔小敬（5•36）
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                              余恕诚（2•36）
从意象营造到事态叙写
——论杜诗叙事的审美形态与诗学意义                     邹进先（5•44）
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
——兼论唐代禅宗七祖之争                               张培锋（2•46）
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
——杜诗杂论之一                                   霍松林(4•74)
试论韩诗中的虚词运用及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吴振华（5•58）
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谢思炜（1•66）
温庭筠文笺证暨庭筠晚年事迹考辨                        刘学锴（3•42）
论“晚唐体”                                            李定广（3•49）
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王  祥（6•52）
南渡词人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新态势                  钱建状（6•63）
梦窗词在词学史上的意义                                孙克强（6•73）
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                              祝尚书(4•80)
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                          张兴武（5•68）
法眼看世界：佛禅观照方式对北宋后期艺术观念的影响      周裕锴（5•78）
《竹枝》歌唱在宋代的变化与《竹枝歌》体                 杨晓霭（3•84）
关于王安石使辽与使辽诗的考辨                          张涤云（1•73）
苏轼诗与《维摩经》                                    梁银林（1•83）
“诗盛元祐”说考辨                               萧瑞峰 刘成国（2•54）
论黄庭坚学陶诗                                        郑永晓(4•93)
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杨  义（3•61）
放翁词的艺术追求与江西诗风                            刘庆云（3•65）
杨万里“诚斋体”新解                                    沈松勤（3•73）
《论学绳尺》与南宋论体文及南宋论学             张海鸥 孙耀斌（1•90）
濂洛风雅论                                            王利民（2•65）
《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
——兼谈《石灰吟》的作者问题                      史洪权（5•88）
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                                   查洪德(4•99)
《永乐大典》所收元厉震廷《唐宋百衲》诗考释           彭万隆(4•108)
高则诚生平行实新证                                  徐永明（2•93）
徐渭与唐宋派                                        宋克夫（2•99）
论况周颐词学的“艳骨”说                            梅向东（3•118）
论明代词学的理论建树                             张仲谋（5•95）
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                   潘承玉（1•116）
《临川四梦》与元杂剧的文体因缘                   程  芸（6•80）
顾太清的戏曲创作与其早年经历                     黄仕忠（6•88）
稗戏相异论
——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    谭  帆(4•114)
戏曲文献学刍议                                    苗怀明（4•124）
“临川四梦”文学渊源探讨                            赵山林（3•92）
“中国戏曲源于印度梵剧说”再探讨                    孙  玫（2•75）
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                            杜桂萍（3•101）
“合生”与唐宋伎艺                                  刘晓明（2•84）
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                        吕薇芬（1•102）
试论孔尚任“曲珠”与《桃花扇》之中心意象结构法    孙敏强（5•106）
傅惜华的研究著述与其戏曲收藏              戴  云  戴  霞（5•113）
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                          蒋  寅（2•108）
姚鼐立派与“桐城家法”                            严迪昌（1•124）
清初文言小说《觚剩》作者钮琇生年考略……  …陆  林  戴春花（1•53）
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                    刘勇强（4•133）
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                          石昌渝（3•110）
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
——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         潘建国（6•96）
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                                 黄  伟（6•108）
论陈三立诗奇境独创，锻炼求新                       胡迎建（6•114）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王  菡（2•121）
唐圭璋论词书札                           秦惠民   施议对辑（3•127）
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    … … … 张求会辑录（1•129）
短  文
说“南”与“风”…………………………………………… …林东海（1•135）
子羔考论                                         张永刚(4•144)
乐教与中国文论的发生特征                         夏  静（3•133）
  奏议渊源考论                                    王启才（6•121）
《南史•钟嵘传》顾暠其人考                邓国军  王发国（3•136）
“锦筵”、“舞筵”、“綩綖”考                    徐时仪（3•139）
曹丕《柳赋》作年考                               杨鉴生（5•125）
汉人拟楚辞入选《楚辞》探由                     ..李  诚（2•129）
《望荆山》诗所反映的江淹生平仕履问题.......    .丁福林（2•132）
《文心雕龙•辨骚》“博徒”再诠                    罗剑波（5•127）
    钟嵘《诗品》“风人”辨正                      马  萌（6•123）
俳优与《庄子》的文章风格……………………………… 洪之渊（1•137）
说箴………………………………………………………… 徐翠先（1•140）
永明体始于诗乐分离说再分析                       吴相洲（5•128）
论《毛诗正义》对李益诗歌的影响……………………… 谢建忠（1•145）
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                               尹楚兵（5•131）
王勃《释迦佛赋》乃丁暐仁作考………………………… 詹杭伦（1•142）
王之涣《凉州词》三题                             王胜明（3•141）
鲍溶诗歌略论                                     张传峰（6•126）
佛禅意蕴与“亦足涤烦”的刘得仁诗                 胡  遂（6•129）
杨巨源诗集小考                                  李  俊（3•143）
韩文“何不信之有”辨误....................    ..武秀成（2•134）
司空图生平与作品系年三题                      .陈道贵（2•135）
章孝标诗歌刍论                                   韩丽霞(4•146)
北宋宫廷“赏花钓鱼之会”与赋诗活动………… ………诸葛忆兵（1•148）
“荆公体”别解                                      刘成国(4•149)
论东坡檃括词                                   郑   园（3•147）
杨蟠生平与诗歌考论                       林家骊 杨东睿（6•147）
陆游会稽石帆别业小考.................... .... ..邹志方（2•138）
周密著述补考                                    刘婷婷(4•152)
鹤山寿词考述                                     张文利（5•137）
评吴师道的诗论........................     ......叶志衡（2•144）
虞集与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响…………………… ……姬沈育（1•151）
明末清初的女性题画词                             赵雪沛（6•134）
沈德潜与《宋金三家诗选》                         王顺贵（6•137）
近几年散曲研究的新进展与相关问题思考             赵义山（3•149）
变相之“变”..........................          .富世平（2•140）
董含《三冈误略》“李笠翁”条考辨.........王金花  黄  强（2•142）
《西汉通俗演义》与韩国汉文小说《帷幄龟鉴》       汪燕岗(4•154)
《金瓶梅》流通货币质态与成书年代补证             许建平（5•141）
《羊角哀舍命全文》本事考辨                       饶道庆（5•143）
《读〈管锥编〉、〈宋诗选注〉献疑》札记             高明峰（5•135）
学者研究
胡云翼先生的词学贡献..................   ......曾大兴（2•147）
深藏劲骨文自豪
     ——马积高先生古代文学研究                王  毅（3•152）
站在传统与时代的交接点上
    ——曹道衡先生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刘运好 陈  玲（5•146）
独具个性  执着求真
   ——杨公骥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赵敏俐（6•144）
学术活动报道  学术动态
探讨前沿问题，证成学术精神
——第五届“《文学遗产》论坛”暨《文学遗产》编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156）
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三届年会召开.................  .（2•154）
海峡两岸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155）
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2•156）
《中国古代歌诗研究
——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出版座谈会召开        （3•157）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学术研讨会述要                    （5•153）
“文学研究与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5•155）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要           （5•156）
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综述                      （6•151）
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召开                        （1•45）
“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
   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召开............................       （2•153）
第五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3•126）
“中文学科通识教育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召开           （4•73）
《沈玉成文存》出版座谈会纪要                         （5•35）
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举行        （6•62）
“元代文献数据库”建设正式启动                      （6•113）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点介绍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4•145)
浙江工业大学                                          （6•152）
札   记
史书之隐逸传                                           箫  文（3•72）
《梁书•刘杳传》订误                                   箫  文（3•156）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作年臆度                      孙明君（3•64）
严可均《王逸集》辑佚补正                              蒋  方（6•87）
柳永《佳人醉》句读正误                                路成文（3•83）
“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考辨                            蒋宗许（5•105）
张耒是否任过毫州教授                                  韩文奇（5•87）
李之仪卒年质疑                                        任  群（3•132）
苏舜钦生卒年考                                        杨松冀（1•101）
北宋集句诗人林震卒年考                                张明华（5•43）
杨缵卒年新证                                          郭  锋(4•79)
高文虎、高似孙生卒年考                                左洪涛（4•107）
元勋事迹订误............................       ... ..任  群（2•19）
郑景龙所编诗歌选本考..............     .............卞东坡（2•25）
关于《论学绳尺》的笺注者林子长                      卞东波（4•156）
《壶山先生四六》作者辨疑                            杨世文（1•56）
“《水经》亦屡读”中的《水经》                   陈 亮 王  勇（1•65）
赵万里跋《王官谷集》                                 湛  庐（5•57）
李雯生年辨正                                         姚  蓉（1•82）
稀见近代小说《谏果回甘》                             颜湘君（3••14）
别本《禅真后史》未佚                                 金  藏（3•60）
读者•作者•编者
《“诗盛元祐”说考辨》商榷                          薛  颖（6•153）
其 他
扩版寄语……………………………………………      …… …（1•4）
编者的话                                                        （1•157）
公示　2005年度本刊审稿专家名录.............   .......（2•157）
征订启事                                             （6•142）
《文学遗产》2006年总目录                             （6•154）
编后记                                                  （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