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b二手车能过户吗:《我认识的鬼子兵：杀人恶魔》第二部分 你爹是八路？

《我认识的鬼子兵：杀人恶魔》

作者：方军

第二部分 你爹是八路？

    一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盲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吧。
    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3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山田家的老屋已旧，从不锁门。使劲儿把推拉门拉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子发霉的气味。屋里哪儿都堆着书，书上都是尘土，屋角结着蜘蛛网。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老家。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不来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
    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的。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吃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他说：
    “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咣’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然后，他修正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几颗长长的老牙，只有在他笑时我才能看见。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咣’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根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俩都活着。”
    二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绝望，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圆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的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成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他喘息了一会儿，慢慢说下去：“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他们不像是真正的军人，倒有点儿像今天发生在中东一带的复仇组织。八路军在白刃战时开枪，这有损于一个正规军队的形象。游击队就更坏了。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游击队确实不敢和我们正面作战。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这样偷偷摸摸地干，哪像军人呀！”山田真的很气愤，他大口喘着气，半天缓不过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那晚墙都炸出一个大豁子，我们屋那6个士兵都炸得血肉模糊啊。天知道我怎么还活着，我身上至今还有弹片。”
    “当时你们的哨兵呢？”我问他。
    “三个哨兵死了两个。”他说，“八路游击队不好，最坏！我现在脑子整日嗡嗡响，耳朵也聋，都和那次爆炸有关。”
    “那么政府军呢？”我问，“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国民党部队。你对他们印象怎么样？”
    “政府军分正规军和地方军，或者叫中央军和地方军。”他回答，“政府军装备好，有战斗力。他们常常和我们大兵团作战。在正面战场上，全是他们。但我们武器好，有飞机，可以侦察、可以投弹。一架军用轰炸机就可以破坏政府军的行军队列、行军速度。在和正规军正面作战时，我们的坦克和山炮也发挥了作用。在单兵作战时，我们日本兵因受过教育，大都胜过中国军人。比方双筒式望远镜有一米长，横在使用者手中，依靠折射的道理，可加强望远的效果。受过教育的人，能从刻度上计算出敌我距离。我们日本兵能把掷弹筒发射得很准。掷弹筒发射后，只要不乱跑，保持原有战斗队形，它的杀伤力并不大；但政府军士兵一乱跑，我们第二发就能有更大的杀伤效果，——因为他们都跑到一块儿去了。地方军团战斗力不强。你们地方军阀都把部队给养、装备看成私有财产，而不是在为国家战斗。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撤退时军官先跑，作为军人，这非常不好。我们日军如果遇到正规军，他们3000人，我们2000人，我们也会坚持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地方军就更不成了。但1000日本兵和800八路军打起来就很麻烦。八路军非常顽强。在顽强的军队面前，我们的士气很低落。”
    三
    山田回国后当过老师，爱听广播，爱看报纸。他感慨地告诉我：“在苏北作战时，部队长官命令我们给12具至死不降的新四军军人遗体致军人敬礼。可今天你们有个加入日本球队的乒乓球选手说：‘我一定要打败中国人！’”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告诉他，这没什么，我们中国还有个汪精卫呢。我告诉山田：我在图书馆看过汪精卫的演讲录像带，那个录像带的名字叫《20世纪的纪录》。汪精卫在这盘录像带中的讲话有3分钟，比毛泽东、朱德的讲话时间要长。汪精卫的讲话要点是：“我们中国没完没了的打，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中国人要富强、平等、博爱、民权、民生，就要先消灭抗日的力量。只有消灭他们，我们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我知道他1938年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1940年在南京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同时配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清乡。1944年他有病，到你们日本治疗。只两天工夫，就给治死了。我们中国政府军还有个将军叫汤恩伯。1945年，汤在抗战胜利后负责遣返日本战俘工作时，放跑了大战犯冈村宁次，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利益，他真的成了敌人的“恩伯”。1954年春，汤得十二指肠癌症，赴日本做手术。冈村宁次等不少战犯由于当年的优待还特地去看望汤恩伯，一再向汤“致谢”。但日本方面对汤恩伯的手术不重视，开刀时又出了差错。据动手术时在场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本医生用力揿住他，直至力竭而死。”汪精卫和汤恩伯这两个人的言语和行动，都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要打败中国人的。从历史上看，想打败中国人的中国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在日本人那里的下场都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衣食足，走狗烹。”

    山田艰难地呼吸着，对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日本没一个人说过：我一定要打败日本人！”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嘛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四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考上最好的大学。他女儿一点点长大发育后，他老感到女儿就是被他强暴过的中国小姑娘。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被山田强奸完的中国小姑娘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会伴随他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山田老鬼子信佛教，他翻开一本佛教书，里面都是竖排的文字。他指着一段文字给我讲佛教中的一段话，意思是：“一切皆有，一切皆无。”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意思很简单，战争也是一样，追求也是一样，贫富也是一样，金钱也是一样，罪恶感也是一样，一切皆有，一切皆无。”
    我责问他：“你说一切皆有，一切皆无。你想忘掉侵华战争，你想忘掉南京大屠杀？可中国忘不掉！中国人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我告诉山田，“我从前没学过佛教，自从您教了我这句佛语后，我开始对佛教憎恶起来。佛教要都这么教育别人，那还得了？”
    山田瞪大眼睛望着我。我胸中有山泉一样的话要涌出来，但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鬼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五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在日本想办报纸可以自由地去办，只要能给日本国纳税，能解决日本国就业的问题就成了。在日本的中文报纸的编辑们很少有几位是专业报人出身的，他们好意地将我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有的文章改得连我都不认识了。比方我的文章被改成这样：
    “……凶狠的老鬼子山田闭上狼一样的眼睛，残忍的老嘴里念念有词，‘一切皆有，一切皆无’。这个残忍的老鬼子他杀过中国人，却大放厥词，矢口否认。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拿起笔做刀枪，向今天的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不能怨这些年轻的编辑们，万事开头难，而且我淡淡的笔墨确实点燃了他们的胸中之火。但我对脸上被画上猛张飞的脸谱，手里被按上丈八蛇矛而感到胸中郁闷。于是我决定再向国内《中国青年报》投稿。我先打国际电话投石问路，没想到《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李大同编辑很感兴趣。他们说他们尽量尊重作者的原稿，但最好要有和当年日本军人一起拍的照片。我回答他们：我在日本国，要尊重日本国的法律。如果和他们本人商量后，仍然不同意和我照相，那么，我毫无办法。《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说，我们不熟悉日本的情况，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见我去了很高兴。他请我吃这个，吃那个。没办法，为了能照成相，豁出去了，吃！本来我这个军人出身的人是不吃零食的，而且我决不吃老日本兵给我的任何东西。
    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何止喜欢照相，我的暗房技术也是一流的。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分社的照片都经过我冲洗、放大才发出去，包括邓小平的照片。我对山田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然后，让中国读者自己评判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本军人的心态，以及现实的生活场景。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利’吗？那么我把你的心态和现状，‘搔闹妈妈’地描绘给中国人不是很好吗？难道中国人没有知情的权利吗？”
    听了我的话，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提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儿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俩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后让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粘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躺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着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只有灯光，它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盲、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六
    在山田家，我每月能遇见一个市役所的人。市役所的工作人员，有点像北京区政府的干部。他们是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工作极其负责。如果有滥用权力、收受贿赂的事，第二天就会在报上曝光。我在日本多年，发现日本有污职的首相大臣，把巨款装进自己腰包里，但普通公务员，绝对廉洁。在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大地震中，当地役员有因救灾而活活累死的，报上的新闻只是几十个字一带而过。日本国民也认为市役所的公务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操劳而死，是不足为奇的。
    去山田家的市役所工作人员叫坂本。他的西服从来笔挺，衬衣永远崭新。他告诉我：如果哪个日本国民生活有困难，他们一定要去关心。如果哪个日本国民因生活所逼而在家中自杀，那么他的科长要受到严厉处分。他每次来山田家都具体办很多事，给山田送养老金，办医疗保险手续，等等。
    我问坂本，像山田这样的原日本军人，日本政府怎么支付抚恤金呢？坂本说：日本国对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阵亡将士，每年付2兆日元的战争补贴。1995年第四次向“战亡者妻子”支付了每人180万、共计5238亿日元的补偿。去年又向“战亡者的兄弟姐妹”支付了每人30万日元的“吊慰金”。像山田这样的原日本军人，每月领取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还有3万日元的“恩给”（天皇支付），还有厚生年金等，每月总计20多万日元。
    山田问我：你当八路军的父亲生活得好吗？我说，我父亲生活得很好。离休前，他是中国国家教委的一个司长、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将士非常尊重。几十年来，他们担任各种重要工作，因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过祖国的领土。
    山田老头儿告诉坂本：“50多年前，我和很多日本青年一起去中国打仗，用中国人的话叫做去中国侵略。”老头子看了我一眼，他担心我又不满意。“在中国的国土上，我们受到了激烈的抵抗。八路军是一支顽强的力量，人数几十万，由共产党领导。政府军人数众多，总兵力200万，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政府军还分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国现在的《人民日报》称：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死伤3000万人。而我们日本侵华日军阵亡人数在靖国神社的统计数字为1937年——1937年：185467名。他父亲就是八路军，我身上的4处弹片，都是八路军打的。”

    坂本听了惊讶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看看我，又看看山田说：“实在有意思，光你们俩常常在一起，这本身就有意思。星期天，我带上我的女友咱们4个人一起在这儿谈话好不好？我今天去告诉她在这里听到的一切，就能让她尖叫起来。”
    山田指着坂本，问我对日本国家公务员有什么印象。我说极好。我说日本国家公务员收入低廉，平均工资低于大型企业的工人和私营业主，但他们都努力工作，一丝不苟。中国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要对国家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我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我说：北京的公务员由国家分配住房，污职后也可在原住房不动，有医疗保障，有退休金。面对工作几十年还没有保障的人群，公务员的高薪养廉意义何在呢？毛泽东时代中国公务员廉洁，那时的廉洁与高薪无关。
    我对这一老一少两个日本人说：我刚到札幌一个小停车场打工的第二天，税务役员就来了，也是一个小伙子，这样的工作精神中国很少。北京的演员到外地去演出，挣了多少钱连税务所都闹不清；我们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贪污了多少钱，现在北京的税务机关和统计机关也没准确的数字。如果100名记者在北京街头向1000个人提出询问，会有1200人回答“不清楚”。
    我又给坂本和山田举了个例子，北京市一直有个“见义勇为奖”。而我在日本没听说过这个奖，为什么呢？不仅是税务员，日本警察的工作也特别认真。我在日本多年只见过一次打架的，三分钟之内日本警察就赶到了。平常在街头向警察问路，警察都特别客气。警察夜间巡逻也绝对负责，有乘巡逻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我在东京小胡同里三次驾车逆行，三次被警察抓住。我被警察抓住后，他能在一分钟之内查明我的身份，然后和气地对我说：“下次要小心，出了事故对方可不承担法律责任。”在东京骑一辆“捡”来的自行车如超过三天，那将是破天荒的记录，因为警察看见骑车人往往要查查自行车号。
    北京人口与东京持平，流动人口300万。可北京人有句笑话叫“不丢车不是北京人”，可见区别所在。
    坂本说星期天除了我女友外，我还想叫更多的朋友来，听你们讲日中战争史，讲中国公务员和日本公务员的区别。山田忙说：我这儿太脏，不好来呀。
    山田说：侵华战争时，和中国政府各级役所的大小官员有过接触，那时的中国官员常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皇军好！”他在东京医院遇见一个实习的中国医生也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你“猴枪”从来是骂日本人的，今天，怎么也批评起中国人来了？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使劲儿吸着氧气。
    我说：我们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往往以恨铁不成钢的方式表达出来。你说旧中国的政府役员我不清楚。你们把明晃晃的战刀放在人家脖子上，他敢说皇军不好吗？

   但我的爱国方式是：绝对希望中国的公务员超过日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看到了不足，才能进步。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爱不释手。
    其中，有我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有和他们教育大臣、大学校长握手的照片，有参观外国大学和外国家庭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的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先生是驻外大使，他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竟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现在的精神风貌。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山田的要求让我为难。我想到他喜欢佛教，他要把我爸带到哪儿去呢，难道再带回战争的烈火中去吗？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我拿过山田手中的照片，再认真看一看，是一张很平常的照片。
    照片上父亲以八路军战士的习惯挺起胸膛，以中国大学校长的习惯背起双手，脸上堆出中国农民憨厚的微笑。若不是日本侵略军打进中国，他和我都应该在中国广阔的田野里享受着乡村的清新和静谧。
    我告诉山田：1939年，摆在中国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三恩庄的青年们面前有三条路：或参加政府军，或参加八路军，或被你们日本军在华北一代实施的“三光”政策所杀害。
    山田艰难地吸着氧气，说：“哈依，哈依！”
    我接着说：1939年，我爹那个村出来18人参加八路军。村子被烧了，粮食被烧了，活不下去了。1949年，这18人中只活下来三个人。我问山田：你看这张照片上，我爹脸上还有战争的风云吗？
    山田认真看了一会儿说：“已经没有了。”
    照片上，爹满头白发，在金色的阳光下闪烁出银一样的光泽。他灰色的中山服笔挺。他绝没想到他灰色的中山装让老日本鬼子联想到八路军军装的颜色。
    爹的皮鞋锃亮，是母亲在北京细心擦过的。爹背后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白色建筑。建筑门楣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闪亮的国徽。建筑上空的蓝天里，飘扬着我们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山田老鬼子就挑中了这张照片。
    我对着照片中的父亲说：“爸，再见了。50年前的老鬼子喜欢您这张照片。”我把父亲的照片庄重地送给了山田。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50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他看够了，就满意地双手把爸放在自己胸前。
    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