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店加盟:我当知青的故事

我当知青的故事

作者：carls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在农村插队的文章，完成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只想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文革的话题我尽量不谈，实际上我在文革的经历更有意思，等将来有条件再谈吧，感谢人民网为我提供发表的机会。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情况，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进。
　　
　　我是一个老三届的初中生，文革开始时刚上完初二，还不满15岁。69年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到四川省盐源县插队。说是自愿报名，但并不代表我像现在的志愿者一样，有很高的觉悟，那时只是大势所趋，走必经之路，就好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一样。
　　
　　我所在的学校在文革前就是一所重点中学，是当时本市的3所重点中学里面名气最大的学校。学校的条件很好，高中毕业时有保送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很牛气的四川女排专门到我校举行过表演赛，还有部分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女。由于地理位置近便，学校吸引了地方和军队几乎所有成绩好的高干子女。因此，下乡时，这所号称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修正主义苗子们集中的学校被分配到了四川最穷困最偏僻的山区，盐源县，目的是为了对这些人加强思想改造。当时有个政策，可以投靠兄弟姐妹学校的下乡地点，也可以回自己的农村老家，所以1200多名学生，真正下到盐源县的就只有200多，仅剩下一个零头了。一来我的哥哥姐姐与我同校，我没有其它学校可以投靠，二来我的哥哥姐姐竟然当“逃兵”，去投靠他们的同学，下到山西农村别人的老家去了，父母还想让我与他们一道，但我坚决不同意，我喜欢和自己的同学在一起，所以我就成为去盐源的“零头”之一了，被重点改造的对象们差不多全部跑光了，哈哈。下面言归正传。
　　
　　●下乡风波
　　下去之前，学校工宣队和校领导出于好意，请来了几个60年代初下到盐源的老知青（他们是真正自愿报名的，像现在的志愿者，人数极少），给我们介绍情况，结果高中的同学们，以他们刚刚经历了文革锻炼的、敏锐的大脑发现，原来盐源是一个“三窝”：麻风窝、土匪窝、劳改犯窝，于是发扬造反精神，大闹起来，坚决要求省委领导给我们换地方，经过一番说服解释，总算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那里的确有一个麻风病院，不过关在一个湖心岛上，病人不会随便外出；土匪吗？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虽然50年代也有不少人参加过凉山叛乱，但现在全是大大的良民，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劳改犯数量惊人，但都关押在劳改农场里，不会骚扰地方百姓。于是，大家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像当兵一样带着自己的小铺盖卷，钻进带蓬的卡车出发了。出发时，妈妈向我挥了挥手，送走了她的小女儿。
　　
　　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翻过数不清的高山，我晕车晕得昏天黑地，吐得翻肠倒胃，顾不得欣赏沿途壮丽的风光，连续坐了四天汽车，穿过奔腾不息的雅砻江，又翻过一座高山，终于抵达了盐源县城，这天是1969年3月5日。以后我无数次在各种表格里填写这个日期，工龄就从这天开始算起，哈哈，17岁参加工作，算个“老革命”吧。
　　
　　●分配到生产队
　　盐源为彝族自治县，地处横断山脉，与云南接壤，高原气候，是美丽的泸沽湖所在地。彝族、藏族人居多，此外还有蒙、回等15个少数民族，泸沽湖那个摩梭族，是我离开盐源许多年以后，那里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以后，我才听说的。县领导为了照顾这批城市来的没吃过苦的年轻人，把我们集中分配到三个最好的公社插队，全是汉族人居住区，在山峦中央的平坝上，四面青山环抱。当地的人们对我们的到来也许感到新奇，很友好。我和几个同学刚开始被分配到一个富裕的生产队，队长领我们回去，把住的地方安排好，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是那个地方离公路太远了，上公路要走几十分钟的路程，交通很不方便。
　　
　　来到这样偏远荒凉的大山沟里，我们刚到就开始想家了，当时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公路连着家，靠近公路坐车方便，靠公路就等于靠近家了。于是第二天就向公社领导提出，要求换生产队，换到路边去。公社党委书记是个山西人，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凉山平叛后，就服从组织安排，转业留在当地工作了。他和蔼亲切，又黑又瘦，外表与当地农民几乎没有区别。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和另外几个同学共十人一起，安排在紧靠公路的一个生产小队了，这是一个比较穷的小队。我们离开第一个生产队时心里有些内疚，那个队长送我们走时表情很失望，他说生产队缺少有文化的人，本想让我们当记工员或者会计。
　　
　　●住宿和吃饭
　　刚去没有住房，队里就把我们安排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保管室有一排房间，腾出其中两间的部分空间安顿我们，一间的楼上住了七个男生，下面兼生产队开会的地方；另一间的楼上搭几张床，住3个女生，下面当厨房兼农具保管室。所谓的楼上就是阁楼，用木板铺了半边，呵呵，真正的实木地板。在阁楼上伸手可摸到屋顶的瓦片，边上架一把活动木梯，斜度很小，没想到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2、3年，练出了上下木梯的好身手。那时刚好在看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上下木梯常有飞檐走壁的感觉，我们就常常自称为“本姑奶奶”。保管室外是一个大院，那里农村的房屋全是就地取材，垒很厚的土墙，墙的厚度像碉堡一样，搭上房梁，椽子，铺上瓦，冬暖夏凉。
　　
　　刚开始新生活，队长考虑我们不会烧火做饭，就派了一个五保户婆婆做技术指导，教我们做饭。做饭谁不会？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做过饭的。且慢，此做饭非彼做饭。这里烧一种奇怪的煤，是当地煤矿出产的，好像没有完全进化好，半木柴半煤炭，没有木柴好燃，又不如煤炭燃烧时间长。要不就点不燃，要不就没有火，只冒烟，而且每顿饭都要现生火，不像一般的炉火，可以连续不熄，揭开炉盖就能用，所以生火的技术成为做饭的关键。记得刚开始，每当新手做饭时，“本姑奶奶”们就像游击队员突破鬼子的封锁线一样，冒着滚滚的浓烟，飞速跑下楼梯，逃奔到屋外。都学会做饭后，不论男女，每人一天，轮流做饭。
　　
　　那里的习惯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九点吃早饭，饭后出工，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又出工，下午4点收工吃晚饭，之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我们刚去很不习惯，早饭至晚饭之间，劳动强度大，消耗大，常常忍受着饥饿，搞得胃疼。后来发现农民们中午都要吃点零食的，比如玉米粑粑之类的，我们没有，只好忍着。按照政策，知青每人有240元安家费，由国家直接拨给生产队，作为知青第一年的口粮、农具、部分生活用品（蔬菜、煤、木柴等），和修建住房的费用。生产队有个集体菜园，顺便供应我们的蔬菜。
　　
　　●欢迎大会
　　简单安顿下来后，生产队热热闹闹的开了个欢迎大会，队长以非常简朴的语言宣布，这是省城来的知识青年（当地农民都称我们的城市为省城，还有人干脆就说“成都省），到我们这里来锻炼的。接着是知青代表讲话，说我们是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一定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云云。于是挨个自我介绍，自报家门，报姓名。然后就开始拉家常，我们几个女同学很快被姑娘媳妇和小娃娃们围起来，“长的多好看”，“好白净噢”，“穿的好哇”，“好大岁数啦？”，“想家不想？”，“要呆好久啊？”，“你们成都有几条街呀？”哇，发起了猛烈进攻。男同学们则开始品尝贫下中农烟袋里自制的叶子烟了。我们，就这样开始和贫下中农、和非贫下中农、和全小队社员打成了一片。
　　
　　●出工
　　接着就进入最主要的程序，开始出工。啊，现在想来，我们生产队的管理、分配制度真的是非常的现代化，工分多少全凭贡献大小。比如栽秧、收割，拔草等，按每块地大小划定工分，可以几个人承包一块地一起栽，然后这几人平分工分；小块地也可以一人包做。如果是背东西等（那里人习惯背，不像北方人挑），背到地头由记工员过秤，按斤数记工分。如果是大片地的除草，挖掘、播种、收获等活，就站成一排，每人一垅，齐头并进，先干到地头的就休息等待，然后大家又重新开始下一垅，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拿一样的工分，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最苦了，因为我年龄小，力气也最小，别人都到头了，我还吭哧吭哧没干完，我刚到，大家又开始继续了，我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感觉“本姑奶奶”马上就要累死了。最喜欢的事情是收获，特别是摘葵花子，哈哈，那就全体社员，人手一盘葵花，一边收，一边吃了。背东西什么的，我少背一点，少要点工分就是了。如果是在场上打粮食，因为混战在一起不好量化，就按劳力强弱分成几等，一般男的强劳力记10分的话，妇女就是8分，半大的小子就是6分。
　　
　　说句题外的话，现在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人民公社是吃大锅饭的制度，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我们那里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我倒是巴不得能混上一口“大锅饭”，可惜没法混。也许有的地方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但那是管理不好的问题。当然，对老弱病残缺乏劳力的家庭，公社实行的政策是“缓、减、免”，就是口粮仍然分配，口粮钱可以先欠着，以后视具体情况由小队社员讨论决定，补交、减交、或免去欠帐，实际上困难户的生活是由集体负担了。据我了解的情况，我的同学们下到各个地方，包括我哥哥姐姐在山西，都没能有幸吃上“大锅饭”，请不要低估农民兄弟的智慧和管理水平。
　　
　　我那时有个毛病，在烈日炎炎下干活时，经常一低头就流鼻血，血流如注，用纸堵上，很快就全被血浸透，就这样也要一刻不停的干活，没有休息的余地，起立时则常常眼前一黑，站立不稳。我这毛病经常反复发作，发作时，几乎天天流鼻血，有时一天流几次，无药可医。父母远在他方，没有人有能力帮助我，不知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全凭着年轻，年轻旺盛的生命力。
　　
　　再补充介绍一点，盐源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我们生产小队人均6亩水田，6亩旱地，还有一些因缺乏劳力种不过来的荒地，一年四季，永远干不完的活。每天出工人数只有30多个，加上我们，就是40多个。出工全凭自由，有事打声招呼，不去就行了，反正不出工没工分。但我们都很自觉，不好意思随便不出工，特别是刚去的时候。我们队属于穷队，年终按工时结算时，1个工时只有3角5分钱左右，旁边搞得好的生产队，可以达到一元钱。1个工时等于10个工分，最小单位为0.5分，强劳力每天可以挣10多分甚至更多，由于我体力弱，每天只能挣6、7分或者7、8分，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我一般只能挣够口粮钱，从未分到过现金，零用钱还靠家里给。年底结算后，每人除掉口粮钱，剩下的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叫做分红。 “分红”这个字眼大家一定熟悉，听着就像是股份公司。
　　
　　劳动是艰辛的，其中的苦累滋味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绘。一个人只有亲身体验了无数次各种艰苦的劳作之后，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劳动，也才会从心底里，产生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与同情。当你发现天下有这么多人，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他们世世代代这样辛苦地劳作着，你就再也发不出任何抱怨了。我对所有靠艰辛劳动度日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永远！
　　
　　●工作组
　　刚下去不久的日子，感觉有点怪怪的。每天收工，都陆续有人找上门来，开口就称“王同志”或“李同志”，然后就开始反映问题，给我们讲生产队里的矛盾，对谁谁有意见，要求我们解决这、那的问题。哇，原来把我们当工作组了。这里以前下来过工作组，有部分社员没搞清楚知青是怎么回事，认定我们是来“工作”的，把我们当成下来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干部了。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宣称，我们是知识青年，是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个年轻媳妇趁机开玩笑：噢，是来落户的，那就找个婆家嘛。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通过了解，我们奇怪的发现，这里的主要矛盾是宗族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利益之争。队里主要分为吕派和李派，两大家族，队长姓吕。生产队的领导包括记工员等是社员定期投票选举产生的，人多当然势力就大。生产队的管理相当民主，经常开会商量决定一些事务，或核对工分等，每家都必须派代表参加。不管哪派，对我们知青都是很好的，我们也没兴趣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执。生产队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分子，因为技术好，生产队的马全部由他负责喂养，马主要作为运输工具，所以运输东西，也是他负责，他从不下地干活。队里人都称呼他“二爸”，“二哥”的，也没人去斗他。因为我们第一年的木柴都是他负责上山去砍，并用马驮回来，所以我们和他相处得也不错，可能已经改造好，变成真正的劳动人民了，哈哈。文革运动完全没有波及到那里的农村，那里的生产、生活按照固有的规律日复一日的运作。
　　
　　●自留地
　　每个社员都按人头分有自留地，一人一分地，所以我们也不例外，十个人加起来正好一亩自留地。队里把紧靠水渠又紧靠我们住处的一亩好地划给我们做自留地，为的是我们浇水照管方便。副队长姓朱，他找来各种蔬菜种子，收工后，傍晚时分，就率领我们种菜。先后种上了黄豆，茄子，辣椒，南瓜，莲花白，四季豆，番茄等等，应有尽有。于是乎，每天下工吃完饭后，我们就要伺候自留地，浇水拔草施肥。等到蔬菜们都发芽，并茁壮成长之时，我们都累得爬不起来了。也不知谁带的头，开始是两个、三个，最后是全体，向自留地宣布罢工，不伺候它了。结果，我们自留地的菜除了黄豆，全部枯萎、死光了。黄豆后来就自己长大、结果、成熟了。
　　
　　黄豆成熟以后，我们嫌累，也不去收。有一天，还是副队长，背着一捆豆秸闯进院子，大声吼叫：“你们这些娃娃呀，到嘴边的东西都不收回来，懒透了！我都帮你们割下来了，跟我去收回来。”于是我们一窝蜂地跟着去收黄豆，副队长大叔又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做豆腐、豆花，再加上生产队分的豆子，美美地吃了一段时间。第二年以后，我们就只种黄豆了，种下也不管，由它自己去长。根瘤菌是个好东西，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读书
　　大家一定奇怪，我们收工以后不干活，做什么呢？虽然是小小的中学生，但还是有点小资味道的，收工后，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还要把衣服洗的干干净净，以至于老乡说我们的衣服不是穿烂的，是洗烂的。在月光明媚的时刻，常常诗兴大发，拿起琴，坐在水渠边，对着月光，尽展歌喉，抒发情感，常常惹得过往行人驻足倾听。
　　
　　另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们的中学历史久远，原来有丰富的图书馆藏，文革趁乱之际，许多书被学生们“抢劫”了，以后又大批的带到乡下，再加上个人的书籍，成为丰富的流动图书馆。大家不分彼此，不分远近，互相借阅，晚上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读书时间了。好比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在一盏盏煤油灯下，如饥似渴的阅读，马恩列斯毛，黑格尔，费尔巴哈，歌德，普希金，海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许多书，是在“农村大学”读的。油灯是自制的，用墨水瓶做成，牙膏皮当盖，中间挖一个孔，安上买来的灯芯就成了。在农村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我刚上初中时眼睛就近视了，下农村后近视眼不治而愈，在农村晚上看书，白天劳动，眼睛得到很好的调节，3年内始终保持正常视力，但以后上大学时，又成了近视眼。
　　
　　对我来说，读书并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是一种习惯、爱好，是对精神营养的渴求。初中以前，基本看完了当时流行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关于中外革命英雄的作品；上中学开始涉猎世界文学名著，古典文学名著；文革的政治气氛，又使我的兴趣扩大到政治和哲学。农村的读书，不过是一种继续，精神迷茫的日子，读书既是一种探索和追求，也是精神和情感的宣泄。也许是受到大自然的熏陶与感染，那时我尤其喜爱诗歌，唐诗宋词，海涅，普希金，雪莱，毛泽东，几乎所有脍炙人口的著名诗歌诗词都能够背诵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文革期间读到的书最多，因为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没有人管你，爱读什么读什么。书籍在我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做人所应具备的善良、同情，对正义、平等的追求，扎根于心中，通过人生痛苦的锤炼，成为永恒的理想。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有一个好朋友分在我们紧挨着的另一生产小队，好朋友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已退休，住在部队的红军院里，未受到任何冲击。好朋友凭借父亲的关系，走后门当兵很容易，但她就是想和我们一起下乡，想要体验一下生活。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几年后我回城遇到一些军队干部子弟同学时，他们表示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下过农村，而我在他们面前则感觉非常优越，有见识，甚至有些看不起他们,这是后话了。我们和好朋友这两个生产队知青的住处相隔一片坟地，他们生产队比较富裕，专门给知青盖了两排房子，两人一间，标准间了，呵呵。她晚上经常过来找我玩，在我们这里看书，讨论，回去的很晚。她胆子虽大，过坟地也有点心虚，于是每次回去时，就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或者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听到歌声远去，就放下心来，知道平安返回了。其实是自己吓自己，那里根本就没坏人，真是怕个鬼哟。
　　
　　●回家过年
　　第一年劳动最艰苦，但生活不愁，有国家给的生活费垫底，一转眼就要过年了。脸上晒得黑黑的，手上带着镰刀砍出的伤痕，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依然是晕车晕得昏天黑地，依然翻肠倒胃的吐，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回到家中，同学朋友相聚，都盼望早日回城，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大规模插队的知青，那时的政策还不明确，不知能不能回来，也不知几时能回来？人民南路广场上，有一座宏伟的汉白玉毛主席雕像，主席的右手高高举起，手掌向前伸展。我们这座城市的知青中，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主席的手势预示了招工的时间，有人说，毛主席表示五年不招工；也有人说，不对，是四年，大拇指是握着的。于是同学们就约在一起，骑车去人民南路广场，看看毛主席的手势究竟是怎样比的？在那个青春的年代，常常满怀忧伤，满怀期待。
　　
　　●砍柴
　　春节返回，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解决做饭的燃料。煤必须出钱买，引火的木柴，按照政策，生产队没有义务继续供应，要么买，要么自己上山去砍。为了省钱，大家决定自己砍。砍柴前兴奋了一阵，做准备，打听有关事项，好像要干一番大事业似的，农民们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顺便介绍一下，那里山上的树木大都是50年代飞机播种，种下的松树，如今长大了，政府规定可以砍一些大树的枝桠做柴用，但不许砍小树，不许砍主干和大枝桠，我们了解规定后也是这样做的。
　　
　　大家商议着，万一上山失去联系，迷路了怎么办？有人提议，都学会吹口哨，用口哨联系，于是，就开始练习吹口哨了，我们称之为“刘队长的口哨”。有人看过“渡江侦查记”吗？里面有个潇洒的女游击队长，游击队就是用口哨联络的。大家练口哨的热情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大学生们练习英语四级。哇，我发现我是天才，将食指和拇指合拢成圆圈，压在舌上，舌尖微翘，嘴唇收拢，“嘘—”的一声，响亮的声音就出来了，有的同学怎么练都不行，总是破响破响的，我想要不吹好都不行，还可以变换出婉转的音调，呵呵，天才就是不一样，没办法。中学学俄语，大学学英语，日后评职称考试，中级、高级，一路顺畅，从不把外语放在眼里，语言能力就是强。我还特别好吃，香香嘴，猛吃零食还长不胖，可以说嘴巴的功能半点没有浪费。好了，不吹大牛了，还是言归正传，于是我就成了重要的砍柴联络员，想要不走丢，跟着我就是了。
　　
　　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天朦朦亮，我们就背着背夹，带着砍刀出发了。离大山越来越近，顺着蜿蜒的小路一步步向深处行去，太阳一点点升起，壮美迷人的山川景色令我们赞叹不已，欢呼雀跃。爬着爬着，开始气喘吁吁，顾不得景色了，越爬越沮丧，背着空背夹都这么累，回来背上木头，还能走动路吗？终于到达一片合适的林地，歇口气，男生砍，女生帮着收拾，男生背大头，女生背点小树枝。还好，下山不用喘气了，但背上的沉重还是逼着我一次次休息，一步步往山下挪动，“刘队长的口哨”终于没能发挥作用，真正出力的时候，嘴巴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生活实际往往就是如此。下山后，远远望见我们的“家”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天边还剩下一抹晚霞，顷刻间，所有的浪漫和阳光一样化为乌有。
　　
　　●买菜、卖菜、讨菜、偷菜
　　柴禾问题解决了，紧接着就是蔬菜了。口粮是生产队分的稻谷，不成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懒，不种自留地，所以就没有菜吃，开始大家还凑钱买，并把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腊肉、豆瓣酱、豆腐乳、榨菜拿来吃，最后钱不多了，男生舍不得最后的烟钱，不肯凑菜钱了。大家就吃盐水泡饭，时不时跑去镇上馆子打牙祭（四川话：改善伙食）。再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大米是红色的，很好吃，所以不吃菜，泡上米汤，加点盐都很香，能吃一大碗。听说和柬埔寨的大米品种一样，西哈努克亲王喜欢吃，他在中国长期避难时，据说吃的就是我们盐源的大米。
　　
　　终于有一天去镇上赶场的人回来报告，说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在卖菜，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县知青都知道××在卖菜了，“哼，有菜吃不完，不支援我们知青兄弟，还拿去卖，贪心，财迷”，一时间讥笑声四起，知青卖菜似乎成了丢人的事，我们懒惰不种菜倒好像理直气壮了，哈哈，真是小人之心处处有。顺便提一下，这位××同学返城后，果然崭露才能，当上了本市一个最大的综合菜市场的领导人，以后进一步改革，这个菜市场也消失了。
　　
　　骂归骂，还得面对没菜吃的现实，长期不吃菜也不行。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忘记是谁带的头，率先厚着脸皮，上农民家讨菜去了。讨菜的方式是这样的，饭做熟以后，舀满满一碗，端着饭，拿上筷子就出发了。一开始，是去附近的农户，刚去时人家一脸热情，拿出自家做的酸菜，豆豉、豆腐乳，甚至炒菜尽情招待，后来被要怕了，远远看到这帮人，就开始坚壁清野，藏起所有的菜。于是只好向远处的农家进军，又重复那过去的情节。一个生来优裕的人，一个3年灾害时期都不曾饿过肚子的人，竟然也跟着去讨菜，哈哈，世道就是这样的轮回，人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最后全小队的社员都知道知青在要菜，就有好心的姑娘媳妇送菜上门，以报答我们几个女同学平时送给她们的小小恩情：几支绣花线，一点洗衣粉，一小盒百雀灵，一面小园镜等等。有疼爱之心的老婆婆就叫家里人请我们几个女生去，享受一顿丰盛的饭菜，这家或那家，请了好几顿。男生们很可怜，享受不到此项优惠，他们人多，又能吃，人家可能请不起。看来什么时代都喜欢MM。
　　
　　最后讨菜也不行了，不知谁提议去偷。偷之前是这样做思想动员工作的：我们盖房子的钱，全被生产队挪用了，别的小队都给知青盖了房子，他们不给我们盖房子，我们偷点菜也不过分吧（我们的钱确实被生产队挪用满足急需去了，队长跟我们讲过，其实我们内心也并不在乎，因为谁也不想真在那里安家）。解决了来自道德方面的心理障碍，思想统一了，理直气壮不心虚了，于是开始筹划，选择时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男生拿着麻袋，镰刀，出发了。其实根本就谈不上出发，集体的菜园就在我们旁边，几步路就到了，整天望着流口水，不打坏主意才怪。女生望风，规定了报警的暗号，结果什么警也没有发生，总之，非常顺利的就偷了满满一麻袋莲花白，学名甘蓝，两年生草本植物。不知又是谁灵机一动，把莲花白外面的老菜叶沿着与我们住处相反的方向抛撒了一路，用以迷惑“敌人”。第二天一早，菜园被盗的情况很快被发现，队长却一声不吭，农民们也一句没骂。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偷窃。
　　
　　善良宽厚的农民兄弟，我会永远善待你们，无论何时何地。
　　
　　●花灾
　　到了盐源，才听说有一种奇特的灾害，叫“花灾”。传说有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因想念家乡，就把家乡的种子带到盐源，种在屋后的花园里。没想到这种花繁殖能力特别强，花枝高达一米多，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扬，很快播撒到漫山遍野。因为有各种颜色，红、粉、黄、蓝、白、紫，当地人称为“什样锦”，学名我至今不知道。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欧洲建筑的挂历上看到了这种花，盛开在建筑物周围，倍感亲切。五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荒坡上开满了什样锦，劳动之余，我们欢快地去采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挂在脖子上，手上满满一大把，唱着歌，蹦蹦跳跳跑回“家”，把花插在罐头瓶中，摆放在床头的木板上。其实根本也没有床，我们一直睡的是用木板搭成的木方。第二天又去采新鲜的花来换上，农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也觉得新鲜，温和嘲讽地笑笑。
　　
　　由于人手不够，生产队的劳动力重点保证口粮田和主要农副产品，其它庄稼地实在顾不过来了，就闹起了花灾。那年种了一大片玉米地，玉米在我们那里一方面是作为口粮的补充，最主要是做牲口饲料，那时没有除草剂之类的农药，由于顾不上除草，再加上那片地靠近荒坡,很容易受传染,什样锦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名为玉米地，只见花海一片，花比玉米高，玉米直到成熟还不到一米高，上面结着一两个小孩拳头一样大小的苞谷，哈，队长还是叫人摘收了，说喂牲口还是可以的。我们常常议论，这么好的大片土地，怎么就无人来种呢，这里比大寨强多了，荒坡全是可耕地，很平缓的坡，没有乱石，根本不用费力地改造土壤，只要投入劳力，就有收获。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太闭塞，无人迁居来此吧。远在深山人未识，也好，让当地人永远保有他们先天的土地资源优势，不受侵扰。
　　
　　●养猪记
　　有一天传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队长告知，队里摔死了一头小黄牛，问我们知青敢不敢吃死牛肉，说当地人的习惯不吃死物。三月不识肉滋味，肉送上门，岂有不敢之理？于是，知青们磨刀霍霍向死牛，准备大干一场。请来有经验的农民，现场指导破膛剜肉，给临近生产队的知青们送去一部分，又请来紧靠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战友们，大家开怀大吃，加上肠肠肚肚，五脏六腑，我记不清到底吃了几顿，终于把那条小牛从世界上彻底消灭了。
　　
　　还是副队长大叔劝我们（已劝过多次）：养头猪吧，你们打谷子的糠，还有豆渣，卖了也不值几个钱，还不如喂头猪，以后有肉吃。刚刚尝到肉甜头的知青们这次爽快的同意了，大家很快做出决定，买了一头小猪仔。此后数月，小猪成为我们的伙伴，每天与我们同吃同住，当然是它吃它的，我们吃我们的，它睡楼下，我们睡楼上，还是有等级分别的，人毕竟是高等动物嘛。
　　
　　我们下乡3年，直到回城，从来没有过饭桌，饭菜都摆在锅里或灶台上，大家盛在碗里，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或者一站，一蹲，各吃各的。有了小猪以后，小猪成为我们的就餐中心，大家常常在院子里围着它吃饭，看着它吃饭，口里还念念有词：小猪小猪快快长，再长一指膘。通过养猪，我们学会了有关猪的技术指标的概念，我们那里的农民卖猪之前是不管重量的，主要用肥肉部分的厚度来衡量猪成熟的程度，厚度尺寸也不是标准的度量衡，而是手指头。把指头并在一起，看猪的肥肉长了几个指头厚了，就是几指膘。其实猪没有宰杀时，根本无法用指头去测量猪肉的横断面，但劳动人民就是这么聪明，他们说是几指膘，杀出来果真就是几指膘，当然人的指头有粗细之分，有点误差也难免。
　　
　　由于我们心情迫切，就夸大其词，天天叫嚷着说我们的小猪又长了一指膘，有两指膘，甚至三指膘了，副队长大叔则认真的摇摇头说：“没对哟，好像一指膘都没得哟。”过了一段日子，一幌，又要回家过年了。回家的日子临近了，猪怎么办？大家商量着，副队长大叔说，可以寄养在他家，或其他什么人家里帮着喂，我们给饲料（谷糠）就行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忍受不住馋涎欲滴的嘴巴的诱惑，和“胃亏肉”的折磨，决定杀了它，先吃为快。于是又磨刀霍霍向小猪，心情激动的开始了第二次宰杀行动。这一次做好了充分的方案，计划先吃掉内脏部分，把猪肉做成酱肉，干肉，等春节回来以后慢慢吃。小猪果然只有一指膘，一指膘也是肉，不错不错，于是将猪杂炖了满满一锅，又是一顿开怀大吃。吃完后，离回家还有一段日子，大家的眼睛不自觉的瞄向房梁，那里挂着我们准备春节回来以后吃的肉。干脆先吃一块吧，同意；干脆再吃一块吧，好嘛；就这样，一块又一块，还没等到春节回家，小猪就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了，像小牛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老家
　　不得不说一件对我至关重要的事情，它虽然与我插队的地方无关，却是发生在插队期间的事情，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的故事。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烦闷，就当是消遣好了
　　
　　我的父母都是河北人，父亲河北安平，母亲河北深县。父母远离老家在四川工作，致使我们家庭极少有亲戚往来，而我们过去读书时也没有回老家的机会。我出生在外，从未到过农村老家，而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下农村在山西，曾先后绕道去过老家，所以下乡第二年春节回家后，我非常想利用春节的假期回一趟老家，顺道再去看望我姥姥。
　　
　　我的母亲是独女，我姥爷是上世纪20年代保定军校毕业的，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死于军阀混战之中。我姥姥当时只有20多岁，母亲刚刚出生，姥姥终身未再嫁人，靠给人做零活，做手工制品，将我母亲养大，母亲16岁参加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后，姥姥一直同我们一起生活，她最疼爱的就是我，我对她的感情比母亲还深，因为母亲忙于工作，很少亲手照料过我们。姥姥是个刚强、善良、通情达理的人，无论我们家搬到哪里，接触的人都喜欢和尊敬她。文革开始后，姥姥身体日益衰弱，唯恐在城里去世被火化，执意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户口迁移手续是我去派出所办的，从大城市迁往农村，派出所的阿姨很奇怪，一再提醒我不要后悔。姥姥回去后，就一直没有再回来过了，风烛残年，孤身一人度日。
　　
　　我跟父母提出要求，说我想去看看自己的祖宗所在地，我还想去看姥姥。爸爸说，以后有机会再去，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我很不高兴，说我一个女孩子，那么偏僻的农村都下去了，老家那里有什么好怕的？爸妈还是不同意，一赌气，我就躺在床上开始耍赖，蒙着被子委屈的哭，吃饭叫我也不理，绝食了两顿，爸爸妈妈终于同意了，全家告诉我怎么怎么走，还画了路线图，买了张硬座车票就出发了。
　　
　　匆忙之中忘记了带水杯，那时火车上没有卖饮料的，没有杯子就喝不成开水，我一路忍受着干渴的煎熬。对面是一对回天津度假的新婚夫妇，他们都在本市的工厂工作，男的是天津人，女的是本地人。他们带了好多吃的，还有水果。那个妻子不停地要吃要喝，那个丈夫跑前跑后地伺候，后来那个丈夫指着我对她说：你看人家小姑娘，吃了饭就安安静静地坐着，哪像你这么会折腾？哇，说得我心里直叫苦。到保定下车后，我直奔商店买水杯，然后跑到候车室，痛饮了一场——水。
　　
　　踏上老家的土地，看到所有的人我都感到亲切，心中充满博爱。没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我体会不到这种心情，从小出生在外，后随父母来到四川，我不知自己究竟该算哪里的人，我没有家乡的概念，没有归属感，没有为自己是哪里人而自豪的感情。
　　
　　保定的班车当天没有直达老家那个村的，要在安国县城转车。管它三七二十一，去了再说。到安国已是中午，一打听，只有第二天才有班车了，问了问路程，多少里我忘了，反正人家告诉我，如果走路的话，天黑以前能到。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路上积了厚厚的一层，一踩一个脚窝，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放眼望去，天地连成一片。一个小小的身影，在雪地上踯躅独行，啊，当知青的人就是这样的能干，就是这样的勇敢。老家真好，不用一年四季干活；全是平地，可以用大车拉东西，不用费力的背；哦，我会遇到危险吗？遇到危险我怎么办呢？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路上几乎没有人影，越走越放心了。穿过一座大桥，桥下的滹沱河结成厚厚的冰，河边光秃秃的树上挂着孤零零的鸟窝，爸爸曾讲述过这条河，如今它就在我眼前，与两岸的风景一道，呈现出一派南方没有的新奇景象，庄严肃穆。我知道过了河，老家就不远了。
　　
　　黄昏时分，来到父亲老家的村口，遇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大爷，我是××的女儿，我大娘家在哪里？”“啊，你是小×的女儿呀，你大娘就住那儿。”他指一指离村口很近的一幢院房。“不是小×，是××。”我分辩道。“小×就是××，是他的小名”大爷说。“哼，怪不得不想让我回老家，原来爸爸的小名这样难听，害怕出丑。”我随他指的方向走去，边走边这样小人般地想着。院子里热热闹闹，一进去，就有个中年妇女上来拉着我，叫着我姐姐的名字说：“××回来了，快进屋坐，这么大雪，怎么来的？”，我的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屋外的台阶上，没力气站起来了。原来这就是我大娘，哼，把我当成我姐姐了，幸亏我亲自回来了，“我不是××，是××。”我解释着，和亲戚们一一见面，还有一位串门的大婶。我大娘正在做饭，我堂哥在锯大葫芦，锯成两半当瓜瓢，我好奇地抓一把葫芦仔问，能吃吗？当然能吃。得到答案，我一刻不浪费嘴巴的功能，立即品尝起来。说明一下，我大伯已经去世了，两个大堂姐已出嫁，家里还剩下小堂姐和堂哥。
　　
　　我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下移民过来的，村头有碑刻为证，我的小脚趾分为两瓣，一大一小，据说全世界的华人，只要有此特征，均为老槐树下移民。我的爷爷亲兄弟共4人，家境贫寒，我爷爷排行老四，幼年时过继给没有孩子的亲戚，生活状况稍好。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爸爸最小。我的大爷爷解放前去北京拉三轮谋生，贫病交加而亡，二爷爷和三爷爷活到30多岁，因为穷困，未及成家，便相继因病无钱医治而亡。解放前死掉一个穷人，就像死掉一只蚂蚁。从而我深切的理解到，穷苦人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解放后，我们这一辈共10多个堂兄弟姐妹，全部健康茁壮成长，生活幸福，所以我们家族的人都拥护共产党，崇敬毛泽东。
　　
　　老家村里正忙着准备过年，家家户户都在蒸馒头，炸果子（油饼之类的东西），炖大肉。大娘家准备的年货数量惊人，可以用壮观两字来形容。大笼大笼蒸熟的面点存放在空屋的炕上，快要摞到天花板，有捏成各种花样的馒头，花卷，糖包，枣馒头，年糕，油果子。我感到好奇怪，问做这么多干什么，大娘说，过节从大年三十起，一直到十五都不用干活了，吃现成的，还有亲戚之间也要互赠。我说送来送去，还是那么多，大娘说就是就是，送多少收多少，但是不准备不行，这是礼。我后来发现，我们中秋节送月饼也常常是种情形。
　　
　　第二天，两个出嫁的堂姐回来看我，大姐夫也来了。听爸爸讲，大姐夫很会“捣腾”，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经济头脑。当时大婶家堆了许多待加工的，装中药丸的小纸盒，就是大姐夫捣腾过来的。从供销社搞来半成品，糊好后，在熔化的腊里浸泡一下，做好后凭件数领取加工费。我每天晚上就帮助大娘，和堂哥一道，边糊药盒边讲故事，小堂姐要出嫁了，正在加紧准备她自己的婚事。堂哥总是乐呵呵的笑，似乎从来没有忧愁。经常有堂哥的伙伴们来玩，也和我们一道糊纸盒。我讲城里的见闻，堂哥他们讲村里的事，讲鬼的故事，还唱样板戏。堂哥一唱样板戏，我就忍不住大笑，因为他五音不全，把京剧红灯记唱成河北梆子味，还硬说是京剧，连京剧与河北梆子也区分不出，一点没有艺术细胞，所以我老是阻止他唱，并恳求他还是讲鬼的故事好了。堂哥憋得难受，气愤不过，就在睡梦里大唱特唱,仍旧是河北梆子味，不知所云，不成曲调，似鬼哭狼嚎，半夜三更把隔着一个堂屋睡觉的我和我大娘惊醒。
　　
　　堂姐们回来时,热热闹闹的做了一屋人,正在细细的拉着家常,突然门后很清楚的“嘎答”响了一声,大堂姐立即起身查看门后的屋角,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大家有点纳闷，继续聊天。隔了不到一刻钟，听到院外的街上喧闹起来了，就出去看热闹，原来是街对门的一户人家，有位中年妇女抽风了，口里念念有词，说着“我想你了，我来看你”一类的胡话。大娘、堂姐、堂哥、邻居们一致认为，那是我奶奶的魂，附在他人的身上回来看我了，说话全是我奶奶的口气，大姐还说，刚才门后响了一声，她就怀疑是谁的魂来了，现在肯定就是我奶奶了，听得我云里雾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大姐夫的眼光，大姐夫看我穿着普普通通，连老家人都不如，顿生鄙意，言谈中流露出，这个叔叔在外混了多年，混得也不怎么样嘛。“哼，我父亲在外工作是‘混’吗?”我心里想着，却不便发作。说实话，我老家那里无论各方面都比我下乡的地方好许多，堂姐们穿的也好，小堂姐还穿着定做的毛皮鞋，那是城里人都不多见的。顺便说一句，改革开放后，在大姐夫率领下，他和儿女们生意做的红红火火，已经发大财，在上海定居了，确实会“捣腾”。
　　
　　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香的饺子就是在老家吃的了，用自制的黄豆酱和纯正的芝麻香油做调料，那种鲜香的美味是城市里凡夫俗子们无法想象出来的。那以前和那以后，我再也无缘享受到那样的美味。还有我大娘做的猪肉白菜粉条，也是香喷喷的令人怀念。现在的猪肉一点不香了，超市的香油全部掺假，我们全家大年三十都不吃饺子，南方化了。
　　
　　最好玩的事情，是给我的小堂姐当陪嫁娘。小堂姐年前准备出嫁，嫁给临县安国一个村的现役军人，军人还在张家口当兵，按规定无法回来结婚，堂姐的婆家害怕日久生变，就决定先把媳妇娶过去再说，举行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农民们很懂得变通，注重实际。根据老家的规矩，我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就很幸运的当上了小堂姐的陪嫁娘。那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有民间特色的礼仪活动，那种排场，那种讲究，那种传统习俗，是城里人难得有机会体验和享受的。那个过程如果写出来，要花费很多的笔墨，我实在没有精力描述。
　　
　　送走小堂姐，大年三十来临了。我大娘是个开通的妇女，不大讲究旧规矩，吃完饺子，也不守夜，困了，把院门一闩，就睡觉了。第二天很早，鞭炮阵阵，有敲门声，也不理睬，结果被一个迫不及待来磕头拜年的本家小伙跳墙进来，把院门打开了。我和大娘只好被迫起床，吃点东西，就开始拜年活动了。据说穷人辈份高，我家的辈份在村里亲戚们中间最高，所以我大娘像皇后一样正襟危坐，接受络绎不绝的“朝拜”。拜年真正的要磕头哎，大家不要以为用手作个揖，比划两下就算数了。陆续来给我大娘磕头的有的年纪比她还大，就单腿跪地了，年轻的一定要趴在地上磕头到地。许多和我同龄或更大的年轻人，都比我小一辈，叫我姑姑。我问大娘，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磕头？大娘回答，那是因为你们外边的不讲究这些。哇，我好亏噢，好不容易一次让人下跪给我磕头的机会，也失去了。
　　
　　“早朝”完毕，就是上街看热闹了。看什么呢？大家肯定想象不出来。哈哈，就是一堆堆的大姑娘小媳妇站在自家门口，互相看，比谁的新衣服最漂亮，看谁打扮的最美丽，当然以娘子军为主了。我可是没有新衣服，我父母从来不讲究这些习俗，平时衣服都是根据需要买或做，不管是不是过年。大娘催我出门说：“怕什么，站出去跟她们比比。你不比她们矮，不比她们丑，不比她们黑，还怕她们把你比下去了?”啊，这真是跟我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境界，太新奇了，太通俗了，太朴实了。我在大街上门口一看，满眼红红绿绿鲜艳的新衣，只有我灰扑扑的一身旧衣，很另类，加上是外来的生人，齐刷刷的眼光都向我射来，好像参观珍稀动物，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赶紧溜了回来。接下来几天就是亲戚们互相走访，赠送点心，吃喝玩乐，像神仙一般，这是我这辈子过的最热闹的春节。
　　
　　大年初五，动身去深县我姥姥家，这回是身强力壮的大姐夫用自行车带我去的。路上的大雪已经化尽，路面上一层厚厚的暄土，车轮碾压出一道深深的槽，向前方伸展。坑坑洼洼的土路加上暄土的阻力，大姐夫吃力地蹬车前行，我搞不清楚走了多少里路，反正突然出现在我姥姥面前时，她是那样的惊讶激动，高兴的流出了眼泪，这要归功于那时落后的通信了，如果是现在，万事都靠电话手机事先联系好，所有的惊喜就都不存在了，现代社会已经把人搞得全无诗意。接下来几天，姥姥把家中各种好吃的东西不停地做给我吃，仍然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十分疼爱。
　　
　　刚刚得到知青下乡的消息时，姥姥欢欣鼓舞，衷心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她写信告诉父母，一定要让我回老家她那里去落户，这样她的院子、房子就有继承人了。可我根本不想去，她又退而求其次，让我的哥哥姐姐回去，他们却跑到别人的老家去了。于是姥姥非常失望，又盼望着我的父母解甲归田，可是父母们也身不由己。都说我姥姥见过世面，外面的世界，在姥姥眼中却一钱不值，姥姥把她的家看得很重，那是她的根，是她的命，需要有人来延续，而我们全家人对继承她的家产不屑一顾的态度，令姥姥非常失望，我们这些如浮萍一般漂流的人无法理解她的感情。姥姥的房子带一座很大的院子，院中种了许多树，石榴、桃、梨、枣，还有高大的槐树、杨树，令村里许多人羡慕不已。姥姥去世后，许多人想要买下来，人们看重的是那所大院，妈妈出于感情，坚决不卖，至今仍保留着那所荒凉的大院，院里的房屋已濒于倒塌。
　　
　　在姥姥家我的辈份突然变小，和我差不多大的，成了我姨姨了，这叫什么规矩？莫名其妙嘛。于是我想，反正我是外边来的，不讲究那一套，谁也不给你们磕头。姥姥家是个大家族，亲戚们轮番请我吃饭，最喜欢吃的是一种黄颜色的年糕，里面放上枣，叫什么我忘了，类似于小米的糯米。我老家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地区，无论我父亲家，还是我母亲家的年轻人，那时候没有一个不是高中毕业的。但高中的文化程度，并不妨碍他们信鬼，老家的人信鬼，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下乡插队的地方，农民也信鬼；日后参加工作，单位上分来大批的农村转业军人，他们也信鬼，至今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种鬼文化。
　　
　　离开姥姥家时，我直接坐小火车去石家庄转车，姥姥冒着凛冽的寒风，拐着小脚，执意要亲自送我去车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情景，一老一少，沿着乡间的土路，走过荒凉寂寞的原野，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在露天的站台等候着。火车开动了，姥姥瘦削佝偻的身影，挺立在风中，围巾遮盖不住的白发，在风中飘动，好像一座雕像，一动不动凝望着我离开的方向，渐渐地远去，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三年以后，姥姥病逝，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地离去。家里有不少姥姥的照片，但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最后的一面：她老人家挺立在风中, 瘦削的身影有如雕像，白发在风中飘动……
　　
　　●打架斗殴为了水
　　春节过后，照例又回到生产队继续干活。秧子生长的季节，水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我前面提到过，我们住处旁边有一条水渠，当地人称之为“堰沟”。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堰沟的来历：盐源解放前是一个栽种鸦片的地方，许多人因此而染上毒瘾，解放以后，政府一举摧毁了鸦片基地，并把所有的瘾君子集中起来，强迫戒毒外加劳动改造，一举两得，修建了这条纵贯好几个公社的造福子孙后代的水渠。烟民们毒隐戒掉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种水稻去了。
　　
　　由于水资源有限，在需水量大的季节，水是定时分配使用的，就是说，水渠沿岸的生产队，按安排好的时间顺序分段轮流放水灌溉稻田。但有些生产队急于满足自己，就偷偷先放。所以每当轮到哪个生产队放水，为防止本段内上游其他生产队偷放，造成流量减少，就要派人去上游把守。有一次，我们生产队派去的人制止不住，争执之下，打了起来。队长决定派知青去增援，一来知青身强力壮，二来当地老百姓对知青也比较尊重，可以起到阻止的作用。在生产队重奖工分的鼓励下，为了集体的利益，男同学们就上站场了，结果是混战一场，还有人受伤挂彩，此事也让我增长了一定的见识。
　　
　　●跳锅庄
　　下面讲一个轻松浪漫的故事给大家听。盐源那时的交通不太发达,有些边远地区不通公路，比如泸沽湖。那时我们只知道很远的地方有个乡镇，叫左所，里面有一个大湖，左所现已改名为泸沽湖镇，那里到我们生产队要走三天路,货物全靠马匹运输，因藏族兄弟们吃苦耐劳，成立了专门从事这种任务的运输队，称为马帮。马帮穿梭于县城和偏远地带，往返运输物资。我们生产队是县城去左所的必经之地，马帮常常停在我们生产队路边的野外过夜。藏族人个个能歌善舞，还随身携带着类似笛子一样吹奏的乐器,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有一次被我们邀请到住处，在院里点燃一堆苞谷皮，请他们教我们跳舞，藏族的集体舞称为“锅庄”，有多种曲调，多种舞姿，比我们汉族的秧歌丰富多彩，大家围着篝火手拉手，唱着，叫着，尽情地跳着。以后旅游时，好几次有机会又跳锅庄，但从来没有再像那样浪漫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藏族同胞，他们淳朴豪爽的性格，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喜欢少数民族，我们盐源山上的彝族同胞，也是善良淳朴的，他们把招待陌生过路人喝水、吃饭、休息，当作义务、规矩，不索取报酬。我们城里人，对进城来的农民兄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逛县城
　　干活疲惫了，经常要休息一下。近则去镇上赶场，取家信，远则上县城闲逛，打牙祭。县城离我们多远路程我也忘了，我这人是没有距离感的，要是走路的话，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现在也忘了我们为什么经常走路去，可能是为了省钱，也可能是赶班车不太方便。去县城的半道上，紧靠路边有一座小小的房子，附近常常看到一位老年妇女，围着严严实实的头巾，传说那是一个孤寡的麻风病患者，因独居，不愿去麻风病院，传染性也不强，所以一直留在当地。我们每次路过那里，都屏住呼吸，飞快的奔走而过，生怕一不小心吸入了麻风病菌，现在想起真有点好笑。
　　
　　县城那时只有一条街，规模比不过大城市附近的乡镇。几个商店，几个饭馆，都是非常熟悉了，每次去还是挨个逛去，兴致勃勃，心情一点不亚于在成都逛春熙路，在北京逛王府井。县城最吸引人的还有音乐，平时听不到音乐，在县城，可以听到街上、或某个单位大喇叭里面放出的音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好久没进城了，有一回刚刚靠近县城，就听到空中传来铿锵有力的音乐声，那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许久没有听过音乐的我们，顿感心潮彭湃，热泪盈眶，体会到了音乐对人的心灵强大的感召力量，没有这种体会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
　　
　　●招工
　　日复一日的劳作，当我们几乎麻木，不再幻想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所有的知青：开始招工了。才过去两年多，省、市几乎所有的单位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工，这意味着经济秩序走向正轨。几年来，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闹哄哄不听话的学生们通过分配工作（大学生），安排下乡（中学生），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工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接班人，以便发展经济。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走资派子女，又变成了革命干部子女，重新受到社会的青睐。下去时，分到了最苦的地方，招工时，好单位争着要。结果第一批来招工的国防工厂，除了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以外，把出身好的，或一般家庭没问题的知青全招去了，招工名额还没用完。剩下的就是家庭有问题的知青了，其中就包括我。
　　
　　●下决心参加世界革命
　　我父亲由于某种原因，还在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我成为我们小队中唯一家庭有“政治问题”的知青，工人、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子女们全部走光了，只剩下我。以后又有单位陆续来招工，我一直不愿意再报名，心想报了也无用。此时远处的生产队还有零散的知青，公社考虑我单独一个女孩子，想让我换到其他生产队，跟那里的知青合并。可我不愿意，我还是想守着这条公路，这条通往家的公路。
　　
　　但是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了，队长和乡亲们默默同情着我，他们的同情并不能使我安下心来，我不甘心就此这样下去，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过去也见过不公平，作为旁观者，我只有肤浅的同情，现在轮到我了，我对人世间的不公开始有了深切的体会。听说有的北京知青跑到越南打仗，我暗下决心，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要穿过边境，去越南，投身到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战场中去，我要为世界革命而献身，哪怕壮烈牺牲，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对，就这样，不要碌碌无为地虚度自己的一生。决心下定以后，我变得非常坦然，不再焦急，不再企盼，抛却了世俗的烦恼，心境平和而踏实。
　　
　　想到我就要奔赴越南战场，我不想再为下一年的口粮而奋斗了，工分多少都已经不在乎，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读书与学习中，没有任何人强迫，效率出奇的高。或许是因为处境，或许是大自然的影响，那时诗的灵感常常如泉水般涌流。黄昏时候，落日的晚霞映红了大半个天空，霞中浮现的山峰似神话里缥缈的宫殿，景色奇特壮丽。我长久默默地注视着山川田野，如醉如痴，心中吟诵着普希金的诗歌《致大海》：“你等待着，你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的心灵在徒然地挣扎：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魅惑，独自留在你的岸边。有什么好怜惜？现在哪儿才是我毫无牵挂的路程？……”，那时我的灵魂仿佛在空中不停的飘荡、飘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心中没有忧郁，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书记部长来看我
　　有一天看书太晚，可能快天亮才睡着，睡得很死。熟睡中被急迫有力的敲门声惊醒，睁眼看屋外已是明晃晃的太阳。我赶紧答应着爬起来，穿好衣服打开门，原来是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和其他几个公社干部来看望我，他们知道剩下的知青不多了，一一走访，看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回答说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不想说任何废话。没有人能够拯救你，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后来成为我一生的信条。
　　
　　几个月后，当我准备离开农村时，我终于明白，书记那天的敲门声为什么那样沉重，那样急迫：在我从睡梦中惊醒之前，他们已经轻轻敲了好一阵，没有一点回答和动静，这令他们紧张不安，以为我想不开自杀了。当我打开门时，他们小心翼翼的，不敢在我面前流露这种想法，担心刺激我。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从未有想过要自杀，自杀是毫无意义的选择，是对生命的侮辱，我不会做出如此蠢事，除非我的生命有一天成为负担，不再对自己或他人有任何价值。
　　
　　●离去
　　
　　“你要忍受命运的安排，严冬劫掠去的一切，新春会给你还来。”
　　
　　参加世界革命的愿望还未实现，林彪事件发生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做出进一步调整，军管会开始移交权力，退出地方政治舞台，更多的党政领导复出工作，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过了不久，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解放”，叫我耐心等待招工，于是我参加世界革命的决心被彻底瓦解了，也许当初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吧。
　　
　　1971年12月，办完所有的手续，把知青的用品全部送给了老乡，包括我的衣物，和煤油灯熏黑的蚊帐，要启程返回了，这一次是一去不复返。盼回家，盼了那样久，临走，却依恋不舍，一座座青山，一片片田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蓝天白云，还有那静静流淌的渠水，我何时能够再见？也许从此永别了。以后几十年至今，那个地方在我的睡梦中反反复复地出现，保管室，院子，打谷场，靠近山坡的县城，没完没了，不肯消逝。三年青春的付出，留下永难忘怀的记忆。
　　
　　依然是晕车晕得昏天黑地，依然是翻肠倒胃的吐，我终于回到家中。外表依旧，内心世界已发生了巨大而不可逆转的裂变，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了，时年我刚满20。
　　
　　在以后人生的路上，我不再无病呻吟，悲观颓废；不再迷茫，徘徊和动摇；贫贱荣华，宠辱不惊。从此我的心中充满对劳动人民真诚的情感，公平正义的理念伴随我的一生，指导着我的行为。从此再没有困难使我畏惧，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苦难的经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有付出必有收获，当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时，我为过去的一切而心存感激！
　　
　　2004年7月15日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