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战甲23段考试视频:我们为什么与幸福为敌

就目前的社会心理而言，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是与幸福为敌的
   前不久，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衡量幸福正在中国流行，突然之间，幸福挂在了每一名中国官员的嘴边。”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地用“幸福”与国际接轨。
   美国人曾把“幸福”一词写在《独立宣言》里，相信很多的政治宣言也是如此。但在这份宣言里，美国人只是说要“追求幸福”，而没有承诺要“实现”它。
   对于说不清的事物，轻易作出“承诺”，或许是不严谨的。

   “幸福”被篡改了

   不仅在中国，进入2011年，“幸福”似乎成为全球各国的政治关键词。
   但“幸福行动”未必都能成功推行，在英国便遇到了教训。
   英国工党在10年前便着手实践“幸福浪潮”。当时英国政府的做法是，采取多项措施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比如减少失业、禁播儿童垃圾食品广告以抵抗物质主义等等。工党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幸福感工作组”，试图以更靠谱的方式衡量英国人的幸福感，但最终民众感受平平，以至于首相卡梅伦在2010年再次发起“幸福行动”。
   在此前一年，法国政府已调整了本国经济增长评估体系，把能够反映民众快乐程度和幸福状况的参数引入其中。加拿大统计部门也在全国范围的调查中增设了反映民众幸福程度的项目，但结果尚不得而知。
   尽管目前西方国家正大张旗鼓地追求幸福，但戏剧性的是，幸福指数（GNH）的概念却来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不丹。
   在这个小小的佛教国家里，人们不想被强大的主流力量控制。也许是因为笃信佛教的原因，不丹人认为，就幸福感的提升而言，物质享受的作用很有限。单单这一点，不丹就和主流世界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在不丹的古典书籍中，关于政府职责的论述也明确指向了“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他们认为，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必要理由。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丹第四代国王更清晰地传达了其创建幸福社会的理念——他强调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种缺陷。不丹人所警惕的正是通常所谓的资本主义或消费主义。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这正是悖谬之所在。

   幸福能“被感受”吗？

   要让所有人就“幸福”二字达成共识很困难，但要让人们说出什么是“不幸福”却十分容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失业率增加，民众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人们直接感受到了“不幸福”，也正是这一点给此前试图在“主观幸福”上做文章的政治家带来了挑战。因为“主观幸福”派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研究和调整社会行为和个人的关系上，而不是着力从物质财富的角度解决问题。
   摆在眼前的实在困难能因为“主观幸福”而改变吗？卡梅伦的行动遇到了困难：“幸福”的确很复杂，它不单单是人们常说的欲望与失落。对此，卡梅伦幸福政策的发起者马丁·塞利格门也开始改变看法，他直言“幸福”实在太主观太含糊，而政府以此含糊的概念来行事将会非常麻烦。
   有些事情政府明显无法回避——一方面，政府应该致力于民众普遍所能理解的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在政府所鼓励的文化环境当中，应当有人来思考、回答和交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芝加哥大学法律与道德系的马瑟·弩斯堡穆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国家不应该沉湎于把GDP作为成功的标志。如果把市场生产与经济幸福混在一起，会不断催生错误的政治决策，且势必会长期误导民众将富裕程度作为衡量自身价值最重要的标准。因此，应该有一套新的标准来描述政府的贡献。
   为此，各国政府近年来正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测量幸福。
   有学者描述说，幸福国家应当有如下特征：较低的不平等性，较高的社会资本和深厚的人际友谊网络，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高层次的民主和民主参与，高度信任，强大的福利和公共开支，低污染。
   比之国家幸福工程，个人的“幸福操练”可能更为复杂。
   哈佛大学的泰勒·本-沙哈尔博士认为，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幸福是一个长期追求、永不间断的过程，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在沙哈尔看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牺牲眼前幸福追求未来目标的忙碌奔波型、不相信生活有意义的虚无主义，正是与幸福相对立的3种人生态度。
   心理学家和记者欧力文·詹姆士也指出，目前大部分国家和个人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富贵病”——沉湎于经济发展和赢得个人物质享受，结果常常给人带来失望和沮丧。

   我们为什么与幸福为敌

  就目前的社会心理而言，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是与幸福为敌的。
   来看一下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是怎样描述的：
   攀比成为中国人活着的第一要务；由于攀比，心理长期处于沮丧状态，难以发现生活中阳光的一面；在这样的心理下，他们只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得到，却不知道奉献；不知足也是攀比的结果；这样的心态导致生活环境恶化，中国人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排斥。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购房、子女养育、家庭养老负担等都成为问题，而且工作压力巨大。由于精力全被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困扰，中国人缺乏更高的信念。他们做了最容易的事——赚钱，却忘记了学习最需要的智慧。
   难道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主观幸福”吗？
   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有大量破坏“幸福”的因素存在，中国可能不具备倡导“主观幸福”的良好环境。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种体验很容易获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往往觉得GDP所象征的社会经济进步与自己的实际生活反差很大。
   2011年4月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说，他们生活艰难；17%的人说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
   这一点与该机构在美国的调查反差很大，虽然美国正在经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麻烦，但只有38%的美国人说自己感到生活艰难，而多达59％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幸福。
   然而另一家调查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却显示：3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74%的人觉得自己未来会非常幸福。面对这一反差巨大的结论，《华尔街日报》推测，皮尤中心调查的可能全是城市人口。看来，中国人的“幸福”对世界来说还是个谜。
   为了搞清楚中国人是否幸福，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幸福指数”欢迎中国加入其测算：衡量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这一测算明显针对政府的公共贡献，中国目前尚未加入——需要为幸福而做的基础工作太多。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深陷于这样的担心：若说服人们不要沉湎于物质，那么消费需求减少所带来的经济滑坡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现有的逻辑在不断地加固一个观念：消费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没有足够的消费，信心将会“枯萎”。这其中有很多情况是鼓励人们购买不需要的东西，强迫人们以拥有和累积的方式来衡量生活品质。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足够大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