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村李敬文诊所电话:雷海宗先生最后一课 (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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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海宗先生最后一课  (1999.10)

      最近,阅读《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法国卷)时,介绍了都德及其名著《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之情,跨越了时空和国度,曾经深深打动过我。此刻,我伏案沉思,却想到了自己聆听过的一位先生的最后一课。彼景此心,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位法兰西文学大师。为了有所区别,将自己这篇小文的标题定为《最后的一课》。    

      1958年入大学不久,学校为了对我们新生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旁听了一次批判大会。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我头一次见这阵势,心里还真有些紧张、害怕。最后是被批判者做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20多年……

      听声音不像是做检查:他的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很有韵味。在我看来,做检查的人,声音应低沉、缓慢,音量要小,才能给人以沉痛感、负罪感,显得有诚意,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我从小喜欢唱歌,对美的声音特别钟爱。因此,他那男中音的美声和他那奇特的开场白,叫我记住了他的名字--雷海宗。

      雷海宗,何许人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右派。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权威之一,二级教授。仅此而已。

      1962年初,系里通知,雷海宗要给我们上外国史学史课。距离那次批判会已经三年多了,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又上讲台了?我们感到惊异。

      听说雷先生(当时是不能称先生的)一直住院,腿脚不便,又是两个年级上大课,所以上课地点改在主楼一楼东头的大阶梯教室。上课那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早早地选了个好位置,想看看他怎么讲课,也想听听他的声音是否还那么美?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却,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有时,他还很幽默。一次讲课中,他说:你们不少人大概还是“高级文盲”。当时听之一愣。

      然后他解释说,中国文字正在改革,你们虽然是大学生,但不会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这不就成了“高级文盲”了吗?当时我们的确不会新的汉语拼音,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近日看到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名家的文章,说当年有一本杂志把雷海宗先生的姓名编了个顺口溜:声音洪亮如雷,学识渊博如海,体系自成一宗。此言不虚。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

      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达我的敬意。我敢说,大多数同学都有与我同样的心愿。然而,我们都依然保持着沉默。

      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我读过楚图南先生翻译的《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书名不一定准确),不知为什么,同一个神在希腊和罗马的名字却不一样,如爱神,希腊叫阿弗洛狄忒,而罗马却叫维纳斯。我以此为由,求教于雷先生。他看看我,慢条斯理地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复杂,一时难以讲清楚,需要开专门课。”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离去。

      不久,带着遗憾,载着满腹经纶的雷海宗先生告别了人世。死后第二天,《天津日报》登了一则几行字的消息,我们才知道雷先生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

      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